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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愛思想

今天非常高興能再一次回到母校和大家談彼此共同關心的問題。我想一邊講講我小的時候怎么樣開始進入這個研究過程，另外一方面，我想說說我在做思想工作、學術研究過程當中幾個主要的困惑，以及用什么辦法把這些困惑克服了。

我是海耶克先生的學生，他是二十世紀的政治思想家，他從經濟方面開始進入了政治思想。1963年我通過了博士考試，但是卻發生了精神上危機。通過了博士考試，我可以選擇任何題目做論文，但是卻無從下手，因為我當初的目的，是向海耶克及其它幾位先生們學習研究西方的自由主義，同時研究學習西方科學的基本觀念。因為環境特別有啟發性，所以我的三年學生生活非常投入于西方的知識，而系院給學生很大的自由，不限制論文的題目，我可以進入任何我有興趣的領域，換句話說，一方面我對西方知識非常有興趣，一方面我不知道是否該繼續投入，因為當初我并不是完全站在學術立場，我的學術、思考并不是純學術的，而是政治意義上的，假若把公眾事務定義為政治性，那么我的學術工作有很強的政治性，這個政治性不是中國式的政治性，以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中國式的政治是只有統治沒有政治。

我當初去讀書，是有政治意義上目的，而現在研究西方也可以有政治意義，但是與中國就距離遠了，一方面我想要研究中國五四，一方面又要研究西方，到底該如何是好呢？所以我產生了精神危機，嚴重到整個下午在圖書館所看的書，一下子就忘記了，不曉得自己在做什么，最后還是無法決定該研究什么，1963年的夏天等于浪費了。秋天時海耶克先生回來做一場演講，我去看他，我向他傾訴了自己的問題，請老師給我一個建議。海耶克先生向我說：「你現在要做人生中第一個嚴肅性的研究論文，你必須自己決定要研究什么，但是我愿意向你分享當初我如何做這個決定。我所有的個人研究，都與我的個人關懷有關。」海耶克先生如此說，一下子我就茅塞頓開。回程的路上，我已經很清楚自己的方向，就是研究我最關懷的問題，即中國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相反的，為什么共產主義成功了，明白中國自由主義為什么在中國失敗，才能了解中國自由主義未來還有沒有前途，從歷史可以檢討一些問題，所以當時我決定了論文的方向，就是研究中國自由主義的歷史，從歷史的背景看看，假如自由主義再繼續往前發展，需要什么條件，如何發展等等問題。

海耶克先生這次回來的講演，其中一個題目是『理論頭腦的不同類型』，我的文章中介紹他的思想，中文稱做『學術工作的二個不同類型』。他說從事學術工作基本上有二種人，一種是一科通人（memory type），即是對某一科非常精通，不客氣地說，一科通人通常是記憶型；另一種是困惑型（puzzle type）的學者，換句話說是胡涂型，表面上別人都懂了，他還覺得很困惑。為什么學術界有這二種人呢？每個人有不同的頭腦，記憶型的學者沒有什么創造力，學術里比較有創新的想法，通常是由困惑型的人想出來的，這二類人都非常重要。人類的遺產必須用當時的語言做說明，需要一科通人把當時的文化用現在可以理解的語言，重新表現出來，所以學術的傳承，學術的教育需要這些一科通人做教育家，來傳承下去；而困惑型的學者，當你進入他的著作，就好像第一次進入古堡一樣，每個地方都要探索，因為對讀者而言，這并不是大家所熟悉的，內容是困惑型的學者自己想出來的，用自己的思想來解釋自己的見解，這樣的解釋當讀者第一次看到時，會覺得很生疏。記憶型的學者對任何學說思想，都非常熟稔，所以比較沒有創造力，任何學說思想一下子就從腦中顯見，在寫著作時得心應手，而自己可能沒有自覺，速度也比較快，因為遇到問題不會困惑，把學問重新組織，來應付新的問題，所以記憶型的人，往往不是有創造力的。困惑型的人，記不住許多學說，必須從中自己想問題，一步一步來，有時對自己的研究，下筆如行云流水，廢寢忘食，一下子完成許多，有時又被自己的想法困惑了，必須重新再想，若真的想出有道理的學問，會相當不得了。

