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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5月8日，是我國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110周年誕辰。顧先生一生在學術園地辛勤耕耘，創辟路徑，培育人才，對中國古代史、歷史文獻學、歷史地理學、民俗學等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為我國學術界培養了一批杰出的專家，留下了豐富的學術遺產。為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原準備于5月8日舉辦“紀念顧頡剛先生誕辰110周年學術座談會”，后因“非典”疫情而改期，于8月8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報告廳舉行了大型而隆重的座談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朱佳木出席了會議并作了講話，顧頡剛先生故鄉——蘇州市政協副主席盛家振先生出席了會議并作了重要發言。出席會議的，除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的同仁外，還有來自北京大學文博學院、北京大學環境學院歷史地理研究所、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山大學民俗研究中心、廣西師范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蘇州大學歷史系、陜西師范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鄭州大學、山東大學，以及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博物館、上海社科院等單位的代表。
　　會議分為指定發言與自由發言兩種。朱佳木副院長的講話和與會代表的發言有一個共同點，即對于顧頡剛先生在上個世紀20年代創立“古史辨學派”，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推翻歷代相傳的三皇五帝史學體系，堅持以考證辨析而求真的學術道路及其在中國乃至國際學術界所具有的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對于顧先生倡導和開拓我國民俗學，并用民俗學材料來印證古史，把民間文化和民眾生活納入學術研究的軌道的業績；對于顧先生在我國歷史地理學、邊疆史地學上的奠基之功和豐碩成果；對于顧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學術民主、獎助后學、關懷培養學術后輩成長的崇高人格和博大胸懷，作了高度的評價和深切的緬懷，認為顧先生的成就使他無可爭議地成為我國現代史學的奠基人之一，是國學大師，學術界的一代宗師。
　　此外，與會代表的發言，有的還就顧先生1927年4月至1929年2月在中山大學任教，兼任史學系主任、語言歷史研究所主任和圖書館中文部主任期間，對中山大學的學科建設、圖書資料的搜集與整理、優良學風的形成以及促進中山大學開展民俗學調查和研究等方面所做出的開創性的貢獻，作了回顧。其中，在圖書資料建設方面，顧先生一到中大即著手制定了《國立中山大學購求圖書計劃書》，按照計劃，他歷時五個月，足跡遍及杭州、蘇州、上海、紹興、寧波、嘉興、南京、松江等地，為圖書館購到圖書約12萬冊，碑帖約三萬張。這批圖書的入藏，使中大圖書館藏書量成為全國藏書量較多的少數幾所高校之一。陜西師范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的代表則從當今陜西師大已成為我國歷史地理教學和研究的為數不多的重要實體之一的角度，敘說了當年顧先生與陜西師大歷史地理研究室的關系。蘭州大學的代表則追述顧先生當年去甘肅考察、在蘭州大學講課而奠定蘭大古代史研究基礎的業績。有的代表以顧先生在古史研究中創新精神、求真求實精神和符合唯物史觀的學術立場，贊揚了顧先生大膽質疑，挑戰前人的風范。
　　代表以“顧頡剛與中國現代史學”為題，論述了顧頡剛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同仁們一起，借助時代潮流，努力從根本上破除封建政治文化束縛下的舊學術觀念，為現代史學的建立清除了思想障礙，促進了現代史學觀念和方法的廣泛傳播，并身體力行，率先實現了跨學科、多學科相結合，用多種輔助學科為史學研究服務的現代史學方法。
　　在提交給會議的論文中，有學者認為，顧先生“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是“一個帶有普遍意義的知識論命題”，即這一命題實際上所回答的是：后人關于中國古史的知識是如何形成的?顧先生這種“不立一真，惟窮流變”的治史主張，是基于他認為古史難以征信。由于歷史學家的工作對象只能是“史料”，但第一，“史料”永遠殘缺不全；第二，有幸保存下來的史料是前人選擇過的并認為“有意義”的東西；第三，憑借這種殘缺不全的史料敘述歷史的歷史學家要完成這種敘述，首先必須依賴一系列前提假定，其次必須發揮豐富、高遠的想象力，再次還必須依賴歷史學家對人性和生活的體驗深度，等等。這樣，“歷史”就與“神話”和“文學”發生了不可避免的關系，從而使得探求歷史真相的行動具有很大的相對性。不但上古史如此，誰又能排除“中古史”、“近古史”、“當代史”中那些“人為安排”的成分呢?所以，正如胡繩先生所說：“‘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觀點……是個卓識。這個觀點不僅對古史，……我看甚至在當代史中也要注意這個問題。……如果搞得不好，也許會形成越是后來的人對毛澤東、周恩來等描述得越具體、越生動，但越來越多地摻入附會的、出于想象的、甚至編造的材料”(《在顧頡剛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社會科學管理》1993年第2期)。基于這些，故認為顧先生的“層累說”是“一個帶有普遍意義的知識論命題”。也有代表以“從疑古到重建古史”為題，認為顧先生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認識，倡導疑古，創立古史辨學派，為古史的研究作出了杰出貢獻，并針對近年提出的“走出疑古時代”的提法，認為“疑古”可分狹義和廣義兩種，從重建古史的角度講，二三十年代開始的考古學發掘，特別是安陽的發掘，已走出了顧頡剛所倡導的疑古，至于廣義的疑古，則永遠存在，因為我們只能走近歷史的真實，而不能走到歷史的真實。對于“走出疑古時代”提出異議的，還見于另一篇提交給會議的文章，該文認為，截至目前為止，“無論哪一項考古所得，無論甲骨金文、簡牘帛書，都還不能證明《堯典》等之為實錄，證明三皇五帝舊古史系統之為信史”。
