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魯迅：通向毛澤東的獨木橋

簡體傳統

有關魯迅在新文化運動中定位，難以確然。主將，驍將，健將，眾說紛紜。但不管怎么個說法，總是明星人物。而且，魯迅的出現，亦非孤峰突兀，而是偕胞弟周作人以雙子星座式的奪目，升上新文化的星空。與陳獨秀、胡適之邊叱咤風云邊自我充實不同，周氏兄弟可謂厚積薄發，底氣充沛。茲有胡適之當年的日記為證：“周氏兄弟最可愛，他們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賞鑒力和創作力，而啟明的賞鑒力雖佳，創作較少。”胡適之據此，將魯迅稱作白話文學的健將。
相比之下，陳獨秀更喜歡魯迅的小說。讀了在《新青年》上發表的《藥》之后，陳氏感嘆：“豫才的政論我不恭維，他的小說我是真的佩服。”但陳獨秀后來連魯迅的雜文也一起喜歡上了。魯迅謝世后，陳獨秀在《我對于魯迅之認識》一文中寫道：
魯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國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進的。在民國十六七年，他還沒接近政黨以前，黨中一班無知妄人，把他罵得一文不值，那時我曾為他大抱不平。后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一班無知妄人，忽然又把他抬到三十三層天以上，仿佛魯迅從前是個狗，后來是個神。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
在政治上激進得不無天真的陳獨秀，在文化上卻始終目光如炬，并且一點不計較他人的傷害。且不說魯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曾經毫無道理地傷害過陳獨秀，即便魯迅回憶舊友時談及陳獨秀和胡適之，也相當刻薄：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里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且介亭雜文·憶劉半農君》)
兩位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于魯迅，坦然認定其才華；相反，在魯迅筆下的這兩位領袖人物，卻一個成了氣勢洶洶的莽漢，一個成了城府極深卻又假裝坦誠開明的偽君子，從而反襯出新文化運動中并不耀眼的劉半農，可以讓人放心，足以令人親近。由此也可以看出魯迅以小說筆法寫雜文的凌厲，并且寫得隱晦曲折。不要說讓西方人很難讀懂這樣的文字，就是中國人讀起來，也十分費勁。最后一句的親近半農，意思明白；可是佩服陳胡，卻不知道作者到底佩服他們什么。
魯迅的小說，通常用的是散文筆法。第一篇《狂人日記》更是寫得有如意識流。散文式的隨意性，致使魯迅小說的敘事構架總是相當模糊。正如讀魯迅的雜文，可以讀出其小說家的功底；讀魯迅的小說，讀出的卻是思想家的努力。倘若說，陳獨秀和胡適之的新文化文章里洋溢著蓬勃的青春氣息的話，那么魯迅的小說和雜文卻充滿枯籐老樹昏鴉式的蒼涼。須知，魯迅的橫空出世，乃是胡適之倡言、陳獨秀發揚光大的白話文運動所造就的。假如沒有白話文運動，魯迅可能始終蝸居在北京的紹興會館里抄寫古碑貼。魯迅的成名作《狂人日記》，實質上是相當趨時的寫作，既趨白話文之時，又趨新文化新思潮之時。不過由于深湛的文字功底，顯得很具獨創性。其中的名言，諸如將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薄子踹了一腳，或者，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還有，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吃人；其思想之犀利，其文字之蒼勁，遠比陳獨秀《文學革命論》的三大主義所向披靡。雖然其中有關吃人云云，乃是批判的時尚；魯迅只不過把人們說的禮教吃人，放大到整個一部中國歷史吃人罷了。至于這篇小說在語言上的老到，在氣氛上的成功營造，在敘事上的天然渾成，更是讓胡適的《一個問題》顯得有如小學生作業。陳胡兩位異口同聲稱贊魯迅的文學天才，并非客套，更非敷衍。尤其胡適寫在日記里的稱贊，發自內心。
魯迅小說和魯迅文章，是白話文學和新文化運動不可或缺的重要構成。魯迅小說提供了一種文學景深，魯迅的思想展示出批判者的大家風采。魯迅的貢獻，與陳獨秀的思想開拓，胡適之的學問成就，周作人的文學評論和文藝理論，構成新文化運動四大最具實質性的棟梁架構。四者缺了任何一者，都意味著新文化運動的塌陷。
魯迅當然也有魯迅的局限。比起陳獨秀和胡適之作為草創者在所難免的幼稚，魯迅之長和魯迅之短，都在于其罕見的世故。《紅樓夢》那對著名微詞：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恰好就是魯迅的寫照。與此相應，中國人之于魯迅的崇拜，骨子里與其說是對深刻的敬佩，不如說是對世故的服膺。就此而言，毛澤東之于魯迅的推崇，乃是無心插柳的成功媚俗。
