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漢民族主義運動的兩大誤區

簡體傳統

　　1、排滿宣傳陷入誤區，存在嚴重的抨擊中前期，認同后期的問題，導致邏輯上陷入悖論，很多理論無法自圓其說
　　排滿本身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排滿的側重點，過於糾結在清國中前期歷史，沒有把握住國民的真實心態。現在的國民，大體上分為兩大陣營。其一，衣食住行無憂，開始關注“大國崛起”這類問題，面對所謂的百年積弱，心有不甘、憤慨，需要有人回答為什麼如此。其二，低收入，受困於住房、醫療、教育等所謂新三座大山，對執政者心懷不滿。兩大類成員，涵蓋了中國絕大多數人口。顯而易見的，針對清國中前期的抨擊策略，難以引起共鳴。所謂的漢網偏激，只是借口。偏激，不過是因為手段的錯誤導致的主張不能引發共鳴而已。這就是排滿宣傳走入誤區的真正原因。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改變現在的排滿策略。對於第一類人，要回答為什麼會有“百年屈辱”。必須要講清楚辛亥革命的本質是要建設近代化國家，清國既不是一個近代化的國家，也不具備建立近代化國家的可能。對於第二類人，則需要深入淺出的宣傳憲政思想，講清楚國共內戰的真正含義。顯然，兩大問題不是孤立存在的，其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必須要串講。
　　漢網雖然是現在中文互聯網上可以最無顧忌進行排滿宣傳的站點。遺憾的是，與數量不成比例的是質量，漢網主流的排滿宣傳陷入了一個可怕的陷阱。漢網排滿的重點，集中在清國中前期針對華人的屠殺，以及伴隨屠殺的剃發、易服等問題。僅就這一塊本身而言，沒有太大的問題值得探討。轉折點出現在１８４０年前后的英清貿易戰爭。相當部分的漢網成員，對此以后的歷史，出現了認同清國的現象，將清國視同中國，對圓明園感同身受，對外蒙古魂牽夢縈……凡此種種，就給了清國奴一個絕佳的借口——皇漢糾纏歷史恩怨。既然已經是一家了，那麼你去糾纏幾百年前的恩怨，是不是故意挑起矛盾呢。邏輯上講，的確如此。如果你認同貿易戰爭之后的清國，那麼從理性的角度而言，就必然有一個時間段，在此之際，清國和中國的利益出現了統一。這也就為清國奴津津樂道的入關促進民族融和的論調提供了炮彈。畢竟，如果不是出現了融合，怎麼會有利益的統一呢。於是清國奴就可以振振有詞的說，我們的敵人是美日俄。大敵當前，皇漢還在挑撥離間，所以是特務云云。
　　那麼問題究竟出在哪裏？
　　根子就是我們常說“清國不是中國”。這并非是清國奴所謂的皇漢感情宣泄，狹隘的民族主義，絕非如此，這是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的結論，有著深厚的人文理論基礎。
　　陳天華在《警世鐘》裏面寫有如下文字：
　　故我們要想拒洋人，只有講革命獨立，不能講勤王。因他不要你勤王，你從何處勤哩？有人說道："中國於今不可自生內亂，使洋人得間。"這話我亦深以為然。倘若滿洲Z.F從此勵精求治，維新變法，破除滿漢的意見，一切奸臣，盡行革去，一切忠賢，盡行登用，決意和各國舍死一戰，我也很愿把從前的意見丟了，身家性命都不要了，同Z.F抵抗那各國。怎奈他拿定"寧以天下送之朋友，不以天下送之奴隸"的主見，任你口說出血來，他總是不理。
　　這其實就反映了清國末年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那就是革命黨重要組成部分的軍國民教育會，在日俄戰爭時期，其實并非主張排滿，而是一個包衣氣息比較重的組. 織——拒俄義勇隊。他們曾經想“報效朝廷”，結果被事實所驚醒，轉而投身排滿革命，再造中華。《警世鐘》，很大程度上就記載了他們的心路歷程。
