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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12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6)10-0016-05
　　一、西歐經濟史表明，有效率的市場、對生產具有激勵作用的產權結構與保護產權的政府是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
　　西方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結構發軔于中世紀的西歐。在羅馬帝國崩潰后，沒有一個權力中心有能力扮演原先中央政府的角色，政治權力和經濟剩余由教會和封建領主所分割。自治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財政援助和管理才干，作為回報，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護，以反對封建領主和主教的頻繁戰爭和苛捐雜稅（斯塔夫里阿諾斯，1992）[1]。自治城市和商人階級便獲得了相對自由的生長空間。市場經濟活動規模的擴大，需要在使用強制力方面存在規模經濟的組織保護產權，維持市場秩序，建立更大的政府單位；形成一個全國范圍內統一的行政管理系統和統一的大市場，把原先分散的地方經濟網絡轉變成一個全國性的經濟網絡；民族國家應這一需求而產生并逐步壯大。君主國家與商人階級的聯盟導致資本主義的興起。市場、產權、與商人階級結盟的政府相互依靠又相互制衡，為經濟持續增長創造了條件。如果沒有出現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資本主義在歐洲的興起幾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在英國，17世紀初斯圖亞特王朝一再遭遇財政危機，導致王室從事強行貸款、出售壟斷權，以及采取一系列動搖財產權保障（包括財產權充公）的做法。議會與普通法法庭對王室進行了長期的抗爭。終于在經過幾次政治制度的實驗失敗后導致了內戰，最終廢除了國王。推動革命的人士設法控制王室恣意充公的力量，縮小了王室特權，確立了中央（議會）控制財政、司法獨立的原則，賦予議會和普通法法庭的崇高地位。國家政治體制的變化不僅有利于提高財產權的保障，并且迅速發展出資本市場。這些成就為英國后來經濟持續增長創造了條件，幫助它達成霸權并終于凌駕全世界（諾斯，1994）[2]。
　　二、中國的制度變遷具有逆序演進的特點，即在政府主導的背景下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逐步界定和實施產權
　　在古代中國，官民二重結構是中國經濟運行和社會治理的基本制度結構。在長時期內，國家是財產的最終所有者，國家動輒利用自己的暴力潛能變更或侵入平民的所有權邊界，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幾乎不存在保護產權和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結構（張杰，1998）[3]。政府未將保護產權、促進經濟增長、提供公共產品作為自己的中心職責。這種情況到民國也未有根本改變。例如，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內外債的還本付息加上軍費開支，至少占北京政府年總支出的4/5。在支付了一般行政費用之后，就沒有錢為發展經濟進行投資和提供公共產品。省和地方的稅收也被軍費和警察費用耗盡。北京政權通常舉借外債也不用于經濟發展和公共產品的提供（費正清，1993）[4]。普通民眾經常受到軍閥、土匪、外國政治軍事勢力的侵擾而得不到有效保護。統治階層追求壟斷租金最大化卻不能滿足民眾產權保護、公共產品提供、公正分配的需求。在西方世界政治、經濟勢力崛起并且以暴力為基礎進行對外殖民擴張的時代背景下，由于政府基本職能的缺位，辛亥革命后的中國事實上處于“霍布斯叢林”狀態（黃仁宇，1997）[5]，經濟陷入系統性危機中。在1949年以前，沒有強有力的國家維護秩序和安全、保障經濟活動正常進行，使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缺乏必要的條件，近代以來中國經濟長期處于停滯狀態。
　　1949年以后，新政府結束了“霍布斯叢林狀態”，摒棄了以欺騙、搶奪為基本特征的游戲規則，推翻了追求統治階級壟斷租金最大化的國民政府；消滅或徹底改造了民國史上橫征暴斂、征戰不休的地方軍閥政權、土匪和黑社會勢力；也驅除了在中國境內駐軍并在租界行使獨立管轄權的外國政治軍事勢力。建立了自上而下統一的政府管理體系，國家真正成為國內唯一合法的暴力團體。人民不用在付出稅收后，再承担維護秩序和安全的費用。“對合法使用暴力手段的壟斷是現代國家的最重要的特征”（李強，2003）[6]，中國從此邁出了實現現代化的關鍵一步。為建立統一的國內市場，縮小地區、城鄉之間在居民收入、發展條件方面的差距，實施統一的宏觀經濟政策，創造了前提條件。政府將發展生產力、實現工業化與現代化作為自己的中心任務，粉碎了長期羈絆經濟增長的各種利益集團的干擾，將更多的資源用于提供公共產品。同時建構了適于社會發展的各項制度，如保障平民子女接受教育的教育制度，維護婦女權益的婚姻制度，適應中國實際情況的合作醫療制度等。從而經濟出現了快速增長的局面：建國初期即三年經濟恢復時期，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9.3%；“一五”計劃時期，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8.9%（R.麥克法夸爾，費正清，1998）[7]。
