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青年有智慧 — — 從華夏到中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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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8騰訊思享會演講

我們都知道,從孔子時代到魏晉南北朝時代,是一個門第取代貴族的過程;從唐代到宋明時代,又是一個士紳取代門第的過程。每一次取代過程都包含了兩層:第一是原有居民的滅亡和人口替代;第二呢,就是新成立的社會組織在組織力和動員力方面,是不如原有的組織的。明清士大夫跟魏晉南北朝和唐代初期的門第相比,是一個非常軟弱的存在;而這些門第跟孔子時代的貴族相比,又是一個非常軟弱的存在。而列寧主義國家產生的主要後果就是,連這個極其軟弱的存在 — — 士紳和清朝末期重新成長起來的鄉紳階級,也徹底打碎了。把它們原有的組織力量和資源全部整合到列寧主義的極權主義國家之中。在完成了這次整合之後,列寧主義政黨才有足夠的資源建立它的新的國家體制。

於是這個國家自己就變成了托勒密式的自相矛盾:國家和社會是矛盾的。如果你要維持這個國家,那麼你必須容許這個國家行使法外的權力粉碎社會,在粉碎社會的過程中間汲取資源來維持自身。這樣一個國家,它能夠實現社會原先重建大一統國家的願望,但它卻要毀滅社會自身。如果你不喜歡這個國家對你進行這個法外的榨取和破壞,那麼,驅逐掉這個外來的組織因素以後,你原有社會產生出來的最強大的組織資源都不足以使你整合起來,你頂多能夠製造一些小團體,一些宗族團體,一些地方紳商搞出來的軍紳政權,但是你沒有辦法把整個東亞大陸整合在一起的。沒有一個列寧主義政黨,你面臨的就是一個破碎的多國體系。你要推翻這個多國體系,重新恢復帝國的版圖,那麼你就需要引入一個本身社會所不能勝任的巨大的組織力量。

儘管蘇聯的干涉和列寧主義政黨的引入多多少少具有偶然性,但是在這個偶然性造成既成事實以後,你就很難用一連串來自於西歐的政治語言的遁詞去把它打發掉。因為歐洲的情況根本上是不一樣的。列寧主義組織在東歐產生本身就是西歐秩序向東延伸的結果,它能夠粉碎俄羅斯原有的社會結構,但卻沒有辦法粉碎歐洲本身的社會結構;但是它進一步向東延伸,卻能夠粉碎東亞和第三世界的原有社會結構。這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了。因為社會組織結構的頑強程度和自我維持的生命力本身就是一個秩序輸出和輸入的問題。很明顯,列寧主義國家產生、碰壁和輸出的整個過程,就已經體現了世界秩序的實質問題。

世界秩序的中心仍然是在歐美和西方,他們的社會組織不但有能力產生秩序維持自身,而且有能力產生秩序向外輸出。因此在這個區間內,共產主義的滲透是失敗的。但是在外圍地區,它的社會組織就要軟弱得多,要單薄得多,因此共產主義滲透就能夠成功了。對於歐洲,共產主義是一個解構的力量,所以波蘭或者東歐這種地方能夠把列寧主義驅逐出去以後,重新回到它原有的基督教社會組織去,重新加入歐洲。但是在東方,像是在中國和朝鮮這樣的地方,列寧主義組織,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種儘管是西方叛逆者、仍然擁有西方組織力量的一種秩序輸入。列寧主義的輸入,強化了東方原來已經渙散而接近潰敗的社會組織,使它能夠在表面上捏合起來,變得像一個國家一樣,儘管它的實質並不是國家。

