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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始終沒讓我搞明白誰是敵人；但總算是領悟到一點，在那個年月能與你相濡以沫、患難與共的人，一定可以成為真朋友。不過這種朋友，當時在中年以下的人中不可多得。因為立國十幾年來所提倡的，都是一種斗爭的文化，一種背叛的教育，如果算得上文化和教育的話。相比之下，反不如封建文化培育出來的老年人可靠，起碼他們懂得禮義廉恥，講究忠恕仁愛。

  多年來一直想寫一點文字，作為對康氏母女的紀念，但苦痛之深難言述，幾番握管未成文。自章詒和女士發表《最后的貴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談及在康老府上與我父子的往還后，不斷有朋友向我詢問當時情況。現從撰寫中的先父章乃器先生晚年生活回憶中，提出相關文字加以增補，結綴成文以作紀念。

  因為年齡上的差異，我與康氏母女的往來比小愚姐（章詒和）要晚上幾年，見聞也有所不同。又因性別上的原因，我不具備她那種女性特有的視角和情感。本文只是那個風雨如晦的歲月中，一名十七歲的少年對于前輩們的記憶。這篇續貂之作，如能使讀者更立體地觀察近代中國知識女性先驅的高貴品德，我將十分欣慰。


◆ 故人零落

 1966年被“革命小將”掃地出門以后，我成了父親與老朋友們聯絡的“信使”，這任務是從1967春天年開始的，先后拜謁了康同璧、陳銘德、鄧季惺、仇鰲、章士釗、章伯鈞等一批前輩。父親每次都寫上一封極簡單的信，大意是說自己已搬家，現派小兒趨前聆教云云。

 先去看望的，是康有為的次女康同璧先生。康老在“反右”后敢于主動與父親及章伯鈞、羅隆基等“大右派”來往，是我早就知道并十分欽佩的。她住在東四十條豁口的北新倉，還有一個老地名叫何家口二號，據說最老的地名是羅家大院。康老的夫君羅昌，早年是康有為門生，曾游學日本、英倫，歷任北洋政府國務院秘書、外交部駐倫敦、新加坡總領事等職，后執教于多所著名學府。這所大宅，曾是京師名流會聚之地，宅名因之成為地名。不過老宅此刻已風光不再，門前冷落車馬稀。

 我像一位地下工作者，先在樸素的棕色小門前環顧四周。那時城根一帶皆是僻靜之地，見四下無人，便小心翼翼地按動門鈴，開門的是其家人老郭。1949年以后北京的大宅已多用保姆，有男仆的家庭，必是世家。走進花木扶疏的庭院，沿著石板鋪陳的曲徑，進入金銀花藤拱繞的大門左轉，便是康老和她的女兒羅儀鳳的住所。

羅儀鳳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一直沒有你們的消息，我們都担心死了！有人傳說章先生被趕回青田老家去了，也有說是不在了，我母親總是掛念章先生……”她馬上跑進內室用廣東話向老人稟報，不多時康老從室內走出，慈祥地望著我，臉上露出笑容：“令尊大難不死，真乃萬幸！以他的剛烈之性，我一直担心他度不過這一劫！”

從康老和羅儀鳳那里，我知道了許多父親老友的境況。

余心清在他家的后院上吊自殺，章伯鈞、陳銘德等皆被抄家批斗，所幸人沒有死。黃琪翔也被抄家，夫人郭秀儀被打傷，手落下殘疾。龍云在北京和昆明的家都被抄了，當時龍太太不在北京，她家的一位老公務員指著一些東西對紅衛兵說是公家的，才算是給龍家保全了一部分財物。

葉恭綽曾是北洋舊交通系魁首，后又追隨孫中山先生。他曾是著名的“毛公鼎”的收藏者，且擅長書畫，是我家在燈草胡同時的近鄰。記得家中有一把畫有竹子的折扇，就是他送給父親的。他原是中央文史館的副館長、國畫院院長，1957年被劃了“右派”。此時是半盲之八旬老人，老妻腿已殘廢，聽到抄家的風聲，老先生孤立無助，急中生智，將毛澤東當年給他的親筆信裝入鏡框，高懸于客廳，紅衛兵闖入后，見到“最高指示”，唯唯而退，兩老算是幸免于難。