1947年我在北京北師附小讀小學，后來考取了全中國最好的中學－師大附中。當時我在那讀書，有幾個特別的經驗。師大附中是全國最好的學校，進入北京師大附中就讀的人，都有一種特別的感覺，就是，我們是中國未來的菁英，中國是屬于我們的，若不是我們，誰是菁英呢？因為我們得到中國最好的教育。當時常弄得朋友討厭我，因為我要看最好的書，最難的書，最深的書，在我的生活里就是追求卓越，一定要追求最好。另一個經驗是，在北京的學術氣氛中，很自然有一種感染人心的虔誠和敬意，北京的文化博大精深，使人自然產生一種敬意。讀初中時，老師鼓勵我去看課外書，北京有商務印書館、開平書店、中華書店、世界書局，課余時我走路去看書。當時我只有13歲，還是小孩子，進去書店時，那店員對我很客氣，向我打招呼，讓我隨意看書，離去時，店員也客氣地對我說：「您慢走！」令人感受到，那股敬意就從這里來，他對你恭敬，你對他恭敬，沒有什么目的，我是在這樣的環境長大。

我很小的時候就產生一個國家觀念，當時北京被日本人占領，但我并沒有受日本人的欺負，只覺得為什么我們的國家被日本人管？我的愛國觀念起源于：當時北京雖然文化基礎很好，但是冬天卻有凍死的人，社會機制很差，我覺得自己最大的任務是把國家弄好，國家與我有密切的關系，我無法忍受這種國家！很早就想為國家做點事情。另外，我有一種很強烈的平等觀念。平等觀念是對所有人都講平等，您是長輩，我會對您很恭敬，但若有我不同意的事，我會表示意見，當然要很有禮貌、很客氣地表示意見。滿清沒落后，滿人皇族沒有一技之長，沒有生活來源，許多滿人淪為漢族富有人家的傭人，滿人非常重視禮節，我被這樣的傭人教導禮儀、生活應對，這些禮節已經成為一種習慣。而我的平等觀念要感謝我的母親，當時我家很富有，在北方從事的輕工業，如紡紗、染布、織布等，但是父親并沒有給我母親很多零用錢。家里傭人很多，每個傭人都有自己清苦的故事，傭人的家里出了事，或家人生病，我的母親雖沒有許多零用錢可以幫助他們，但對他們有同理心，似乎是親身感受，完全一視同仁，并不是同情他們，我母親的言行教導了我。我生在這樣的家庭，從來沒有覺得禮節與平等是沖突的。但是在臺灣，禮節與平等似乎是沖突的，你要有禮節，就無法平等，你對某人有禮，似乎你必須讓自己低下，才會顯得特別有禮貌，當然臺灣有的禮節是一種工具性的。

我到臺灣以后，當時是白色恐怖的末期，已經不那么嚴重了。我在中學時代，覺得自己的國家要自己去救，于是我對政治特別有興趣，我想做政治領袖，我到臺灣大學時，是懷著這種雄心壯志來的。為什么來臺大讀歷史系呢？讀歷史才能了解中國的病征所在。但是，到臺大之后，覺得非常失望與茫然，老師重考據，但這與我所關懷的事距離非常遠，在這種情況之下，我見到了殷海光先生，應先生對我的影響非大。

