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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字怒安，號怒庵，上海南匯人，中國著名的翻譯家、作家、教育家、美術評論家。早年留學法國巴黎大學。他翻譯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爾扎克、羅曼·羅蘭、伏爾泰等名家著作。其有兩子傅聰、傅敏，傅聰為世界范圍內享有盛譽的鋼琴家，傅敏為英語教師。

1966年9月3日上午，女傭發現傅雷夫婦在江蘇路284弄5號住所“疾風迅雨樓”自殺身亡，傅雷系吞服巨量毒藥，在躺椅上自殺，享年58歲，夫人朱梅馥系在窗框上自縊而亡。

盡管所謂反黨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是在我們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辯的，可是我們至死也不承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實系寄存箱內理出之物）。我們縱有千萬罪行，卻從來不曾有過變天思想。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在英明的共產黨領導和偉大的毛主席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余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了！

                                              ——傅雷遺書

憶傅雷

文/楊絳

圖：傅雷夫婦

抗戰末期、勝利前夕，錢鐘書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會見傅雷和朱梅馥夫婦。我們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飯后經常到他家去夜談。那時候知識分子在淪陷的上海，日子不好過，真不知“長夜漫漫何時旦”。但我們還年輕，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過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開日出。我們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樸素幽雅的客廳里各抒己見，也好比開開窗子，通通空氣，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悶苦惱。到如今，每回顧那一段灰黯的歲月，就會記起傅雷家的夜談。

說起傅雷，總不免說到他的嚴肅。其實他并不是一味板著臉的人。我閉上眼，最先浮現在眼前的，卻是個含笑的傅雷。他兩手捧著個煙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來，眼里是笑，嘴邊是笑，滿臉是笑。這也許因為我在他家客廳里、坐在他對面的時候，他聽著鐘書說話，經常是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輕易笑；可是他笑的時候，好像在品嘗自己的笑，覺得津津有味。

也許鐘書是唯一敢當眾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陳西禾同志。一次鐘書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滿面尷尬，直向鐘書遞眼色；事后他猶有余悸，怪鐘書“胡鬧”。可是傅雷并沒有發火。他帶幾分不好意見，隨著大家笑了；傅雷還是有幽默的。

傅雷的嚴肅確是嚴肅到十分，表現了一個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臉只許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嚴父。阿聰、阿敏那時候還是一對小頑童，只想賴在客廳里聽大人說話。大人說的話，也許孩子不宜聽，因為他們的理解不同。傅雷嚴格禁止他們旁聽。有一次，客廳里談得熱鬧，陣陣笑聲，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興。忽然他靈機一動，躡足走到通往樓梯的門旁，把門一開。只見門后哥哥弟弟背著臉并坐在門檻后面的臺階上，正縮著脖子笑呢。傅雷一聲呵斥，兩孩子在登登咚咚一陣凌亂的腳步聲里逃跑上樓。梅馥忙也趕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搶先去責罵兒子；在兒子前，她卻是擋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溫言告誡。等他們倆回來，客廳里漸漸回復了當初的氣氛。但過了一會，在笑聲中，傅雷又突然過去開那扇門，阿聰、阿敏依然鬼頭鬼腦并坐原處偷聽。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聽得傅雷厲聲呵喝，夾雜著梅馥的調解和責怪；一個孩子想是哭了，另一個還想為自己辯白。我們誰也不敢勸一聲，只裝作不聞不知，坐著扯談。傅雷回客廳來，臉都氣青了。梅馥抱歉地為客人換上熱茶，大家又坐了一回辭出，不免嘆口氣：“唉，傅雷就是這樣！”

阿聰前年回國探親，鐘書正在國外訪問。阿聰對我說：“啊呀！我們真愛聽錢伯伯說話呀！”去年他到我家來，不復是頑童偷聽，而是做座上客“聽錢伯伯說話”，高興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記起他嚴厲的爸爸，凄然回憶往事，慨嘆說：“唉——那時候——我們就愛聽錢伯伯說話。”他當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為愛他深，他告訴我：“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為此對我落淚，又說阿聰的脾氣和爸爸有相似之處。她也告訴我傅雷的媽媽怎樣批評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沖動下的所作所為，沉靜下來會自己責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氣，只為此憐他而為他担憂；更因為阿聰和爸爸脾氣有點兒相似，她既不愿看到兒子拂逆爸爸，也為兒子的前途担憂。“丈化大革命”開始時，阿聰從海外好不容易和家里掛通了長途電話。阿聰只叫得一聲“姆媽”，媽媽只叫得一聲“阿聰”，彼此失聲痛哭，到便咽著勉強能說話的時候，電話早斷了。

