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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社會的發展都必然受其深層的核心文化理念或核心價值的支撐和引導，有怎樣的核心價值，就必然有怎樣的社會發展；而核心價值的確認和提升，取決于對時代精神的判斷。
　　那么，當今中國的“時代精神”究竟是什么？應如何從對這一時代精神的判斷中提升出支撐和引導當代中國發展的核心價值？應如何把這種核心價值引入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可以說，至今這仍是一個沒有真正明確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不解決這一問題，我們的許多活動和行動往往是盲目的而不是自覺的，是事倍功半的而不是事半功倍的。
　　一、當代中國發展的“核心價值”：“利益”·“能力”·“理性”·“自立”
　　時代精神主要通過“問題來體現的”，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是左右一切個人的時代的聲音”（馬克思語）。由此，要把握時代精神，就必須準確把握時代提出的深層次問題。
　　當今中國時代的深層次的根本問題，是運用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原則，不能改變。但建設社會主義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方式問題至關重要，方式不同，效果和命運也就不同。從1958-1978年這20年，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采取“一大二公三純”的方式，結果付出沉重的代價。1978年以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主要采取了商品經濟、尤其是市場經濟的方式，結果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由此，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問題，實質上就是運用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中國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就是圍繞這一問題展開的。由此，我們應基于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分析，來揭示和提升當今中國的時代精神和當代中國發展的核心價值。
　　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運作方式和社會主義建設方式，必將對當代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從而使我們這個時代呈現出新的特點，顯現出新的精神。概括起來就是：
　　注重利益的精神。市場經濟中的市場機制之實質，就在于它充分利用各個人對自己利益追求的本性來激發人的最大潛能，為社會做出最大的貢獻，它是以人對自我利益的追求和滿足為出發點的。為此，市場機制力圖通過競爭和交換價值的實現，刺激人為實現其利益而煥發其進取精神。因而，追求交換價值中的利益最大化和互利，是人們進行生產的基本動機。這種情況往往是由于“人對物的依賴關系”的存在，從而更使人們關心其物質利益的實現。資本主義在人類發展史上，較早發現了市場機制的趨利本性以及人在市場機制中對其利益追求的奧秘，因而公然批判中世紀的禁欲主義，充分肯定人在世間感性欲求的合理性和合理滿足，并想盡一切辦法和自覺運用有效的機制（如市場的競爭和交換機制），來刺激和規范人對利益的追求。由此，它在文化價值觀上，明確以個人利益的名義反對封建奴役和人性壓抑。在當代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過程中，利益驅動正逐漸成為一項原則，并向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滲透。這對于過去強調“義”的中國人來說，確實是一個不小的沖擊，它要求人們不能像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某些時期那樣，離開利益抽象地談義，而應把義植根于對利的現實狀況的分析和批判之中，針對利來談義，否則，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馬克思、恩格斯語）。
　　崇尚能力的精神。從本質來講，市場經濟社會給人提供的多是些未確定性或可能性的東西，這使人有一種壓力感；同時也給人以一定的獨立自主性和選擇性，這使人有一種主體感；還給人提供相對平等競爭的機會和舞臺，這使人有一種競爭感。每個人要在競爭中贏得成功、避免失敗、減少代價，搶占發展的制高點、空間、時機和機遇，就必須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潛能和能力。在這里，市場競爭不相信能力弱者的眼淚，倒是給那些能力強的人以優厚的回報。這必然使每個人認識到，人生的海闊天空主要是靠自己的能力創造的，人一生的價值實現以及幸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的潛力、能力和努力程度。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市場競爭首要是能力競爭，市場經濟首要是能力經濟，市場經濟內在要求每個人由過去注重對權位的追逐轉移到注重其能力充分正確發揮上來。