　　這并非是孤立的案例。實際上在英清貿易戰爭的鎮江會戰期間，旗人海齡就一手策劃了針對華人的大屠殺。這一血淋淋的事實，在明顯不過的證明了清國奴所謂的團結對外，是徹頭徹尾的無稽之談。
　　那麼，這個轉變，是不是因為清國奴所言的晚清Z.F腐敗呢。如果你認為是腐敗，那就上當了。真正的根源，就是“國家”。排滿的真正目的，是要建立中國人自己的近代化國家——中. 華. 民. 國。而國家一詞的真正含義，已經被馬列主義者隱瞞了幾十年。所以要搞清楚這個問題，卻又引出一個新的問題，左右，馬列。

　　2、毋庸置疑，相當部分漢網成員政治上被左翼思想綁架，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對政治陣營劃分完全錯誤，直接導致近現代時事政治這一塊成為短板。前面說到國家的概念被馬列掩蓋，為什麼，簡要地講就是所謂的“無產階級無祖國”，馬列主義的產物第二國際、第三國際要消滅的就是“國家”，他自然就要歪曲國家的概念。正是因為相當部分會員的政治理念被馬列綁架，所以才會有國家認識上的問題，進而才會出現排滿誤區。這是一環扣一環的問題，絕非可以割裂看待。因此片面追求左翼崇尚的“統戰”口號，只能造成普遍的姑息養奸。
　　要搞清楚馬列的本質，得從左右分化說起。
　　左右的概念，出現在１８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時代。在１７９１年的法國制憲會議上，議員們出現了嚴重對立。保守主義者坐在右邊，而革命黨人坐在左邊。由此出現了以左、右指代革命與保守主張的修辭手法。從這個角度來看，左右的本意，和國內馬列主義者的左右劃分，是完全相反的。
　　右翼，也就是保守主義。與動輒就要砸碎舊世界的左翼不同，他們更加強調法律和秩序，講求契約和榮譽。於是，在拿破侖戰爭期間，與蠢蠢欲動的早期共產主義者出現了第一次碰撞。早期的共產主義者曾經唆使拿破侖解放俄國農奴，用這個辦法來打敗俄國。但是拿破侖敏銳地感覺到這樣做將會放出一個可怕的魔鬼，出於良知拒絕了這個建議，哪怕因此失去了自己的帝國也在所不惜。這個舉動，將共產主義的幽靈封印了幾十年。所以后來巴黎公社的暴徒一旦得勢，首先就要推倒拿破侖留下的凱旋柱，由此可見這仇恨之深，絕對的不共戴天。
　　了解了這個歷史恩怨，就可以解釋為什麼馬列主義者如此仇視“國家”，非除之而后快。
　　拿破侖戰爭，開啟了一個新時代。從前的戰爭，要麼是一個國王打倒另一個國王；要麼是一個神打倒另一個神。而自拿破侖開始，變成一個國家和另一個國家的戰爭。這就是所謂的“總體戰”。同一個國家的成員，不分階層，凝聚到同一個人文認同上面，這就是民族。基於民族建立的國家，也就是近代化的國家體制——民族國家。
　　話說到這裏，其實就能夠解讀第一個誤區了。在清國，旗民殊途、滿漢分野，根本就沒有同一人文認同，也就談不上建立近代化的國家。而無法建立近代化國家，就沒有辦法進行總體戰，所以清國一敗再敗。因此原本準備報效清國的拒俄義勇隊，一旦認識到這個問題，就會迅速的轉變成排滿的軍國民教育會。清國之所以不是中國，真正原因就是它的存在，阻止了建立中國。
　　近代化國家的根基民族認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使得人們忍受馬列主義者。
　　掛在嘴邊的“剝削”，這就是馬列主義者仇視國家的真正原因。這樣的思想交鋒出現在第一世界大戰期間。當時第二國際的共產主義吹鼓手們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抵制資產階級發動的戰爭，和后來中國的馬列分子所鼓吹的“武裝保衛蘇聯”如出一轍。這理所當然的讓第二國際被世人唾棄。
