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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華民族處在一個撥亂反正的特定歷史時期，女性作家對整個民族命運的關注往往超過了對女性自身命運的關注。她們通過對女性可悲命運的描述，鞭撻那個肆虐的年代，通過對不幸女性遭遇的陳述，重現那段慘痛的歷史，喚醒女性自身的覺醒。所以，此時此刻的女作家們大都是將性別隱藏在當時的大氣候之中，尋找男子漢式的女性形象者比比皆是。更遺憾的是，文革后中國面對的是滿目瘡痍，而撥亂反正價值重建、發展經濟等一系列可稱之為“前現代”的問題，在如此的人文環境中，女性問題的思考實屬奢侈。因而當時的女作家們的努力主要是對男性作家“陽剛美”寫作風格的模擬和超越。
　　畢淑敏正是在這個大氣候中脫穎而出的女性作家。
　　但是，畢淑敏畢竟是較為獨特的一位女性作家。她其后的小說創作以其獨有的女性形象的勾勒很快完成了作為女性作家的女性化演進及其超越的過程，因而奠定了畢淑敏在當代文學創作中的獨有地位。
　　《昆侖殤》無疑是屬于“反思文學”余波中的一個例證，保留著“歷史的回顧與反思”的思路。它思考的是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突出的是社會的主題。作品的悲劇體現出雄渾壯美之色，如同普羅米修斯的殉道一般。作者將人物置身于黑云壓城、濁浪排空的環境中，使其頑強地拚搏。故事情節娓娓動人、波瀾起伏，牢牢吸引著讀者。整篇作品字里行間已經把女性的嬌柔細嫩打磨得幾乎殆盡，其濃郁的筆調和悲壯的氣氛具有撼人心肺的力量。為此，畢淑敏使許多同類題材的男性作家大為遜色，從而一度被劃入“雄化”的女性作家行列。
　　然而，隨著女性文學的不斷繁榮，女性的天性不可取代地流露于女性作家的筆端。畢淑敏雖屬“大器晚成”，也雖曾不自覺地列入“雄化”作家隊伍，但是，“素面朝天”的畢淑敏很快在《昆侖殤》之后開始展示一個真正女性作家所具有的獨特風采。
　　《補天石》中的朱端陽，是昆侖山的第一批女兵，在環境不適應的情況下，又因男女比例懸殊而遭眾多男軍的“圍攻”，紀律的約束和條件的限制使她一無所獲，最后在失戀的苦痛中她又重新尋找新的生活。
　　《阿里》是反映戍邊女戰士生活的。女主人公游星是軍區司令員的女兒，她之所以自愿來到高寒缺氧的阿里當兵，不為別的，就因為她父親對她說過，“阿里是一句藏語，意思是‘我的’，或者‘我們的’”。這句話一下子把游星那淳樸真摯的愛國之情毫無遮掩地展示在讀者面前。后來，她因違反紀律，投井自殞，但她死也要死在祖國的土地上。
　　畢淑敏在幾個動人美麗的悲劇故事中所展示的愛情與紀律、感情與理性的沖突，都是動人心魄感人肺腑的。在這些作品中，畢淑敏用纏綿動人的筆調傳達出了一個女性作家的真實感受和體驗。
　　當然，僅僅表現女性并不構成女性創作的女性化特征，但它至少可以說明從一開始畢淑敏就十分關注女性，關注女性的生存、女性的生命及其命運。
　　性別心理學的研究成果表明：女性更為情感化，她們的心理感受比男性強，情感也更豐富、細膩、深沉。這種心理上的性別特征，隨著女性形象的一再突現，在畢淑敏的作品中也體現得越來越顯著。那些被許多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漠然無知的小事，卻會激起她很大的情緒反響。即使是那些平凡的人、瑣碎的事，也會在她心中烙下一道痕跡，成為蜂擁而至的素材。
