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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從原始的洪荒時代，到出現階級對立，發生激烈的社會沖突和殘酷的階級斗爭，進入人性的異化階段；繼而經歷三次社會革命，使倫理道德發生三次深刻的轉變；都確證了人類之倫理道德的整體演變展現出其必然性和規律性。特別是18世紀后的工業革命，既使人性得到極大的豐富和展現，由此產生了利己主義、個人主義、情感主義、契約論的倫理觀，又在極端個人化基礎上，出現了叔本華的意志自由論、尼采的非道德主義、本末倒置的善惡觀，以及弗洛伊德的性道德論。至于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世界范圍內興起的后現代思潮，伴隨著信息技術革命，諸如電腦網絡、人工智能、器官移植、基因工程、克隆技術，以及生態環境危機等引發的道德反思，導致人類倫理觀再一次對傳統倫理觀提出激烈的對抗和挑戰。其綜合性表現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后現代倫理的價值取向
　　后現代倫理觀在價值取向上，從以往的絕對主義轉向相對主義，從理性主義轉向非理性主義，從基督教的贖罪和受苦原則轉向享樂主義和幸福主義，從占據統治地位的一元論和獨斷論轉向多元論和自由論。在一個由高科技建立起來的新世界里，一切舊的根——宗教、民族、社團、家庭、職業，包括全部官僚主義制度和頑固弄權的政黨組織，無不在加速沖力的旋風式沖擊下搖搖欲墜。其思潮主流是：不斷激勵人們提高適應性，尋找全新的形式和途徑，創建多元和諧的國家與社會，實現新奇、冒險、刺激、灑脫、美好的人生。政治文化走向多元化，使得一個不健全和非祛魅的世界成為有機的、整體的、過程的、非決定論的自由世界；逐步克服現代社會中存在的人為中心、反人道主義等特征，減少人口爆炸、能源危機、環境污染、生態失衡、戰爭升級等災難性后果。
　　在后現代主義者看來，不論是倫理觀念還是道德準則，除了個性化和多樣化外，不存在別的理性的或科學的本性。文化觀念的多樣化與自由探索的科學并不沖突；與之沖突的只是狹隘的“理性”概念；它經常利用凝固、歪曲的科學形象兜售老朽的信念，消除異己的樣式。而現實卻到處都充溢著人類不斷變化的觀念、意識和希望。人類掌握的認識和實踐手段不可盡數，獲得的知識和真理形式無窮多樣。現代理性除了盜用國家權力以外，幾乎是純粹的抽象和清談。多樣化才真正體現人類文化的本質，對人類的實踐行為和生死存亡才真正有益；單調和齊一不僅減少人的快樂與智力、情感與物質上的源泉，本質上也是違背人性的。然而現實社會反對多樣化的強有力傳統卻主張用道德法則和物理學規律對多樣化進行限制；使得現代文化的差異趨于消失，“環境的高度貧脊化和普遍的齊一化成為當今世界所有政治和經濟制度下的工業社會的特征。”（注：Donald Heyneman,"Journal of Parasitology"1970(1),1984,P.6.）人類日益嚴重地受到遲鈍和乏味的威脅。單調齊一象彌漫的濃霧正在吞沒許多國家。理性缺少多樣化，也就缺少自由。相反經常“利用乏味的口號、空洞的原理來兜售一種有條理、有意義的世界觀，但卻不能激發起人類自由，只能是孕育奴隸制度。”（注：P.Feyerabend,Farewell to Reason,New York,1987,P.12.）因為自由是不能以任何理性的教條為基礎的；更不能通過強制手段實現，只能通過探求的實踐，人人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才能變理想為現實。
