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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鄧小平同志說，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那么，與改革相適應、并作為改革思想先導的思想解放運動，這個更深刻的改革，應當說是中國當代社會的一次具有深遠意義的意識形態革命。
　　　　　　開拓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
　　要開創改革的新局面，我們黨面臨著極其艱巨的任務：“文化大革命”遺留的嚴重的政治、思想、組織和經濟方面的混亂，需要以巨大的政治勇氣，進行全面撥亂反正。其中，最重要的還是關于思想路線和戰略方針的問題。我國的新時期，恰恰是在這兩個問題上為革命性轉變拉開了序幕。這兩個問題的核心，還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一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正是在正確思想路線指引下，我們不斷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偉大的歷史轉折，同時也是意識形態領域一次深刻的革命。因為在這次會上，開始全面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錯誤，同時也徹底批判了“兩個凡是”的新教條主義錯誤。這是一次史無前例的思想大解放運動。　這次思想解放運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就是鄧小平1978年發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篇講話。這篇講話“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沖破‘兩個凡是’的禁錮，開辟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
　　1957年以后，黨內“左”的錯誤不斷發展著。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左”的錯誤實際上取代了黨的集體領導，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在思想領域中，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猖獗，“以階級斗爭為綱”、“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緊緊地束縛著人們的思想，造成了一系列的政治災難；而“兩個凡是”卻繼續阻礙人們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指導思想，造成了徘徊不前的局面。對于中國社會的發展來說，這的確是個重大歷史關頭。
　　針對這種情況，1978年在鄧小平同志的支持和推動下，在全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通過討論，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沖破了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嚴重束縛；同時，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明確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偉大戰略決策。凡是經歷過這個大變革時期的人們都會感到，無論對個人、對黨、對國家來說，都是在指導思想上的一次革命性變革；而且人們應當承認，直到現在為止，我們在思想理論方面的一系列革命性變革，與那場思想解放運動都有著深刻的歷史聯系。
　　在當時，這場思想解放運動所涉及的根本理論問題之一，是長期以來束縛著人們的關于政治與經濟、革命與建設的關系問題。經過這場思想解放運動，把被“左”的錯誤所顛倒了的這一類關系，重新擺正了位置。很顯然，這在意識形態領域中是一種革命性的變化。關于這一點，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明確指出過：“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實踐已經證明，以真理標準大討論為標志的思想解放運動，引導人們勇于探索，大膽創新，在實踐中不斷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并且相應地在思想理論上打破禁錮，提出新觀點，創造新理論，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因此，這無疑是開了中國當代社會意識形態革命的先河。
　　　　　　反錯誤傾向斗爭的全新思路
　　長期以來頻繁的過火的政治斗爭，使“左”的錯誤指導思想根深蒂固，許多人產生了“左比右革命”，“寧左勿右”等意識形態偏見。這種可怕的意識形態偏見，常常把復雜的意識形態斗爭簡單化，結果是造成了一系列的政治悲劇。鄧小平同志在總結建國以來反錯誤傾向斗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從實際出發，對反“左”與反右的問題，提出了全新的思路。他在這方面的基本指導思想，是堅持唯物辯證法，實事求是地、全面地對待反“左”與反右的問題，正確地開展意識形態領域中兩條戰線的斗爭。
　　1981年，鄧小平曾明確提出，反對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有來自“左”的方面，也有來自右的方面。因此，寫文章時要注意到兩個方面，既要批判“左”的錯誤思想，又要批判右的錯誤思想。那就是說，不要從概念出發，而要從實際出發，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當然，有時也會有重點。他說：“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是針對‘兩個凡是’的，重點是糾正‘左’的錯誤。后來又出現了右的傾向，那當然也要糾正。”（《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79頁）
　　那么，在目前我國的改革開放過程中，究竟反“左”是主要的呢？還是反右是主要的呢？在這個問題上不能含糊不清。鄧小平對此作出了十分肯定而明確的回答：“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992年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他指出，對于我們黨來說，有右的影響，也有“左”的影響，但“左”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象越“左”越革命。正是針對著這種意識形態偏見，鄧小平同志尖銳地指出：“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5 頁）很顯然，這一科學結論對于我國長期以來反錯誤傾向的意識形態斗爭，從指導思想上克服了頑固的思維定勢，形成了一種全新的思路，是一個具有革命性質的變化。