對于自由主義的基本立場，我那時已經接受了自由主義的立場，就是要把國家搞好，應該走民主憲政的路，民主憲政建立法治，不要走獨裁的路。除了受殷海光先生的指導之下，閱讀了有關自由主義的著作之外，主要來自兩大啟示：一個是負面的，一個是奇利思馬的。第一、蔣氏政權在臺灣的威權統治給自由主義提供了有利的反面教材，目睹蔣氏政權為了維持其個人絕對統治所散布的蒙昧與壓制，在政治社會與文化上，因之而衍生的恐懼、偽善、矯失與虛脫，以及連他自己都不會相信的歪曲的宣傳，在在使我渴望一個合理、合乎人道，能夠舒展性靈的人間秩序，根據當時我對自由主義的理解，只有自由主義所提出的一套道德、政治、法律、經濟與文化原則的實現，最有可能在一定程度內達成這樣的理想，蔣氏威權統治沒有真正烏托邦的沖動，雖然在宣傳的架勢上，有時它也大唱高調，也不會大規模地動員群眾，雖然它也曾嘗試過，所以，它無法利用偉大的理想，和群眾的勢力來掩飾它的種種略計，并使其正當化。

換句話說，共產黨當然比蔣氏政權更壞了，因為共產黨利用烏托邦的沖動與群眾運動，來掩飾它更惡劣的一面，于是，這些劣計便赤裸裸地暴露出來，因此，對我們這些了解其真相的人，特別難以忍受，謀求另一出路的感受也特別迫切。第二，雖然當時我還未能掌握自由主義深厚而復雜的內涵，但在跟應先生接觸的時候，已經呼吸到真正有生命力的東西，應先生的真誠，對施禮公正的態度，與開放的心靈，面對政治壓迫所表現的威武不能屈，知識的追求所顯示的真切，以及對同胞人類的愛與關懷，在在使我感受到一位自由主義者，在生活與理想之間求其一致的努力，所顯示的道德境界，這使我對他背后的思想之源產生了敬意與向往。換句話說，我之所以對自由主義感到極大的興趣，數十年來繼續不斷地探索，其動力是來自殷海光先生的奇利思馬的震撼。這就是我多年來特別研究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出路的基本的原因。

在這種情況之下，因為幾次的機緣，我很幸運的到了芝加哥大學，跟海耶克先生念書。當時，應先生正在翻譯「民意之路」，應先生主張邏輯實證論，特別崇拜羅素，我從小喜歡聽老師的話，所以，我就去念羅素的著作。羅素著作的英文很容易看，用詞非常漂亮，并不困難。看了羅素的原文著作之后，我又看了海耶克先生的「民意之路」，與翻譯對照，發生羅素不是個思想家，他是個數學家，思想非常通俗性，我就有一個夢想，若將來能跟像海耶克先生這樣有思想的自由主義大師念書，那豈不是太美了！而四年當中，這個夢就實現了，經過轉折，就去跟著海耶克先生念書了。

有幾個經驗，不是一般的中國留學生能夠經歷的。第一件事，老師不向我說道理。但這自由主義最大的堡壘，怎么不講道理呢？當時的規定，研究生必須要念十五、六本西方的原典，如柏拉圖的「The Republic」，沒有選擇的自由，一定要讀，為什么要讀？不說道理，完全是舊式的，而且必須包括莎士比亞的三大悲劇，必須包括俄國的小說「戰爭與和平」，或者是「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不是杜斯托也夫斯基，就是巴伐洛斯基，沒有選擇，不管你將來研究經濟也好，考古也好，都必須念這些東西。我非常困惑，我到芝加哥大學來是來研究西方主義，最新最現代的知識，我當時的觀念是愈新的愈好，舊的就是被淘汰才有新的出現，結果我們的系不講這套，不但不研究新的，還研究最舊的，不但研究最舊的，還研究舊的最舊，研究了希臘，公元前第五世紀，耶穌都還沒出生，都寫出來了，我覺得太奇怪了，不過那沒辦法，我在這個系里。但是老師給我一個好訓練，就是可以跟他對話，可以提問題，可以和老師交流，老師所說的我有不同意，可以請老師再說一遍，可以提出我有不同的看法，很自由地有一種對話的經驗。利用一點點經驗，這種邏輯的訓練，什么是必要條件，什么是充分條件，什么是充分必要條件，這些基本的小小的邏輯訓練，使我開始進入一點情況。最后，念了不到半學期，就開始進入情況，原來學問是這樣懂的，不是像殷海光先生的那種方式，從學術邊緣進入學術內容。