此外像章士釗（行嚴）、馬連良都有阿芙蓉膏的老嗜好，過去一直是靠“特供”維持。行嚴先生家被北大的紅衛兵抄了一次（他當時的女婿洪鈞彥在北大任教），煙槍被抄走了，行老馬上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第二天煙槍就送回了，家也被保護起來。可馬連良就沒有這么幸運，抄家后不久就去世了，原因是入黑籍已久，斷了嗜好就等于斷了生路。不過羅儀鳳又說，馬宅的大門是“白虎門”（進門后右行），風水不好。

黃紹纮小雅寶胡同的住宅被抄，本人也打得奄奄一息，存款現金全被抄走，家中連開伙的錢都沒有了，他讓身邊的一位老公務員到政協，請求預支一點薪水，這時政協已被造反派奪權，把老公務員訓斥了一頓后辭退，薪水當然也沒有領到。老公務員回家向黃訴說經過，黃紹纮沒有再說什么，上樓后用剃刀割頸身亡。反右時他曾兩次服安眠藥自殺，都被搶救過來，這一次終于成功。說起老舍自殺的原因，羅儀鳳的敘述與現在通常的說法有所不同。她還強調黃紹纮因為沒有家庭溫暖，走上了絕路；而章伯鈞有夫人李健生相濡以沫，才能挺過來。

至于康家自己，羅儀鳳只輕描談寫地說也被抄過，冰箱被搬走了，沒有提及年近九旬的康老，被紅衛兵以墨涂面批斗的事，也許是為了僅存的一點自尊。

后來父親感慨地對我說，我有兩位黃姓朋友都是軍人，一個黃琪翔，一個黃紹纮。軍人生殺太多，冤冤相報，難免死于非命。但黃琪翔斯文儒雅，黃紹纮面有橫肉，結果一生一死，人之面相大有講究。

羅儀鳳還談及張伯駒、張效彬、關祖章等人的情況，這幾位與父親是文物收藏上的朋友，平生心血所聚，都被整卡車地抄走。大收藏家伯駒先生的故事，無須我在此贅述了。記得曾聽父親談起，效彬老先生精于碑帖考據，收藏內府書畫頗豐，還在自己家里辦了一所“志仁私立博物館”。但他自奉甚儉，冬天連煤火都舍不得生。

早年讀李清照《金石錄序》，便知做收藏家是極苦之事，豈是當今附庸風雅的暴發戶所能想象。戰爭、動亂、盜賊，都可能毀了你的收藏。《莊子·胠篋篇》說“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担囊而趨”，若碰上執政者“以革命的名義”席卷一切的年代，誰都無可奈何。


◆ 大隱于市

結識康氏母女后，我大約每周要去康同璧家一次。一是康氏母女膝下沒有兒孫，喜歡有個男孩作伴，我去了也總能幫忙一些她們自己難辦的事情（比如修剪園中果樹枝杈、整理舊物等等）；二是我自己喜歡康家的文化氛圍，并有機會向康老請教詩畫，可以說是我精神上的世外桃源。有一個時期章伯鈞的女兒小愚（章詒和）也在康家借住，我倆成了好朋友，后來又分別遭受牢獄之災。

先說這座老宅的歷史。據羅儀鳳講，此宅原是明代陳圓圓家的后花園，康老和夫君羅昌先生定居北京時，從一對旗人兄弟手中購得。經她這一介紹，令我頓生思古幽情，遙想起三百多年前鬢影衣香、美人如玉的畫面。查書得知陳圓圓的公公吳襄（吳三桂之父）府第就在鐵獅子胡同，與北新倉相去不遠。由是推想此地可能是吳三桂的一處外宅，用以金屋藏嬌。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輪番拷問前朝百官，追比錢銀，那場景當與“文革”抄家相去不遠。吳襄遭拷掠酷甚，圓圓被擄，致使三桂為紅顏沖冠一怒，引清兵入關。一段大歷史，肇端原來就在我腳下。