魯迅談論歷史及歷史人物的名篇，首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此文充分體現了魯迅不為他人目光左右、不受流俗影響的獨立特行和獨到見解。尤其論及對曹操的評價，根本不以《三國演義》為然。但也正是這篇演講，足以看出魯迅的特色：世故的深刻。破除文人學士編造的演義迷霧，世故的深刻具有常識的力量。但這樣的深刻又通常是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因為世故不具備人文視野上的恢宏深邃。認為曹操有本事，是英雄，無疑眼光獨到。但提及黨錮背景，以清流論之，則有失短淺。黨錮悲劇不在于清濁與否，而在于不可為而為之的慘痛，并且不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而是不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與陳獨秀的人生悲劇十分相像。魯迅看不到這樣的人文內涵。因為魯迅從來不曾有過相類的經歷，更因為魯迅以世故論世、論人、論史，講說得再深刻，也不脫其世俗氣。陳蕃李膺敢為之的事情，陳獨秀敢為之的事情，魯迅卻是絕對不敢的。江浙文化群里，英雄迭出，徐錫麟、秋瑾不用說了，即便是章太炎，也曾在蘇報案中笑傲朝廷。魯迅不具備這種超凡出俗的膽魄，只好退而求其次地選擇文字，扮演話語英雄，并且將深刻訴諸老于世故。必須指出，世故的心理成因，乃是怯懦。
一個怯懦者談論英雄人物，難免有些捉襟見肘。且不說談論嵇康時的吞吞吐吐，即便是論及曹操禁酒，明明知道曹操嗜酒，并舉出“何以解愁，唯有杜康”作證；卻看不出曹操的禁酒，其實源自刻意模仿周公的虛榮，也同樣有詩為證，并且就是同一首《短歌行》的后面兩句：“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可是，魯迅卻只是以世故的常識論說曹操的禁酒和孔融的反對：“因曹操是個辦事人，所以不得不這樣做；孔融是旁觀的人，所以容易說些自由話。”這類評說出自毛澤東或者蔣介石之口，聽上去明白事理。但出自魯迅之口，卻世俗得不像文化大家。但這就是魯迅。魯迅既茫然于周公的禁酒是怎么回事，也沒有做一把英雄人物的輝煌，不知道英雄人物常常會產生一種莫名其妙的虛榮心。倘若說，沒有經歷不算是世故的局限，因為有時候僅憑著世故，也能看出他人的虛榮；那么茫然于周公禁酒，卻實在是魯迅在史識上的短缺。魯迅的長于閱世，以短于史識為代價。
比較一下王國維，魯迅的世故更加鮮明突出。被魯迅譏諷為老實得像火腿的王國維，其脾性與魯迅剛好相反，不通世故，卻史識極深。王國維在日常生活中，可說是渾渾然，與賈寶玉相近，只是不像賈寶玉那么沉緬于兒女情長。王國維所醉心于的，是思想和學問。王國維的學術，既不受他人目光影響，也不受世故眼光的桎梏；王國維因此能夠看出中國歷史變遷之劇，莫過于商周之交；因此能夠看出《紅樓夢》乃國民的悲劇之悲劇。且不說魯迅只知道朝歷史踹上一腳，根本不知道商周之交發生了什么重大的轉折；即便是論及《紅樓夢》，魯迅也只會說說“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領會者，獨寶玉而已”，諸如此類的似是而非之言。因為以魯迅的世故，很難讀懂林黛玉。最為呼吸領會悲涼之霧者，乃是林黛玉。賈寶玉是隨著林黛玉的呼吸，領會悲涼之霧的。書呆子王國維的歷史視野和審美品味，全都為世事洞明的魯迅所難以企及。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王國維得了不摻世故的深刻，魯迅的世故使之喪失了恢宏的視野，高遠深邃的審美境界。至于彼此的人生結局，其得失則見仁見智。
必須指出的是，也正是這樣的局限，致使以深刻見長以深刻著稱的魯迅，看不出十月革命的暴虐，看不出共產黨師法蘇聯的造反背后，潛伏著什么樣的歷史沉淀。王國維從北伐軍槍殺葉德輝的事件中，看出歷史走向“先共和后共產”的災變。蔡元培雖然經常有激進之舉，但始終拒絕認同蘇聯顧問指導下的工農革命。魯迅目睹了國共破裂之后，卻斷然轉向與共產黨合作，轉向接受馬列主義。倘若說，王國維的自殺有如商周之交的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那么魯迅的走向共產黨則有如孔子“吾從周”式的追隨周公姬旦專制理念。
倘若再將魯迅小說和文章放到既恢宏又細膩的《紅樓夢》跟前，那么魯迅的蒼白就更加明顯。魯迅既不恢宏，也無細膩。恢宏是視野的深邃和胸襟的開闊；細膩是憐花惜玉，也是慈悲和關愛。從魯迅小說和文章里，讀者只看見一個仇恨的化身，并且以嫉妒為仇恨的內在動因，很少能讀到愛的溫馨，情感的亮麗，更難讀到悲憫的胸懷。魯迅的深刻，只能在世俗世界里游刃有余，一旦進入精神境界，馬上相形見拙。從《山海經》起筆的《紅樓夢》刻畫出了一個民族本真的靈魂，魯迅的文字，實錄下的、折射出的，卻是一個民族的心理痼疾，或者說，集體無意識創傷。《阿Q正傳》里的種種丑陋，既是民族的，也是魯迅自己的。阿Q尚且敢向吳媽求愛，魯迅連直面自己愛情的勇氣都沒有。兄弟失和的根本原因，在于魯迅在愛情面前的失態，在婚姻面前的進退失據。假如當初魯迅敢抗母命，跟自己所喜歡的日本房東女兒結婚，那么就不會有后來的是非。就算母命難違，但魯迅假如能夠像胡適那樣，找到自我平衡的方式，也不會有什么不得體的變態。好在周作人是祥和的，慈悲的，雖然表示斷絕來往，卻不與兄長計較。
