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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納森·斯賓塞，漢語名“史景遷”，這幾天來中國了。身在耶魯大學，以《追尋現代中國》等聞名海內，史景遷在大陸的聲望一直很高，他的《天安門》、《王氏之死》、《太平天國》、《曹寅與康熙》等等中譯本賣得好，在北美也是常銷讀物。他在北京大學開設一堂講座，前去一睹圣顏的觀眾擠爆了教室，須鬢皆白的英倫老紳士在臺上侃侃而談，主題是“沈福宗及17世紀的跨文化之夢”，若有人會問到他對中國的興趣及歷史寫作的緣起，他也會一再地重復那些差不多的話。

史景遷的歷史作品，被譽為生動好看，加上鄭培凱等一群海內學人的鼓吹，歐美漢學家在大陸的銷售業績，數他最為驕人。寫得好看是種本事，網絡上有篇對話，是另一位年輕的漢學家盧漢超訪談史景遷，盧問了史一個問題：“大多數中國史學者在他們自己的領域之外影響都很有限。你卻既能在學界里擁有一席之地，又能贏得受過教育的大眾之心。你在學術共同體外的影響，不說是超過，也是能與費正清平齊了。……你能說說你在嚴肅史學和讓公眾喜歡這兩者之間的平衡嗎？”

史回答：“你寫的東西能擁有許多讀者是件美事。很棒喲——但這并不必然意味著你就有影響力或者一言九鼎了。這可能意味著你引起了他們的興趣，而我對此很滿足。我想要讓人們感興趣，我不敢說，我總是擁有一種足夠有力的道德目的，可以企圖改變或迅速有效地改變他們的思維方式。”他進而提到，費正清研究中國史，帶有幫助美國當局制定外交政策的訴求，而他自己則沒有：“即便這本書被人歸為‘通俗讀物’的一類，我也總是設法引導讀者進一步閱讀，讀更多的書，指出方向，我希望他們能形成自己的興趣。”至于銷量為何這么好，他說，他認為“首要的一點是把你的書出出來”。

我想大多數能討大眾喜歡的學者，都會把引導、興趣、“打開一扇窗口”之類的詞匯掛在嘴上，以象牙塔和眾生之間的橋梁自許。

（圖注：漢學家史景遷近照，出自《天南》，攝影：王可迪）

史老78歲了，比他大三歲的另一位齊名的漢學家，前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系主任孔飛力，也是極善于寫“好看”的歷史著作的，一部《叫魂》為他確立了不朽的學術地位，但眼下卻是晚景凄涼，據說正在養老院里孤捱余年。而更揪人心的事情，發生在中國本土學人的身上。

前幾日讀一位學人的日記選，刊發在友人主編的一本同人雜志上。張暉，他已不在人世，去年，他的死和眾多友人對他的回憶，也成了一個影響不小的公共事件。去世前，他的身份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的研究員，一位很受矚目的文史界學術新星，終年只有36歲。這公開的一組日記記于2002—2003年，學者的艱蹙困窘，溢于字句之間。

“2月21日 午后去華章賣舊書，杭華陪我去，加前次所售之書，共得220元。以后買書自當謹慎。”

“4月1日 詞人年譜二校一周前寄回出版社。本月當可出書。惟無稿費，不免悵悵。”

“6月23日 去南大出版社，4折，共購了115.1元的書，總共有30多冊，都是好書。后來回宿舍和媽媽通電話后，才覺得自己買書十分奢侈，近乎不孝！”

“12月4日 昨日得廈材翁寄來100元，今日復書謝之病寄其材料若干。……買《詞綜》一冊，又費30元，可恨！”

還有很多這類憾、悔與恨。雖然距所記之事已有十二年，但我知道張暉后來的經濟狀況始終沒有多大的改觀。“惟無稿費”四字，看得人目瞪口呆：這可是一本書啊，學術論文和著作消耗作者多少心血，不給錢豈不是把人逼上絕路。

人各有命，求仁得仁——思來想去，對這等苦心孤詣的學者的凄涼命運，好像只能用這八個字來評價了。天下事太多不公平，張暉深研中國詞學，且卓有成就，有“為往圣繼絕學”的抱負，可那些成就完全及不上一位美國漢學家所寫的“通俗中國史”，不但知者寥寥（去年3月前，我完全不曉得這個人的存在），經濟上的回報也是欺辱性的。一個人的苦難固然不能構成對另一個人的富足的指控，正如一個人縱飽受不正義凌虐，也無權剝奪他人的生命，但這種境遇的對比，很多時候還是令人難以接受。

據我所知，史景遷在耶魯是有一支團隊的，他資金雄厚，手下的人可以為他做資料搜集和整理方面的所有雜務。可這種待遇，天下學人中又有幾個能攤上；而若是投一隊人馬之力，寫一些面向大眾的讀物，又是否不太合適呢？我是存疑的。可嘆天地不仁，張暉這樣的學者沒有更多的時間和機會來證明自己配得上類似的待遇，而他，據其日記來看又如此誠篤，根本不像一個能為這類事情而謀劃奔走的人。

現實不允許你做一壇深巷里孤香自賞的酒，你不去爭取，就一定沒有利益，甚至連謀生都成問題。你不但得知道自己要什么，還得把它具體化：名或者利。但張暉這樣的人卻做不到。他在一則日記里提到《深圳特區報》書評版的編輯調離了崗位，嘆了句“財路斷矣”——以書評為財路，只有同樣的“寒士”才能體會他的痛心。

寒士們處在一個“末法時代”——張暉生前用這個詞來概括我們所處的當下，懷念他的人已給他編出了一本別傳，書名就叫《末法時代的聲與光》。在這個時代，每個知識分子都得放下架子，除非你愿意忍受“無聲無光”。“讀書的種子”，只求喜好、安心和精神自足的人，只能是鳳毛麟角。

我認識一位文學翻譯家——其實是抬舉他，他只翻譯過一本書，但是，他拿著這本書到一些涉外文化活動或外國作家的記者招待會上去宣傳，告訴那些人，我與這本書如何有緣，我是第一個介紹這位作者進中國的人。后來，他終于慢慢收到了一些邀請。他去了烏克蘭，去了俄羅斯，去了美國，每次去了回來，他都將自己與“要人”的照片裝進相冊，或者放大了印出來掛在墻上。這些事都發生在近五年里，而他比史景遷還大五六歲。

我曾覺得老人還如此鉆營，十分可憎。不過去年去他家做了一次客，印象有所改變。老人指著書架上的一大排《列寧全集》和用牛皮紙裝訂的報刊資料：“我年輕時都在做這類東西的翻譯——直到60歲，我才知道自己應該要什么。所以你看，我停不下來，我一定要得到我應得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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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賈嘉）

云也退 2014-03-10 20:4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