康老夫婦學貫中西，營造宅第，自然不同凡響。老宅建筑和庭院外觀仍沿用中式，但室內基本上采用西式裝修和陳設，有壁爐、木地板和英式家具，不過康老的紅木書桌仍是考究的中式傳統制品。羅儀鳳說，老宅易主時已十分殘破，大塊的透雕木飾，縫隙中全是臭蟲，只好拆卸下來，用了不少進口滅蟲藥才消滅干凈。但他們不忍將這些精美之物棄置，改成了西式席夢思床的床頭擋板。

康氏母女現在的住房，系由宅邸（當時應為羅府）的馬號改造而成，后面還有兩進院落，規模宏大。大宅的精華部分是內宅的正廳，除保留了雕梁畫棟的傳統風格外，地面全部用人字地板鋪設，可容百十人翩翩起舞，舊時北京社交界的名流淑女、遺老遺少，大多在此留下履印芳蹤。1949年以后，內宅先是租給蘇聯專家，后來被一位外交部的高官租用，平日重門鎖閉，令人不得窺其堂奧，小愚姐沒進去過，我也只進去了一次。康老母女本來按月收取房租貼補家用。“文革”爆發后私房充公，這部分收入就告吹了，加之羅儀鳳在美國的兄長接濟中斷，生活已經變得相當拮據。

其實最讓我喜歡的，還是康家前宅的庭院。因為地處偏僻的城墻腳下，大約當年曾是一塊空地，有兩三畝面積，用矮墻圍起，種植了數十株桃、梨、柿子、核桃等果樹和太平花，頗具田園風光，仿佛是古人的“市隱圖”再現，令人產生一種“大隱隱于市”的遐想。

老人每天到庭院中練功，她的養生之道中有一條很特別的習慣，就是每天要對著太陽望上一兩分鐘，據她說，這樣不但不會傷目力，反而會吸收日之精華，有助于保護視力。她的眼睛的確一直很有神，在窗下讀書時不戴眼鏡。

有次她讀書讀得厭倦了，對我說道：“聽說你最近一直在學詩畫篆刻，拿來給我看看。”于是我下次去看望她時，就帶上了自己的習作。老人先翻閱畫卷，邊看邊點評。老實說，我那時只是愛好繪畫而已，沒有多大長進，立在一旁很緊張。她禮節性地稱贊了一番，即說：“可惜我現在手抖不能作畫，不然可以教你。我以前的畫，在香港可以賣到六百美金一幅。”

及至讀起詩作，老人精神一振，邊看邊點頭。她挑出其中一首七絕說：比較起來，這首我最喜歡，信手拈來，飄逸不群，有太白之風。但要規范心胸，還須多做律詩，對仗是基本功。律詩中又以五律最難，你看毛主席做了那么多詩，沒有發表過一首五律。她又勉勵我，琴棋書畫，是一個人的基本素養，不可不有。先父南海先生（康有為）的詩和書法，獨步古今，自成一家。但做詩人只能抒發個人胸肊，要兼濟天下，還須博覽群書，研究經世致用之學。我家的書，你可隨意借閱。

她還當場背誦了一首康有為晚年的七律“草堂萬木久蕭蕭”。據老人說，南海先生逝世前曾到北京，由梁啟超等弟子和她陪同，憑吊了菜市口刑場，想起“戊戌變法”失敗，乃弟廣仁及譚嗣同等“六君子”在此取義成仁，以及自己半生顛沛流亡的經歷，不禁放聲痛哭，并作此詩紀念。他還有一聯挽譚嗣同曰：“復生不復生矣，有為豈有為哉”（譚字復生），既悼亡友，亦是自悼。

對于我的篆刻，老人認為金石味很重，只是刀法不夠老辣。事后羅儀鳳還請我為她刻了兩方印章，一為“羅儀鳳”，一為“羅文佩”，于是我才知道她的字與母親的一樣，都是文佩。

此后我除學做律詩之外，又重新閱讀儒家經典。而我手頭的一些西方文學書籍，則常常借給羅儀鳳看。記得其中有一套鄭振鐸編的四卷本《文學大綱》，插圖十分精美，有不少是當時禁閱的裸體繪畫。羅通讀之后，將其中幾十處翻譯錯誤，一一訂正，我才知道她的外國文學修養非同一般。