劉半農曾經贈送魯迅一幅對聯：托尼學說，魏晉文章。看了這幅對聯，方知魯迅為何在文章中以貶損陳獨秀和胡適之來表示親近。因為劉半農實在懵懂得可以。倘若說，魏晉時代的人文風貌，可以分別以曹操和嵇康為象征，那么先是馳騁天下的英雄氣概，后是民不畏死的自由人格。這兩者都是怯懦的魯迅所望塵莫及的，魯迅怎么可能做出與之般配的魏晉文章？從審美上說，曹操和嵇康，乃是同質異形的陽剛，有類于、或者說承繼了漢末黨錮英豪的膽氣和風骨。而魯迅卻是因為怯懦因為自卑因為嫉妒因為難以愈治的心理創傷而導致的極度陰柔，根本不可同日而語。至于托尼學說，魯迅性喜尼采是眾所周知的，但于托爾斯泰卻是風馬牛不相及。
俄國兩位最偉大的作家，托爾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其文化底蘊都具有深邃的宗教內涵。他們對靈魂的關注和拷問，遠遠超過對世俗社會的熱衷。比起托爾斯泰在靈魂救贖意義上的懺悔，魯迅標榜的自我解剖，不得要領。托氏《復活》中的男主角聶赫留道夫在瑪絲洛娃面前的自慚形穢以及真誠懺悔，是魯迅面對當年熱戀過、后來又不得不舍棄的日本房東女兒，始終跨不過的門檻。魯迅由此造成的變態，下意識地流露在后期雜文里。比如傷害曾經挺身救國的賽金花，不僅嘲諷她“早已被奉為九天護國娘娘”，還惡聲惡氣地譏笑她與“德國統帥瓦德西睡過一些時候。”作為一個唯物主義者，魯迅不需要關切靈魂；作為一個中國男人，魯迅沒覺得在妓女面前有什么自慚形穢之處；作為一個與《紅樓夢》作者截然不同的中國作家，魯迅堂而皇之地以“賈府上的焦大不會愛上林妹妹”表示對貴族少女的輕蔑。如此語氣，如此論斷，與其說魯迅是受了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影響，不如說是魯迅藉此發泄對可望而不可即的高貴女性的嫉恨。
從古紙堆里爬出來的魯迅，對于西方的人文精神其實相當陌生。除了尼采，幾乎沒有真正接觸過其他有經典意味的西方思想家和文學家。魯迅早年所寫的《我之節烈觀》一類文章，僅僅是趨時之作。魯迅既沒有曹雪芹之于女性的謙卑，也沒有托爾斯泰之于女性的悲憫。魯迅會為死去的女學生寫聲情并茂的悼文，但也會在日記里把夫妻間的房事說成是洗腳。相比之下，托爾斯泰從娜塔莎寫到安娜卡列尼娜，最后寫到瑪絲洛娃；從愛慕寫到憐憫，從憐憫寫到懺悔；越寫越謙恭，越寫越自慚形穢。但魯迅卻根本沒有這樣的心路歷程，沒有這樣的靈魂拷問，沒有這樣的從世俗社會批判，走向內心自我反省。托爾斯泰的早年，曾經放浪形骸；托爾斯泰的晚年，卻隨著靈魂的追問，走向了悟，走向空靈，最后像賈寶玉一樣的離家出走。
與此相反，魯迅一生都不得解脫。與許許多多深受專制傳統和專制道德壓抑的中國男人一樣，魯迅骨子里乃是一個問題男人。所謂問題男人，是意指無法以健康的心態、面對女性的男人。其特征在于，要么壓抑到變態，要么放縱到荒淫無度。用小說人物作象征則是，要么像《紅樓夢》里那個可憐兮兮的賈瑞，要么像《金瓶梅》里那個橫行霸道的西門慶。賈瑞是大觀園里的阿Q，阿Q是末莊的賈瑞。彼此同樣的壓抑，彼此同樣的極具革命性。阿Q鬧革命是要成為趙太爺，賈瑞假如造反則是要成為西門慶。同樣兩個中國最著名的問題男人，毛澤東是做成了西門慶的魯迅，而魯迅則是始終處在賈瑞狀態里的毛澤東。這是毛澤東和魯迅最為相通之處：都不把女人當回事。只是彼此跟女人在一起的感覺略異，一個叫做洗腳，一個干脆叫做洗陽物。
就中國男人而言，魯迅和毛澤東，其陰柔不相上下，其怯懦、其心態也彼此伯仲。魯迅不敢成為徐錫麟，毛澤東的被捕表現，與張國燾相類。這是兩個全都不敢成為陳蕃、不敢做一下嵇康、沒有陳獨秀那么無畏的懦夫，而一旦權力在手，無論是政權的，還是話語的，都會一樣的兇狠。這也是兩個全都無法面對林黛玉那樣的高貴女子、也很難得到這類女子垂愛的問題男人，因此形成了他們的心理問題。徐志摩和陸小曼的戀情，邵洵美和盛佩玉的婚姻，在魯迅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良辰美景。除了家世門弟上的差異，更有性情上的障礙。由此產生阿Q之于假洋鬼子式的嫉恨，也算順理成章。須知，毛澤東以九五之尊，在女人堆里尚且都得不到徐志摩的風流，邵洵美的倜儻。毛澤東通常只能在女服務員那里如魚得水。曾幾何時，延安發生過有才情有心氣的女子，遭到毛澤東的調戲、拂袖而去的故事。這可能是問題男人難以直面的最大尷尬。由此造成的自卑情結，反過來成為這類男人的革命動力。中國的問題男人，往往會成為造反有理的主力，叱咤江湖的梟雄。而且，這類人物的蠻橫和專制，是相當徹底的。相對于紳士風度十足的“費厄潑賴”，魯迅要“痛打落水狗”。古人有言，窮寇匆迫，毛澤東卻說，宜將剩勇追窮寇。