　　此外，有學者暢談了顧先生人品人格的崇高偉大，但提出“古史辨”不是一個學派而是一個學術園地的問題。一位考古學家的發言指出，就顧先生與考古學的關系而言，疑古思潮為現代考古學的建立提供了前提，重建上古史之所以需要考古學，也是因為舊的三皇五帝體系是靠不住的；而考古學的成果又為疑古思潮提供了古代并非黃金時代的證據。也有學者指出，顧先生求真求實的精神，使得他能與時俱進，吸收各方面的學問，不斷發展自己的學術觀點，如早在70年代初，顧先生就說二里頭文化可能是夏之物，這顯然要早于70年代后期人們才大談何者為夏文化的問題。
　　還有學者對顧先生所創立的古史辨派，從歷史的局限與歷史功績兩個方面作了分析發言。就局限性而言，一是“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作為對神話傳說的時間性的變化系列來考慮，是很有說服力的，但它并沒有反映出空間性地域性的問題，這一點20世紀40年代日本的貝冢茂樹先生在《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一書的“序論”中已指出。但這一局限也主要是存在于作為辨偽的理論或假說的這一命題的表述上，在實際的研究中，顧先生的《九州之戎與戎禹》等論文，是充分考慮了古史傳說的空間性與地域性的，而顧先生本人所提出的“四個打破”中，“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又可視為是對這方面的補充。第二個局限是顧先生提出的“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似乎過于絕對。在古史和神話傳說中，確實存在由純粹的“神”而人格化、歷史化為“人”即古史人化的問題。但在遠古先民的思維中，那些強有力的部落酋長和部落英雄，在其活的時候就可能被視為具有神力或神性，成為半人半神者，其死后變為部落神，其神性被不斷地加以強化，并在部落中或部落間廣泛流傳，這都是有可能的。這樣，在神話傳說的歷史化、文獻化過程中，有一部分被人化為人或半人半神的所謂“神人”，原本可能就是遠古部落中的酋長或英雄人，亦即經歷了：遠古時為活著的部落酋長(是人，但具有神力、神性，乃至被視為半人半神者)——死后為部落神——在進入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后，又被歷史化、人化為人或具有神力的人。所以，所謂“古史人化”或“神化”的問題，是極其復雜的，由神到人的現象是有的，但并非僅僅是由神到人。第三方面的局限就是現在每每被學術界議論的疑古過度問題。疑古過度固然存在，它屬于矯枉過正的問題，但我們也應看到古史辨派的歷史功績，這就是它在打破古史體系的同時對古籍的整理，它形成了近代學術史上第一次系統的大規模的對古籍整理的高潮。盡管在疑古辨偽中存在著一些“冤假錯案”，但它畢竟打破了屬于后人加工、編排的三皇五帝體系，也使得與傳統古史體系相聯系的經典重新編排了其應有的位置。當然，這一工作也只是初步的、大體的，至今還在繼續。例如，作為《尚書》中的前三篇《堯典》、《皋陶謨》、《禹貢》，說的雖是夏代之前的事，但其成書年代卻遠遠地晚于《盤庚》、《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等篇，是戰國時期、孟子之前的作品。當前利用《尚書》前三篇研究上古歷史文化的學者中，較為嚴謹的做法是：一方面相信其中的一些素材確實是上古流傳下來的，但同時也不能不考慮其中所含有的戰國時的思想、制度、組織結構等因素，甚至不能不注意到《堯典》等把原本屬于不同系的部族民族組合安排在一個朝廷的情形——大一統的古史體系，所以利用時常常要做出相應的分析和取舍。現在的難度是取舍的標準是什么?這在學術界還沒有一定的看法，甚至還有些混亂。我們反對在傳說史料的運用上采取合已則取不合則隱的態度，我們也反對只是根據自己文章中的觀點的需要，說《堯典》中的某一條材料符合社會發展史的什么原理就作為取舍的標準。殊不知，所謂社會發展史原理也是根據某些民族的情況歸納出來的，并非絕對的、一成不變的，更何況我們要說明的是具體的中國上古的歷史文化而非一般的社會發展史。所以，一般的做法是把《堯典》之類的史料與其他書中的史料相互印證、相互配合使用。在與考古學相結合時，也應該是在對文獻和考古分別有一個系統研究、系統梳理基礎上的結合。而且，這種結合也只能是以考古學為骨干，以文獻為血肉、為輔助。骨干建立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是最根本性的東西，血肉使具體的歷史豐富多彩，是輔助性的東西。總之，今天若單純以文獻來建立上古史體系，已遠遠地落后于時代的要求，商代以前的上古史研究的基礎是考古學，重建這一段歷史也要以考古學為主結合其他學科來進行。
　　當年顧先生的學生，現在已多為我國著名學者，他們有的不顧年邁高齡，親臨座談會并作發言，有的委托他人宣讀了書面發言，其追憶往事，以銘師恩，以表景慕之忱的情景，深深地激勵著年輕一代的學子。會議還安排幻燈介紹了顧先生當年在燕京大學任教時，在成府村蔣家胡同的故居和《禹貢》半月刊舊址的保護情況。由于此次座談會準備得頗為充分，會議開得緊湊而富有成效。
　　
　　
　　
中國史研究動態京15～18K1歷史學雨辰20032003中國社科院歷史所　北京　100732 作者：中國史研究動態京15～18K1歷史學雨辰20032003

網載 2013-09-10 21: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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