　　為了盡快實現國家的經濟發展目標，當時政府確立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重工業作為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在當時無法借助于市場機制實現。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建立扭曲產品和要素價格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制度和毫無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林毅夫等，1999）[8]。為此，逐步取消了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形成了政府主導的單一的產權結構。在計劃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下，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進入經濟效率低下、周期波動明顯的經濟發展階段。
　　為了擺脫經濟發展的困境，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在政府主導經濟生活并擁有幾乎全部資產產權的背景下，開始利用市場機制，并逐漸允許非公有產權發揮作用。在西方國家經濟現代化的進程中，一般的情形是，市場經濟的發展引發對產權保護的需求，然后，實施有效的產權保護的民族國家順應這一需求而產生、演變。與這種自然而然的制度演進路徑相比，中國制度變遷的歷程具有逆序的特點（馮濤等，2003）[9]。即首先在20世紀50年代建立了一個致力于經濟增長的政府。1978年以后，在政府的主導下，開放市場交易，促成產權主體的發育。逆序的制度變遷方式描繪了制度變遷的歷史進程和方向，總結了中國近代以來的制度變遷和經濟結構演進與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在近代崛起時相比有所不同的演進路徑。
　　三、逆序的制度變遷方式的績效與后果
　　中國逆序的制度變遷方式由于不斷釋放出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因素，又沒有造成經濟有機體的功能紊亂，因而使經濟出現高速增長的局面。但與此同時，這種制度變遷模式也制約著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增長中出現的種種缺陷也源于此。
　　首先，逆序的制度變遷方式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改革以來，在沒有改變基本的政治制度、利益格局、社會結構情況下，開始在傳統體制的邊際上發展出新體制（樊綱，1994）[10]。在制度變革中不觸及既有的利益格局，通過改進交易環境使效率提高。著眼于做大“蛋糕”的漸進式改革可以在改革的過程中不斷擴大資源總量，擴大可供在各個利益集團間進行分配的份額，使改革盡可能具有“帕累托改進”的性質，將改革成本和風險控制在盡可能小的程度上（林毅夫等，1999）[8]。在沒有進行大規模私有化的情況下，改革在局部的改良和逐步深化的步驟中有條不紊地推進。這種改革方式之所以取得經濟高速增長的績效，是因為既有效利用了改革前既有的制度、組織基礎和物質條件，又發展出非國有經濟和市場機制的成分，使二者得到有機結合、互相促進。既保持了充沛的改革動力，又保留了原有的保障和約束機制，包括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鄉鎮企業、外資企業在內的各類經濟主體均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而前蘇聯、東歐實施的“大爆炸”式的改革模式，將社會支撐系統和長期積累的制度、物質、意識形態等方面的資源視若敝屣，新的經濟體制和社會治理秩序又難以迅速建立起來，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因而陷入困境。
　　其次，逆序的制度變遷方式也決定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在改革之初，公有產權占絕對統治地位。直至目前，各級政府依然擁有相當數量核心資產的所有權。這些資產的控制權掌握在各級代理人手中，國有、集體資產的私人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推動著經濟增長。根據易綱等人的研究，在1992～1997年期間，中國經濟形成了一個奇特的、自我實現的經濟增長模式：國家財政得自國有企業的投資收益很差，但是，有關個人來自國有企業的收入卻是高速增長的，這就為國有銀行、進而國有企業進行新的投資提供了新的來源。如此反復循環，中國經濟得以實現高速經濟增長（易綱，2003）[11]。這種增長模式在經濟起飛的初期具有較大的激勵作用，推動投資和政府支出大量增加。但也造成公私產權邊界不清，腐敗、官商勾結的現象普遍存在，腐蝕政府治理的公正性和公共產品供給效率，導致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