為什么研究classic？為什么研究原點呢？就是，不是叫你做原點的奴隸，不是說原點怎么說你怎么說。以前的書并不會全部都留下來，但是有些書到了二十三世紀，還是會留下來，還是會有人看，為什么？它是一個很妙的事情。這原點有兩個特性，就是真正的classic，經過時間的考驗，還可以存在的，第一個特性，就是原點必須對它所關懷的問題有特殊深刻系統的見解，它是特殊問題，跟我們不一定有直接關系；第二個特性，正因為它對特殊的問題有深刻系統的看法、見解和爭辯，它超越了它的特殊性，特殊性與共同性有一個共同的關系。好比說，洛克是西方自由主義最早的學者，洛克的思想是從假定來的，他假定人類在自然狀態之下都是平等，而且有善意，洛克的自然狀態受基督教的影響很大，所以洛克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建構在基督教前提上，基督教前提是，在上帝的眼光中我們都是祂的子民，所以，第一個條件，我們都是平等的；第二，上帝創造我們，雖然我們有很多罪惡，但是也有一些善意，因為上帝根據祂的形象創造人，所以在自然狀態，不是人吃人的社會。但是哈伯斯的想法是，在自然狀態，完全是人吃人的社會，人與人戰爭的社會。這二個對自然狀態不同的看法，產生不同的政治哲學，二位又同時產生了契約論，契約論的來源是對自然狀態不同的看法，哈伯斯與洛克對政治思想有特殊的理解與特殊的系統，這是很有意思的事，換句話說，為什么要研讀原點？原點的教育意義，在于以下二點：第一、它提出非常廣博而有系統很深厚的思想來解答非常重要的問題，第二、它提出一個非常深入深邃又廣博的系統的理解。當你念了原點以后，念了真正非常古典，真正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著作，你就曉得學問是什么，學問不一定是研究這個問題，但是它經過這些思想這些消化以后，它不會繼續問一些淺薄的問題，也不會把淺薄的答案當做答案了。

另外一位影響我非常大的政治思想家，麥克波蘭尼，他本來是一位科學家，就說得很好：「學問到最后，是一個技能」。學問到了最后，不是一項觀念，是一項技能，不是完全可以言傳的，不是背條文就會這項技能的，是一種訓練，這種訓練，像小提琴家成為一位非常好的小提琴家一般，弓要怎么拉，說不出理由。技能最后是什么？技能最后是一個模仿。我覺得口號是無用的，現代有很多陳腔濫調，有一種是老式的陳腔濫調，有一種新式的陳腔濫調，有一種是摩登的陳腔濫調，有一種是流行的陳腔濫調，現在西方也一樣，被各式各樣的陳腔濫調所混淆了，所以我們即使有興趣，也不曉得怎么學，因為怎么學這件事，被摩登的陳腔濫調污染了。學習最主要的辦法，就是向主要的資源模仿，模仿不是叫你做奴隸，模仿是學習當中最重要的一個過程，例如韋伯怎么想，你跟著怎么想，真正學到了，你的腦筋想通了，你的思想邏輯就像大學問家一般。這個時候，你要是有了新的問題，就不是那些思想家的問題，同時，你不單懂韋伯，懂海耶克，懂迪肯，懂各式各樣的東西，其它東西你自己領悟出來，而且你也很努力，這時你有可能自己想出新的東西來，若你想出自己的東西來，你就是一位非常有原創非常有貢獻的學者，所以classic就是這個意思。