　　《君子于役》中有這樣一段敘述：“昆侖山解凍，道路開通，兩年一度的探親假來臨了。年輕的軍人們，像惡虎撲食一樣，從山上回到他們的妻子身邊。女人們突然光鮮起來，臉上抹粉，頭上擦油，連走起路來的彈性都分外好。彼此心照不宣，大家都喜氣洋洋。女人們幾乎在同一天開始嘔吐，同一天由丈夫陪著找到年輕的女醫生，讓她診斷是不是有喜。丁寧都暗自發愁了。這樣大面積的同時播種，到了收獲的季節，她一個人怎么忙得過來。”
　　這其中充滿幽默色彩，不乏是一個女性的細膩觀察與對瑣細之事的拾零感觸。再來看看《不宜重逢》。女兵秦模蘇的母親同她談找對象的條件時有一段敘述：“媽媽把我牽到地圖前。很大的全國行政區域圖，使一面墻壁五彩斑斕。上海人是不能嫁的，那個地方的男人不像男子漢。上海太擠，所有的人都被擠扁了，沒有魁體相。干脆說吧，長江以南都不行，南邊吃大米，你不習慣的。媽媽的手指一劃拉，半壁江山便從我的婚姻上割裂出去了。”
　　這一段讀來讓人忍俊不禁，深刻地透露出了一個女性對婚姻不幸的悖反情緒。畢淑敏憑借著對瑣事的觀察與女性特有的深沉，不僅給人一種愉悅的審美感受，更給人們留下了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
　　《女人之約》是寫改革的，但畢淑敏卻沒有沉迷于故事的編織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而是將大量筆墨、滿腔情愫傾注于人物內心世界的探微。郁容秋，一個聲名不好的女人——破鞋，不惜用包括“美人計”在內的一切手段“豁出去”為廠長討回債務，自己也因勞累而死，她日思夜想讓廠長實現諾言向她鞠一躬的愿望最終還是破滅了，而拿到工資的工人卻鄙之曰，這是“大篷車‘賣×’得來的。努力與收獲相向，手段與目的悖反，讀起來使人心潮跌蕩。作者在作品中始終是傾向郁容秋這個“下賤女人”的。沒有格外的多情善感，沒有心靈的真實感觸，作品是無法那樣感人至深的。女性作家的女性特征在此呈現得細致入微。
　　值得稱道的還有《生生不已》。那個叫喬先竹的女人在經受了女兒夭折的打擊之后，大病初愈就馬上投入了制造生命的過程。在懷胎過程中，這個女人“覺得自己像一座老房子松動了，要散架了，可她很高興，她覺得自己的身體很懂事，知道把最好的養料毫不遲疑地供給孩子，要是她感覺不到自身的虛弱，她就傷心了，那說明她的余力還沒有貢獻出來。”這不正是對普天下母親的崇高贊頌嗎？
　　《原始股》中的安琪娘，當沈展平陷入無援之時，她撐著一把鵝黃傘，在風雨交加中，呈上了自身那一份高尚的愛。這也正是畢淑敏本身的一種知音情誼的實證。
　　大膽展露女性的感受和體驗，尤其是女性隱秘領域里一向不為人所知的感受和體驗，一貫都是女性主義者的立場。因此女性作家有責任引導讀者在其所描寫的體驗中尋求認同。《生生不已》中對懷孕過程、生產前及生產中的感覺描寫，讓天下母親從喬先竹身上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與偉大，讓所有的準母親提前體驗到了做母親的光輝。喬先竹是作者傾注了全部的愛之后塑造的人類圣母的形象。在她身上表現了女性與生俱來的天性和作為文明人的固有素養。畢淑敏在她作品的人物身上證實了個人的經驗，幫助讀者提高了自己。
　　在畢淑敏的小說中，女性素來占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這些女性并不是一般的角色，而是她生命符號的外化，是她理想的寄寓者，是她對女性關注的具象。沒有這些女性，作品將黯然失色，甚至無從談起。
