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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后半生的事業，把熱情獻給了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史，獻給了歷史中留存下來的工藝器物，他的研究也因此成為“聯接歷史溝通人我的工具”，“因之歷史如相連續，為時空所隔的情感，千載之下百世之后還如相晤對。” 沈從文以研究歷史的方式，使自己長久地活在歷史中。

楚塵文化繼新版了《花花朵朵·壇壇罐罐》之后，又出《沈從文談文物》五種。從這幾本書，大致可以窺探沈從文的雜文物研究，也可以引發一些有意思的話題。

沈從文的前半生以文學創作成就偉績，后半生以文物研究安身立命，一生的事業，好像一分為二，兩種身份，分屬兩個不同的領域。但換一個角度，也可以觀察到另外的情形：作家也好，文物研究者也好，這兩種身份是矛盾和統一在他一個人身上的；文學和文物這兩個領域，創作和研究這兩種方式，一般人在意和注重的是不同，是相隔，在沈從文那里，卻是相通。不是表面的相通，是這個人在根子上看待世界和歷史、看待人事和自我的意識、眼光、方法上的相通。他的意識、眼光和方法的獨特，不僅造就了他獨特的文學，同樣也造就他在文物研究上的獨特貢獻。

更多的讀者熟悉沈從文這個人和他的文學，相對地不太熟悉他的文物研究，那么我們就試著從他這個人和他的文學出發，逐步地走進他文物研究的世界。我想說的都是“入門”前的話，卻是理解他的“專門”研究的重要基礎，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以下簡單地談這么幾個問題：

一、他這個人和文物研究是什么關系；

二、他的文學和文物研究如何相通；

三、他的文物研究的觀念、方法和成就有什么獨特價值。

明白了這幾個問題，也許我們還可以反過來考慮，從他的文物研究，我們能否得到啟發，更好地來理解他的文學和他這個人。

遠因和選擇

沈從文為什么要研究文物？現成的答案，時代轉折之際，“不得不”割舍文學，“改行”。來自政治的巨大壓力，無論如何強調都不過分。這其中的一些情況，不少人已耳熟能詳，我不再重復。我想說的是另一方面：人在巨大壓力之下仍然是可以選擇的，在看似完全被動、被迫的情形下，其實仍然存在著自主性，當然這種自主性受到嚴酷的限制，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才能維持。

沈從文不是不可能繼續當個作家，留在文壇上；事實上新政權的一些部門和個人也確實多次表示，希望他繼續寫作。但他十分清醒，他的文學和新時代所要求的文學是無法相容的，如果他屈從外力的要求而寫作，就是“胡寫”；而“胡寫”，他就“完了”。他是為了保持個人對于文學的摯愛和信念而放棄文學的。放棄文學以后做什么呢？文物研究，這是沈從文的自主選擇。這個選擇，不是從許多選項中挑了這么一個，而是，就是這一個。這個選擇的因由，其實早就潛伏在他的生命里，像埋進土里的種子，時機到了就要破土而出。

我們來看看這顆種子在土里的歷程。這個歷程的時間還真不短。

《從文自傳》是一本奇妙的書，這本書的奇妙可以從好多方面來講，這里只講和我們的問題有關的一個方面。這本書是沈從文三十歲寫的，寫的是他二十一歲以前的生活，他在家鄉的頑童時代和在部隊當兵輾轉離奇的經歷。不要說書中的那個年輕人，就是寫這本書時候的沈從文，也無法預知他后半生命運的轉折。可是這本書里有動人的段落和章節，很自然地寫出了一個年輕的生命對中國古代文化和文物的熱切的興趣。