我讀了很多classic的東西，但是遇到一個大問題，就是中間的空隙都不知道，念西方大思想家的著作，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馬基維利，但是這些歷史的脈絡都沒念，所以有很大的缺陷，我可以說某一位思想家的很多理論，但他的歷史背景我都不知道，這是很大的缺陷，但是這個缺陷的彌補，比只去念歷史教科書，而沒受過經典訓練的人要容易。現在有二個人，同樣的努力同樣的聰明，一位是受過經典的訓練，一位是沒受過經典的訓練的。受過經典的訓練的人，比起只念過教科書，上課很努力，而沒有經典的訓練的，受過經典的訓練的人的潛能，比沒受過經典訓練的人的潛能要高得多，他為了對付問題，趕快去念些相關教科書，一下子就懂了。

有一次我讀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這是我的老師海耶克先生第一次叫我念的，那時另一位老師也叫我念，我有點拒抗，我是去讀自由主義的，讀俄國文學做什么？我當然不敢說，因為老師地位太高，我就去念，念到其中一部分，我明白老師為什么叫我讀這本書了，因為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里面最主要的問題看到，人能不能承担自由，給你自由，你能不能承担？人不要做奴隸，但是就有人很喜歡做奴隸，各式各樣的奴隸，假如你真正要自由，你不要做奴隸，不要受各式各樣新式舊式的枷鎖，你要自由，你必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必須有自己的格調、素養，你要有自由，就必須能夠獨立，這本書就在談這個問題。

我在臺灣時，受殷海光先生的影響，我對他非常崇敬，他主張邏輯實證論，而我后來所走的路，在大方向和應先生完全一樣，但是基本上是反對他的。我的工作基本上是在自由主義的脈絡之下，清理殷海光先生的邏輯實證論在中國世界里所留下來負面的影響。我對應先生非常尊敬，應先生的自由主義在中國發展的不是很深厚，但是應先生的意義在中國的文化史與思想史里，是一個悲劇英雄，給自由主義一個人格的尊嚴，自由主義之所以在中國有人格道德的尊嚴，是應先生賦予的，這不是口號，是付出代價的。學問與道德很難選擇，對我而言，道德比學問還重要。雖然我很尊敬應先生，但是他的學問有問題，我還是要把它說清楚，因為學問還要往前發展，中國的自由主義還有希望的話，還是要往前發展其中對自由主義的了解。應先生給我的邏輯實證論，實際上是很錯誤的東西，現在在西方已經過時了，沒有人相信了，當時應先生還不到五十歲就逝世了，所以也不是他的責任，而且是受當時臺灣的環境所影響。為什么有問題呢？邏輯實證論相信，沒有經過證明的東西都可以存疑，只有經驗證明的東西，才能是真正的東西，假如相信這樣的道理就糟糕了。你如何能證明價值？價值很難證明，好比說自由重于價值，你怎么能從經驗里證明它絕對地重要，最高的價值，真、善、美，是無法證明的，所以麥克波蘭尼的自由主義要比應先生的自由主義深刻的太多了。

另一，邏輯實證論要科技整合，將來人類的學問，尤其是科學，可以互相整合，最后愈整合愈接近真理，換句話說，他們有一個很粗淺的進步的觀念，認為人類愈來愈光明，了解的事情愈來愈多，所以社會科學是可以累積的，互相整合以后，問題愈來愈少，接近達到事情全部解決的地步，這是完全錯誤的，因為人類有新的問題，而且人類有的東西累積，有的東西不累積，有東西進步，有東西退步。以二十世紀而言，二十世紀人類的文明，尤其西方來講，有很多地方是退步的，還不如十九世紀好。用邏輯實證論來了解事情，是無法了解事情的內涵的，真正的問題提不出來。真正的學問的發展有二個主要條件，第一個就是，你的基能特別地厚實，特別豐富，第二就是你有真正的問題，真正獨特而有道理的問題，不是假問題，這是不容易的，假如你產生一個真正的大問題，若你很努力，你得到很好的答案的可能性很高；假如流行什么就是你的問題，你就成了流行的奴隸，那就是炒作。所以邏輯實證論是無法進入學術內容的。