　　由於吸取這個教訓，馬列主義者必然會千方百計的歪曲、掩蓋近代化國家的概念，尤其仇視民族認同。所以如果一個人接受了馬列教科書洗腦之后，會認為辛亥革命只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決然不會聯想到一丁點建設近代化國家的問題。而這恰恰又是關鍵所在，所以才會產生對貿易戰爭之后的清國的認同。某種程度上，馬列分子是清國奴的天然盟友。
　　排滿必須和民族國家的概念結合起來。
　　排滿本身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排滿的側重點，過於糾結在清國中前期歷史，沒有把握住國民的真實心態。現在的國民，大體上分為兩大陣營。其一，衣食住行無憂，開始關注“大國崛起”這類問題，面對所謂的百年積弱，心有不甘、憤慨，需要有人回答為什麼如此。其二，低收入，受困於住房、醫療、教育等所謂新三座大山，對執政者心懷不滿。
　　兩大類成員，涵蓋了中國絕大多數人口。顯而易見的，針對清國中前期的抨擊策略，難以引起共鳴。這就是排滿宣傳走入誤區的真正原因。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改變現在的排滿策略。對於第一類人，要回答為什麼會有“百年屈辱”。必須要講清楚辛亥革命的本質是要建設近代化國家。
　　對於第二類人，則需要深入淺出的宣傳憲政思想，講清楚國共內戰的真正含義。
　　這其實涉及到了漢網自身的定位。如果要分階段來描述的話，現在肯定是屬於民生運動陣營的一員。也就是要對抗“民族團結高於天”的反動宣傳，伸張正義，尋求漢民族的生存權利。
　　但是，這又帶來了一個新問題。現在打著民生、民權旗號的勢力實在是太多。如果只是簡單的主張漢民族權利，難免會被左翼勢力乘虛而入，聲嘶力竭的高呼“統戰”，借機兜售馬列信仰。這個情況現在正在發生。只不過因為空降來的“特派員”們業務水準太低，時間稍長就按耐不住要宣揚馬列民族觀，使得其偽裝暴露。但是，萬一來的水準再高點，欺騙性再強點，怎麼辦？所以還是要從根源上解決問題。搞清楚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另一方面，因為漢民族的生存權利在受到侵害，這也使得一些流氓無產勢力得以招搖撞騙，想混進來混水摸魚。雖然表面上這些人似乎與漢族民族主義存在某種共識，但是稍稍深入接觸，就會發現他們處於一種絕望的生存狀態，仇視一切。除了三更半夜摸上來刷九評，或者聲嘶力竭的喊口號之外，既不愿也沒有能力探討問題，尋求解決之道。這也是需要注意的問題，因為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就是義和團。另，經過思考與探討，隱約感覺到一個可能是正確的“統戰”標準：
　　如果一個人不反對元、清，但是反對伊. 斯. 蘭，則這個人可能存在合作的共識；
　　同時，如果一個人對伊. 斯. 蘭勢力都認識不清的話，即便其表面宣稱反元反清，實則都是偽裝。
　　這個標準的根基，也就是基於事實分析而提出的。因為前面提到了，國民大體分為兩大陣營。所謂“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如果相當部分國民依然受困於新三座大山的壓迫，那麼向他們宣傳主要作祟於文化層面的滿獨的危害，顯然不會有好的效果，不大可能引起共鳴。但是，伊. 斯. 蘭勢力與之不同。這是在日常生活中屢屢欺壓甚至屠殺中國人的邪惡勢力。受制於新三座大山，絲毫不能減免受到伊. 斯. 蘭傷害的可能，甚至還會成為其首選屠殺對象。這已為75事件所證實。
