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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號：J62／6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ISSN 1000－5218（1999）－06－0069－0074
　　胡琴，既是現代二胡、馬頭琴、四胡的前身名稱，亦是我國諸多民族拉弦民間樂器的總稱。在我國數以千計的民族民間樂器中，胡琴類拉弦樂器，是居于首位的龐大樂器族系，在各民族、各地區廣泛流傳，僅在漢族中，就有皮膜類的二胡（民間亦稱南胡、嗡子）、高胡（粵胡）、京胡、京二胡、墜胡、中胡、革胡及板面類的板胡、椰胡、二弦等多種胡琴；而在蒙、藏、壯、彝、傣、瑤、佤、哈尼、朝鮮等20幾個少數民族中，分別以木、竹、金屬、葫蘆、牛角、馬骨為琴筒的獨弦、二弦、三弦、四弦等名稱不同、形制各異的胡琴，多達50余種。絢麗多姿的多民族的胡琴，廣泛地應用于民間歌舞、弦索樂、絲竹樂、吹打樂、鼓吹樂等民間器樂，以及廟堂等多種宗教音樂之中。以此可以說明，胡琴類樂器，是我國最具有代表性、最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民族民間樂器。
　　胡琴類樂器，不但盛傳于中國各地，由于千百年來中外文化交流，亦廣泛流傳于東南亞一些國家，如朝鮮與韓國的奚琴；日本清樂中胡琴：攜琴（似四胡）、提琴（似板胡）及三弦提琴（亦稱“小弓”、“胡弓”）；越南古代木槽二弦的丐彈胡琴（相當于今日的chainhi ）柬埔寨的變種三弦（toikhmer）；泰國的三弦薩烏山塞（Saw sain sai）；緬甸三弦（tro）等等。（注：〔日〕林謙三《東南亞樂器考》，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千百年來，胡琴類樂器一直在中國及東亞地區一些國家的音樂文化史和人民群眾生活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國內外的史料中均有不同的記載，中外音樂史學家亦有諸多論述。對于胡琴類樂器的淵源、歷史沿革、發展脈絡，已基本清楚，但其中某些環節，尚有模糊不清、各執一說、甚至似是而非、誤解和訛傳的情況。由于胡琴類樂器的發展與蒙古族的樂器史有著密切關聯，胡琴類樂器的重要分支馬頭琴、四胡又是蒙古族最有代表性的古老傳統樂器，所以筆者就此談些淺見，以期有益于關于胡琴類樂器更深入的研究。
　　1、胡琴的前身——奚琴
　　胡琴的前身，可追溯到唐代的奚琴。宋·陳＠①《樂書》載：“奚琴，出于弦鼗，而形亦類焉，奚部所好之樂也。蓋其制，兩弦間以竹片軋之，至今民間用焉。”宋·歐陽修亦有“奚琴本出奚人樂，奚虜彈之雙淚流”的詩句。由此可確認，奚琴是由北方少數民族——奚人傳入中原的樂器。根據《樂書》所繪圖觀之，琴筒呈圓形，確似撥浪鼓，竹桿，二弦，但無千斤，琴軸設置與現代胡琴類的琴軸相反。（見圖1）。
　　　　　　2、奚琴于盛唐傳入中原，亦名“嵇琴”
　　奚琴是何時傳入中原的，陳＠①《樂書》和歐陽修的詩句中并未予說明。我們只能根據史料分析判斷。史載，奚人本屬東胡族系，與契丹族“異種同類”，漢時稱烏桓，元魏時“與契丹分背”，自號“庫莫奚”，隋唐時期始簡稱“奚”。（注：見《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可見，奚琴傳入中原的時間，不可能早于隋唐。另外，由于“奚”、“嵇”同音通假，故在唐朝，奚琴亦稱嵇琴。這在唐·孟浩然《池亭詩》中早有所云：“竹引嵇琴入，花邀戴客過”。而孟浩然（689—740年）的創作成熟期正值盛唐時期（712—762年），由此可知，奚琴（嵇琴）最晚也是在盛唐前就已存在了。