世故有礙視野的開闊，卑怯帶來的心理問題，使魯迅喪失應有的慈悲。作為一個頗具民族人文經典意味的偉大作家，魯迅始終沒能寫出一部長篇小說。這可能是許多研究者都感到困惑的課題。殊不知，這恰好就是魯迅的深刻特征。魯迅的深刻，有點無面；或者說，是一種滑動在平面上的語言歷險，沒有立體感。用魯迅自己的話來說，好比擺地攤。地攤的含義，在于零碎。而零碎，正是魯迅文章和魯迅思想的主要特征。
零碎的另一層涵義，在于構架性的缺失。經典的長篇小說寫作，架構能力必不可少。除了敘事的結構，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宏觀視野，靈魂的深度追尋。所有這些為曹雪芹、托爾斯泰所具有的才華和秉賦，全都被魯迅的世故拒之門外。靈魂的追問，在魯迅眼里，就像祥林嫂的捐門檻一般可憐可笑；或者像閨土的信仰一樣，微不足道。魯迅在小說中居高臨下地俯視蕓蕓眾生，與佛祖稱贊一位捐燈油的乞丐老太太最可能成佛，大相徑庭。說唯物主義者魯迅無知無畏，或許有失恭敬；但說魯迅的寫作沒有宗教深度，缺乏靈魂力量，所以導致架構能力的缺失，導致終其一生都沒能寫出一部長篇小說，應該接近事實。
魯迅作品中最具審美價值的，乃是散文集《野草》。世故的深刻由于被訴諸內心的獨白，世俗的成份無形之中被融化于情緒的躁動。只是欲望依然在掙扎，英雄和懦夫依然在搏斗。生與死的界線，像衣食住行一般的實在；盡管會在《秋夜》里尋覓寒冷的清冽，搜索生命的溫馨，但更多的篇什，卻與《復仇》和死亡糾纏。墓地的荒涼，黑夜的濃重，構成一種為魯迅所特有的暗色調。倫勃朗畫面上的暗色，昭示著精神的景深。魯迅《野草》里的暗色，雖然也具有與倫勃朗畫面相近的豐富，卻過于躁動不安。靈魂的飛翔是寧靜的，欲望的勃起才是焦灼的。同樣是蓬勃，荷爾德林的囈語有如林中的晨曦，清澈透明。魯迅的獨白，過于混濁。同樣的自言自語，梭羅《瓦爾登湖》展示了自然的氣韻，佩索阿《惶然錄》有著詩哲的深邃，即便是歸有光極為家常的《項脊軒志》，也有一股淡淡的清香。而魯迅的《野草》，卻有如荒涼的墳地。亂草在風中搖曳，天色晦暗不明，時空晨暮難辨。在誰也看不見的地方扮演英雄，在庸庸碌碌的日常生活中假裝犧牲。物象雜亂，意緒紛蕪。偌說哲理深奧，其實是一片喧囂的涂鴉。要說是胡塗亂抹，卻又始終煞有介事，至少是正襟危坐寫下的文字。病患的心態，腐爛的歷史，就這樣互相交織著，凝聚成一團粘糊糊的色塊。遠遠看去，倒也頗有一付故弄玄虛的現代派藝術功架。這樣的文字，理當寫給自己看看算了。公之于眾，讓虛榮的無知青年讀了，一不小心就會以裝扮精神錯亂，表示自己深不可測。唯有讓一些同樣怯懦的中國問題男人讀了，才可能發現，自己終于找到知音。
《野草》是魯迅準確生動的自我寫照。荒墳般的意像，在審美上不無蒼涼，但讓一班革命的文學青年眼里，卻難以忍受。正如《新青年》是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諸如《創造社》、《太陽社》之類的文學社團，則是文學青年的集結地。這類社團主要出產憤青式的追隨革命潮流者，難得有個把像樣的詩人和作家。他們頭腦簡單，思想左傾，情緒容易隨著革命的成敗而起伏不定，就像賭場里汗流滿面地跟莊的小賭徒，隨著賭局的變幻，一會兒捶胸頓足，一會兒高聲尖叫。造反，革命，搶劫，賭博，骨子里都是相通的；都算人生冒險，都要祈求好運護佑。而魯迅的文章，尤其是像《野草》這么老氣橫秋的荒涼，之于對革命前景抱有陽光明媚憧憬的文學青年，就像掛在一群小賭徒頭上的霉運象征。革命的文學青年，理所當然地看不順眼魯迅文章，仿佛擋了他們的遠大前程。他們向魯迅發動的那場圍攻，雖然喜劇性十足，但也未必全然胡攪蠻纏。至少，封建余孽一說，歪打正著。
好在魯迅擁有毛澤東之類領袖級人物的激賞。在龐大的革命隊伍里，《創造社》、《太陽社》的革命小伙計，不過一群跟班而已。且不說到了延安的毛澤東已然一言九鼎，即便當年在上海亭子間里與魯迅交好的瞿秋白，也曾出任過共產黨的總書記。更不用說，當年陳獨秀之于魯迅的贊賞和支持。無論紅色蘇維埃時期還是在延安立足的共產黨，不僅嚴厲禁止攻擊魯迅，而且派出專職人員，把魯迅牢牢地綁定在革命的戰車上。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這叫做：在軍事和文化兩條戰線上同時反擊國民黨的圍剿。魯迅因此被封為文化革命的主將。“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并且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圣人。”高聳入云的唱贊，制造出令人暈眩的幻覺。于是，唱贊者與被贊者一起，在?麗的幻覺里得以升華，不僅一掃彼此的卑怯，而且占盡了鳥瞰蕓蕓眾生的優越。讀了毛澤東如此不顧一切的溢美文字，也足以得知，后來林彪狂捧毛澤東的那些個句式，出自何處。
與共產黨攜手共進的魯迅，文章越來越霸氣。早先的陰柔，逐漸變成了陰暗，陰狠，陰毒，最后全然成為一個文壇梟雄。比較一下魯迅一九二五年女師大風潮中的“黨同伐異”（魯迅自謂）文章，與一九三六年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同樣的老辣，先前不過扮演幫襯角色，后來的那個答信卻下意識地摻有居高臨下的訓斥派頭。