有誰能夠想象，在這個一個月掙不了幾塊錢的小兵的包袱里，有一份厚重的“產業”：一本值六塊錢的《云麾碑》，值五塊錢的《圣教序》，值兩塊錢的《蘭亭序》，值五塊錢的《虞世南夫子廟堂碑》，還有一部《李義山詩集》。要講沈從文的書法歷程，必得從這份早年的“產業”講起。《從文自傳》倒數第二章題為《學歷史的地方》，寫他在筸軍統領官陳渠珍身邊作書記約半年，日常的事務中有一件是保管整理大量的古書、字畫、碑帖、文物，“這份生活實在是我一個轉機，使我對于全個歷史各時代各方面的光輝，得了一個從容機會去認識，去接近”——

無事可作時，把那些舊畫一軸一軸的取出，掛到壁間獨自來鑒賞，或翻開《西清古鑒》《薛氏彝器鐘鼎款識》這一類書，努力去從文字與形體上認識房中銅器的名稱和價值。再去亂翻那些書籍，一部書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時代的人時，便去翻《四庫提要》。這就是說我從這方面對于這個民族在一段長長的年分中，用一片顏色，一把線，一塊青銅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種種藝術，皆得了一個初步普遍的認識。由于這點初步知識，使一個以鑒賞人類生活與自然現象為生的鄉下人，進而對于人類智慧光輝的領會，發生了極寬泛而深切的興味。

我們在沈從文的整個生命完成多年之后，細讀他早年這樣的文字，后知后覺，不能不感嘆生命遠因的延續，感嘆那個二十一歲的軍中書記和三十歲的自傳作者為未來的歷史埋下了一個驚人的大伏筆。

從湘西來到北平之后，還不清楚自己未來事業的路在哪里的時期，摸索讀書，其中大多與歷史、文物、美術有關：“為擴大知識范圍，到北平來讀書用筆，書還不容易斷句，筆又呆住于許多不成形觀念里無從處分時，北平圖書館（從宣內京師圖書館起始）的美術考古圖錄，和故宮三殿所有陳列品，于是都成為我真正的教科書。讀誦的方法也與人不同，還完全是讀那本大書方式，看形態，看發展，并比較看它的常和變，從這三者取得印象，取得知識。”

抗戰后寓居昆明八年，早已確立了文學地位的沈從文，特別留心于西南文物中一些為歷史和現代學人所忽略的東西，其中主要是漆器。汪曾祺回憶說：“我在昆明當他的學生的時候，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談文學的時候，遠不如談陶瓷，談漆器，談刺繡的時候多。他不知從哪里買了那么多少數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幾杯茶，大家就跟著他對著這些挑花圖案一起贊嘆了一個晚上。有一陣，一上街，就到處搜羅緬漆盒子。……昆明的熟人沒有人家里沒有沈從文送的這種漆盒。有一次他定睛對一個直徑一尺的大漆盒看了很久，撫摸著，說：‘這可以做一個《紅黑》雜志的封面！’”

1949年2、3月，沈從文在極端的精神痛苦中寫了兩章自傳，其中之一是《關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描述和分析了美術、工藝美術與自己的深切關系。他說：“我有一點習慣，從小時養成，即對于音樂和美術的愛好”，“認識我自己生命，是從音樂而來；認識其他生命，實由美術而起。”“到都市上來，工藝美術卻擴大了我的眼界，而且愛好與認識，均奠基于綜合比較。不僅對制作過程充滿興味，對制作者一顆心，如何融會于作品中，他的勤勞，愿望，熱情，以及一點切于實際的打算，全收入我的心胸。一切美術品都包含了那個作者生活掙扎形式，以及心智的尺衡，我理解的也就細而深。”“而尤其重要的，是這些小市民層生產并供給一個較大市民層的工藝美術，色澤與形體，原料及目的，作用和音樂一樣，是一種逐漸浸入寂寞生命中，娛樂我并教育我，和我生命發展嚴密契合分不開的。”

由愛好和興趣，發展到對世界、生命、自我的認識和體會，并且逐漸內化為自我生命的滋養成分，促成自我生命的興發變化，文物對沈從文來說，已經不僅僅是將來要選擇的研究“對象”了。