　　鄧小平同志在反錯誤傾向問題上提出的新觀點、新思路，對于我們進行思想理論斗爭，也是有重要啟示的。這主要是指，我們要正確認識克服機會主義與防止教條主義的關系問題。在一般情況下，機會主義常常表現為右的錯誤傾向，教條主義則常常表現為“左”的錯誤傾向。但是，這也不是絕對的，有時兩者會產生相交錯的現象。因此，這也必須從實際出發，對“左”、對右，都要進行具體分析，有的放矢地進行理論研究和思想批判。
　　毫無疑問，在理論工作中，我們既要克服右的機會主義傾向，又要防止“左”的教條主義傾向。但是，在當前，主要任務還是克服“左”的教條主義影響，克服公式主義，克服思想僵化，克服思想方法簡單化。這是因為，這種“左”的理論對人們依然是個很大束縛，是進一步改革開放、開創新局面的最大意識形態障礙。因此，為了發展馬克思主義，建設生氣勃勃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必須掃除多年來形成的“寧‘左’勿右”的思想理論偏見。
　　　　　　擺脫姓“資”姓“社”的抽象爭論：一個重大的理論突破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左”的錯誤指導思想的嚴重束縛，許多人對“資本主義”有著一種莫明其妙的意識形態恐懼感；有些所謂的“理論家”、“政治家”，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問題上，則形成了一種極為有害的宗派主義情緒。而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在姓“資”還是姓“社”的判斷標準問題上，則存在著一大堆糊涂觀念。這些人，在改革開放中，凡事總是要先問是姓“社”還是姓“資”？由于思想脫離實際，結果往往是陷入到關于姓“資”姓“社”的抽象爭論中去。這樣，在需要開創新局面之際，在要求進行創造性理論探索之時，便束手束腳，畏首畏尾，無所作為，喪失難得時機。
　　針對這種思想狀況，鄧小平同志1992年春視察南方時深刻地指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2頁）在這里， 鄧小平用“三個有利于”的標準，否定了人們長期以來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本質區別問題上的意識形態偏見，要求人們擺脫關于姓“社”與姓“資”問題上的抽象爭論，解放思想，勇于創新，積極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
　　由于教條主義和“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長期以來在人們思想上形成了一個固定不變的概念，即市場經濟姓“資”，計劃經濟姓“社”。正是由于這個傳統的意識形態舊觀念，使我們在現代市場經濟面前裹足不前。針對這個附加在馬克思主義之上的陳舊觀念，鄧小平同志明確地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這個新的論斷，進一步破除了姓“資”姓“社”抽象爭論對人的思想束縛，又是一次大的思想解放。
　　關于市場與計劃都是經濟手段的新觀念，之所以有巨大的思想解放意義，關鍵在于它實際上否定了市場經濟體制與計劃經濟體制具有意識形態性質。因而，實行市場經濟還是實行計劃經濟，不能成為判斷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根據。應當說，這是科學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發展中的一個重大理論突破。這個重大理論突破，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使人們擺脫了一些陳舊觀念的束縛，放開手腳，大膽地利用現代市場經濟手段，去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實踐已經證明，隨著這個重大理論突破所帶來的思想解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日益鞏固和發展。這對于加速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有劃時代意義的。
　　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的“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這一論斷，是對擺脫姓“資”還是姓“社”抽象意識形態爭論束縛這一理論突破方面的又一重大發展。這里的要害問題，是人們長期以來把股份制（包括股份合作制）與資本主義所有制聯系在一起，認為搞股份制就是搞私有化。這樣，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就只有一種模式了。大量事實說明，這實際上已經成了企業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的一種思想障礙。也就是說，如果把已有的公有制實現形式看作是唯一的形式，不去尋找能夠更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國有企業改革就無法進行下去了。這里的關鍵問題是股份制究竟是社會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
　　在這個屬于意識形態性質的爭論問題上，黨的十五大報告做出了明確結論：“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于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于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很清楚，股份制是一種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它本身不具有意識形態的性質，即不能籠統地說股份制是公有還是私有。這樣，我們就擺脫了在公有制實現形式上姓“資”還是姓“社”這種抽象的意識形態爭論。實踐將證明，這個重要理論突破又是一次大的思想解放，必然在中國的改革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跡。
　　鄧小平理論關于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克服姓“資”與姓“社”這種抽象的意識形態爭論的思想，對馬克思主義是個重大的理論發展；同時，它也顯示了鄧小平理論的鮮明時代特色，成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理論動態京1～7MF1體制改革宋惠昌19981998中央黨校研究生部主任、教授　宋惠昌 作者：理論動態京1～7MF1體制改革宋惠昌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5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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