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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讀者了解張大春，大多是通過2004年版的《小說稗類》。實際上張大春在臺灣是既叫好又叫座的作家，他的作品從《雞翎圖》、《四喜憂國》、《公寓導游》，到結合新聞題材的《大說謊家》、《沒人寫信給上校》、《撒謊的信徒》等，都受到讀者青睞。

最近，他的代表作《聆聽父親》在內地出版，朱天文說，這一次，我們看到了他的弱點。

前些日子陳可辛的《投名狀》在各地大熱，二十多年前，張大春也寫過小說《刺馬》，在報紙上連載。這是一部越寫越長的小說，寫到38萬字的時候，已經連載3年了。老板受不了了，說，哪有一個連載寫那么長的？停掉算了。張大春說，腰斬可不行。這樣吧，馬屁股給你，馬腰我就不寫了。因此，《刺馬》是張大春未完成，也不知道怎么完成的作品。

最近八九年，張大春在寫作之外，另有一份正職：周一至周五，下午3點到5點，在臺北電臺做廣播節目。前一個小時講社會、文化、藝術、前沿科學，接著又講自己早上寫的兩三千字的文章。張大春在說書過程中，綜合了中國傳統文化忠、孝、節、義的精神與現代人復雜的內心世界和觀念，不僅吸引了七八十歲的老一輩聽眾，更將二三十歲的后輩也培養成鐵桿聽眾。

“我的報酬是全電臺最高的。即使我太太不工作，電臺的收入也可以讓我們全家過得很好。”

把主人公搞死，免得再寫續集

他的寫小說的才華顯露得很早。“我大學二年級得了臺灣最重要的一個小說獎——時報文學獎，還得了一個幼獅文藝獎。得了幾個獎以后就感覺入行了。”

大學畢業后，他去了《中國時報》。大部分時間是做編輯，寫稿子，“臺灣那個時候戒嚴，沒有那么多的記者的位子。”

讀研究所，當兵，耗去了接下來的6年。

28歲復員。“自己開始寫作，什么也不管了。在鄉下買了一所房子，我自己一個人住，混了兩三年，接著就被邀請到臺北來做晚報，中國時報辦的晚報，因為解嚴了，可以增加報紙了。”

他做副刊主任，“不到一年，我就不干了，因為要給人打分，你是甲等，你是乙等，這個很討厭。我就辭職。報社不希望我走，就給了我一個很奇怪的名分，叫撰述委員，吃糧不當差。”

他是臺灣的頑童作家，對各類文學實驗不遺余力，每次都要找出新的玩法，從不考慮會不會失去老讀者。

他做副刊，順帶發明了一種新聞小說的文體。“早上六七點起床，沖到報社看30份報紙，挑選當天最新最熱的新聞，進行改造。”不到11點，又出來更新的更兇的新聞，他就改，寫成小說連載——“大說謊家”。“看起來是虛構的，像卡通片一樣，可是又很逼真，當天發生的現實，可以引發大的討論，當時沒有網絡，就顯得十分獨特、好玩，讀者看得特別高興。”

《少年大頭春的生活周記》暢銷了以后，編輯就來跟他說，你出下集吧。他不干。編輯就說，“好，那我就找吳淡如寫一個大頭妹。”

“你不要糟蹋我。”他瞧不上吳淡如。逼急了，于是寫了《我妹妹》。“也賣得很好，16萬本。”

過了兩年編輯又來找，張大春說：“再這樣寫下去，我就成了類型作家了。”但還是拗不過。這次，他寫了12天。

“實際工作日是9天。在最后收尾的地方，我把主人公搞死了，不玩了，這樣總可以了吧？就沒有續集了。我就是不耐煩做已經做過的事。”

現在，他迷上了舊體詩，每天花在閱讀、整理、分析、解釋和創作舊詩上的時間，遠遠超過寫小說的時間。“年紀越大，關心的東西就越偏。我最要好的朋友，我所有的書都是他請著我出版的，他說你寫什么我都出。可是后來這幾年我寫的書，他一看就說，絕對不能出。”

潘越云的《一片海洋》

是他寫的歌詞

張大春還寫歌詞，和李壽全合作過《超級市民》。那是80年代，臺灣文藝最有活力的黃金年代。“臺北有那么幾個地方，小酒廊，咖啡店，書店，只要去了都會有朋友。一有朋友就有活要做。都是從事文字、音樂、戲劇工作的：羅大佑，楊德昌，侯孝賢，蔡琴，張艾嘉，還有李壽全，統統是在那里出名的。”

