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愿無盡第三輯我的自傳第40節抗戰以來自述（11）

簡體傳統

　　第三輯我的主要經歷
　　第40節抗戰以來自述（11）
　　他對于我的話認為很對。
　　我于是提出我的主張，要確定國是國策，所謂國是國策，就是對民族解放社會改造兩面大問題，及其所涵細目，均有確切之訂定。尤其要緊的，在建國的理想目標，并其達于實現的路線步驟。如何來確定呢？這當然要全國各方開誠相商，共同決定。
　　他表示單為抗日而團結，誠不免一時手段之嫌。但他又慮社會改造問題重大，牽涉甚遠，各方意見或未易接近。倘各方意見不能歸一，豈不又影響眼前抗日？似不如走一步，說一步。
　　我說你這種顧慮亦是應有的，不算過慮。但遇此困難，當以熱心（熱心于徹底團結）、信心（相信彼此說得通）克服之，而努力以求得最后結果。
　　他說你的意見是好的。此事最好由國民黨來倡導進行，或其他方面來推動提倡。中共方面，因為剛將抗戰促動起來，不過六個月又吵動什么社會改造問題，似乎不便。假若國民黨或其他愿為此根本商討，那他們共產黨當然歡迎之至。
　　他又對我說：此時（1938年1月）他們正請得國民黨同意，兩黨起草共同綱領。在武漢有八個人——國民黨為陳立夫、康澤等四人，共產黨為陳紹禹、周恩來等四人——正在蔣先生指導下起草。共同綱領和你所說國是國策亦甚相近。假若由兩黨的擴而為全國的，由側重眼前抗戰的，進而包括建設新中國，便是了。你何不趕回武漢，去推動推動呢？
　　毛君屢次對我說，中國現在已是團結，但仍須求得進一步的團結。我便說，你想進一步的團結，除了我這辦法還有什么辦法呢？我又問他，并問張聞天，假如國是國策定下來，則黨派問題即將得一根本轉變，是不是？他們都答復是的，那樣全國將可以成為一個聯合的大黨。
　　關于黨派問題，我從來認定中國社會形勢散漫，各黨說不上有什么截然不同的社會基礎，而從中國問題看去，恰又有其共同任務。因此，“絕不相容”只是人們的錯誤，而非形勢所必至；大家合拢來，乃是問題所需要，而形勢甚有其可能。不過解決黨派問題的主張，在當時我胸中尚未具體化，所以亦未向下商量，即到上面所談為至止。
　　所謂意見的交換，除團結統一問題略記于上之外，大致還有兩種：
　　一種是關于那時時局的。我在那時（1938年1月）眼見得崩潰之象，當然不免悲觀。他從國際方面、敵方、我方三下分析給我聽，轉換我的悲觀見解不少。而說到當時各種問題的主張上，彼此多半相合，沒有相乖之處。事過境遷，記憶不全，記亦無味，從略。
　　再一種就是關于中國前途的了。我對于中國前途一向有我的見解主張。我要求確定國是國策，其意正在要認清民族的前途，而把握著自己前途去走。而他們共產黨呢，一面既有其世界前途的理想，一面又有其獨具之歷史眼光，當然他們對于中國前途是有他們之見解主張的。我有一套，他們更有一套。所以通宵達旦，談之不盡的就在此。
　　關于這一問題，彼此所見就不同了。假如他們是“三段論”，那么，我便可說為“一段論”。他們的三段，前文曾提到過，就是：在抗戰中實現民主；由于民主進步，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末了進步到共產。我所見如何？我認為中國政治上趨于民主化和經濟上趨于社會化，是同時的。其前進是同時前進，互相推動著前進，相攜并進，以抵于成。因為分不開，所以他們的前兩段，在我就是一段。又因為我只信社會主義，而不大相信共產，又少卻他們的第三段，于是我便成“一段論”了。——其實在我并無所謂“一段論”。
　　問題太大，話說起來太長，現在記不勝記。他們的書報刊物甚多，讀者不難考證。我亦有一些出版物，外間流行卻少（內地及上海尚可得，香港甚難）。今將舊文摘幾句于此以見意：
　　中國政治問題必與經濟問題并時解決，中國經濟上之生產問題必與其分配問題并時解決；圣人復出，不易吾言矣！求中國國家之新生命必于其農村求之，必農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國國家乃有新生命焉；圣人復出，不易吾言矣！流俗之所見，或以為政治問題解決，而后產業得以發達，而后乃從容談分配問題；或以為必由國家資本主義以過渡于共產主義，而當從事國家資本主義之建造。是或狃于歐洲國家之往例，或誤于俄國布爾塞維克之企圖，而皆昧于彼我之異勢，謬欲相襲者，曾何足以知此！
　　這是民國十八年為河南村治學院所寫旨趣書中的話。又后來《鄉村建設綱領》第十八條有云：
　　吾人所見，中國政治得進于民主化，將有賴其經濟生活之社會化，此與西洋政治之民主化得于個人主義者適異。經濟上之社會化，有助于政治上之民主化；政治上之民主化，復有助于經濟上之社會化；如是輾轉循環向前進，自微之著，由下而上，經濟上之社會主義與政治之民主主義，同時建設成功。
　　這些話均待另外詳談，才得明白。彼此對中國前途看法之不同，從何而來呢？當然由于對中國老社會認識不同，從而對近百年所起變化的了解不同，從而對前途估計不同。所以從談未來問題，就追溯到過去歷史文化。我總執持兩句話：中國老社會有其特殊構造，與歐洲中古或近代社會均非同物。中國革命是從外面引發的，不是內部自發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會之特殊構造來。他相當承認我的話，但他說，中國社會亦還有其一般性，中國問題亦還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視其特殊性而忽視其一般性了。我回答他：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在其特殊之處；你太重視其一般性，而忽視其特殊性，豈可行呢？
　　我與毛先生兩人間的爭論，到此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