所以，某些有關中國古代音樂史的論著中稱：“胡琴類拉弦樂器，在唐為奚琴，在宋為嵇琴”。“到了南宋時期，奚琴改名為嵇琴”（注：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這樣的說法均欠準確。另外，關于嵇琴的由來，宋·陳元靚《事林廣記》有云：“嵇琴本嵇康所制，故名嵇琴”。對于此說，諸多中國音樂史和樂器志、藝術辭典中，都有所引，但未見分析。（注：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中國少數民族藝術辭典》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少數民族藝術辭典》（民出版社，1991年）等。）而以筆者所見這恐怕是望文生義了。因為，其一，嵇康是魏晉時期音樂家，其時，除陳元靚“嵇琴本嵇康所制”之說外，無任何史籍證明嵇琴的存在；其二，嵇康生于公元224年，公元263年為司馬昭所殺。在他有生之年，奚人尚屬鮮卑宇文部的一支，直到公元4世紀末，才與“契丹相背”分立，“自號庫莫奚”，而到隋唐時改稱“奚”，那已是6世紀末、7世紀初的事了，前后相距至少有300余年。“皮之尚無，毛由何生”。所以“嵇琴本嵇康所制”之說，是難以成立的。
　　　　　　3、宋代嵇琴的高度發展和馬尾胡琴的產生
　　奚琴雖然是唐代傳入中原，但當時并未得到重視，卻是到了宋代才廣泛流傳，無論宮廷還是民間，均盛行演奏嵇琴。對此宋史料中多有記載。如宋《都城記勝》云：“瓦社中的細樂常用簫、管、蓁、嵇琴、方響之類合奏”。《樂書》亦云：“至今民間用焉”。由此，宋代出現了技藝精湛的演奏琴師，沈括《夢溪筆談》云：“熙寧中，宮宴。教坊伶人徐衍奏嵇琴，方進酒而一弦絕，衍更不易琴，只用一弦終其曲。”足見徐衍演奏技巧的高超程度。
　　奚琴在中原發展為嵇琴的同時，在北方廣袤的草原上也得到了更快的發展。對此，雖然未有確切史料可查，但唐宋時期，是北方草原眾多少數民族頻繁更迭、不斷分化交融時期，其中奚族就已逐漸分化，并分別與契丹、女真、蒙、漢各族融和，奚人代表性樂器奚琴也自然會為草原各少數民族、甚至中原漢族所接受并廣泛流傳。宋·沈括在《夢溪筆談》記載了他赴ｆū＠②延（今延安）督軍防御西夏時，曾“制凱歌數十首，令士兵歌之”。其中第三首曰：“馬尾胡琴隨漢車，曲聲猶自怨單于；彎弓莫射云中雁，歸雁如今不寄書。”可見，到了宋朝，奚琴早已在西北草原演化成先進于中原竹擦嵇琴的弓擦馬尾胡琴了。
　　沈括作歌是宋元豐五年（1082年），而晚其20年后成書晉宮的陳＠①的200卷巨著《樂書》中，卻未見馬尾胡琴的記載。 此事頗令中外民族音樂學家和史學家費解。“不無使人迷惑”（注：〔日〕林謙三《東南亞樂器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其實，此事也非“不可解”，在此以筆者拙見，探討一、二。其一，馬尾胡琴雖然在西北方草原產生和流傳，甚至傳入宋駐邊的軍隊中，但尚未傳到中原。須知，在古代，一件樂器的傳播是非常困難和漫長的。以曲項琵琶為例，據史料記載，約在公元350年前后，就由波斯通過印度傳入了中國北方， 而傳到南方的時間卻是200多年以后，直到公元551年才見著文字記載（注：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古代一件樂器傳播速度如此之慢，陳＠①對于馬尾胡琴無從得知，亦是自然和可能的；其二，陳＠①的200卷《樂書》巨著，確實功不可沒， 但由于他是一個十足的復古主義者，保守狹隘和陳腐落后的音樂觀，使他反對音樂史的新因素、新觀念（如音階中的變音和二度音等），特別反對民間音樂、少數民族和外域音樂。（注：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由此也可推想，陳＠①或許知道馬尾胡琴的存在，但他是否不屑一顧、視而不見或聽而不聞，也未可知。所以，在他的《樂書》中只字未提馬尾胡琴，也就不足為怪了。