這樣就產生了極為嚴重的問題。你可以冒充這個實體是一個國家,但是它不具備國家的性質,它是外來的,它存在的本身就是外來組織對本土社會的征服。如果你用國家的標準去衡量它,就會許多很多荒誕的、不合理的理論,例如說它是專制主義或者是其他什麼什麼主義,這個不好那個不好,言外之意就是,它是一個國家,是由社會本身產生出來的,只是在社會產生政治組織的過程中出了偏差,你加以糾正就可以做到。但是它恰好是不能加以糾正的。如果你成功地糾正了它在這方面的錯誤,或者說是成功地迫使它同意了這些糾正,那你就等於是殺了它。因為它正是依靠這些武斷的做法才能夠維持。一個外來的寄生性的組織,如果失去了行使武斷權力、榨取資源的能力,它很快就會死亡。而在它死亡的過程中間,也會使沒有能力自己組織現代國家的這個社會露出它自己應有的本相:一個破碎而潰敗的社會。你不能夠假想自己的社會跟波蘭人或者是匈牙利人一樣,原先是完整的,只不過是暫時被外來征服者掩蓋了一部分;而恰好相反,在外來征服者侵入你以前,你本身已經是處在注定要產生張獻忠或者諸如此類人物的那種狀態中,一旦失去了這個外來的組織輸入以後,舊日的王朝末日、文明解體即將出現的那種場面,愈將不可避免地出現在你面前。

如果要用緩慢和自發生長的方式重新建立一個新社會,那麼你真正的問題就是,怎樣才能夠在巨大的汲取壓力日益上升的情況下,保護這些新的小團體,不讓它在襁褓之中、在最脆弱最幼弱的階段遭到掠奪而喪失自己的生命力。那麼這個答案應該就是,你不能讓這個實體承擔一個真正國家的使命,不能讓它去加入西方國際體系所習慣的那種列強爭霸的遊戲,因為它沒有能力承擔這樣的負擔。如果承擔這樣的負擔的話,無論直接和間接採取什麼樣的技術手段,它最終仍然不得不加強它對社會的榨取程度。而這個汲取的過程,又將重新破壞你勉勉強強生長起來的這些非常脆弱的小共同體。然後留下的是一個更加散碎的社會,這個社會比原先更加無法完成你打算完成的使命。

這裡面整個的問題,其實從最根本上就是這一點。你用神話來替代歷史,誤解自己的真實地位,是一件極端危險的事情。我記得有一位東德的科幻小說家曾經描繪過一個特殊的外星文明,這個外星文明的人,不是生活在星球的表面上,而是生活在星球的內部。這個星球只有薄薄的層,像一個空心的球體一樣。他們也像其他星球的人一樣想探索外太空,於是就鑿穿了他們的星球。鑿穿星球的結果就是,星球內部的空氣全部漏到外太空去,整個文明遭到滅亡了。之所以他們會這麼做,是因為在他們的科學體系中,他們不肯承認自己這個體系的特殊性,堅持要把他們這個體系當成一個普通星球,跟其他星球一樣的普通星球來對待。但是把自己放在一個錯誤定位的結果就是,你不可避免地要根據你自己的錯誤定位做出錯誤決策,最後把自己毀掉。

我們回顧最近這一百年的歷史,西方秩序入侵以後,依據這個秩序,重建東亞文明體系這個過程中,每一次的毀滅都是由於誤解了自身的實際地位所造成的。國民黨如果能夠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是依靠列寧主義秩序重新整合東亞各地的一種工具,那麼它絕不會是假定自己是五千年文明的後代,絕不會認為自己有力量在東方和西方之間佔據獨立的地位,能夠既抗擊蘇聯又抗擊西方帝國主義。如果它能夠意識到自己的脆弱和依附地位,在蘇聯勢力集團和西方勢力集團之間,能夠作出一個明智的決斷的話,能夠安於依附地位的話,也許它現在還不會毀滅。

然而,這一點卻又是不可能的。因為,它既然已經製造了這個神話,又把自身的合法性寄託在重建中華文明、五千年文明的復興、建設新中國這一類的說辭之上,它就不得不承擔自己的組織和能力所不能支持的這個巨大任務。承擔這個巨大任務的結果就是把它打回原形。共產黨在它執政的最初階段,承認了自己的地位,首先安於做蘇聯的小兄弟,然後又安於做西方的依附者。但是這個地位對於它來說是不體面的,很難為它自己在奪取政權中採取的各種手段做辯護。如果它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得到這個地位的話,那麼它奪取政權的種種手段就顯得是太不合法了。因此它必須為自己安置一個更大的使命,就是國民政府曾經為自己安置的那個偉大的民族復興的使命。而這個使命實際上是要求改變從近代以來,東亞社會在世界體系中的整體地位。這樣一個巨大的震蕩,從性質上來講,實際上不僅是超出了清末以來遠東國際體系的整個震蕩,而且已經超出了蒙古世界帝國解體以來,整個世界格局演化所容許的程度。