　　因此后現代倫理竭力反對絕對主義，倡揚相對主義，認為正是在近代和現代，支配人倫行為的理性原則在人類歷史上留下許多不光彩的標記，不僅傳播了浮泛過火的教條和形式，而且導致了虛假的觀念和意識，遺憾的是迄今它的種種劣根性并沒有得到清除。而真正能破壞理性，迫使理性告別的哲學則是相對主義。因為相對主義是合理的、人道的和廣泛傳播的。至于它經常受到攻擊，是因為一些人一直希望用真理和實在概念來鏟除它。然而只有相對主義才能公平、寬容地對待各種傳統、理論和文化。它不僅歷史悠久、空間廣闊，其豐富含義也使不同文化強調不同方面，使不同民族用自己最感興趣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行為和價值。比如“實踐相對主義”認為一切個人、團體，乃至整個文明都可以通過學習異己的文化、制度和觀念而獲益。“羅馬天主教可以通過學習佛教獲益，內科醫生可以通過學習《內經》或者與非洲的女巫醫生交朋友獲益。……科學家可以從非科學的方法和觀點中獲得好處。”（注：P.Feyerabend,Farewell to Reason,New York,1987,P.21.）
　　科學也要被作為諸多傳統中的一種來看待，而不要作為判斷是非曲直和可接受性的標準。一些發達國家風行的自由、民主的觀念，重要之處就在于鼓勵公眾的自由爭論、多元化的行為和實踐，以及發展各種不同的傳統，尊重每一個人的自我選擇；充發發揮每一個人的自由意志的潛在能力；科學要更多地服務于主觀精神世界，而不是要把人類改造為客觀世界的奴隸；人類認識世界的目的不只是被動地遵從它，而是要能動地改造它，并由此創造諸多全新的世界。許多社會形式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建造起來的，且為它們的居民提供了各種不同的家庭形式和生存手段。因而呼吁人民利用多種途徑來建立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欲達此目的，像大自然那樣無約無束、自由自在地創造自己的世界是最完美、最簡捷的途徑。這是天地同根，萬物一體的結果，也是意識和實在的統一力相互結合的結果。
　　這種結合將使每一種理論和方法都有利于推動文化的多樣性。“每一種有足夠理由信以為真的陳述、理論、觀點都存在論據證明與之相沖突的抉擇至少是好的，甚至是更好的。”（注：P.Feyerabend,Farewellto Reason,New York,1987,P.76.）這個世界是一個動態和多面的實體，其中的物質和生命、思想和情感、變革和傳統將為所有人的利益而合作。變化的宇宙中不存在絕對的確定性；物質和精神之間沒有截然分明的界限；不存在評判事物和理論的常規標準。因此“現在是讓理性與這種潮流（單調、齊一和普遍的潮流）分開的時候了，如同它們過去的緊密聯盟一樣，現在要祝賀它們的告別。”（注：P.Feyerabend,Farewell toReason,New York,1987,P.13.）傳統的真理觀應向情緒屈服；不是真理構成人類行為的基礎，而是“規范性觀點和個人的特性共同構成了世界上的行為基礎。后現代的同一性是由與他人的深切統一感以及與自然的深切統一感組合而成的。它同時也是由自由感和對自己行為的責任感組成的，它拒絕無條件地接受任何外在的權威作為真理之源泉。”（注：大衛·格里芬：《后現代精神》，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頁。）一切真理都不是絕對的、永恒的、一元的、獨斷的和純粹客觀的，而是多元的、相對的，包含著更多的主觀性和情緒化成分，真理作為人類用來指導自己實踐行為的一種工具，不只是過去，而且將永遠屈從于激情；激情是真理的發源地，也是真理的歸宿。沒有什么東西能夠比激情、欲求和希望對于人生的成功和社會的進步更重要。“這些公認的價值取向為后現代倫理學奠定了基礎。”（注：大衛·格里芬：《后現代精神》，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頁。）
　　二、后現代的倫理觀念