高老師：

我們發現一件秘密，林老師抱著遠大的志向救國救民，到了臺大歷史系，我們也歡迎大家抱著大的志向到歷史系來，但是好像有失望，不過話說回來，有了失望之后，才走了更遠的路，所以到了美國，而整個學思歷程也格外辛苦的，這里也特別強調經典的訓練，實在非常重要，我們也對年輕朋友不要放棄這樣一個訓練過程，然后從中領會到問題意識。林老師歡迎大家提問問題，我們以同學為優先。

林老師：

在還沒有開放問問題之前，什么是真問題什么是假問題，我舉個例子比較清楚。現在西方思想界有一個很大的辯論，就是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辯論。自由主義是主張人權的，而且有了人權之后，在私領域內想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不要國家管，結果產生很多問題。人權本身是應該有的，我指的是西方，但是人權的觀念要是泛濫的話，會有很多問題。第一個問題，大家都很寂寞，每個人都有人權，家庭都變成不像家庭，父母、子女都有人權，而權利是個法律觀念，不是道德觀念，什么都講權利，很多人際關系都法律化了，變成契約化，所以產生很多寂寞，西方的名詞叫做原子人，每個人都是原子，不需要有關系，結果產生社群主義，社群主義主張有傳統、有道德，在一個小區里有共同的生活，必須有道德基礎、道德共識，所以有很多辯論。現在的辯論熱度已經降低了，我們可以觀察這個辯論的意義是什么？基本上社群主義提的問題是個假問題，所以它就后繼不力，沒有什么辦法，它的看法它的觀察不是錯的，它的觀察是正確的，就是所謂自由主義特別提倡權利產生很多不好的后果。為什么社群主義提的問題是個假問題，不是真問題呢？第一，假如社群主義說自由主義所說的人權觀念是錯的，因為人權觀念產生很多壞的結果；第二，假如施政者說，因為這個人權觀念錯的，但我也不是不要人權，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或是社會的人說我不要人權，社群主義的人說自由主義的人權觀念是錯的，你就必須提出自己的人權觀，假如你沒有提出社群主義的人權觀，同時你說自由主義錯的話，實際上你的問題不是人權的問題，是人權限制的問題，就是什么的情況之下要限制人權，使人權不要泛濫，人權的觀念在這個范圍內是重要的，若社群主義說不要人權，你用什么權利來和我辯論？

言論自由是重要的人權，社群主義基本上已經接受人權，它才有自由去表示意見，所以它的問題不是自由主義人權的問題，是自由主義人權的觀念是否要受到適當的限制，在這限制之外，人權泛濫了。好比說，我有權利不被別人傷害，我沒有犯罪，政府不能抓我，警察不能隨便到我家里來，這是我的人權，除非有法院的文件證明，這是once to be free from usually，我有權利不受傷害，另一個是oncefor performing competence，好比說我喜歡音樂，我有權利去學習音樂，不能受政府規定，我有權利學習與發展我的興趣，但是這個權利與once to be entitlement不一樣，現在西方的權利已經發展到，我有權利得到政府的好的服務，這些服務是我的人權，這個問題在西方非常受重視，每個人都必須有權利受到政府的照顧和服務，這個性質與once to be free from usually及once forperforming competence不一樣，換句話說，人權必須做內部的區分，做內部的區分后，會發現人權本身要受限制，那么在人權限制之內，要發展道德等等。假如你對個人自由沒有興趣，那么自由主義就沒有意義了，你要喜歡自由，對它有興趣，同時必須負責任，假如你說你喜歡自由，但不要對個人的行為負責任，那種自由就是一種不合理的自由，因為你說不清楚。自由主義最后的一個意義就是培養道德基礎，自由主義最后必須有道德基礎，那么這些，是自由主義的真問題。以此解釋我所說的真問題假問題是什么。