如果大家不能夠整體上調整一下自己的認知結構,把東亞作為一個文明體系在世界文明體系中的位置、把東亞地區的政治實體在當代國際體系中的真正位置理順一下,我想,在不算太遠的未來,我們就會面臨著極為嚴重的衝突和非常危險的結局。有一個笑話是,有很多問題是翻譯造成的,例如,封建的翻譯、資本主義的翻譯,都是因為當初引進西學的時候翻譯不用心,給它一個錯誤的定義,於是後來人必須根據這個錯誤的定義重造自己,結果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現在的情況其實就是,表面上看起來跟大多數人沒有什麼關係、只跟極少數學者有關係的歷史理論,已經變得不再是無關緊要的東西了。歷史必須負責為中國完成一個重新定位的過程,重新解釋一下中國是什麼東西,而且這個解釋必須符合東亞在過去兩千年時間內形成的文明演變,和它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這個任務並不輕鬆。因為如果你的建構是錯誤的,或者說你以為這個建構需要在遙遠的未來才能實現,你就完全可以在現在吹一個大牛,等到遙遠的將來你的子孫後代去承擔後果,那麼你會發現,在比你想象的要近得多的時候,國際體系會有自身的生命力,把你放在一個極度危險的位置上去,使你面臨著:要麼你承認你過去的神話必須整個修改;要麼你必須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的前景。

現在我們就處在這個情況。我們現在的歷史體系是什麼呢,就是:一半是共產主義的革命體系,也就是說,全世界都是錯誤的,只有共產主義才是正確的這個體系;另一半呢,則是由梁啓超時代發明出來的這個大中華體系,就是說,我們原先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有一部延續的歷史和延續的種族,是最古老的民族,早晚要實現民族統一的。現在的歷史體系是根據這兩種基本框架糅合而成的。所有的具體的研究和具體的考據都是像瓦片一樣,無論你搞成什麼樣子,都要嵌合到這個原有的體系之中才能發揮作用。這些實際上是於事無補的。如果你不打算從根本上,把上述的這兩種神話體系加以破壞的話,那麼我們未來,在我們有生之年看到的東亞,就要面臨著極大的考驗了。我很有把握的說,它是經不住這個考驗的。

至於說要想避免這個考驗,重構歷史體系,你首先就要打破你錯誤的虛榮心,要承認,即使是在非常遙遠的時代、在文明初創的那個時代、在孔子時代、在華夏曾經處在它最佳狀態的時代,它比起較早產生、更加核心地區、在東地中海的文明中心來說,它的地位也是比較邊緣的。在以後的長期演變之中,我們曾經認為是非常自豪的漢唐文明,實際上它大多數時候是處在文明輸入的、而不是輸出的狀態。中亞、外伊朗地區和印度對東亞地區的文明輸出,比起反方面的文明輸出要多得多。正如東亞地區對朝鮮和日本的文明輸出,比起日本、朝鮮對中原的文明輸出要多得多。雖然交流是雙方面的,但是你給我的東西和我給你的東西是不對等的。中心地區,在最近六千年來,始終是輸出得更多,輸入得更少;而邊緣地區始終是輸入得更多,輸出得更少。