　　《女人之約》中的郁容秋也好，《阿里》中的游星也好，還有《原始股》中的安琪娘，《生生不已》中的喬先竹，以及《預約死亡》中的“我”等等，這些女性之所以被塑造得楚楚動人，不只是因為她們長得美，更主要的是因為這些女性形象體現著“動人”的力量。
　　畢淑敏挖掘了真正的女性，體驗了本真的女性，她不欲以自己的女性形象給歷史作證，給時代作證，她只愿以此給自己作證，給女性作證，給生命作證。
　　至此，畢淑敏的小說創作不僅具有了女性化風格，而在不斷的創作過程中，她越來越成熟，越來越扎實。
　　但是，僅僅表現一種女性化創作還不是畢淑敏的最終追求。一個有獨特風格的女性作家的創作既要擺脫男性本位的文化，又要擺脫女性意識和女權主義的束縛，才是一種對性別意識的超越。
　　很快，畢淑敏朝著這條路走來。當畢淑敏進入這種超越狀態時，開始是不自覺的，她的性別意識依然存在，只不過這種存在外化為一種美學的女性神韻，它不是在刻意營造，而是一種自然的呈現。但在她后來的小說創作中，性別意識漸漸隱退，升騰起來的是對生命的達觀以及人對命運的無奈，其中蘊藏著對社會對道德的評判。
　　郁容秋的困厄是人與所處社會環境的沖突使然，從某種意義上講，不是女廠長失約，而是社會失約。至少可以說，郁容秋的悲劇，不是命運的無意所為，而是社會的有意導演。畢淑敏正是這樣設立一個小的人與大的社會相悖的特殊境遇，而使郁容秋這個名聲不好卻心地善良、手段可以挑剔而目的無可厚非的女人，在特殊的社會中帶上了殉道者的色彩的。
　　《原始股》中的沈展平，在走向維護自我權益的道路上遇到了難以逾越的障礙。在這里，畢淑敏清醒地意識到這是不公平的。沈展平作為一個社會轉型期的市場經濟新生兒，盡管暫時還“不配有好命運”，但他有公平競爭的權利。于是作家的補償意識出現了：對欒德司長進行譴責，讓天使般的女人安琪娘對沈展平進行有效地安撫和扶持。綜觀整個作品，畢淑敏對沈展平不僅沒有絲毫的貶斥之詞，相反還投注了滿懷同情與支持。
　　另外，《生生不已》和《預約死亡》這兩部中篇，不再是對人與社會、人與大自然、人與政治及倫理道德的沖突，而應看作是人與自身的搏殺和人對自身的超越。喬先竹雖然死了，卻生下了“在輝煌的血光中”的“強健的男孩”，完成了自身的使命；“我”在經歷了臨終關懷醫院的遭遇之后，對生和死、對靈與肉、對宇宙都有了新的認識。畢淑敏讓她的作品中的人物在與各類困厄的搏殺之中展示生存價值及人格的力量，整個作品勃發著悲而不傷的格調，使得作品的主人公在雄渾悲壯之中得以涅ｐáｎ＠①、得以永恒。
　　清晰而透徹地體現畢淑敏小說創作中的女性性別意識超越的是她的新作《源頭朗》。
　　如果說以上作品還有與人為的社會的困厄所進行的搏斗，并有可能戰勝的話，那么這部中篇里的人物命運卻是與生俱來、無法抗拒的。夏導死了，她在死之前完成了她想做的最后一件事。她很坦然，也很平靜。但是，夏導生前還有許多光輝燦爛的理想，只是由于命運剩給她的時間不多，她才只能草草地為自己的事業涂上最后一抹色彩。這最后的一搏，雖然耀眼，但卻畢竟透露出人在命運面前的無可奈何。就在這談生論死、出生入死、生生死死的指證中，我們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諦和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火石的父親為給兒子掙來一份好的命運而不幸喪身；爺爺為使孫子的命運有所改善而耗盡心血。然而火石的命運依然未有絲毫的改變。人對命運的抗爭，顯得那樣力不從心。顯然，畢淑敏已經不再僅僅關懷人的生存的表層問題，而是把這一問題上升到了哲學高度。