記得那年太平花盛開時節，康老邀我陪父親到家中作客，觀賞“御賜”太平花（我推斷這賞賜來自宣統而非光緒）^①。濃郁的樹陰下，康老身著白色夏布旗袍，手搖團扇，羅儀鳳照例是一襲剪裁得體的藍地白花中式衫褲，閑適地坐在藤椅上與父親一起品茗，仿佛是一幅二三十年代的風情畫。

康同璧對父親說：“如今正當‘紅羊劫’^②，大家在劫難逃。不過你我都算是‘在劫不在數’，若是在數，就一命歸西了。我現在是‘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父親則說：“我更欣賞諸葛孔明的另外兩句——‘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一片沁人心脾的花香中，老人忽然哦吟起她舊年的一首詩作：“太平花放太平年……”

按照儒家學說，社會形態分為“據亂之世”、“小康之世”和“大同之世”三種類型，康有為托古改制的“大同”學說，即由此發軔。此時與這座幽深庭院一墻之隔的，仍是那場人人一身毛式制服，手舉小紅書“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據說目標也是為了解放全人類。

“寧做太平犬，勿為亂世人”，對垂暮的老人而言，“太平之年”至多是小康社會，但已是很遙遠的企盼了。面對身著舊時衫履、口吐珠璣的康氏母女，我不禁黯然神傷，聯想起莫泊桑的小說《曼律舞》中那對被時代遺忘的老年皇室舞蹈家，在巴黎郊外寂靜無人的林間墓地，忘情地舞起已成絕響的宮廷舞蹈，直跳到彼此熱淚盈眶……

三十多年過去，當時的場景仍舊歷歷在目。在那個時代里，保皇黨后裔的康同璧，是絕對的落伍者。但她活得絕對真實，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和尊嚴，從不“與時俱進”地附和潮流。


◆ 濟困扶危
　　
　　康老一生經歷四朝，飽經憂患，如今過著“亂世逸民”的日子，居然還敢跟章伯鈞和父親這樣的“大右派”來往（詳章詒和文章），大約與康家的傳統有關。

近代史上頗多爭議的人物中，我認為最具個性的有一文一武，文則康有為，武乃吳佩孚，都是至死不服輸的怪杰。康有為在大清朝就是個“不同政見者”，半生流亡海外；民國時又堅持存亡繼絕，恢復帝制，一直是在野的反對派。志大言大，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是“康圣人”的一貫作風。康家懸掛的一張康有為晚年照片，仍是一副睥睨一切、傲視古今的氣勢。且不論其政見如何，士大夫我行我素的狂狷之氣，總是有遺傳的。

康同璧除我行我素之外，最樂于做的事莫過于濟困扶危。黃紹纮自殺后，他的寡妹（我們稱為“黃姑太”）失所憑依，無人敢于收留。康氏母女憐老惜貧，把她接到家中，解衣推食，直到政協在西皇城根給了她一間平房，才搬離康家。

1968年春節前夕，羅儀鳳托我給黃姑太送去一個包裹。那時黃姑太和她的孫女住在一間陰冷的偏房里，室內雖有一個蜂窩煤爐，但還是冷得象冰窖，幾件不成套的高檔舊家具胡亂擺放著，與零亂的衣物藥瓶、鍋碗痰盂為伴，暗示著主人家昔日的榮華。

姑太是女人男相，長得頗像乃兄。她患有肺氣腫，白發披散，衣衫不整，蜷縮在被窩里不住地喘氣。小孫女是個美人胎子，見到生人不免羞澀，躲在一旁望著我默不出聲。我把包裹交給姑太打開，里面除了送給姑太的棉毛衫褲和藥物外，羅儀鳳還給小孫女縫制了一件藍色棉襖。臨行前她囑托我，一定要讓她試一下合身與否，不合身就帶回去改制。于是我只好站在一旁，尷尬地看著女孩更衣。