　　現實中，發達國家人的行為準則和倫理觀念發生的重大變化：不只是表現在幻覺教會、自由大學、裸浴聚會、群居公社、換妻俱樂部、性游戲俱樂部、同性戀家庭等形式，反映了一些前衛者的思想、行為與過去的習俗發生徹底決裂；更重要的是信息革命和知識經濟使社會經歷了一次根本性的倫理道德革命。特別是高度的信息化既縮小了腦體差別，也縮小甚至消除了城鄉差別和工農差別。這是因為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必然促進社會勞動結構和社會成員結構的變化。在后工業社會，體力勞動的急劇下降，腦力勞動的大幅度上升，自動化程序的全面替代作用將使生產勞動逐步失去異化本性，不再是一種刻板、乏味、被動的自然力，而是完全失去沉重艱辛的特征，演變為一種自覺從事的“類的生活和類的活動”。此時人生的目的和價值將普遍地從自身的興趣出發，而不是像過去一切都是為了生存而忍辱負重，完全扭曲自己的靈魂和人格。
　　三大差別的縮小，舊有矛盾的日漸緩和，人們不再像近現代那樣力圖通過激烈的階級斗爭或世界革命來解救全人類，而是力求杜絕一切蓄意制造的痛苦，反對一切不可容忍的事情，擁有更多的責任心和正義感，專制、獨裁和霸王之氣將普遍地為人們所唾棄，使一切人都能夠具備獨立的人格，充分地享有民主和自由。
　　這個時期，誠實和對他人的信任，不撒謊，不自欺欺人，將成為做人和為人的最高原則。當然欺騙和撒謊是人類智慧的一個特產，但決不是人類社會必須永遠保留的一個節目。它是智慧和語言異化的結果，是欲望和理智矛盾的產品。它有悖于自然界固有的現象和本質相統一的“美德”。要去除這種理智的異化，根本做法就是要完成向自然的回歸，做到像大自然那樣公允、純真、誠實和坦率。因此后現代不會再像現代社會，那些“有野心的人慣于口是心非、兩面三刀，盡可能地多拉拢有利的關系，以便利用這些關系。”（注：卡爾·雅斯貝爾斯：《時代的精神狀況》，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頁。）而是一切憑借科學的態度、精神和理論作為實踐準則。
　　自然界原本就是“一”的縮影和分解。因此建立簡單、和諧的人際關系是創建良好的社會形態的基礎。在這種簡單的人際關系中，集體重于個人，現實重于未來。只有和諧的集體，才會有個人的幸福，只有美妙的現實，才會有光明的未來。后現代，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不是憑借陰謀詭計，而是將“良心”放在首位；不是憑借男性武力，而是更多地響應女性意識。人們也不會被親情所桎梏，被關系網征服，過分地看重或依賴遠近親朋，而是普遍地樹立起一種公民理想，天下為營，四海為家。那里沒有種族、膚色和性別歧視。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有生存和過幸福生活的權利。
　　因此在后現代，由資本主義的私有觀、金錢觀、享樂觀、幸福觀培養起來的極端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將受到極大的沖擊。這個被進一步系統化、網絡化、社會化了的歷史時期，“自我不可能再成為由存在主義者的絕望激發出來的孤獨的自我，不可能再成為啟蒙運動確立起來的自主自我，不可能再成為浪漫主義者的自我表現的自我，也不可能再成為實證主義者佯裝的無自我。……對后現代精神而言，純粹自主的自我已不再可能。”（注：特雷西：《詮釋學·宗教·希望》，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35-136頁。）過去學者們所界定的自我將成為一種純粹自主的幻覺。后現代的主體現已認識到，通向現實自我的任何道路都必須穿越我們語言的極端多元性和整部歷史的含混性。自我既有他的獨特性，但是更受多種因素的制約。自我成長的過程就是主觀化和客觀化、自我化和社會化、同質化和異質化對立統一的過程。在多元性的發育過程中，我們既要反對現代工業文明對人的同一模式的塑造，走出人類有關自我認識的迷宮，使一切自我具有冒險、勇往直前和不確定的特征；同時又要從類的角度，即從生態論和整體論的角度來理解和鼓勵一般人的行為和實踐。