　　倒是偶然的機遇，讓火石的前途從此光明起來：夏導編排的廣播劇特邀火石為主要演員。于是火石由一個失學孤兒、放牛娃變成了一個能到北京逛一圈并在上學和衣食上得到了幫助的幸運兒。但是這種純粹偶然的機遇并不是人人都能碰上的。源頭朗的向導第一個將自己的女兒推薦出來。萬一呢？萬一女兒被選中，到城里不管干什么都比種莊稼強。可惜呀！一萬個之外的一卻沒有落在他女兒的頭上。可見，人對命運是不可選擇的。悲與喜、苦與樂，是那么的偶然，又是那么叫人難以捉摸。用不著自己去選擇，人在命運面前是這般地無奈，又是這般地渺小。細細推敲，畢淑敏在作品中透露出的是回天乏力的無奈。但這絕不是宿命論的宣揚，而是生存境遇的無奈的真實的呈現。夏導的那句話——“對于世界我們都不重要”，毫無遮掩地揭示了個體的人在大自然中的微不足道。
　　最新佳作《屋脊上的女孩》更能顯示畢淑敏在性別意識上的超越。這部由相對獨立又貫穿一氣的16個小故事組成的中篇小說，依然是以阿里的生活為素材，反映的依然是昆侖山女兵的生活。數年后，畢淑敏再次觸及一個熟識了的題材時，寫出的卻是另一番新意。它不再像“昆侖系列”那樣表現悲壯與崇高，也不僅僅再表現女性化特征。在一個個似乎充滿生活情趣的小故事背后，卻完全是一種對生存、對環境無力也根本無法改變的無奈的適應。面對阿里——世界屋脊上的屋脊，一群十幾歲的女兵來了，她們沒有苦楚嗎？只是在畢淑敏的筆下，一種對無奈的適應變成了歡快。女孩們坐著裝大米的汽車來到阿里，連衛生紙都沒有，還好，一大卷畫國畫的宣紙救了急，女孩們歡天喜地。常年住在阿里，連糖都吃不上，沒關系，她們升起“最高的花生糖作坊”，“不過說到味道，那真是好極了。”惡劣的環境下，女孩的天性讓她們當了一回“雪山竊賊”，“讓炊事班長永遠蒙在鼓里吧。他絕想不到這些柔弱女孩，吃起烤羊肉來，像一個個綠林好漢呢！”女孩們得意無比。
　　像這樣的描述，《屋脊上的女孩》中妙趣橫生且俯首可拾。貌似那種“革命樂觀主義”，實則是一種無奈的適應。況且，以所謂的“革命樂觀主義”的態度來描寫，是不可能反映得如此生動可愛的。只有將性別意識隱退，把一群女孩當成具象，然后傾注作家的全部激情，才有我們讀到的《屋脊上的女孩》。
　　畢淑敏告訴我們：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抗拒命運，千千萬萬的普通人都是在無可奈何中忍受著平凡命運的調遣。然而重要的是生命存在著。他們不崇高、不偉大、平凡而又平凡，但是人之為人的意義正在于：能在有限的生命中，做出無限的努力。
　　畢淑敏就是這樣一個具有較強女性意識卻又能超越性別意識拘囿的作家。她的超越就在于她能清醒地認識人生，在認識中使自己的作品不斷得到升華。
　　 （責任編輯 武曉蘭）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般下加木
　　
　　
　　
寧夏教育學院·銀川師專學報：社科版銀川22-2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魏蘭19971997 作者：寧夏教育學院·銀川師專學報：社科版銀川22-2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魏蘭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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