　　不論陳＠①是“無從得知”，還是“不屑一顧”，宋《樂書》中未有馬尾胡琴的記載，確是千古遺憾。因為迄今為止，我們只是從《夢溪筆談》中了解到宋末年間西夏產生了馬尾胡琴，卻無法得知其確切形制。由此造成對馬尾胡琴形制的不同推測，一般史料中，多是對其形制避而不談，或不加分析地自然認為是嵇琴式的筒形胡琴，與嵇琴的區別只是竹片擦弦和馬尾弓擦弦的區別。唯獨在《中國少數民族藝術辭典》的“馬頭琴”條目中云：“馬頭琴”，又稱“胡兀爾”、“胡琴”、“馬尾胡琴……”，但又言之無據。當然，筆者亦傾向于認為“馬尾胡琴”可能就是“潮兀爾”（馬頭琴的前身）。因為在沈括作歌的公元1082年宋末和遼王朝時期，蒙古族已在北方草原迅速崛起，并于1206年以武力統一了蒙古高原，建立了蒙古帝國，其間，胡琴——潮兀爾與胡兀爾，早已普遍使用于祭祀和征戰中（注：《內蒙古歷史概要》中云：“十二、十三世紀時……祭祀時奏忽忽爾”（即胡琴）。）。但宋代馬尾胡琴之形制究竟如何，仍有待繼續探討和考證。
　　　　　　4、奚琴在北方的流傳與演變
　　奚琴在中原演變為嵇琴、在西北草原演變為馬尾胡琴之后，約于宋末（即高麗睿宗時代）也傳入東北牡丹江鏡泊湖、東鏡城和高麗國其它地區，逐漸為朝鮮族所喜愛，乃至成為我國延邊朝鮮族和朝鮮半島人民最有代表性的樂器之一。明代朝鮮的《樂書軌范》載：“奚琴，以黜檀花木（刮青皮），或鳥竹、海竹馬尾弦，用松脂軋之。”由此可知，至少于明代，奚琴在朝鮮已是木擦和弓擦并存的兩種形制樂器了。而據《樂學軌范》的繪圖來看，奚琴是竹桿、弓擦、琴軸反置，有了千斤，而且琴筒也不再是撥浪鼓似的扁圓鼓形而改為長筒形，即比較接近現代胡琴類樂器了。（見圖2）
　　誠然，奚琴在北方草原上的繼續發展并非只是朝鮮奚琴，在北方其他少數民族中，亦有其不同的變體。如《清史稿》一○一卷載：“奚琴，刳桐為體，二弦，龍首，方柄，糟長與柄等。背圓中凹，鑿空納弦，綰以兩軸，左右各一。以木系馬尾八十莖軋之。”清《皇朝禮樂圖式》卷九中有其繪圖（見圖3）。此種瓢狀音箱形制奚琴， 容易使人誤解為是馬頭琴的前身——“潮兀爾”（注：趙雙虎《蒙古族四胡二題》，載于《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學報》1991年第2期。），實則只是形似而已。“潮兀爾”同時在《皇朝禮樂圖式》卷九中繪有琴圖（見圖4）。 但此種奚琴，其后未流傳下來，很可能是由于與潮兀爾過于近似而合二為一，或被潮兀爾取代而淘汰了。
　　值得特別說明的是，筒形奚琴這一古老樂器，至今仍在流傳于我國北方蒙古族（內蒙古東部及遼寧、黑龍江等蒙古族居住區）、朝鮮族（延邊）民間之中，而且仍保持其古老母體的“音色柔和、纖細”、音域不寬的特點（注：《中國少數民族藝術辭典·奚琴》， 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505頁。），蒙古族稱其為奚胡或胡乎。更有趣味的是，至今福建南音中的二弦，其筒形、反裝琴軸，與古老的奚琴十分相似（注：《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頁。）。
　　　　　　5、蒙古帝國時期的胡琴——胡兀爾與潮兀爾
