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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春榮 編譯）
　　１９９４年８月１５—２０日在上海舉行的《面向廿一世紀的中國教育：全球視野中的新挑戰與展望，第四屆國際討論會》上，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程介明博士的大會主題發言（論文）《大陸的教育研究》引起與會者的興趣。程博士從分析我國教育研究論文的類型著手，探討了教育研究的方法論。程先生十分贊嘆大陸對教育事業的高度重視。他認為，中國有世界上最龐大的教育研究機構，成果豐碩，如此宏偉的教育研究事業應當對世界文獻產生極大的影響。然而尚無這方面的資料可查。程先生認為，這是教育研究的方法尚有不足之處。下面按原論文結構介紹程先生的主要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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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教育研究的基本類型
　　程先生對《教育研究》雜志１９９４年第１—６期的研究文章進行了分類歸納，提出了１１種類型并一一舉例說明（此處只引述程先生對類型的解釋而略去例子）：
　　類型１ 思考式研究
　　作者自由地發表他們所獨自考慮的意見，參考資料中原則多于例證。
　　類型２ 感想式研究
　　作者所作出的說明是以他們和各種感想或他們的經驗觀察為基礎的。
　　類型３ 指示性研究
　　作者指出某些“正確的”教育方向或教育方針，并便舉材料以論證這些方向或方針。
　　類型４ 主張式研究
　　作者對建議作闡釋或宣傳某些改革想法，同時列舉證據、調查材料或原則以資說明這些建議或想法。
　　類型５ 綜述研究
　　作者把與專題有關的看法和研究成果集中在一起，其他地方稱之為“文獻綜述”或最新觀點。可以表明或不必表明自己的傾向。
　　類型６ 哲學性研究
　　作者主要是對主張或反對某些教育觀點進行抽象的分析。
　　類型７ 政策性研究
　　作者提出政策議題到某些項目，通過廣泛的現場調查工作收集到的定性和（或）定量的資料為基礎，提出一種綜合性的觀點。
　　類型８ 歷史研究
　　作者對某些教育問題進行歷史分析。這些都直率明了。
　　類型９ 實證研究
　　這經常是教育實踐改革的一個課題，在一所學校或一個特定地區所進行的實驗。文章通常是關于這樣一個實驗的成果及其應用。這似于“行動研究”的思想概念，然而其篇幅較大，缺乏評論方法。
　　類型１０ 定量研究
　　這常常是既可包括一個社區內又可包括一個學生群體的調查。采用統計學分析。
　　類型１１ 案例研究
　　這方面的文章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進行調查和完成的，背景資料豐富。
　　 各類型的特點
　　程先生首先指出，“教育研究”的總的格局似乎是求得各類型間的平衡，然后對有效統計的６５篇研究文章的分布及類型的特點作了如下分析：
　　第一，哲學性文章多，在６５篇文章中有１９篇是概念的哲學性研究。
　　第二，實證性文章比例偏低。如果把哲學性的、感想性的、宣傳改革思想的和政策主張的文章加起來，那么，“非實證性文章”占研究產出的６０％。
　　第三，在３９篇“非實證性”文章中只有１４篇或多或少有參考資料，換言之另２５篇沒有提及他人的菱。
　　第四，在實證性文章中，數據與理論的關系不明晰。例如，大多數“實驗”只認定預期的結果；只有定量研究和調查報告才有嚴謹的有質量的研究原則。
　　程先生認為，如果對上述文章作進一步考察并與國際學術界的研究文獻進行比較，還可以發現下面兩個特點：
　　第五，在實證性文章中，有的是嚴謹有質量的研究，有的沒有。在上述例子中只有兩篇案例研究，但都沒有對其所采用的方法進行說明。有些政策研究很有質量，但是沒有研究過程。
　　第六，大多數研究性文章是指示性的，就是說這些文章期望于行動，因此提出應該“怎么做”的問題，有時他們試圖尋找“什么是正確”的答案。幫助理解的解釋性研究并不多見。最新動態文章是例外，就其性質而言，其中大多數更是解釋性的，幾乎沒有為了利用數據和更好地理解有關問題而進行分析；在報告結尾所提出的建議常常游離于解釋之外。一些定量研究文章也留有很明顯的解釋性風格。
　　他認為，把上述特點聯系起來看時，似乎反映出中國教育觀念中兩個更深層的問題：
　　一是在教育目的中有功利主義傾向。許多文章都是為了立即改善眼前的現實而寫的，少量是為了提高人民對現實的基本理解而寫的。
　　二是在研究產品的生產中有理想主義傾向。人的智力活動被認為是比現實活動高的層次。產生于原則的理論被看得比那些產生于數據的東西更有價值。
　　 境外的觀點
　　程先生指出：一般說來，國外的教育工作者非常佩服中國為教育研究所付出的巨大努力。然而，國外對研究文章的評判標準與我們有所不同，他們主要從兩個角度來評論：
　　１．方法論
　　國外研究者感到驚訝的是，中國的教育研究并不注重方法論。在上述６５篇文章中只有定量研究文章明確說明其采用的方法。另一些積極收集數據的實證性文章往往未提及收集過程和他們進行推論的方法。這個問題不僅雜志的文章有，而且碩士生和博士生的論文也有。在其他地方的畢業論文中，關于方法論或方法的部分是必不可少的，中國的畢業論文，往往沒有這部分。這使人認為，在中國評價研究產出的是成品而不是過程。