　　一切自我作為一種生命自身都內含著一種上升、生長、發展的傾向，任何人要謀求生存，都必然要與個人利益、自我主義和排他主義內在地糾集在一起。因此日常生活中總是不可避免地充滿妒嫉、虛榮、猜忌和自私；總是充滿個體和整體、情感和理智、利己與利他、殘忍與慈善、荒謬與真理、邪惡與正義等諸種矛盾。但是這些矛盾是社會動亂和諸多災難的根源，也是推動個體成長和整個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因此不承認自我、拒絕自我是片面的，關鍵是要將一個開明的自我和利他主義有機地統一起來。也正是基于對人性的這種整體性的認識，馬克思才發表一番真知灼見：“人道本質是通過個體存在的‘喪失’而發展的，人的財富的繁盛同樣伴隨著人的貧乏。正是這一異化過程養育了特性，特性又構成異化的日常生活的主體。”（注：轉引自A.赫勒：《日常生活》，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頁。）
　　因此無論什么時代，都沒有救世主會無限滿足不勞而獲的懶惰者。尤其在后現代，自我覺醒了的生產主體的素質將會發生更大的變化。他們將既擁有最基本的科學技術，又頭腦開放，思維敏捷，守時惜時、高效有序，人際間相互信賴、相互合作，有為社會無私奉獻的群體意識；在認識和改造自然為人類謀福利方面有更強的綜合實踐能力。不像工業社會人們普遍地淪為機器的奴隸，使廣大民眾愈來愈缺乏判斷力和創造性，似乎發明創造只屬于少數精英。后現代倫理不僅會與這種將五彩繽紛的人類生活簡單化和公式化的傾向作斗爭，而且會否定教條主義和工具理性進步的必然性。因為在人類的實踐中，正是“那些‘非理性’的程序常常導致成功，那些‘理性’的程序則可能招致巨大的麻煩。”（注：P.Feyerabend,Farewell to Reason,New York,1987,P.10.）正是那些求生的本能和激情給人以最多的個性自由和生活享受。人生不是僵死的邏輯和理性，而是更像多姿多彩的游戲，那里，倫理、道德和信仰都是人類遵循自己喜愛的規則進行的游戲活動。這時人類對于真善美的理解不是主要立足于“普遍”公認的經驗、事實和理念，而是更看重事物、行為和實踐的場合，背景，以及隨著場景的變化，對其所作的詮釋和規定。此時的生產勞動也將失去其異化本性，恢復它的生存和自愿娛樂的性質。這恰如馬克思曾指出的，一旦結束勞動的異化，這時候“社會全體成員的勞動就變成體力和智力的游戲”；而且將作為“一種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動出現在生產過程中”。
　　三、后現代倫理的生態學基礎
　　在后現代主義者看來，現代科學技術盡管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物質財富，卻證明整個宇宙的無足輕重。宇宙越是看似容易理解，就越是似乎毫無意義，越是失去其原有的魔性。科學雖然揭示了宇宙的奧秘，但人類精神卻不能在這個宇宙中找到安穩的棲身之地。只有在哲學家的價值判斷占絕對地位的宇宙中，精神才能夠自由呼吸。然而，“由于科學已經證實所有哲學信念都不過是一種妄念之想，因而人類將不得不要么通過適應現實世界而放棄我們所謂的人性，要么就必須在這個與其本性最需要的東西相悖的宇宙中過某種可悲的生活。”（注：大衛·格里芬：《后現代科學》，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年版，第8頁。）因此后現代科學，決不是通過預言地球和整個太陽系終有一天的灰飛煙滅來“看破紅塵”，祛除人生和宇宙的魅力，而是要力求建立人與自然的統一與和諧，用一種新的倫理道德觀來重新審視現代科學與現代世界。