魯迅在女師大風潮中的幫架文字，起先曲里拐彎，虛實相間，既不點名，也不道破；比如《忽然想到（七）》中的一段：“我還記得中國女人是怎樣被壓制，……現在托了洋鬼子學說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長之類，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來威嚇毫無武力的同性的學生們么？”即便惱怒，也不過是《碰壁“之后”》的大驚小怪：“碰壁，碰壁！我碰了楊家的壁了！”這是魯迅幫愛慕他的女學生大造中國第一位女校長楊蔭榆女士之反的文字。這場造反的結果：楊校長被逐，魯迅丟失教育部的僉事職務，又意外引出一場文壇上的“閑話”風波；似乎作為某種補償，魯迅到手一場婚外情，不久便與鬧事女生同居。由于撰文相助之際，摻帶了兒女私情，再義正詞嚴也不免有些支支吾吾。及至后來真正到了黨同伐異的關頭，魯迅全然正義在手，仇恨在胸，就像毛澤東寫《炮打司令部》一般，火力兇猛，殺氣森然：
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干凈的地方去。因為你們高超的理論為日本所歡迎，我看了你們印出的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為你們捏一把汗，在大眾面前，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很清楚么？……我不相信你們會下作到拿日本人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你們決不會的。我只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你們的所為有背于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
無端的指責還要加上倘若有人造謠，好像是在為自己造謠作辯，又像是在煽動他人如此造謠。事實上，延安方面確實乘機跟進，大肆造謠，誣蔑被魯迅痛罵的托派連同被無辜牽涉的陳獨秀，是拿了日本人津貼的漢奸。饒有意味的是，魯迅此刻的口氣，跟毛澤東相當接近：不僅“敬告你們”，而且自說自話地代表中國人，以中國大眾自居。不妨比較一下毛澤東的這番名言：
“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
相比之下，毛澤東當然更加跋扈：把自己的獨裁說成是中國人民叫他實行的。而魯迅則在擅自代表中國大眾宣布對方不受歡迎的同時，又擅自代表了一下“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至于被魯迅指斥的來信者陳其昌，不過是個天真爛漫的共產主義青年，并且還是魯迅的崇拜者。以魯迅的地位，如此兇猛地對付一個年輕人，頗有牛刀殺雞之嫌。更何況人家對魯迅只有敬意，毫無敵意。陳其昌在信中如此寫道：
先生的學識文章與品格，是我十余年來所景仰的，在許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個人主義的坑中時，先生獨能本自己的見解奮斗不息！我們的政治意見，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評，私心將引為光榮。
仿佛是上蒼有意要讓魯迅難堪，楊蔭榆和陳其昌二位的人生結局，竟然殊途同歸：全都被日本侵略者殺害。一個在老家蘇州向日軍抗議奸淫掠殺暴行，被日本士兵騙到橋上殘暴槍殺，漂尸河面。一個從事抗日活動而被日軍抓獲，嚴刑拷打，堅強不屈，最后被裝入麻袋亂刀刺死，扔進大海。
更令人唏噓的是，楊蔭榆女士乃民國時代先留日后留美、人品端莊、持重敬業的優秀教育家，中國第一位大學女校長。據女師大風潮的現場見證者、地質學家李四光回憶，當時的情形與不在場的魯迅寫出的，截然不同。李四光在講說了現場親眼目睹之后，發出如此感慨：就那一天的情形看來，即令替楊先生作了死黨，我還不失為一個人。風潮使楊蔭榆女士，在教育界就此喪失應有的前途。此案的悲劇意味，可以對照文革當中死于紅衛兵施虐的北京師范女中女校長卞仲耘一案。紅衛兵的瘋狂，不僅可以追溯到五四運動，還可以追溯到那場女師大風潮。
至于給魯迅認真寫信的陳其昌，因為投身共產主義革命，和他的同伴一起，既被國民黨追殺，又受到共產國際打壓，處境極為悲慘。沒有經濟來源，全靠大家節衣縮食，在狹小的過街樓中辦報刊。這與魯迅拿著國民政府供奉的高薪，傍著紅色的山大王，燒著斯大林蘇聯的高香，罵著看不順眼的同行，無疑是不可等量齊觀。也許魯迅對此未必不明白，所以不敢把陳其昌后來反駁他的回信公之于眾，而是悄悄壓入箱底。再聯系到當時的國際局勢，聯系到斯大林指示延安的共產黨建立統一戰線、從而把日本軍隊拖進中國戰場任其肆虐的險惡，深刻的魯迅，頓時變得膚淺透頂，并且不免有助蘇為虐之嫌。而天真的陳其昌，卻無意中成了斯大林意圖的障礙。最讓人不可思議的是，人家不想查證住在日租界里的魯迅跟內山完造、日本軍醫須藤的關系到底是怎么回事，魯迅反倒誣陷起了別人拿日本人的錢。要說漢奸，得有實據。然而要說親日，周氏兩兄弟全都當仁不讓。