　　這就與國際學術界的一般看法形成了對照。對研究成品的評價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話也是很困難的，原因至少有兩個。首先，研究往往是產生理論或修正理論。這樣的理論可以豐富知識（即解釋性的）或指出更好的實踐（即指示性的）。知識的有效或實踐的效果要得以體現，即使用不了幾十年也要好幾年。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么能只憑結論來評價研究產出呢？第二，各種社會都既是這樣又是那樣的復雜體。這里有形形色色的價值觀，相互抵觸的好惡。在國外學術界很難以固定的對與錯作為支撐點。被所有人都認為是正確的研究結論幾乎是不存在的。
　　因此，人們只能依靠其縝密的方法來評價一項研究，看其結論是不是通過大多數人認可的途徑所取得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評價一項教育研究的文章就像評價一篇數學論證一樣。要替代評論研究成品的方法，你只得非常仔細地檢查其過程。這僅僅是理解研究過程和研究結論之間關系的一種方法。也有一些反對這種看法的例子。然而，上述說法足以說明方法論在國際研究界的重要性。
　　２．人的智力
　　對方法論的不重視和缺乏對研究過程的評價標準或許會導致國外研究者驚訝的第二點：信賴可以不依賴于數據的智力。
　　說人的智力在教育研究中的地位是持續爭論的永恒主題是不錯的。一方面，極端實證主義者幾乎相信，在“客觀”數據之外的任何東西都是不可靠的。另一方面，極端的反實主義者相信任何東西只不過是人的創造物。然而，數據、人的智力與數據之間的關系的重要性也是爭論的中心問題。
　　在中國好像不存在這類爭論。相反，中國的研究者好像很一致，至少在理論上，在關于人的智力與同外界之間的關系上是這樣。毛澤東的《實踐論》仍然是認識實在與客觀的基礎。換言之，大部分中國學者相信存在著客觀實在，相信認識實在的“感性認識—理性認識”的途徑。因此，對人的智力的偏信不是反實證主義或理想主義的反映。
　　然而，對于人的智力的過于相信，認為“思辨”的產品最具學術性，以數據分析為基礎的文章僅僅是研究報告。國外研究者很難想像這種做法是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
　　 國內的觀點
　　程先生強調指出，僅僅從一個方面提出觀點是不公平的，他當然不會站在有所偏袒的立場上，而是要提出他對開始對話的途徑的某些理解：
　　上述國外研究者提出的兩點是中國研究者也有所認識的。袁振國在１９８８年回顧《教育研究》９年來發表的文章時評論了教育研究中的“科學的嚴密性”（《九年來教育研究的進展及問題》１９８８，５）。首先是教條主義，作者摘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語錄，把每一件事都歸結為一條條馬克思主義原則。第二是經驗主義，作者只是寫他們的經驗。他認為，“若干年來，教育研究的方法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它嚴重阻礙了教育科學的發展”。當我們今天看《教育研究》時，很少見得到教條主義的痕跡。然而，他所說的經驗主義還很盛行。
　　在最近一篇類似的文章（《我國新時期教育育研究方法研究的回顧與展望》１９９４，４）中，侯懷銀認為，教育研究方法論的研究還沒有真正開展起來，說目前的研究既不深刻又不具體。對于人的智力的過于信賴也受到了中國學術界的批評。在最近的采訪中，鐘啟泉有一段中肯的話：“教育科學畢竟是一門實踐性較強的學科，因而適當地強調一下實證性研究是必要的。我們現在的某些研究非常迷醉于學究式的思辨，當然，在科學研究中離不開思辨的要素，但思辨一定要建立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上，否則就會喪失科學的意義。不進行調查研究，實驗研究，比較研究，不掌握實際情況，僅憑一知半解就亂發議論，肆意演繹，妄下結論，這是科學研究的大忌。”
　　 結束語：溝通
　　程先生在這一部分中表達了削除大陸研究者與國外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的鴻溝的強烈愿望。他說：
　　消除鴻溝顯然是必要的。不這樣做，中國研究者就將永遠無法用他們豐富的研究產品來充實國際學術界。中國的教育研究要加入到國際家庭中去，所能做的只有采用兩方面都認同的同一種研究語言。
　　然而，消除鴻溝并不意味著中國研究界要完全按照國際慣例去做。后者需要改變境況。把中國教育研究看成整齊劃一是不對的。中國教育研究中的好的部分應當保存下來，不保存它，中國的研究者就永遠找不到適合于中國的方法。中國研究者也有一些令人不敢茍同的慣例，改變這種慣例往往需要時日。這里有中國學術界所精通的部分（如質的研究），但是，要使這種好的傳統在國際學術界認為是規范的框架中得到新的活力，尚需努力。
　　 （譯者單位：上海電視大學）＊
　　
　　
　　
開放教育研究滬33-35G1教育學朱春榮19971997 作者：開放教育研究滬33-35G1教育學朱春榮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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