試衣完畢，姑太哆哆嗦嗦地捏著我帶來的羅儀鳳便函，有些惶惑地問是否還帶了錢來？我接過中英文“合璧”的便函一看，內有隱語提及帶來了姑太最需要的東西。經過一番緊張查找，我從女孩的棉襖口袋里翻出夾帶的二十元錢，大家都松了一口氣。對于沒有收入的黃姑太而言，這可是過年的救命錢。

從姑太家出來，我心情沉重，覺得自己真正懂得了“老來苦”是怎么回事。更令我感慨的是，她可是國民黨桂系領袖之一、北平和談代表的黃紹纮親妹妹。翌年開春后羅儀鳳告訴我，黃姑太已不在人世了……

俠義慈悲的康老和羅儀鳳，關照的故人家屬還不止黃姑太。北京一位有名的外科專家莫大夫，打成右派后又加“反革命”罪名，被判刑送到山西的煤礦勞改，康氏母女多年來對他的孩子們一直有物質幫助（后來我在被關押時聽說，莫大夫于刑滿釋放前十一天，在獄中上吊自殺）。長年寄住在康家的，有章詒和文章提及的那位神秘的林女士，她面上有幾個麻點，除了會卜卦外，還懂得醫道，有時給康老針灸和拔火罐；還有一位小腳的孤老太太，經常坐在康同璧客廳外小過廳的一張床上，從不與客人打招呼。猜想起來，她們可能是康家收留的一些落難故舊的親屬。

父親曾向我談起，“文革”前經常在康家見到一位中年仆傭，似乎是被收留的一位敗落世家的遺少。冬天他會穿上一件做工考究的老式貂皮領大衣，但油污破舊程度非同一般。客人們有時會取笑他的大衣，但他從來不以為忤。

總之，這座老宅里充滿了神秘的氣氛，或許每張面孔的后面，都有不止一個的悲慘故事。不過我從不打聽她們的來歷。在那個年月，知道旁人的事情越少越好。

除林女士有一份菲薄的工資外，這么多人口（包括兩名老仆）過日子，如今全靠文史館每月發給康老的一百五十元薪水。燕京大學家政系畢業的羅儀鳳，如何精打細算才能維持沒落貴族的生活和體面，我始終猜不透。不過據我所知，府上的衣物乃至窗簾椅套，全是她一手剪裁縫制。

據羅儀鳳講述，1949年以前，康老的社會身份是慈善家。她特別向我解釋，慈善家自己是沒有錢的，但會向有錢人募集善款救助窮人。康老也經常向我談起，1948年北平圍城的時候，這一帶的城墻外堆滿了死尸，于是她發動紅卐字會、藍卐字會等慈善團體，募集錢米棺木施舍，救活的，埋死的。有一回她誤說成“救死的，埋活的”，惹得羅儀鳳咧嘴大笑，康老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她認為當年自己保古都免遭兵燹，拯生民水火之中，是平生最足以自豪的功德。按乃父的佛學思想傳統，她其實是一位佛教徒。


◆ 稱謂掌故
　　
　　康老有氣喘多痰的毛病，據她說是從“南海先生”（她習慣于這樣在客人面前稱呼乃父，形諸文字則為“先君”）那一代起，家族傳下來的“火體”，容易上火生痰。有次羅儀鳳托我買阿司匹林，買得越多越好。她說母親和自己有個習慣，像吃菜一樣，每天要吃上一兩片。我心想：這肯定是她們從洋人那里學來的怪癖，美國不就是一個吃藥的社會么？據說這種藥吃多了會有依賴性，北京一般藥房不肯賣這么多，多買就有癮君子之嫌。我在一家小雜貨店里找到九瓶半，斗膽全部買下，羅儀鳳很高興，說可以吃上幾個月。直到近幾年我才懂得，每天服用少量阿司匹林，可以預防心臟病，但不知究竟與“火體”有何種制衡關系。

老人叫羅儀鳳時，稱呼她的英文名字“Andy”；羅儀鳳談及康有為及康同璧，輒稱“我外祖”、“我母親”。康老和她對我一般都呼小名，但有一段時期我不知道該怎樣稱呼羅儀鳳。大約是一直沒有出閣的原因，過了不惑之年的她，平時仍只許人稱她“羅小姐”，這是父親早就告訴過我的。但以我的年齡而言，如此稱謂實難啟口。