這個格局不是哥倫布發現美洲以後才臨時形成的,也不是鴉片戰爭以後形成的。不是說帝國主義名義上撤出東亞以後,你就能夠獲得原有的地位。實際上恰好相反。帝國主義撤出東亞的直接結果,就是切斷了或者至少是大大削弱了歷史核心區對邊緣地區的輸出。這樣最大的受害者恰好是你本身。這個過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開始。大家可以回顧一下九國公約和華盛頓會議是怎麼樣造成的,它就是中華民國的外交官和中華民國的精英階級在錯誤的歷史理論指導之下,以為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取得戰勝國資格這個機會,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然後中國就可以獲得跟歐洲國家相匹敵的地位。它造成的結果是什麼呢?中華民國儘管自身沒有力量,但是依靠著美國的支持和威爾遜主義的理想,實現了它的目的:強迫英國人和日本人,儘管有實力,但還是從東亞大陸撤退。撤退的直接結果就是放進了蘇聯的勢力。在英國人和日本人撤退的地方,蘇聯迅速地派了它的代理人。而英國人和日本人保持克制和不干涉的結果,就是導致條約體系在遠東的全線解體和國民黨、共產黨製造的長期革命。

這樣的長期革命從秩序輸出的角度上講是什麼呢?就是說,帝國主義的殖民秩序撤出以後,中華民國的憲法體制自身就無法維持了。這一點很容易理解,如果在沒有殖民主義的狀況下,大清解體會發生什麼?答案肯定就是,要麼是成吉思汗和多爾袞這樣的人來,要麼就是李自成和張獻忠這種人來,也許兩種人會一起來。無論如何你是不會有什麼憲法的,哪怕是一部拉美式的、不完美的憲法都不可能有。中華民國之所以能夠有一部好歹是拉美式的、好歹還是名義上的共和國和象徵性的憲法,靠的就是殖民主義在東亞的余威還在,能夠遏制內外惡秩序重新浮出水面。一旦你主動把這種秩序趕了出去,那麼在你自己的內部秩序來得及生長以前,比殖民主義秩序更加危險、更加糟糕的列寧主義秩序,就迅速地滲透到東亞,最後把你自己帶入到毀滅的邊緣。

秩序,像大自然一樣,是不能容忍真空的。你排除一個秩序之後,到來的絕對不是什麼理想王國或者幾千年盛世,你一定會使另外一種秩序繼承原有秩序的地位。所以你在考慮選擇什麼秩序的時候,首先要考慮清楚,你所在的地方,存在著哪幾種秩序?有可能產生哪幾種秩序?新生的秩序是不是已經足夠強大,足以擊垮原有的秩序?如果你出於虛榮心,錯誤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在根本沒有新生秩序可以依賴的情況下,強行驅逐了原有的秩序,那麼你就會發現,九國公約和華盛頓會議以後,在中華民國領土上出現的情況很快就要重演。

可以說,中國近代史,你按照革命史觀來說,是民族主義者驅逐帝國主義的歷史,是無產階級推翻壓迫者的歷史。但是如果從秩序輸出和文明輸出的角度看,實際上就是,殖民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遭到了嚴重削弱以後,撤出了遠東。遠東真正的利益是什麼?不是驅逐殖民主義,而是依靠殖民主義秩序輸出,通過模仿和引用,逐步地建立自己的秩序。而殖民主義的撤退,打亂了這個模仿和學習的過程,這樣做才使它迅速地落入了共產主義之手。而現在我們的情況,其實不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限制了我們獨立或利益,而恰好相反,是由於我們自身的原因和國際社會的原因的雙重作用,使得殖民主義的秩序輸出受到了嚴重的限制,以至於在世界秩序的邊緣難以產生良好的秩序。在殖民主義籠罩之下,這一點本來是不成問題的。

如果我們堅持所謂殖民主義邪惡、必須驅逐諸如此類的話,那麼我們就得承認,在中國以及不限於中國的這種自身秩序還不成熟的地方,肯定要面臨類似伊斯蘭國之類的惡秩序的威脅了。秩序是不能承認真空的。威爾遜主義世界體系有一個弱點就是,它假定世界上所有地方的自發秩序都已經足以維持自由的憲法了,然後形成一個共同體,可以通過集體安全體制維持在一起。但是在自發秩序本身不夠強的地方,如果沒有外來的強有力的秩序輸入的話,那它很可能會出現連最起碼的國家門面和象徵性的文明體系都沒有辦法維持的那種狼狽局面。1920年以後的中國,實際上是一步一步地陷入了這樣的局面。你企圖驅逐殖民主義的結果,實際上是切斷了整個輸入源。輸入源切斷以後,自己產生秩序的能力又不足,又會導致更加嚴重的真空狀態。真空狀態,要麼是惡變產生出自己的破壞者,要麼是會吸引其他的破壞者進行征服。