這是母子末一次通話——話，盡在不言中，因為梅馥深知傅雷的性格，已經看到他們夫婦難逃的命運。

有人說傅雷“孤傲如云間鶴”；傅雷卻不止一次在鐘書和我面前自比為“墻洞里的小老鼠”——是否因為莫羅阿曾把服爾德比作“一頭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聽未免滑稽。梅馥稱傅雷為“老傅”；我回家常和鐘書講究：那是“老傅”還是“老虎”，因為據他們的鄉音，“傅”和“虎”沒有分別，而我覺得傅雷在家里有點兒老虎似的。他卻自比為“小老鼠”！但傅雷這話不是矯情，也不是謙虛。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實心情。他對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誠。但眾多的朋友里，難免夾雜些不夠朋友的人。誤會、偏見、忌刻、驕矜，會造成人事上無數矛盾和傾軋。

傅雷曾告訴我們：某某“朋友”昨天還在他家吃飯，今天卻在報紙上罵他。這種事不止一遭。傅雷講起的時候，雖然眼睛里帶些氣憤，嘴角上掛著譏誚，總不免感嘆人心叵測、世情險惡，覺得自己老實得可憐，孤弱得無以自衛。他滿頭棱角，動不動會觸犯人；又加脾氣急躁，制不住要沖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圓轉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有自己的書齋；他也像老鼠那樣，只在洞口窺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鶴，翹首云外，不屑顧視地下的泥淖。傅雷對國計民生念念不忘，可是他也許遵循《剛第特》的教訓吧？只潛身書齋，作他的翻譯工作。

傅雷愛吃硬板。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兒那樣僵硬、干爽；軟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讓給梅馥了。朋友們愛說傅雷固執，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執，有時候竟是很隨和的。他有事和鐘書商量，盡管討論得很熱烈，他并不固執。他和周煦良同志合辦《新語》，盡管這種事鐘書毫無經驗，他也不擯棄外行的意見。他有些朋友（包括我們倆）批評他不讓阿聰進學校會使孩子脫離群眾，不善適應社會。傅雷從諫如流，就把阿聰送入中學讀書。鐘書建議他臨什么字帖，他就臨什么字帖；鐘書忽然發興用草書抄筆記，他也高興地學起十七帖來，并用草書抄稿子。

解放后，我們夫婦到清華大學任教。傅雷全家從昆明由海道回上海，道過天津。傅雷到北京來探望了陳叔通、馬敘倫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們家來盤桓三四天。當時我們另一位亡友吳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華教授法語，央我們夫婦作說客。但傅雷不愿教法語，只愿教美術史。從前在上海的時候，我們曾經陪傅雷招待一位法國朋友，鐘書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Critiqued Art（美術批評家）。他對美術批評始終很有興趣。可是清華當時不開這門課，而傅雷對教學并不熱心。盡管他們夫婦對清華園頗有留戀，我們也私心竊愿他們能留下，傅雷決計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譯工作。

我只看到傅雷和鐘書鬧過一次蹩扭。1954年在北京召開翻譯工作會議，傅雷未能到會，只提了一份書面意見，討論翻譯問題。討論翻譯，必須舉出實例，才能說明問題。傅雷信手拈來，舉出許多謬誤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顯然也沒料到這份意見書會大量印發給翻譯者參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錯來示眾了。

這就觸怒了許多人，都大罵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譯家竟氣得大哭。平心說，把西方文字譯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項極繁瑣的工作。譯者盡管認真仔細，也不免掛一漏萬；譯文里的謬誤，好比貓狗身上的跳蚤，很難捉拿凈荊假如傅雷打頭先挑自己的錯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幾個錯作陪，人家也許會心說誠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談一下，準會想得周到些。當時他和我們兩地間隔，讀到鐘書責備他的信，氣呼呼地對我們沉默了一段時間，但不久就又回復書信來往。