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是推行市場競爭的社會，因而它就自然而然地發現了市場競爭的能力本質及其對實現人的價值的意義，發現了每個人能力的發揮對社會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些思想家為給新興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提供新的文化價值觀的支撐，并反映其內在本質要求，他們以多才多藝、學識淵博和具有冒險精神的人，反對封建中世紀知識貧乏和循規蹈矩的人。美國著名漢學家本杰明·史華茲指出：文藝復興時期的中心問題，是能力問題，而且“能力”這一主題體現了歐洲走向近代化的運動。生活在競爭激烈社會的斯賓塞強調，在宇宙整體中，力無比強大，力的范疇是宇宙方面的“終極的終極”，并把“才能”作為人的關鍵之項。正因此，嚴復在歐洲思想中發現了一個秘密，那就是：能力觀念或實力主義是自文藝復興以來近代西方社會的核心文化精神之一，而近代化的成就和西方社會的富強，正緣于這種精神。當今中國正處在某些方面相似于西方文藝復興的時期，也正搞工業化和現代化，正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引入市場競爭機制。當我們這樣做時，強調對能力問題的重視就不足為怪了。社會主義應比資本主義更注重每個人能力的充分正確的發揮。其實，當代中國正在進行的市場經濟建設、現代企業制度建設、使人力資本參與分配、組織人事制度改革、素質教育等，都內在要求突出“能力”的價值。
　　推崇理性的精神。市場經濟內在要求人必須依靠其理性認識能力去把握外部世界發展的規律，以發展科學技術，必須運用理性思維能力來對社會上存在的信息和市場行情加以分析、選擇和處理，必須運用理性的法則破除“人情”、“關系”、“特權”向社會經濟的公共領域滲透，必須運用理性和理智來控制競爭者的情感、意志以及生活方式，必須以精細的理性計算來使資本和勞動達到最優組合——對可供利用的達到預期目的的手段、方法進行謹慎的確證和選擇。這實質上是內在要求發展和提升出一種理性主義的自律體系，使理性精神成為市場經濟中的強音，使人自覺按照理性的法則而存在。正因為如此，實行市場經濟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是極力倡導理性精神和理性主義的，并在人類發展史上較早發現并自覺建立了市場經濟和理性的內在聯系。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些思想家反映社會發展的要求，以人的理性和科學的名義反對中世紀的盲目信仰和蒙昧主義，從而開啟了西方工業和商業經濟時代科學理性精神的大門。之后，理性被進一步得到重視，科學理性主義大旗被高高舉起，理性也成為人們評判一切的標準。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過程中，迫切需要且正在逐漸興起的，就是理性精神。經濟領域中的注重成本核算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政治領域中的注重民主法制建設，文化領域中的注重科學技術，組織人事領域中的反對任人唯親、注重任人唯賢，社會各領域中的注重科學管理和制度規范等，都表明理性精神正在興起。
　　強調自立的精神。市場經濟內在要求人們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奮斗而自立。這不僅是因為市場經濟要求把有關經濟組織從對政府的依附關系中解放出來，把從事有關經濟活動的人從對長官意志和人身的依附關系中解放出來，使他們走向市場，從而成為經濟運營的獨立自主的主體；而且是因為市場經濟所要求的自由、平等、獨立個性和能力正是自立的基礎、前提或體現。近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歷來強調人的自我努力奮斗的精神，主張個人可以憑其后天努力奮斗實現個性獨立以及自身的價值。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過程中，注重人自己的后天努力奮斗的自立精神日益確立起來。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民主進程的逐步展開，素質教育的實施，以及其他一系列改革政策和措施的實行，越來越使人們感覺和體驗到“人必須依靠自己的努力奮斗而自立”，而不能一味注重出身、身份、門第以及“等靠要”。
　　在當代我國社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把“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這四大核心要素歷史地突顯出來，并使注重利益的精神、崇尚能力的精神、推崇理性的精神和強調自立的精神成為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主要時代精神。由此我們可以從中提升出支撐和引導當代中國發展的四大核心價值，這就是：有效利用和規范人對利益的追求；充分正確發揮每個人的能力；自覺按照理性的法則行事；必須依靠自己后天的努力奮斗而自立。
　　二、應把“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精神引入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之中
　　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最終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必然要求政治體制與之相適應。因此，必須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精神引入政治體制改革之中，從而使政治體制發生相應的轉變。