　　奚琴——馬尾胡琴，在北方草原獲得進一步發展。到13世紀初，隨著蒙古帝國的崛起，馬尾胡琴亦被蒙古民族接受并傳承為“胡兀爾”和“潮兀爾”。馬尾胡琴如何演變為胡兀爾和“潮兀爾”，或者胡兀爾是否就是馬尾胡琴，我們不得而知，但元史記載：1209年成吉思汗迫使西夏求和后，“元太祖初年，用河西高智躍之言，征用西夏舊樂”（注：《元史·禮樂制》，中華書局1976年版。）。可想而知，馬尾胡琴必定在被征用之列，而且，大量史料證明，馬尾胡琴——“胡兀爾”和“潮兀爾”很快在蒙古族各部迅速傳播，并廣泛應用于宮廷、祭祀和軍隊戰爭中。如在明·羅桑丹津《黃金史》一書的“成吉思汗的挽歌”中曾有所云：“你那神遇的忽蘭合敦、你的胡兀爾與潮兀爾的旋律”。由此亦可說明，到了蒙古帝國時期，馬尾胡琴已發展成為胡兀爾和潮兀爾兩種不同形制的拉弦變體，而且在《挽歌》中，胡兀爾與潮兀爾可以與蒙古帝國的朝廷、國家、人民、山河、旗幟、號角、戰鼓、功臣、皇妃、皇子……等同列并舉，可見其在當時蒙古民族心目中之神圣與珍貴。
　　　　　　6、元明清時期胡琴進一步發展
　　元朝建立后，潮兀爾、胡兀爾共同成為宮廷的主要樂器之一，漢語通稱為胡琴。《元史·禮樂志》詳細記載了胡琴的形制：“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頸龍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馬尾”。迄今為止，一般音樂史料和論著中，公論這里“胡琴”是屬嵇琴式的筒形胡琴。由此國內權威的《中國少數民族藝術辭典》和《中國少數民族樂器志》關于“潮兀爾”和“馬頭琴”的條目中，均對此避而不談。就連著名蒙古族民族音樂學家亦斷言“忽必烈時代有馬頭琴，但在《元史·禮樂志》中沒有記載馬頭琴這件樂器”，并解釋“大約因其發展形態較為原始，不大文雅，因而被后來的統治者們廢而不用了……。或許，馬頭琴被其他少數民族較為先進的樂器所取代”（注：烏蘭杰《蒙古族古代音樂舞蹈初探》，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0頁。）。新編輯出版的《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史·蒙古族音樂史》中，亦把《元史·禮樂志》記載的胡琴，理解為筒形胡琴。而《中國大百科全書》胡琴條目中，則解釋為：“這種胡琴與現今胡琴稍有差異。火不思的瓢形音箱不能將弓毛夾在弦中，只能在弦外擦奏。”亦未求甚解、言到點透。以筆者拙見，《元史·禮樂志》所記載的胡琴，恰恰就是“潮兀爾”。根據就是“制如火不思”。而元代火不思的形制，正如《元史·禮樂志》所載：“火不思，制如琵琶，……因腹如半瓶ｋē＠③”。清《欽定大清會典圖》亦載：“火不思，似琵琶而瘦，桐柄梨槽。”那么，似琵琶而瘦“梨形”的火不思式胡琴，難道不就是潮兀爾，反而會是嵇琴式的筒形胡琴嗎？事實上，蒙古族統治者在入主中原后，并沒有、也不可能把自己民族視為神圣般珍貴的潮兀爾排斥于宮廷之外。胡兀爾與潮兀爾不僅共同地保留在元朝中央、地方宮廷和部族民間中，而且一直沿襲至明末清初最后一個蒙古汗國——林丹汗的察哈爾部，而后被清帝國宮廷繼承下來。據《清會典》卷四十二記載：1632年（天聰6年）5月，“太宗文皇帝平定察哈爾，獲其樂，列為燕樂，是曰蒙古樂曲。”據《律呂正義后編》所載，收入清宮廷燕樂的蒙古樂曲，分為笳吹樂章和番部合奏，笳吹樂章由66首歌曲組成，4件樂器伴奏；番部合奏則用15件樂器。 這兩種蒙古樂曲中，均用胡琴，但卻是兩種不同的形制。《欽定大清會典圖》明確記載：“胡琴，二弦，笳吹樂用者。刳桐為體，龍首、方柄。槽橢而下銳，冒以革，槽外設木簪頭以扣弦。龍首下為山口，鑿空納弦，以兩軸綰之，左右各一。系馬尾軋之，如奚琴之制。通體金漆，尤首涂金。”《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樂部》亦有類似記載：“胡琴，制如奚琴，刳木為之，髹以重漆，龍首方柄，槽橢而下銳，腹冒以革，背有脊棱。……槽召設柱承弦，弦二。另用木桿長二尺六寸一分九厘，系馬尾八十一莖軋之。”顯然，這笳吹樂章中使用的胡琴就是潮兀爾。清《皇朝禮樂圖式》卷九所繪的胡琴，也正是潮兀爾（見圖4）。 