發問者，醫學系四年級，男：您剛才提到學者有二種類型，第一種是記憶型，第二種是困惑型，想請問困惑型學者是如何產生的？但是最后您又請我們要訓練，嘗試去得到一種思想上的技能，這就是您所說像韋伯一般的邏輯思考，而這種與您所說的困惑型有沒有矛盾？像韋伯般的比較有創造力，還是困惑型的有創造力？二者之間有沒有關系？

林老師：我所說的困惑型與一科通人，是世界水平的學者，像以塞伯林，他基本上是一個記憶型的學者，不是一個困惑型的，他寫的東西非常多，而且很有學問，在傳播文明當中很有貢獻，但基本上沒有原創貢獻，原創貢獻是別人做，他將這些內容解釋得很清楚，我所說的是這種世界級的大師。而學習一開始，你變成一個對學問有興趣的人，你當然需要一些教育訓練，一個學問連基本的入門都沒有，要開始想問題，很難，如果你的程度是很普遍的程度，那你怎么開始做學問呢？實際上這二種類型不是那么絕對，有的人比較困惑，有的人比較屬于記憶，很少人完全困惑或完全記憶，假如學了一些東西，你比較困惑，你可能走困惑的路；你讀的東西各家都有，一問起你非常清楚，這種人通常是記憶型，困惑型的人讀了偉大的學說，可能記得不是那么清楚。以年輕人的程度，二方面都需培養，不是從小就開始想問題。

發問者，臺灣大學畢業生，現職醫生，女：在我就讀中學到大一、大二時期，您剛才提到過的書我都讀過，那現在我的孩子是否也應該讓他念這些書？對他有沒有幫助？這些書是不是對年輕人很有影響？

林老師：讀經典的書不是要讀、想讀，就可以受到經典的好處，因為經典是非常難的，經典是必須有一個整體的教育系統，大學教育、研究院教育，來培植來扶持，才有辦法讀典，假如讀經典變成口號式地讀，不一定有什么結果。經典是非常難懂的，當中的曲折，不容易了解，難的程度有時候到達需要老師指導，需要有人引領你，而帶領的人不一定正確，經典屬于大家的，你自己也許有一套看法，說不定比老師還要好，可以指出老師的錯誤。海耶克先生說，「考試，不應該！」大學，尤其研究院，不應該有考試，不應有入學試，應該有一個契約。有的人不愿意簽契約，但有的人就是對學問很有興趣，應該給他一個機會，這種菁英，才是自由主義的菁英，自由主義方式的菁英，也比較平等。?

發問者，歷史系一年級，女：您所提到中國過去的政治是只有統治沒有政治，請問統治與政治最大的區別在那里？

林老師：我剛所說的是亞里士多德的定義，就是政治是大家的事，必須共同參與，共同參與的公共事務。所謂公共事務，是大家的事情，既然是大家的事，就由大家參與，大家參與的公共事務是政治。而中國的政治向來不是這樣，不是大家的事，韋伯說的話也許比較重了點，「中國傳統的帝王朝代之間，基本上是像家傳式的統治」所以中國比較聰明的人就逃避政治，如道家、佛家，逃離政治而不是參與政治。現在臺灣不是了，臺灣有一個初期的階段，產生很多問題，并不是完全統治了，但現在剛開始由人民參與，出了一點問題，出了所謂民粹主義。臺灣現在民粹主義的意思，是南美的意思，不是俄國的意思，也不是美國的意思。俄國的意思，所謂的民粹主義是說，那些知識菁英、貴族走向人民，到人民那里去，認為真正的智能，不是知識菁英的智能，農民老百姓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另外美國的民粹主義是說，政治人物要反映最普通最低層的人民的看法，那是美國的平等觀念；臺灣的民粹主義政治是什么？相當于南美的，比如說，某一位先生，特別喜歡權力，有權力就有一切，有錢有勢。