　　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前提下進行的。傳統的政治體制是與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任何一種體制都有其存在和發展的理由和限度。應當說，傳統的政治體制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甚至在今天，都發揮著不可低估的重要的積極作用，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取代，隨著人們的利益意識、能力意識、理性意識和自立意識的確立和發展，傳統政治體制的積極作用會逐漸弱小，其歷史局限性會逐漸暴露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逐步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否則，它就會成為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因為在傳統的政治體制中，一定程度上依然包含著帶有封建殘余影響的某些消極因素。其中主要有：權大于法，民主法制不健全，對權力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行之有效的法律監督，權力至上，權力干預法制的現象時有發生；情大于理，制度管理和科學精神不健全，狹隘的“人情關系”向政治公共領域滲透，為“人情關系”而破壞制度、原則和規范的現象時常發生，重嚴格、規范、精確、程序和標準的科學理性精神并未真正和完全確立起來；“關系”大于能力，用人機制不健全，任人唯親，近親繁殖、拉幫結派、論資排輩、遷就照顧的傾向依然存在，甚至存在許多跑官、賣官現象，靠能力實績立足的用人價值取向并沒有真正和完全確立起來；整體大于個人，人格不健全，缺乏獨立人格和創新個性，個人對整體的依附有余而自立不足，盲目從眾有余而自覺自主不足。
　　這些消極因素影響著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背離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最終必然影響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方式和執政水平，所以必須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然而，這種改革更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是領導干部的自我革命，它要革除“官本位”的人治權力結構，所以政治體制改革的難度比較大。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絕對不能動搖，但傳統的執政方式不改革又會影響其執政地位的穩固。因而，執政方式至關重要，“方式”就是“地位”，“方式”就是“命運”，應從執政方式入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把“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的精神引入執政方式的改革中。
　　把“利益”精神引入執政方式的改革中，就是在工作出發點上，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應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應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黨的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標準；就是在解決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的過程中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切實尊重和關心各級領導干部的利益，使他們無后顧之憂地為黨和人民而忘我地工作。
　　把“能力”精神引入執政方式的改革中，就是在選人用人機制上，知人要搞五湖四海，反對近親繁殖；看人要看能績，不能求全責備；識人要搞能力測評，反對憑主觀好惡；選人堅持競爭上崗，反對論資排輩；用人注重能績，反對任人唯親；對管理者注重能上能下，反對遷就照顧。
　　把“理性”精神引入執政方式的改革中，就是在制度和管理上，加強民主法制建設，反對權力過分集中、搞特權和家長制；改善黨的領導制度和組織制度建設，反對官僚主義、等級觀念和長官意志；強化對領導干部的科學管理，以嚴格、規范、精確、標準、程序的精神和方法，健全干部的競爭、選舉、招考、任免、考核、彈劾、輪換和交流制度，并對各級領導干部的行為規范作出適當、明確的規定，反對主觀臆斷；實行民主和科學決策，反對主觀武斷。
　　把“自立”精神引入執政方式的改革中，就是在人格上，要求黨的領導干部既要把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同本單位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開展工作，而不可搞教條主義；又要在貫徹執行中央精神的過程中，努力開拓進取和創新，而不可因循守舊；也要在本職工作中有自主意識并勇于承担責任，而不可盲從并推御責任；還要靠自己后天的努力奮斗和實力而自立，而不可形成人身依附關系及“等靠要”的思想。
　　三、圍繞“核心價值”實行人格轉型：當前我國文化建設的歷史使命
　　黨的十五大報告把當前我國文化建設的根本任務確定為培養“四有”新人。這主要是從政治的高度對文化建設所提出的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精神也必然反映到當前我國文化建設中來。因此，當前我國文化建設還應在堅持這一政治要求的前提下，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自覺實行人格轉型。這是當前我國文化建設的一項歷史使命。