　　第三，逆序的制度變遷方式也造成了市場的結構性缺陷。改革以前，存在一個強大而有效的政府，卻幾乎沒有市場與非公有產權。在改革過程中，產品市場在政府放開以后成長發育很快，但布羅代爾所說的市場的上層組織依然基本上由政府控制，改革進程緩慢。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仍具有政府主導造成的一系列后遺癥。如國有銀行就是由于在逆序演進中處于非優先環節，產權改革遲遲沒有推行，市場化改革嚴重滯后，積累了大量不良資產，至今仍是中國經濟增長中的最大隱患。
　　第四，逆序的制度變遷方式沒有統一的時間表與明確的終極目標，容易受到干擾而偏離改革的方向。改革之初，著眼于調整當時嚴重失衡的經濟結構和低效率的管理體制，以擺脫普遍貧困的發展狀態，提高經濟運行的活力，改革過程中沒有統一的時間表，也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模式，從而容易受到干擾而偏離改革的方向。如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治理整頓期間，就出現了改革的短期停頓，直到鄧小平南巡講話和黨的十四大重新啟動改革的進程。
　　四、將逆序演進的制度變遷變為順序演進的方式，實現產權、市場和政府的良性互動，推動經濟持續增長
　　逆序的制度變遷方式的實質是在政府掌握了幾乎全部經濟資源的情況下，建立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促進各經濟主體參與市場競爭，在政府的默許、參與、鼓勵的情況下，建立多元化的產權結構。從各國現代化的歷史經驗看，要建立公平的、有利于長期經濟增長的制度結構，必須完成逆序制度變遷的關鍵環節，建立政府、市場體制、產權結構彼此妥協的制度結構（周其仁，1995）[12]。英國的權利法案，美國的1787年憲法，都是在制度變遷的關鍵時期新興生產力的代表與既得利益集團相互爭取利益又彼此妥協的結果。
　　目前面臨的基本格局，與古代中國的情形類似，一方面是強大的國家，另一方面是分散的經濟下層組織，這顯然是典型的二重結構特征（張杰，1998）。[3]中間階層缺乏必要的制衡能力和自己的權力空間，往往只能選擇官商勾結的方式尋求保護和發展空間。政府既是最大的市場參與者，又是規則的制定者和強制執行者，也是市場活動的仲裁者。雖然可以實現經濟增長，同時也容易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導致社會游戲規則混亂，獲利機會壟斷在既得利益階層手中，出現社會兩極分化的情形。從而很難保證政府管理市場的公平性、有效性。市民社會和民間經濟勢力也難以獲得公平、自由的發展空間。美國賓州西切斯特大學的洪朝暉教授認為，中國目前的狀態是一種權力資本經濟，其結果是社會分配的規則、機會、過程和結果出現嚴重的不公。中國的權力資本經濟極有可能成為一種無法轉變的終極形式。
　　解決逆序演進中存在的問題，首先依賴于法治目標的實現。法治的第一個經濟作用是約束政府，即約束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任意干預。法治的第二個經濟作用是約束經濟人行為，其中包括產權界定與保護，合同和法律的執行，公平裁判，維護市場競爭。通常要靠政府在不直接干預經濟的前提下，以經濟交易中第三方的角色來起到支持和增進市場的作用。但由于政府擁有壟斷性的強制權力，又容易濫用權力，法治就是將經濟人和政府都置于法律約束的框架內。理論分析和經驗證據的結果大都表明法治和適當的規制有利于經濟發展（錢穎一，2003）[13]。不斷完善法治，是遏制官商勾結的必要措施，也是中國制度變遷最終要達到的目標。
　　中國經濟逆序演進的制度變遷方式決定了中國經濟體制、法制規則的過渡性，要實現真正的法治還需要一個長期努力的過程。如果沒有其他改革措施的配套和立法、司法程序的改革，單純強調對現有法律規則的執行，可能強化行政管制，在一定程度上窒息民間經濟和底層社會勢力的發展。中國的法律體系是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渡時期陸續建立起來的，具有大量偏向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條款，對民營經濟和普通勞動者的保護條款明顯不足，不能完全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也就是說，法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約束政府和“經濟人”的作用，但是，要真正建立一個法制社會，就要在對“體制硬核”進行改革的基礎上，發展出實質性的經濟、社會勢力去推動與完善法制建設，這恐怕是更長期的工作。