歪打誤撞，他寫紅了一首歌，潘越云的《一片海洋》。

“李宗盛約我給他寫首歌。”他們常去臺北的一家咖啡館碰頭，碰不到就留言。李宗盛約的歌詞，張大春忘了。過了一個禮拜，李宗盛催他，他就當場在咖啡館里寫。寫到一半，李宗盛有事先走了。

“我就把那兩段歌詞貼在布告欄上，我還特地跟他講，沒寫完。大概一年以后，我在朋友家，朋友忽然說，你是不是寫了一首歌叫《一片海洋》。我說不可能，我沒寫這個。結果放出來一聽，哎，前面兩段是我寫的。后面就沒有了，就‘一片海洋，一片海洋……’那是我生平寫歌詞的恥辱，根本沒寫完，好像在臺灣賣得還挺好的。”

去年，京劇發燒友張大春，還和吳興國合作了一個現代京劇《水滸108》，他担任編劇，只用了4天。

“這個戲是融合曲藝、說書、搖滾樂的現代京劇，當然唱還是傳統的唱，有一小部分昆曲。找了周華健做配樂，做音效，做主題曲。又找了臺灣一個年輕的說書人林文彬，把他原來的段子融進劇中。”

我不想當烈士

人物周刊：讀完《小說稗類》，覺得你是很博學的人，對傳統文化了解十分深入。

張大春：我不算博學。但是臺灣像我這樣每天有那么多時間可以讀書的不多。

讀不讀書不只是一個個人修為的問題。現在的社會形態，使得我們這些哪怕是文字本行的人，也沒有充分的時間去接觸典籍。如果不能用很長時間去從事資料的收集、整理、思考和反省的工作，是不容易出現具有廣泛知識背景的作品的。

人物周刊：你認為小說提供的是“另類知識”，這種知識“多有冒犯之處”，“在冒犯了正確知識、正統知識、主流知識、真實知識的同時以及之后，小說還可能冒犯道德、人倫、風俗、正義、政治、法律……”，這種冒犯，有沒有給你帶來過麻煩？

張大春：哪兒都一樣，只是方式有所不同。比如說有些地方的官員把人關起來，大陸現在怎么樣，我不知道，肯定有很多中國以外的國家碰到這種事情，會把你關起來，會把你干掉，都有可能的。

在臺灣，你說有沒有壓力？至少我個人，在任何一個社會恐怕都不是主流。但坦白地講，我不想當烈士。因為不想表演成一個烈士的樣子，所以我沒有特別的體會。我有些朋友，經常覺得自己被監聽，經常聽到咔嚓咔嚓錄音的聲音。我沒覺得自己重要到能夠破壞社會。

偶爾，他也會冒犯大人物

李登輝在位的時候，張大春作為小說獲獎者，見過他兩次。李登輝對他說，小說家能不能替中國人塑造一些新的形象？中國人應該有正面的形象(那時李登輝還在講“中國人”)。張大春便頂了回去：小說不是漫畫，不能說你畫的你表哥，就代表著所有的中國人。

第二次是找小說家來當面談。李登輝說，文學是自由的，是不依賴國家的。張大春又頂回去：不對啊，很多國家的翻譯工作，都是把自己作家的作品推到國外。李登輝說：我們有“國立編譯館”。張大春說：“國立編譯館”目前在編教材，沒有在做翻譯工作。

事后有人對張大春說，你對“總統”太不禮貌了。

陳水扁在一次公開講話中，提到張學良引用明代詩人歸莊的詩句“人何寥落鬼何多”，被張大春挖苦，“這就是政治人物最沒教養的表現，不懂出處，瞎賣弄什么！”他還說，“如果‘總統’要告我，就告吧！”

“我碰到那些當權的人，也不是特別地要冒犯他。事實表明，每次碰到這些大人物，我都多有得罪。這也沒辦法。在臺灣，越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就越笨。碰到笨人，你當然要好好地教育教育他。”

他寫過一本《沙皇的信徒》，里邊提到李登輝。“朱天心跟我說，你這樣有點不值得。你寫了李登輝，他的影響力在歷史上能傳多久？讓他搭便車，劃不來的。”

他說，“我們已經習慣了這樣講話。對待農夫，你這樣做就是難為人家；但是對‘總統’有不同的標準，刻薄他是活該的。”

“一個好的、合格的政治人物，必須面對一個很清楚的民主法則。民主是什么呢？民主就是從不信任領導者開始的。  ” (本文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吳虹飛)

網載 2015-06-07 20:4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