　　依照后現代的有機論和過程論，一切科學定律都不是恒定不變的東西，而應視作一個不斷進化的過程。人們應從整體和生態學的角度來理解和闡發現實。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后現代世界觀，將與從現代科學中闡發出來的缺少生機的、異化的形象截然不同。它來源于生態學對世界形象的描繪：“世界是一個有機體和無機體密切相互作用的、永無止境的復雜的網絡。在每一系統中，較小的部分只有置身于它們發揮作用的較大的統一體中，才是清晰明了的。”（注：大衛·格里芬：《后現代科學》，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頁。）萬物都通過相互間的包含，而具有內在聯系。既然整個世界是一個連續的統一體和相互貫穿的過程，個體與整體之間沒有嚴格界限，也就不存在割裂開來的純粹的物質或意識。現在人類得天獨厚的意識就是原初宇宙意識進化的結果。據此，一向在價值觀上以自我為中心的人類便陷入渺小和曇花一現的境地。于是賴以生存的價值觀面臨著全面崩潰。其結果將會極大地障礙人類釋放出最廣泛的創造能量。從短期上看，這將導致不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從長遠看，它正在把人類推向自我毀滅的邊緣。要想拯救人類目前面臨的危機，驅逐科學的祛魅作用，需要從兩個方面努力：
　　一是需要確立一種新的、生態學的價值觀。這是一種適度的、自我節制的完整的價值觀；它不以人類為中心；允許人類和非人類的各種正當利益在一個動力平衡的系統中相互作用。在它看來，“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個有待挖掘的資源庫，也不是一個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個有待照料、關心、收獲和愛護的大花園。”（注：大衛·格里芬：《后現代科學》，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頁。）在這個花園中，人類對于其他物種的價值和意義很小。若不是進化引出人類，整個生物圈今天也許會變得更加繁榮。二是必須進行一場真正有創造力的全新的運動。這種運動與現代秩序有天壤之別，它支撐的是一個后現代世界。現代世界主要是歐洲中心論的、家長制的和黷武主義的，而后現代世界將擁有多合作的社會機制；團結友愛高于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對現實中人際間在地位、榮譽和物質利益等方面存在的不平等有更多的容忍；個人更注重的是興趣、愛好、職業、以及意識的潛力和內在氣質與能力的培養。這種氣質和能力決定人們的觀念將從客觀走向主觀，從一元走向多元，從絕對走向相對，從封閉走向開放。倫理道德肩負的使命不是要“努力地造成人的病態和軟弱，以便容易馴服”，而是要培養人的強大、勇敢、正直、高尚、尊貴和博愛的浩然之氣，樹立“一個鼓動心靈、激勵意志、給眾人一個共同的目標的理想。”（注：弗里德里希·包爾生：《倫理學體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頁。）
　　社會在變革，觀念在更新。“生活中總有舊東西在衰亡，總有新東西在生長”。一切舊的倫理道德都有它產生、發展和得以發揮作用的歷史環境和社會背景。超越一定的歷史時代，其余熱根本不足以維持新風尚，適應新時代，滿足新要求。因此伴隨后現代文明的到來，傳統的倫理觀念必然發生質變。就像“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忠孝節義”等封建倫理教條，根本不適應于現代文明一樣，現代社會的諸多倫理教條也必將被后現代的歷史大潮所淘汰。比如現代倫理本來只是對人際關系和行為準則的描述與規定，而后現代的倫理道德范疇不僅超出人類，被引伸到整個生命界，用來說明分子層次和基因層次上的一切生命的行為、活動與基本特征，而且反過來，也從生命在分子和基因層次上表現出的活動與功能來解釋人的行為規范與倫理道德準則。為此，在后現代倫理學的研究和項目設計中，不只是涉及到人性人權，戰爭和平，校園教育，社會公德，個人義務，群體責任，社會合作，利他利己，私有公有等傳統內容，更重要的是涉及到動植物保護，環境污染，人類素質改造，艾滋病防治，同性戀，性自由，老弱病殘的正當權益，人種、膚色、國家、民族的平等、自主與自治，醫學的目的，家庭演變，人工智能，器官移植，試管嬰兒和無性生殖的意義與價值，安樂死，發展中國家的醫療健康、疾病防治，落后國家的饑荒，經濟大國的能源浪費，墮胎，計劃生育，宗教情感，醫學現狀，醫生權威，病人的權利和自主性的保護等人類普遍關注的課題和內容。