　　其次，進一步推動產權制度改革是解決逆序演進中存在的深層次矛盾的又一重要環節。“產權界定是一切積極性的內在源泉；產權界定清楚后，市場才有規則，社會才有道德標準；市場有了規則，人們才會有長遠、穩定的預期。沒有產權界定則無異于偷搶合法，這時人們不會努力工作，也不會關心市場價格，根本沒有道德標準可言”（易綱，2003）[11]。產權的界定和保護是市場形成的必要條件，是市場競爭秩序的經濟基礎。將部分國有產權民營化，政府逐步退出微觀經濟領域，才能擺脫與民營經濟實體同臺競爭、與民爭利，從而不尊重產權的局面；才能使政府將主要精力用于維護市場秩序，保護產權，促進社會公正上。產權改革的停滯、轉向，都可能導致一個不公正的產權格局和寡頭壟斷的市場競爭態勢。中國目前出現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市場秩序混亂，腐敗問題嚴重，在相當程度上與產權問題有關。如在證券市場中，政府既是多數上市公司的大股東，又是市場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市場的監管者、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者。在微觀層面，要確保上市公司的國有資產保值、升值，在宏觀層面，要貫徹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政府的多重角色使其不可避免地產生機會主義行為，在經濟低迷、需要刺激經濟增長時，鼓勵股價上漲，滿足其宏觀調控的需求；在股市低迷時，采取救市行為，滿足其國有資產保值、升值的需求，使上市公司感受不到二級市場股價變化帶來的壓力和約束，使股價長期脫離企業基本面運行，“業績造假”、“黑幕”盛行。再比如，在現有土地產權制度下，當城郊農村土地變為城市房地產用地時，農民只能得到遠低于市價的補償，致使城市政府、房地產商人共同侵犯了農民對土地的產權。
　　需要注意的是，產權的作用不是萬能的，不能離開國家與市場單獨發揮作用。產權的保護和執行離不開尊重產權的社會資本的積累，離不開公正的政府執法體系。在市場發育不充分、競爭規則不健全、法治不完善的情況下，產權難以得到有效的保護和實施，產權改革也很容易被扭曲，在某些情況下喪失必要的公正性，制約產權對生產的積極作用的發揮。如果沒有市場的演進和充分發育，沒有國家進行公正的界定和保護產權，僅僅將原來壟斷性的公有產權轉由私人持有，這些私人產權也會極力維護自己的壟斷地位，限制市場的充分競爭，阻礙經濟增長。因此將產權與國家職能和市場的演進結合起來，而不是人為割裂，更有利于經濟的均衡增長。
　　減少行政管制與審批，不斷開放市場競爭，也是建立健康的市場經濟制度的又一前提條件。行政管制越多，腐敗越多；管制還導致信譽機制喪失，增加交易成本；使得國家稅收流失；最后會扼殺市場經濟的活力（張維迎，2001）[14]。市場機制如同看不見的手，在沒有外力干預的情形下，可以達成資源的有效配置。減少行政管制與審批，用競爭因素沖破既得利益集團的束縛，是改革神奇而巨大的動力。市場交易也是產權價值實現的基礎，發達的市場交易會不斷產生對產權界定和保護的需求。將市場化改革與產權改革有機結合，也是促使國家、市場、產權三者之間出現良性互動關系的重要步驟。
　　第四個前提條件是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公民社會，用公民社會的力量推動改革，監督、抑制既得利益集團侵犯社會其他群體利益的行為。市民社會是促進市場經濟發育、維護社會公共秩序的重要力量。市民社會的發育有利于分担政府的部分社會救助、道德教化和維護公共秩序的功能。因此，應鼓勵和培育NGO、NPO等公益性的民間組織；通過農村基層組織和城市居民委員會的選舉，實現以社區或其他行動場所為載體的自治；發揮民營企業、私立學校、工會、中介機構、民間社團和協會等民間組織的作用，以及社會輿論、新聞媒體的影響力，爭取和維護各階層公民、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各項權益，擴大社會各階層參與公共事務的空間，讓這些社會階層享有基本的公民權利。他們維護自身權利的努力有利于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的壟斷，解決目前改革中遇到的瓶頸性問題。
　　五、結論
　　在持續地完善法治的同時，由不斷壯大的民間產權主體、逐步獲得公民待遇的社會邊緣勢力及市場機制共同推動，最終建立起以公民社會為中心的產權結構、交換關系和政府治理結構。在此基礎上，演變出中國的社會主義憲政秩序，才能建立保障長期經濟增長的制度基礎。停止改革只能“固化在許多情況下任意決定的政府權力和不公正、不穩定、不確定、不透明的游戲規則，使政府官員同時是規則的制定者、執行者、仲裁者和參與者的狀態長期存在”(Jeffrey sachs等，2003)[15]。近年來，中國已逐步邁進市場、政府、產權良性的互動關系的軌道，進一步推動上述方面的改革，就有希望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目標。
　　收稿日期：2006-08-10
當代財經南昌16～20F11理論經濟學李英東20072007
制度變遷/逆序演進/經濟增長
近代以來，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制度變遷具有逆序演進的特點。這種逆序的制度變遷模式是當前經濟運行中種種問題的根源。實現產權、市場、國家的互相制衡和良性互動，才能真正解決經濟發展中面臨的“體制硬核”，保障中國經濟實現持續增長。
作者：當代財經南昌16～20F11理論經濟學李英東20072007
制度變遷/逆序演進/經濟增長

網載 2013-09-10 21: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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