　　一是由離開利談義向在利中求義轉變。過去我們曾一度重義輕利、離開利談義，其后果是一部分人對義敬而遠之，將其束之高閣，義難以深入人心。市場經濟內在必然地使人追求其利益，而且在利用和刺激著人對利益追求的本性。從事實角度講，這是一種客觀存在。但在追求利的過程中不講義，就會走向極端利己主義。這就要求我們還應當從價值角度去看待利，即必須以合乎義的方式對待利。由此，我國的文化建設不僅要反對空談，應強調按照義的方式追求利，而且要針對利對人的正反兩方面的影響：既發揮義的作用，以矯正在追求利的過程中所出現的極端利己主義，又要發揮義的建設作用，以把利對人的積極要求升華為人們的積極意識，并成為建構義的原則和觀念的重要內容。
　　二是由一味追求“關系”、權位、金錢向崇尚能力轉變。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主要有四大力量在支配人的存在和發展，這就是“關系”、權位、金錢和能力。一般來說，在前資本主義社會，支配人的存在和發展的主要力量是“關系”（血緣關系、家族關系、宗法關系等）和權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支配人的存在和發展的主要力量是金錢和能力。資本主義主要是讓金錢支配能力，而社會主義在原則和本質上應是讓能力支配金錢。然而，在我國現實生活中，在一些人那里，“關系”、權位、金錢遮蔽了能力的價值從而成為至上，忽視能力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價值。這必然影響人格和社會的健康發展。這就要求我國的文化建設不僅注重道德教育，而且應在確立和實現能力的價值上下功夫，使人由一味崇尚“關系”、權位和金錢向崇尚能力轉變，靠能力來組合關系、贏得權位和獲取金錢。
　　三是由一味注重“人情”向注重理性精神轉變。“人情關系”向社會公共領域滲透，并破壞制度、原則和規范，造成不平等，抑制人的能力，是我國現實生活中帶有某種普遍性的現象。可以說，“人情關系”有余而理性精神不足，仍是我國國民素質方面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我國的文化建設應在社會公共領域盡力打破“人情關系”的纏繞，確立科學理性精神，追求科學精神的最大化，注重實事求是，使人們由一味注重“人情關系”向注重理性精神轉變。
　　四是由注重先天給定、依附向注重后天努力、自立轉變。在中國傳統社會，在許多人身上，往往是依附人格有余而獨立人格不足，重先天給定有余而重后天努力不足。許多人在思維方式上，善于依傍古人，拘泥經典，結果養成了“面向著過去，背向著未來”的向后看和守成的習性，造成一種祖法古的文化心理模式；在價值取向上熱衷仕途，委身皇權，注重天定和給定。這種人格與傳統的大一統國家制度和源遠流長的宗法家族制度有密切關系。這種先天給定和依附的人格在今天許多人身上依然存在。其消極后果是人的潛能、能力和創造個性得不到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在要求人注重后天努力奮斗和自立。然而，一些人認識不到、也一時難以適應這種現實，因而常常在思想上產生某種困惑。由此，我們在文化建設上，要弱化那種注重先天給定和依附的社會心理，強化人的后天努力奮斗和自立的精神，確立靠能力和實力自立并實現其人生價值的實現方式。
　　綜上所述，我們可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國的文化建設應積極塑造義利結合型、能力型、理性型和自立型人格，確立“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四大“核心價值”，反對重義輕利、重權力輕能力、重“人情關系”輕科學理性、重先天給定輕后天努力、重依附輕自立等價值取向。歷史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這些價值取向正是導致中國近代以來社會發展緩慢和落后的深層原因。
《教學與研究》京18～22C8新思路韓慶祥20012001當代中國發展的“核心價值”是“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精神必須引入政治體制改革之中，從而使政治體制發生相應的轉變；同時，“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也必然反映到當前我國文化建設中，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自覺實行人格轉型。這就是本文提出的“四Li論”。利益/能力/理性/自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韓慶祥(1957-)，男，河南孟州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哲學博士，從事人學、發展理論及價值觀研究。（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北京100091） 作者：《教學與研究》京18～22C8新思路韓慶祥20012001當代中國發展的“核心價值”是“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精神必須引入政治體制改革之中，從而使政治體制發生相應的轉變；同時，“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也必然反映到當前我國文化建設中，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自覺實行人格轉型。這就是本文提出的“四Li論”。利益/能力/理性/自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網載 2013-09-10 21: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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