現在看我們所在的這個世界,在西方以外,能夠自發產生出自由和憲政的條件還存在嗎?西方產生出自由和憲政的條件是什麼呢?是它在歷史的早期,在相當於中國的孔子時代或者封建時代的時候,通過多國體系的相互博弈,在各邦國之間和各邦國內部的各階級之間,幸運地形成了權力平衡,然後這個權力平衡體制不斷地演變和擴大的結果。中國的問題,不是說是它太落後了而沒有發展到自由和憲政階段,而是它太先進,它已經越過了這個階段,或者說錯過了機會窗口,已經進入了各階級和各邦國都被大一統權力結構整體毀滅的狀態。在這種缺乏分化、缺乏有效組織的情況下,唯一的制衡力量和唯一的秩序產生者只能來自於外部。照馬克思的說法,這樣的社會是一袋馬鈴薯,它沒有自組織能力的,一旦失去自上而下的管制,哪怕這種管制是武斷的,他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聽任社會解體,聽任無政府狀態出現,然後聽任各種暴力團伙相互之間進行殘殺。

所以我們現在陷入了一個非常矛盾的情況。如果我們不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話語體系,我們不能夠清楚地認識到自己所在的處境,那麼我們就必須違心地接受話語體系為我們指出的那個前途。但這個前途,實際上是只適用於跟我們情況完全不同的其他社會。而我們使用錯誤的話語體系,就會給自己吃下毒藥。但是現在的情況是,好像還沒有幾個人願意真正承認自己的話語體系在根本上是錯誤的。儘管所有人都已經感覺到了,在你運用這個話語體系的過程中,你把自己推入了一種越來越矛盾的情況,不得不採取修正詞語含義、不斷地打各種補丁的方法,勉勉強強自圓其說。對於製造理論的人來說,這種情況就像是托勒密體系的本輪和均輪【托勒密的宇宙論中用來解釋太陽、月球和行星在視運動中的速度和方向變化的幾何模型】一樣,把你的任務變得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困難了。而你所在的社會,因為得不到適當的解釋體系,人們的聰明才智和創造力都會用到錯誤的方向上去,積累的資源都會漸漸引入到毀滅自身的途徑上去。

過去的幾十年內,大家都採取拖延問題、等待以後發展自行解決的方式來考慮這個問題。但是,在可以預想的未來,這個拖延是不能再繼續進行下去了。如果繼續拖延的話,你能夠指望的最好結局,頂多也就是賴過去,錯過時機,然後返回原有的位置上。甚至連這一點都不能指望。能夠通過不影響整個話語體系、通過局部修正、通過用錢、通過非正式的潛規則交易解決的問題,在過去十幾年內已經解決得差不多了。今後的問題,你實際上面臨著:要麼整個推翻話語體系,重新認識自己,重新定義自己,重新定義自己的使命和任務;要麼呢,你就要順著你自己也知道不可靠、站不住腳的那個話語體系,把自己引向絕對危險的境地。

這就是你為什麼必須重新認識歷史的原因,也是為什麼考據式的歷史、僅僅拼湊史料的歷史對你沒有什麼幫助的原因。這就好像說是,一個房子,在最初本來是只能承受一個小茅屋的,在建立的過程中越建越高,它的承重牆已經支持不住了,而你卻在討論製造房子的磚塊或者瓦塊的質量問題。其實問題不在於磚塊或瓦塊,而在於你設計的這個建築的基本結構,在設計的時候出了嚴重的問題。按照它設計的藍圖,它是不能承擔現在即將承擔的這個巨大重量,而你又處在停不下來的狀態中。所以你必須坦率承認,枝枝節節地去討論磚塊本身的質量問題是沒有太大的意義的,你必須把整個歷史整合起來,把東亞地區的局部歷史重新放到世界史的框架中去,重新找回自己應有的問題,在自己的社會內部重新發掘產生秩序和維持秩序的真正力量。謝謝。


2023-11-25 12: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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