中國式的問題男人，難免患有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的毛病。毛澤東如此，魯迅也同樣如此。很難說是毛澤東學了魯迅，還是這類人物天然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毛澤東跟梁漱冥吵架的腔調，與魯迅謾罵梁實秋的口氣，十分相像。毛澤東把梁漱冥叫做“用筆桿子殺人”的“殺人犯”，魯迅把梁實秋稱為“資本家的乏走狗”。毛澤東坐定江山后的信口開河，與魯迅晚年文章的隨心所欲，可謂遙相呼應。
魯迅與毛澤東的又一相通之處在于，都對有歐美留學背景、注重民主、自由和人權這類價值觀念的文化人，抱有與生俱來似的偏見，并且不依不饒地追殺不已。歷數被魯迅指斥的文化人，將會是一張長長的名單。僅舉幾例有名的罵案，便可發現，其中有前輩師長章太炎，有同輩同行胡適之，林語堂，陳西瀅，徐志摩，梁實秋；晚一輩的文學家里，有邵洵美，施蟄存；無名晚輩當中，則有陳其昌，徐懋庸。其中，當數他投向章太炎的譏嘲和扔向邵洵美的輕蔑，最為失態。
在章太炎眾多的浙籍弟子當中，魯迅雖然名滿天下，但并非是在學問上最有成就者。于是，魯迅就在《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如此解釋自己當年何以去聽章太炎講學：“并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魯迅言下之意，只認同章太炎的鬧革命，并沒有從章太炎那里習得什么學問。魯迅這么說的時候，似乎忘記了他早年文言文章中的章氏風格影響，忘記了他的魏晉研究、他的《漢文學史綱要》、《中國小說史略》所受章氏學術熏陶的恩澤。就算是只認革命不認學問，魯迅也并沒有真正讀懂章太炎。魯迅雖然承認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并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但魯迅同時又以章太炎身后備受冷落，高爾基在中國卻很受歡迎的對比，匆忙認定：“高爾基是戰斗的作家，太炎先生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后來卻退居于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墻，和時代隔絕了。紀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許將為大多數所忘卻。”魯迅因此不知不覺地以居高臨下的口吻給章太炎蓋棺論定道：“既離民眾，漸入頹唐，后來的參與投壺，接收饋贈，遂每為論者所不滿，但這也不過白圭之玷，并非晚節不終。”這番論定，比起魯迅在《趨時與復古》中的冷嘲熱諷，還算留了“白圭之玷”的余地。魯迅把革命黨人章太炎和保皇黨人康有為一古腦地煮到一起，才叫出手凌厲：
后來“時”也“趨”了過來，他們就成為活的純正的先賢。但是，晦氣也夾屁股跟到，康有為永定為復辟的祖師，袁皇帝要嚴復勸進，孫傳芳大帥也來請太炎先生投壺了。原是拉車前進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這回還是請他拉，拉還是拉，然而是拉車屁股向后，這里只好用古文，“嗚呼哀哉，尚饗”了。
魯迅在文章中一再提及的投壺一事，純屬謠傳。史實乃是，孫傳芳確實請過章太炎主持投壺，但章太炎卻拒絕出席。魯迅將一件不成立的傳言，當作既成事實作為他譏嘲章太炎復古的口實，其手法與暗示他人造謠托派是漢奸一舉，倒是異曲同工。至于章太炎晚年的歸于寧靜，也并非是魯迅所說的制造與時代隔絕之墻。章太炎從革命的舞臺上回到安靜的書齋里，根本原因在于，支持聯省自治，不認同孫中山聯俄聯共以求十月革命那種一統天下的列寧主義革命，從而斷然與孫中山分道揚鑣。同樣的不認同，王國維的方式是自沉昆明湖，而章太炎的方式是蘇州講學。且不說章太炎的這種方式，有沒有隋末王通的河汾之志，至少表明了他不愿淌入國共兩黨的革命混水。古人有言，寧靜以致遠。真正的革命家，有如江湖豪俠：仗義行俠時，動如脫兔；退隱江湖后，靜如處子（一如老子所言，回歸嬰兒）。這根本不是魯迅理解的朝前拉車朝后拉車，而是一種人生的境界，生命的修為。倘若毛澤東具有章太炎這樣的革命品質，能夠在1949年以后退入書齋，那就成了中國的華盛頓。當然，不能指望一個想做秦始皇的山大王能夠具有如此修為。就此而言，魯迅確實與毛澤東是一路人。魯迅既沒有聽懂學問家章太炎的講課，也沒有讀懂革命家章太炎的人生境界。