我雖年紀不大，但由于父親的關系，在很多場合的輩分不低。前些年一位年長我二十歲左右的老“右派”跟我論輩分，希望我叫他“叔叔”。我抗議道，毛主席教導說：“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是右派的老祖宗”，我的輩分，本應比你高，至少是平輩。于是他后來稱我“小弟”。章士釗長父親十七歲，父親派我給他送信，信封上寫著“面呈行嚴宗伯”（章士釗字行嚴），指的是行老與我的輩分關系。康同璧長父親八歲，我跟著父親胡亂叫“康老”也就過去了，但如何稱呼羅儀鳳，我始終沒想好。羅儀鳳似乎察覺到這一點，有天小愚姐悄悄告訴我，羅阿姨叫我告訴你，可以稱她“姑姑”。我想了一下，她曾與羅隆基戀愛，如果嫁了過去，我的輩分肯定比她小，于是便默認了。

說過人類的稱謂，再說動物之得名。“上天有好生之德”，老人的仁愛，不僅施與無依無靠的孤寡，還澤及禽獸。老宅中有一老貓，是毛色黃白相間的波斯貓，名喚“前來”，已經十六歲，在同類中屬于高齡。平日行動遲緩，冬天經常偎在客廳的壁爐旁打瞌睡。羅儀鳳說它之得名，是因多年前先后有兩只流浪貓到此投奔寄食，為分別起見，一名“前來”，一名“后來”，不過“后來”先歿，“前來”猶存。近年家中經濟緊張，“前來”之名又添新義，取其諧音“錢來”。

康同璧有時會抱著“前來”，喃喃地對它說話。如果我在場，她會吩咐老貓“跟章少爺去說說話”，于是“前來”會轉移到我膝上，請求按摩搔癢，并以舔手作為回報。貓有靈性，老貓更被視為“成精”物種。康老逝世前的那個冬天，“前來”失蹤，貓很懂得主人的感情，一般不會死在家里。對此康氏母女都很傷感，我更有一種不祥之兆。

老人在有訪客或仆人的場合，也往往稱我“章少爺”，令我很不習慣，總是聯想起電影中那些提籠架鳥的公子哥兒。但由于平生只被康同璧這樣稱呼，倒成了一種獨特的記憶。


◆ 女界先驅
　　
　　康同璧比較自豪的事情，是建國之初毛澤東對她這個婦女解放的“支那第一人”的尊重。她時常繪聲繪色地談起五十年代毛澤東、周恩來接見她時的情景。那天她一走進房間，就聽見周恩來說：“‘第一人’來了！”毛、周等人趨步上前與她握手，態度十分恭敬。毛澤東一邊握手，一邊對老人翹起大拇指，朗誦起康老十九歲那年偕父同游印度時所作的名句：“若論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說到此，老人還會翹起大拇指對自己比畫一下，顯得十分得意。

新政權草創之際中共領導人敬老尊賢的風范，使不少遺老都有知遇之感，愿為新朝效力。毛澤東早年曾是康有為“大同”思想的信徒，當政后自然對康氏后人心存敬意。他注意到法國資產階級的國民議會里至今還有保皇黨的代表人物，中央文史館館員康同璧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毛澤東提倡“從孔夫子、康有為到孫中山，我們都要認真地加以總結”，但他又認為“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其實在這點上，“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大躍進”道路，也是一條失敗之路。

康同璧作為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支那第一人”的稱號的確當之無愧。女權思想本是其父康有為思想體系重要組成部分，在《大同書》中，女權思想部分約占全書七分之一，從天賦人權理論出發，主張“男女同為人類同屬天生”，壓迫婦女是“損人權，輕天民，悖公理，失公益”。1883年，康有為在家鄉成立中國第一個不纏足會，他要求從女兒做起，帶頭不纏足，因此康老姐妹都是天足。不纏足運動逐漸成為中國最早的女權運動，到戊戌變法時，不纏足會在全國已經擁有三十萬成員。康同璧和姐姐同薇，在父親的影響下，也成為中國婦女界最早倡導女權的先驅。她是中國早期赴美的女留學生之一，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以家學淵源，學貫中西。曾担任萬國婦女會副會長、山東道德會會長、中國全國婦女大會會長等職務。