傅雷的認真，也和他的嚴肅一樣，常表現出一個十足地道的傅雷。有一次他稱贊我的翻譯。我不過偶爾翻譯了一篇極短的散文，譯得也并不好，所以我只當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謙遜一句。傅雷佛然忍耐了一分鐘，然后沉著臉發作道：“楊絳，你知道嗎？我的稱贊是不容易的。”我當時頗像頑童聽到校長錯誤的稱贊，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錯誤。可是我實在很感激他對一個剛試筆翻譯的人如此認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虛懷若谷，才會過高地估計別人。

傅雷對于翻譯工作無限認真，不懈地虛心求進。只要看他翻譯的傳記五種，一部勝似一部。《夏洛外傳》是最早的一部。《貝多芬傳》雖然動筆最早，卻是十年后重譯的，譯筆和初譯顯然不同。他經常寫信和我們講究翻譯上的問題，具體問題都用紅筆清清楚楚錄下原文。這許多信可惜都已毀了。傅雷從不自滿——對工作認真，對自己就感到不滿。他從沒有自以為達到了他所提的翻譯標準。他曾自苦譯筆呆滯，問我們怎樣使譯文生動活潑。他說熟讀了老舍的小說，還是未能解決問題。我們以為熟讀一家還不夠，建議再多讀幾家。傅雷悵然，嘆恨沒許多時間看書，有人愛說他狂傲，他們實在是沒見到他虛心的一面。

1963年我因妹妹楊必生病，到上海探望。朋友中我只拜訪了傅雷夫婦，梅馥告訴我她兩個孩子的近況；傅雷很有興趣地和我談論些翻譯上的問題。有個問題常在我心上而沒談。我最厭惡翻譯的名字佶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字音并不相近，曾想大膽創新，把洋名一概中國化，歷史地理上的專門名字也加簡縮，另作“引得’域加注。我和傅雷談過，他說“不行”。我也知道這樣有許多不便，可是還想聽他談談如何“不行”。1964年我又到上海接妹妹到北京休養，來去匆匆，竟未及拜訪傅雷和梅馥。“別時容易見時難”，我年輕時只看作李后主的傷心話，不料竟是人世的常情。

我很羨慕傅雷的書齋，因為書齋的布置，對他的工作具備一切方便。經常要用的工具書，伸手就夠得到，不用站起身。轉動的圓架上，攤著幾種大字典。沿墻的書櫥里，排列著滿滿的書可供參考。書架頂上一個鏡框里是一張很美的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張傅雷年輕時的照片，是他當年贈給梅馥的。他稱呼梅馥的名字是法文的瑪格麗特；據傅雷說，那是歌德《浮士德》里的瑪格麗特。幾人有幸福娶得自己的瑪格麗特呢！梅馥不僅是溫柔的妻子、慈愛的母親、沙龍里的漂亮夫人，不僅是非常能干的主婦，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孝里里外外的雜務，讓傅雷專心工作，她還是傅雷的秘書，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沒有這樣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

傅雷翻譯這幾部傳記的時候，是在“陰霾遮蔽整個天空的時期”。他要借偉人克服苦難的壯烈悲劇，幫我們担受殘酷的命運。他要宣揚堅忍奮斗，敢于向神明挑戰的大勇主義。可是，智慧和信念所點燃的一點光明，敵得過愚昧、偏狹所孕育的黑暗嗎？對人類的愛，敵得過人間的仇恨嗎？向往真理、正義的理想，敵得過爭奪名位權利的現實嗎？為善的心愿，敵得過作惡的力量嗎？傅雷連同他忠實的伴侶，竟被殘暴的浪潮沖倒、淹沒。可是誰又能怪傅雷呢。他這番遭遇，對于這幾部傳記里所宣揚的人道主義和奮斗精神，該說是殘酷的諷刺。但現在這五部傳記的重版，又標志著一種新的勝利吧？讀者也許會得到更新的啟示與鼓勵。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復生，可是被遺忘的、被埋沒的，還會重新被人記憶起來，發掘出來。

（摘自《傅譯傳記五種》）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