倘若說，魯迅對章太炎革命生涯的奚落，基于以革命者自居的無知，那么他之于享有海上孟嘗君之譽的新月派文人邵洵美的詆毀，完全是罔顧事實，有恃無恐，并且一再造謠：“邵公子有富岳家，有闊太太，用陪嫁錢，做文學資本。”由此生發出子虛烏有的登龍術，在《登龍術拾遺》一文中譏笑道：“窮小子想爬上文壇去，有時雖然會僥幸，終究是很費力的；做些隨筆或茶話之類，或許也能夠撈幾文錢，但究竟隨人俯仰……但一登文壇，即身價十倍，太太也就高興。不至于自打麻將，連眼梢也一動不動了，這就是交相為用。”更在《拿來主義》一文中惡語相向：“因為祖上的陰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問他是騙來的，搶來的，或合法繼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換來的。”
事實上，邵洵美的家產，既不是騙來的，也不是搶來的，更不是做女婿換來的。因為邵洵美和盛佩玉的婚姻不僅是姑表親家，邵家也同樣名門望族，家財萬貫。施蟄存對邵氏曾有中肯評說：“洵美是個好人，富而不驕，貧而不丐。”魯迅一再朝著邵洵美惡聲惡氣，也許是心有嫉妒，也許是那位海上孟嘗君為人過于厚道，被視作可欺。而邵洵美后來的遭遇，又像是上蒼對魯迅的不以為然。活到毛澤東時代的邵洵美，被加以子虛烏有的歷史反革命罪名關進大牢，最后在窮愁潦倒之中郁郁而終。據同室難友賈植芳回憶，邵氏在獄中曾經托付他澄清兩件事情：
第一，1933年英國作家蕭伯納來上海，是以中國筆會的名義邀請的。邵洵美是世界筆會中國分會的秘書，蕭伯納不吃葷，吃素，他就在南京路上的“功德林”擺了一桌素菜，花了46塊銀圓，是邵洵美自己出的錢。因為世界筆會只是個名義，并沒有經費。但是后來，大小報紙報道，說蕭伯納來上海，吃飯的有蔡元培、宋慶齡、魯迅、林語堂……就是沒有寫他。他說，“你得幫我補寫聲明一下。”“還有一個事，就是魯迅先生聽信謠言，說我有錢，我的文章都不是我寫的，像清朝花錢買官一樣‘捐班’，是我雇人寫的。我的文章雖然寫得不好，但不是叫人代寫的，是我自己寫的。”他的囑托，我記住了。
邵洵美要賈植芳澄清的兩件事情，都跟魯迅有關。至于是在“功德林”設宴，還是將“功德林”的素菜叫到宋府擺席，賈氏回憶可能有誤。但邵氏所言之事，應該屬實。這里再加上后人憶及的一個細節，魯迅之于邵洵美的攻訐，就更加令人感慨。那次會面，是邵洵美第一次見到魯迅。“會后，正遇下雨，很冷，邵洵美見魯迅站在屋檐下，像是在等車，臉凍得發青。便立即邀請魯迅上他的車，一直把魯迅送回寓所。”
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不善辯戰的邵洵美，被魯迅在文章里打得鼻青眼腫。魯迅果然是戰士，魯文果然是匕首投槍。在阿Q眼里，周圍的人不是趙太爺、假洋鬼子，就是王胡、小D。魯迅后期雜文的特點在于：以阿Q的眼光打量世人，以魯迅的刻毒四面出擊。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在毛澤東總結為造反有理，在魯迅則變成：貧窮就是真理，富貴必定有罪。就連出汗，都有香汗臭汗之分，階級界線劃分得清清楚楚。按照這樣的標準，魯迅不再著意西方的人文經典，而是專門挑選蘇聯或者東歐各國的階級斗爭文學閱讀。魯迅的個性難以與人合作，但這并不妨礙他成為左聯太上皇的居高臨下。魯迅在左聯中的說一不二，與陳獨秀做共產黨領袖時的大家長作風，也是一種異曲同工。這種霸道，充分體現在魯迅的《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文章里。
那篇文章，也是源自一封年輕人的私信。姑且不論徐懋庸比之于陳其昌，文字過多糾纏于私見與人際關系，即便寫得不堪入目，也不等于可以沒有征得寫信者同意就自說自話地公之于眾，并且還理直氣壯地大言不慚：“我沒有得他同意就在這里發表了，因為其中全是教訓我和攻擊別人的話，發表出來，并不損他的威嚴，而且也許正是他準備我將它發表的作品。但自然，人們也不免因此看得出：這發信者倒是有些‘惡劣’的青年！”憑什么說人家希望他發表此信？又憑什么斷定人家是惡劣青年？魯迅的強詞奪理，跟毛澤東的羞辱梁漱冥倒是有一比：
說梁先生對于農民問題的見解比共產黨還高明，有誰相信呢？班門弄斧。比如說，“毛澤東比梅蘭芳還會做戲，比志愿軍還會挖坑道，或者說比空軍英雄趙寶桐還會駕飛機”，這豈不是不識羞恥到了極點嗎？所以梁先生提出的問題，是一個正經的問題，又是一個不正經的問題，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說他比共產黨更能代表農民，難道還不滑稽嗎？
同樣的輕蔑口吻，同樣的信口開河；同樣的把自己的胡亂想像，硬說成是人家的想法；同樣喜歡毫無根據地做誅心之論。
至于魯迅要跟人家爭論的話題，無非是國防文學還是大眾文學，骨子里都是要遵照斯大林的旨意，建立抗日的統一戰線，把日本軍隊吸引到中國來，不讓他們進犯蘇聯。區別僅在于：是站在國民政府一邊，還是站在延安的共產黨一邊。話題是可疑的，背后的黨派紛爭是顯而易見的。不僅有國共之爭，而且有共產黨內部的王明和毛澤東之爭。魯迅如此的氣勢洶洶，無非是要向延安表明心跡，同時提醒山大王，不要聽信他人主張。跟毛澤東站在一起，跟斯大林站在一起，這是魯迅晚年熱衷于向世人傳達的文字信息。魯迅早年的文章，自稱是聽了新文化運動領袖的將令；晚年的文章，則全然是標明其階級立場和政治立場的站隊。答徐懋庸文，要說寓意深刻，實乃無聊之極；要說毫無內容，卻實實在在地傾訴了自己的衷腸。文中雖然沒有一個字提到自己如何重要，但字里行間卻在時時處處地提醒讀者，文章作者魯迅，是如何的高大偉岸，如何的不可侵犯，如何的不容忽視。其中最有趣的文字，當數這一段：