　　因此，能夠認識到伊. 斯. 蘭危害的人，表明他起碼具備基本的是非觀和道德廉恥。暫時沒有認清元清的危害，或許只是缺乏切身體會的緣故。所以這樣的人，值得“統戰”。反之，則有問題的概率很大。
　　講了民生民權，再來講講民族國家。
　　民族國家并不是先提出概念，在依照這個概念建國。
　　他的前身是主權國家，是封建領主為了對抗梵蒂岡的神權統治而提出的國家主權高於一切的理念寫了了《威斯特法利亞條約》。這可以看作是領主與ｇｏｄ之間的契約。而伴隨著工業革命和商業繁榮，領主與農奴之間被神權限制的不可逾越的鴻溝逐漸失去意義，舊有的封建制度逐步解體。人人生而平等的民權思想開始傳播，原來的領主、農奴和自由民之間的界限愈發模糊，又因為同樣的語言、習俗，而產生出人文認同。民族國家正是對這種認同的概念性總結，而不是說提出這個概念，再據此建立國家。
　　中國封建制度解體的太早，因此與歐洲的情況無法一一對應。秦國結束了第一次封建時代，從前漢開始，中國依托第二次封建以宗族為單位參與國政，即所謂的門閥政治。到了唐代中后期，門閥政治徹底完結，從宋開始，實際上進入了一個平民社會的形態，通過科舉取仕，形成了一個流動性很大的官僚集團。所以說歷史上中國與異族的戰爭定性非常復雜。就野蠻人而言，這是與原始形態區別不大的部落之間的戰爭，搶劫、殺戮而已，形式簡單，目的明確。
　　而對中國而言，封建制度解體之后，皇室成了唯一的領主。蠻族入侵，損害了他的領地，所以皇室必然要攘夷。而對於文官集團來說，他們是出仕皇室，領皇家俸祿，與天子共治，所以他們也要去平寇。占據了人口絕大多數的平民來說就更簡單了，蠻族入侵必然伴隨屠殺，所以奮起抗暴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看似上下一致，但是存在很大的隱患，各個階層之間界限明確，互相提防。并不是說因為我是某某人，所以我一定就要去殺野蠻人。很大程度上缺乏這種認同。皇室的根是領地，平民的根是家園。所以面對外患，這兩個階層往往拼死抗戰。他們的戰爭，就帶有一定程度上民族戰爭的色彩。
　　這還是占優的情形。一旦蠻族勢大，文官階層非常容易出問題。如果蠻族只是簡單的殺戮，那麼文官階層普遍還能保持“氣節”。然而一旦蠻族開始開科取仕，文人往往第一個變節。當然他通常自詡“入夏則夏”、“以夏變夷”、“有教無類”一類的。戰爭發展到了后來，就發展成了變節文人與舊有領主之間的殊死搏斗。宋末、明末的戰爭就是典型。根源就在於文人的根基不是實際存在的土地、家園，而是虛無縹緲的詩書、倫理、圣人之道。他們生存的價值，就是把背誦的語錄搬來治國。至於這國是誰的并不重要，只要依然開科，對他們而言就沒有妨礙。文天祥之所以可貴，其實就在於文天祥只有一個，或者說是崖山那些最后的抵抗者的化身，同一時間相當部分文人已經變節了。
　　簡單類比一下就不難理解了，現在很多包衣反對漢網的理由就是所謂“我信仰中華民族”。這個中華民族就是個虛無縹緲的概念，不是實際存在的。所以包衣們盡管平時愛國口號喊得山響，一旦中國人在７５遭到屠殺，就全部啞巴了，裝聾作啞。
　　所謂的“中華民族”，是中文資料上經常看到的一個政治詞匯。但既為“民族”，卻從不見一個自然人的身份資料上注明屬於該族。難道它像那些歷史上已經消亡的部落一樣，是一個沒有成員的民族，顯然也不是。而我們中國人在維護自己的利益時，又常常遭到自稱“中華民”的人訓斥，說你置某某於何地，你還要不要團結云云，給人以“中華民族”是中國人的對立面的感覺。凡此種種，不一而足。由此可見搞清楚“中華民族”的來龍去脈，甄別出“中華民”的特征，是分清敵我、復興中國的重要步驟。
　　要搞清楚什麼是中華民族，還必須把時間倒推回一百多年前的清據時代。
　　我們知道清據中國兩百年后，經歷了貿易戰爭、日清戰爭、北清拳亂等等大事件。清國在面對世界新興列強時，完全無力應對，賠款割地不說，也使得歐洲工業文明的精華傳入東亞。中國被清國滅亡兩百年后，中國人本難以分辨華夷，但在遭受如此巨變的情況下，原為文字獄所鉗制的思想重新開始活躍，睜開眼睛看這個全新的世界。
