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批林我沒意見,批孔殺頭也不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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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學者、教育家吳宓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明確表態:“批林,我沒意見;批孔,寧可殺頭,我也不批。”此言一出,觸犯眾怒。在作者吳學昭(吳宓的女兒)回憶中,即使因此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父親吳宓也不曾后悔,直至去世。|



文 | 吳學昭

周錫光一九七三年八月警告父親“慎防即將到來之肅反運動”,最后并未到來。西師同全國一樣,一直進行的是“批林整風”。一九七三年十月下旬,學校奉令批判孔 子,于是運動轉為批林批孔。西南師院接連召開批孔大會,名為批孔,實皆針對林彪及劉少奇之引用孔子及儒家舊說,兼及臺灣當局的圣誕祀孔典禮。

父親只知批判孔子是最高領袖提出來的,但他至死也未弄清這是因為在深入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過程中,各個領域對極左思潮的批判以及采取的糾“左”措施,多多少少涉及“文化大革命”的總體評林彪集團的實質是右。

1937 年春,吳宓在清華園花樹下留影


對于尊孔子為儀型師表,立言行事悉遵依孔子為職志的父親來說,批判孔子,不論出于何種考慮,都萬萬不可。他主編的《學衡》雜志,創刊號首頁所刊之中西圣哲畫像即孔子和蘇格拉底像。父親從來認為,“孔子者,理想中最高之人物也。其道德智慧,卓絕千古,無人能及之,故稱為圣人。”孔子的價值可分兩項:(一)孔子 者本身,他的學問道德事功,具見載籍。“孔子為中國文化之中心,其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其后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 (二)孔子者,中國道德理想之所寓、人格標準之所托。不特一人一家之運命,即一國之盛衰,一民族之興亡,世界文化之進退,靡不以道德之升降、大多數人人格之高低,為之樞機,因果昭然。中西前史,可為例證。今欲救國救世,根本之法,仍不外乎是。”


其實批孔,并不新鮮。

早在新潮澎湃的一九二七年,孔子就曾成為攻擊目標,新派“學者以專打孔家店為號召,侮之曰孔老二,用其輕薄尖刻之筆,備致詆。盲從之少年,習焉不察,遂共以孔子為迂腐陳舊之偶像、禮教流毒之罪人。以謾孔為當然,視尊圣如狂病。而近一年(一九二七)中,若武漢、湘中等地,摧毀孔廟,斬殺儒者,推倒禮教,打破羞恥”。父親不得不撰文公開指責“其行動之激烈暴厲,幾令人疑其為反對文明社會,匪特反對孔子而已”。

本著這樣的立場觀點,父親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贊同批判孔子。在眾說紛紛,人心混亂的上世紀二十年代,父親即曾強調指出:“今日之要務,厥在認識孔子之價值,發明孔教之義理。使知孔子之為人,如何當尊。其教人之學說,如何而可信。”父親并明確表示:“由于我之良心,我當尊孔;本于我之智慧思考,我堅信孔子之學說。故今雖舉世皆侮孔謾孔,雖 以白刃手槍加于我身,我仍尊孔信孔。”及至“文革”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步步升級,要求人人對運動表態,父親毫不猶豫地直言不諱:“批林,我沒意見;批孔,寧可殺頭,我也不批。”此言一出,觸犯眾怒。這還了得!一個政治上尚被“掛著”的老朽,居然如此猖狂,膽敢抵抗運動,冒瀆領袖!很快進行批斗,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


父親再次承受沉重打擊和磨難,痛苦可想而知。但他一點不后悔。此時寅恪伯父已離世五年有馀,而父親仍時 時感念與寅恪伯父的最后深談,有些話似乎就在耳邊。“在我輩個人如寅恪者,則仍確信中國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純正。我輩本此信仰,故雖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動,決不從時俗為轉移。”也許正是這種信念,支撐父親拖著衰殘傷痛的病體勉強茍活于世。

父親臥病兩年多后,被遣送回原籍。當時政策尚延續“文革”規定:“現行反革命分子”不得入住大城市,最后只得由居于陜西小縣城的堂妹嗣父仲旗公長女須曼接回故鄉涇陽養病。須曼姑此時已退休,但她原所在單位領導支持她接我父親回鄉。他說:“我不管吳宓頭上戴的什么帽子,他既是涇陽的兒子,就應讓他回涇陽來。葉落歸根嘛!”父親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離開西南師院,回到涇陽后,在須曼姑的悉心照料下養病一年多。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七日凌晨,以雙側頸內動脈血栓形成,呼吸循環衰竭,搶救無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82醫院與世長辭。

一九二七年六月,王國維先生投湖自盡后不久,寅恪伯父和父親曾有過一場談話,論及高明人士的生死存 亡與文化興衰淪喪的關系。寅恪伯父說,凡一國文化衰亡之時,高明之士,自視為此文化之所寄托者,輒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靜安先生,父親則謂 “寅恪與宓皆不能逃此范圍,特有大小輕重之別耳”。不幸此語成讖:寅恪伯父與父親“繼往圣之絕學”,秉素志以為四五十年,最后雖未自殺,而皆由“文化大革命”浩劫喪生,同以身殉文化。傷哉!痛哉!

吳宓與夫人陳心一、長女學淑


▲吳宓歐游雜詩手跡


▲吳宓對世界四大宗傳的融通綜合


《吳宓與陳寅恪(增補本)》

作者:吳學昭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14年8月


文史大師陳寅恪與著名學者吳宓的學術活動及友誼為二十世紀學術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本書以吳宓的日記、遺稿為依據,忠實記述了二人從哈佛同窗、清華共事、聯大流亡、燕京授業直到勞燕分飛、鴻雁往還,長達五十年的深厚情誼。書中披露了陳寅屬與吳宓大量鮮為人知的學術觀點和社會活動,其中一些詩詞唱和也是初次發表。全書資料豐富翔實,文風清新樸素,對于二十世紀文化史研究具有重要價值,書末附有徐葆耕教授的闡釋性論文《文化的兩難處境及其他》。


本文內容及圖片由“三聯書情”公共號(ID:sanlianshutong)提供。




新京報書評周刊 2015-08-23 08: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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