　　后現代倫理對問題的深入研究還體現在認識的真理性和社會實踐之間的關系上。對此，他們從“道德沖突與政治的一致性”、“多元主義與認識的政治學”、“文化的多元性和政策的統一性”、“倫理道德標準的客觀性、歷史可變性”、“多元社會的可能性和優越性”等不同角度，進行了多方位探討。馬克思說：“保護健康，就是保持一切價值的源泉即勞動能力本身。”（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59頁。）這說明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倫理學都是一門具體而飽含人道主義的學科，不應該一味地熱衷于抽象的說教。因為倫理的本質就是要人類最終達到至親至善的目的，使所有人都能夠在倫理世界中自由和充分地生長，成為具有主宰能力的自我，過上真正屬人的生活，而不是他人、外部世界或災害疾病的犧牲品。在這方面發達國家的生命倫理學走在了時代前面，它立足人類未來和自由的社會結構探討的全部課題都是旨在使人的身心能夠達到最高和最完美的境界；使每個人的“生命本身及它的健康、美好和有德性的活動成為絕對可欲和有價值的東西。”（注：弗里德里希·包爾生：《倫理學體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頁。）使每個人都能夠認識到只有做正當事，才感到滿足；只有把自己置于全真的總體生活中，不僅對社會也對自然富有高度的責任心，不只為國家也為一切人都作無私的奉獻，生命才有意義。
　　后現代思潮雖然對現代倫理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沖擊和影響，但是它并不能夠徹底改變人類有史以來對自身本性的真理性認識，即人的本質歸根結底是理性和非理性的辯證與統一，所以倫理道德的本質也一定是兼有理性和非理性的性質。一切倫理道德準則都是人類理智在社會一定發展階段對人類自身行為規范的認識。作為認識，它不可能是絕對完善的。每一種信條都必然隨著人類實踐的不斷深入而不斷地得到充實和完善。因此人類總是在辯證思維支配下處在倫理道德觀念不斷的更新換代的過程中。而且無論到怎樣的歷史時代，一切倫理道德都必須以廣大民眾的日常生活與道德實踐作為最高標準。不存在一個凌駕于歷史和民族差異之上的道德世界，更不允許任何個人利用任何借口把主觀、空洞的倫理教條強加給人民。
《江蘇社會科學》南京67～71B8倫理學張之滄20012001后現代倫理觀從以往的絕對論轉向相對論、一元論轉向多元論、獨斷論轉向自由論。在一個由高科技建立的新世界里，它趨向提高人們的適應性，尋找全新途徑，創建和諧社會，使一個非祛魅的世界成為有機的、整體的、自由的和非決定論的；克服人類中心主義和反人道主義，減少人口爆炸、能源危機、環境污染、生態失衡、戰爭升級等毀滅性災難。后現代理念/祛魅作用/生態倫理張之滄 南京師范大學經濟法政學院教授 210097 作者：《江蘇社會科學》南京67～71B8倫理學張之滄20012001后現代倫理觀從以往的絕對論轉向相對論、一元論轉向多元論、獨斷論轉向自由論。在一個由高科技建立的新世界里，它趨向提高人們的適應性，尋找全新途徑，創建和諧社會，使一個非祛魅的世界成為有機的、整體的、自由的和非決定論的；克服人類中心主義和反人道主義，減少人口爆炸、能源危機、環境污染、生態失衡、戰爭升級等毀滅性災難。后現代理念/祛魅作用/生態倫理

網載 2013-09-10 20: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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