　　雖說自臺灣淪陷后，中國人民的復國斗爭一直沒有停止過，太平天國更是深刻的動搖了清國的暴戾統治。不過清國和儒家的親密聯盟看起來依然可以蹣跚的維持下去。一直要到日清戰爭，日本這個曾經依附於中國存在的小國通過變革強大起來的現實，才算是真正摧毀了清儒同盟的政治公信力。維新立憲作為一種政治主張正式提出。
　　而與此同時，在太平天國的感召，和經由日清戰爭重新傳回亞洲大陸的明末血史的刺激下，中國人原本的華夷之辨和歐洲工業文明的精華民族國家理論相結合，終於誕生出中國人自己的民族主義主張，革命排滿，驅逐韃虜。所謂的民族國家，國家是其政權組. 織形式，而民族則是其根本。民族和民族國家不可分，一個民族倘不能建立自己的國家，就只能降格為族裔、部落，依附於他族生存。民族國家是主權國家的延續，但又不能簡單的等同於主權國家。主權國家只是伸張了本國政體的至高無上地位，并不代表其內部是一個統合的整體。而民族國家不僅是具備同一文化背景的人建立的國家，更為深刻的含義還在於其內部成員之間利益的整合。簡要地講，也就是民族國家至少應直面“我愛國，國愛我否”這樣的問題。不能要求它已經解決，但至少應有證據表明它試圖去解決。
　　民族國家是舊王朝和帝國的掘墓人，也是受奴役民族的希望。它一經出現，就改變了為國王為皇帝，為一家一姓而戰的窘境，讓人為自己為身邊的人為整個民族而戰。顯然，民族國家從理論上梳理清楚了明末中國人對國與天下的迷思，從根本上動搖了清國的統治。
　　而清國奴的君主立憲必然失敗，根子在於它自己陷入了一個二律悖反的境地：
　　搞洋務搞維新，最終要走上開啟民智的道路。而民智一旦開啟，天然的會傾向於民族國家的理念，進而否定立憲的目標——延續清國的統治。所以邏輯上就是走不通的，清國的立憲必然失敗就在於此。在這種情況下“中華民族”就是清國奴搞出來給這個二律悖反解套的東西。
　　中華民族和五族共和是同一樣事物的不同名稱，二者沒有實質區別。不管五族共和也好，還是中華民族也罷，其畫皮都是一個“平等”。一句話歸納就是，以前的事情都不要提了，今后我們都是平等的一員。也就是生造一個既沒有歷史也沒有認同的政治民族。即便如此，所謂的“前過不咎”也是很不要臉的主張，故而梁啟超當年曾經坦誠，提出中華民族理論之后已經做好了被挖祖墳的心理準備。不過說實話，這個姿態的確可以博取一些老女人，和沒有睪丸的男人的同情。倘若只是粗淺的觀察，也可能會覺得比較符合當時中國的境況。畢竟在面臨列強威脅時，聲嘶力竭的干嚎“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確可以起到一定壯膽的效果，因此獲得了一部分市場。
　　但這是原版的中華民族，不是我們今天遇到的中華民族。我們現在面對的，是另一個中華民族，經過列寧主義包裝之后極權狀態下的中華民族，實際情況是一等洋人二等官三等少民四等漢。列寧是蒙古人的后代，列寧主義體制有深刻的蒙古痕跡。所以這和元國的情形如此相似，并非歷史巧合，而是必然。
　　這是我們實際遭受，然而對外宣布的，又是以平等為招牌的梁記中華民族理論。乍一看，大家都平等，仿佛很符合歐美等地反殖民主義的左派思潮。然而是不是真正平等，大家都知道。無非是反映不平等的聲音，被列寧主義政治機器過濾掉了，不允許更多的人了解。唯一一次例外，是社論“民族團結高於天”。我們中國人都知道，所謂“人命關天”，這個高於天，就是說中國人的命只是維持中華民族“團結”的祭品。這是唯一的一次以隱喻的方式告訴大家，民分四等。
　　故而可知，我們真正的出路，在於擯棄左翼思想和中華民族的桎梏，完成辛亥革命未竟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