因為據我的經驗，那種表面上扮著“革命”的面孔，而輕易誣陷別人為“內奸”，為“反革命”，為“托派”，以至為“漢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
如此的堂皇，真不知魯迅是在指斥他人，還是在自我反省。也許魯迅如此落筆時，忘記了自己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說過什么。就像毛澤東說，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聽者仔細琢磨一下，也會發現，弄不清是在說別人還是在說自己。這可能是又一種魯迅文章與毛澤東話語的相通之處，指斥他人的文字往往成為自我寫照。魯迅諸如此類的文字有很多，姑嫂斗法，潑婦罵街，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等等。諸多痛詆，皆可自照。至于一些不諳世事，不熟悉這一套的厚道之人，確實被魯迅嚇得不輕。試想，邵洵美身系牢獄，生死之際，最難以釋懷的，竟然是遭受魯迅的冷落，是被魯迅無端的辱罵。
魯迅的后期雜文，大都經不起推敲。倘若說，魯迅的前期雜文聚焦于人際紛爭，那么其后期主旨是黨同伐異。有了黨爭的立場，文章自然被真理化身的幻覺所籠罩，感覺在代表大眾發言。早先那種兩間余一卒、荷?獨徬徨的孤獨，此刻全然被大眾發言人的光環所取代，就像毛澤東動不動就以人民的化身出現。實質上，此乃朕即天下的別一種說法。以前的皇帝是天子，代表天。魯迅和毛澤東，則扮演大眾或者人民的化身，也一樣的君臨天下。這叫做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
毛澤東把魯迅比作孔子，既對，又錯。就專制文化的同構性而言，魯迅確實和孔子一樣，都是專制話語的始作俑者。只是就話語形式而言，孔子是倫理秩序的建構者，魯迅是造反有理的破壞者。孔子是以等級制度和奴化心理網羅一切，魯迅是披著大眾的戰袍、戴著真理的桂冠打倒一切。只不過，那樣的打倒所建立起來的，依然是一種等級秩序。只是把原先的秩序顛倒了一下。這倒是跟馬克思的哲學異曲同工，是顛倒過來的黑格爾體系。
五四新文化何以演變成君臨天下的毛澤東話語？魯迅文章、尤其是后期雜文，是個關鍵的過渡。按理說，從倡揚科學民主的新文化運動，是聯接不到毛澤東時代的，假如沒有魯迅作中介的話。而在新文化運動的四根頂梁柱當中，唯有魯迅，是通向毛澤東專制話語的橋梁，并且是一座獨木橋。因為無論是胡適的自由主義，是周作人的人文主義，還是陳獨秀經由親歷共產主義革命后的自由主義反思，都跟毛澤東話語絕緣。也許人們會對一生反孔的毛澤東為什么把魯迅比作孔子，感到大惑不解。其實，毛澤東還真是說到了點子上，魯迅話語和孔孟倫理其實是互補的。專制，既需要秩序，又需要力量。在建立專制的過程中，力量是主要的。專制一旦建立，才輪到秩序上場。這也是為什么在春秋戰國時代，孔子四處奔波、無人理睬的原因。那個時代需要力量，用韓非子的話來說，“當世爭于力氣”，還沒有輪到秩序出場。于是，最后韓非子學說脫穎而出；因為韓非子的權術，給秦始皇的一統天下提供了力量。及至天下平定，輪到秩序的建立，上升到首要地位，孔孟之道便開始盛行。這就是為什么漢朝會有儒家大面積復興的歷史原因。歷史有時確實驚人的相像。魯迅之于毛澤東的一統天下，扮演了韓非子的角色。韓非子提供的是權術，魯迅貢獻的是話語。秦始皇激賞韓非子，毛澤東獨尊魯迅，并非歷史的巧合。
文壇梟雄魯迅的這種歷史角色，同時代的陳獨秀也罷，胡適也罷，周作人也罷，都難以看清。因為他們站在同樣的歷史平面上。歷史需要旁觀才能澄明，維度需要變換才能獲得不同的景致。比起韓非子，魯迅死得其時。假如魯迅不是死在1936年，而是活到1976年，那么不僅會讓毛澤東尷尬，魯迅自己也會很尷尬。秦始皇殺韓非子沒有殺錯，因為死人才能供起來。供奉活人是很困難的，但供奉死人就容易多了。這也是魯迅死后，毛澤東為什么諛詞如潮的原因所在。
讀魯迅有兩種讀法，一種是從他的后期讀到前期，會越讀越同情魯迅，可憐魯迅。卿本佳人，不管怎么說，畢竟是個出類拔萃的文學天才。一種則是從前期讀到后期，會越讀越覺得厭惡。文人墮落，原來并非只是消沉頹唐，　真理在手的夸張，也是通向喪失自由的道路。比起魯迅的死不反悔，尤其是宣稱死后一個都不寬恕的專橫，陳獨秀的晚年，應該說是相當幸運的。雖然比起章太炎最后的寧靜，陳獨秀乃是不得不歸于寂寞；但陳獨秀畢竟在寂寞中悟出人生真諦，回到了早先的自由主義立場。而魯迅，最后完全迷失；迷失在真理化身的幻覺里，迷失在君臨天下的夸張里。從魯迅的迷失，可以看出魯迅的意味在于：預告了毛澤東的橫空出世，預告了毛澤東專制話語和獨裁時代的到來。魯迅隨著毛澤東的崛起而蒸蒸日上，也將隨著毛澤東時代的式微而逐漸褪色。當一個文人隨著專制君王的起伏而消長，那么即便再幸運，也已經毫無自由的意味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