在東方中國的社會，想要有權力，過去就是打天下，成功后天下就是你的，后來在民國時代，軍閥就是靠槍去顯現權力，到蔣介石時代，威脅、發生白色恐怖，人民非常害怕，所以他自己有權力，或者是共產黨組織農民運動。現在臺灣的情況呢？不能用右派的集權統治得到權力，也不能用左派的全民運動得到權力，用民主，可以得到權力。不是為了民主，而是為了利用民主做出得到權力的一個過程，利用了民主的形式，得到了個人的權力，不是為真正的民主而做的，有了權力后，不一定為民主。臺灣的民主在制度上出了很大的問題，我們現在總統對立法機構不夠負責任，因為把憲法修改就行不通了，我們的憲法是違法的，因為憲法必須建立在根據憲法制定的憲法原則上，憲法原則是民主憲政的原則，不是獨裁的原則，憲法的第一條，就是根據民主憲政的權力，權力要限制，互相制衡，不限制的權力就不是民主憲政的憲法，是其它獨裁的憲法。

發問者，工管系四年級，男：美國有一個比較大的討論，就是經典到底要讀那些？因為所選擇的經典也決定了你的意識形態，要如何選擇經典？老師剛才所提到的邏輯實證論，老師似乎是反對科技整合，假如一位學者從經濟學出發，提出一個觀點，非常有道理，而另一位學者從法律學出發，如果大家無法取得共識，這樣會是一個好現象嗎？

林老師：我并不是反對科技整合，我反對假的科技整合，我贊成真的科技整合，什么叫做真的科技整合呢？科技整合真正的意義是你有一個問題，這問題除了需要你本科的知識以外，還需要其它科的知識與技能的幫助。假如科技整合變成形式主義，把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法律學家放在一起，請他們炒作出一個題目來，這種科技整合往往是沒有意義的。若問題真的需要科技整合，我是非常贊成的。

關于如何選擇經典，選擇經典，背后往往有一個意識形態的預設，例如社會、政治等等。實際上是，你的興趣在那里？以臺灣來說，凡一個社會，不可能對所有事情有興趣，對所有事情有興趣的話，這個社會就沒辦法集中精力。我們臺灣最重要的興趣，就是如何把我們剛剛開始起步的自由民主的程度，使它深化、成熟，使它更成長，使它對老百姓變成好的東西。民主失敗以后會很糟糕，歷史上民主失敗的數字，不見得會比民主成功的數字要少，民主不一定使國家好，民主不一定必然使老百姓得到幸福，有的民主把國家搞垮了。換句話說，我們的興趣是如何使民主愈來愈健康，愈來愈發展得有生機，愈來愈合理，愈來愈像我們所需要的民主的樣子。那么，假如這個興趣是我們社會的共識，我們的教育也應該配合，我們的教育使得老百姓成為愈來愈參與民主社會的公民。

發問者，臺大經濟系畢業校友，女：您的書中有提到奇利斯瑪，就好像是一種很典型，能夠影響別人，很有權威的人物，如果在一個社群里，有一位這樣奇利斯瑪的人物，能夠形成他們自律的公約，那么就可以形成一種長成的秩序，而不是做成的秩序，自然而然就會有感染的力量，逐漸擴大，整個社會就會有一種長成的秩序，那么這樣是不是可以達到一個比較健康的民主社會？如果是透過教育，那中間感染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林老師：這是我用韋伯的觀念推衍出來的東西。有的人有一個特別的本領，被其它人看重，給他特別的恩惠。好比說，在一個戰場上，軍隊已經渙散了，忽然有一個人登高一呼，大家重新在他的領導之下，奮力把敵人打倒了，大家非常崇拜他，這個領導者，就是奇利斯瑪，這是韋伯原來的定義。這個人有特殊的超忽一般常人的能力，這種能力不是每個人都有的，這種能力就自然而然吸引了別人。奇利斯瑪的人物有二種，一種是破壞性，一種是建設性，某些制度，某些秩序，不需經過立法，就是要一個大家崇拜的領袖，就是這樣，這可以好可以壞，可以自由毀滅。

可以好可以壞，可以自由毀滅。

網載 2015-08-23 08:3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