《欽定大清會典圖》又云：“胡琴，番部合奏用者，竹柄，面以桐。……柄端穿孔扣弦。曲首下際安山口，鑿空通后，納弦，以兩軸綰之，俱在右。”《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樂部》同樣有相同記載，這自然是指筒形胡琴——胡兀爾。《皇朝禮樂圖式》卷九亦有清楚繪圖（見圖5）。據上，可得知， 元明清時代的潮兀爾、胡兀爾在史料中均通稱為胡琴（而在蒙古語中，則通稱為胡兀爾。如：《清朝文獻通考》和《皇輿西域圖志》記載的衛拉特蒙古部宮廷樂中的潮兀爾，就稱為“伊奇·胡兀爾”。）所以元朝以后史料中記載的胡琴，究竟是指胡兀爾還是潮兀爾，則需要仔細分析才能認定。
　　需要說明的是“胡琴”這一稱謂，并非始于元代，早在唐代就已有之。不過在唐代，胡琴是泛指我國少數民族和西域傳入我國的樂器，即胡人樂器之意。其時，一般多是指彈撥樂器，如琵琶、胡雷等。由此，使得國外民族音樂學家誤認為胡琴在唐代就是琵琶的別名（注：〔日〕林謙三《東南亞樂器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對此筆者將在另文中專述。
　　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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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1999-07-16
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呼和浩特69～74J6音樂、舞蹈研究柯沁夫20002000在我國數以千計的各族民間樂器中，胡琴類拉弦樂器，是居于首位的龐大樂器族系，歷史悠久，流傳廣泛，遍及東南亞。對此，國內外學者多有論述，其源流脈絡已基本清楚，并已逐漸形成諸多傳統權威之說。本文依憑史料，指出其中胡琴“在宋為嵇琴”之說的不準確；論證了“嵇琴本嵇康所制”和“《元史·禮樂志》中沒有記載馬頭琴這件樂器”之說的訛誤；文中配以文獻繪圖說明了由蒙古帝國、元朝開始，胡琴在蒙古民族宮廷與民間中，已演變為潮兀爾與胡兀爾兩種不同形制的拉弦樂器；指出明末清初奚琴與潮兀爾·胡琴的不同形制。民族民間樂器/拉弦樂器/胡琴/馬尾胡琴/源流/歷史沿革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柯沁夫（1941—　），男，蒙古族，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 作者：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呼和浩特69～74J6音樂、舞蹈研究柯沁夫20002000在我國數以千計的各族民間樂器中，胡琴類拉弦樂器，是居于首位的龐大樂器族系，歷史悠久，流傳廣泛，遍及東南亞。對此，國內外學者多有論述，其源流脈絡已基本清楚，并已逐漸形成諸多傳統權威之說。本文依憑史料，指出其中胡琴“在宋為嵇琴”之說的不準確；論證了“嵇琴本嵇康所制”和“《元史·禮樂志》中沒有記載馬頭琴這件樂器”之說的訛誤；文中配以文獻繪圖說明了由蒙古帝國、元朝開始，胡琴在蒙古民族宮廷與民間中，已演變為潮兀爾與胡兀爾兩種不同形制的拉弦樂器；指出明末清初奚琴與潮兀爾·胡琴的不同形制。民族民間樂器/拉弦樂器/胡琴/馬尾胡琴/源流/歷史沿革

網載 2013-09-10 21: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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