康同璧以才學膽識，深得父親寵愛。關于她1902年從北京出發西行入疆，越帕米爾高原長途跋涉到印度大吉嶺省父的故事，當時被國外報紙炒得沸沸揚揚。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也說，康有為之第二女公子同璧，“以十九歲之妙齡弱質，凌數千里之莽濤瘴霧，亦可謂虎父無犬子也”。其實這是誤傳，連梁任公都被蒙蔽了。據康老自己記述，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有為的母親妻女避居香港。1901年康有為在南洋檳榔嶼患病，“同璧以髫齡弱女，遠涉重洋，天倫重聚”。同年夏歷十月隨康有為乘船至印度，居大吉嶺。事見其所撰《南海康先生年譜續編》。

但梁任公所記同璧與父同游舍衛祗林（釋迦牟尼曾居此弘布佛法）時所作兩首絕句無誤。其中最著名的一首是：

康同璧由是以“支那第一人”聞名中外，我曾見到她有一方白文印章，文曰“康一人”。

她在1902年遵父命“赴美演說國事，為提倡女權之先聲”，康有為寫了十首詩贈別女兒，并以“女權發新韌，大事汝經營”勉勵。據說她的兩個弟弟庸碌無才，弟子徐勤私謂康氏曰：“師弟不賢何以傳父業？”康氏笑曰：“子孫賢，明吾德；不賢，猶我身生一虱蟲而已，何必細問。”

康老早年隨父游歷歐美各國，由于康有為是保皇黨，各國王室都歡迎他們，結識了不少王公貴族和名流政要。康同璧曾對我說：“我一生主張和平，反對暴力。歐戰后期荷蘭女王呼吁和平，北洋政府曾借重我與歐洲王室的友誼，作為和平使者，游說各國王室政要，表達中國人的和平愿望。”

康老的和平反戰主張，也曾對古都北平的和平解放及文物古跡保護，起了重要作用，這是毛澤東都承認的。^④


2004年2月25日 風雨讀書樓

 

① 戊戌變法時，康有為客居北京城南米市胡同南海會館之汗漫舫，于京師無宅第，不久亡命海外。彼時光緒恐無賜花閑情，縱有賞賜亦難留存。宣統復辟時，康被任命為弼德院副院長，曾“陛見”溥儀，例應有所頒賞。時康同璧夫君羅昌已在北京供職，當有栽種之地。

② “紅羊劫”是一種歷史讖緯之說。南宋柴望在《丙丁龜鑒》中認為：在每一甲子的六十年中，凡逢丙午、丁未之年，社會上就要發生一次大劫難。據其統計，自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公元前255年）至五代漢天福十二年丁未（公元947年），共經歷二十一次丙午、丁未之年，均發生了動亂或天災。因丙屬火色赤，未為羊，故稱“紅羊劫”。近代的太平天國起義，雖未發生在這兩個年份，但由于領導人洪秀全、楊秀清的姓氏關系（洪、楊），亦被附會為“紅羊劫”。 “文革”發動之年（公元1966年）正值夏歷丙午，康同璧認為也是“紅羊劫”。

③ 任啟圣：《康有為晚年講學及其逝世之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一輯，第245頁。

④ 毛澤東曾在為新華社寫的述評《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基本原因》中提及此事，見1949年2月3日《人民日報》。

作者簡介：

章立凡　1950年生，近代史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北洋軍閥史、中國黨派史、中國現代化問題及知識分子問題等。
撰有《第二次直奉戰爭和北京政變》、《先父章乃器往事聞見錄》、《風雨沉舟記——章乃器在1957年》、《章乃器與中共領袖們》、《西學的第一次沖擊》、《毛詩漫品》等；合著有《轉型期的中國：社會變遷》、《七君子傳》、《民國著名人物傳》、《中國大資本家傳》等，曾長期參與多卷本《中華民國史》的撰稿；編有《章乃器文集》（上、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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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 2011-04-11 17:5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