一身二任，總還是一身

我一開始就說沈從文的文物研究和文學相通，怎么個相通呢？

先看看他關注什么東西，簡單羅列一下他的一些專門性研究：玉工藝、陶瓷、漆器及螺甸工藝、獅子藝術、唐宋銅鏡、扇子應用進展、中國絲綢圖案、織繡染纈與服飾、《紅樓夢》衣物、龍鳳藝術、馬的藝術和裝備，等等；當然還有歷經十七年曲折、在他七十九歲問世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這一代表性巨著。

你看他感興趣、下功夫的東西，很雜，所以他把他的研究叫做雜文物研究；但這些很雜的東西有個共同的地方，大多是民間的、日常的、生活中的，不但與廟堂里的東西不同，與文人雅士興趣集中的東西也很不一樣，你也可以說，他的雜文物，大多不登大雅之堂。這些雜文物，和他的文學書寫興發的對象，在性質上是統一的、通聯的。

沈從文鐘情的是與百姓日用密切相關的工藝器物，他自己更喜歡把他的研究叫做物質文化史研究，為了強調他的物質文化史所關注的與一般文物研究關注的不同，他關注的是千百年來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勞動、智慧和創造。沈從文的文學世界，不正是民間的、普通人的、生活的世界？這是一方面。

第二，沈從文對文物的愛好和研究，“有一點還想特別提出，即愛好的不僅僅是美術，還更愛那個產生動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種真正‘人’的素樸的心”。物的背后是人，舉個形象的例子，“看到小銀匠捶制銀鎖銀魚，一面因事流淚，一面用小鋼模敲擊花紋。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婦作手藝，我發現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緒或緊貼，或游離。并明白一件藝術品的制作，除勞動外還有個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關系”。

沈從文年復一年地在歷史博物館灰撲撲的庫房中與文物為伴，很多人以為是和“無生命”的東西打交道，枯燥無味；其實每一件文物，都保存著豐富的信息，打開這些信息，就有可能會看到生動活潑的生命之態。汪曾祺也說：“他后來‘改行’搞文物研究，樂此不疲，每日孜孜，一坐下去就是十幾個小時，也跟這點詩人氣質有關。

他搞的那些東西，陶瓷、漆器、絲綢、服飾，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聰明，人的創造，人的藝術愛美心和堅持不懈的勞動。他說起這些東西時那樣興奮激動，贊嘆不已，樣子真是非常天真。他搞的文物工作，我真想給它起一個名字，叫做‘抒情考古學’。”也就是說，物通人，從林林總總的“雜文物”里看到了普通平凡的人，通于他的文學里的人。

第三，關于歷史。文物和文物，不是一個個孤立的東西，它們各自蘊藏的信息打開之后能夠連接、交流、溝通、融會，最終匯合成歷史文化的長河，顯現人類勞動、智慧和創造能量的生生不息。工藝器物所構成的物質文化史，正是由一代又一代普普通通的無名者相接相續而成。而在沈從文看來，這樣的歷史，才是“真的歷史”。什么是“真的歷史”？1934年，沈從文在回鄉的河流上有忽然通透的感悟：

我們平時不是讀歷史嗎？一本歷史書除了告我們些另一時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殺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歷史卻是一條河。從那日夜長流千古不變的水里石頭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爛的船板，使我觸著平時我們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類的哀樂！我看到小小漁船，載了它的黑色鸕鶿向下流緩緩劃去，看到石灘上拉船人的姿勢，我皆異常感動且異常愛他們。我先前一時不還提到過這些人可憐的生，無所為的生嗎？不，三三，我錯了。這些人不需要我們來可憐，我們應當來尊敬來愛。他們那么莊嚴忠實的生，卻在自然上各担負自己那分命運，為自己，為兒女而活下去。不管怎么樣，卻從不逃避為了活而應有的一切努力。他們在他們那分習慣生活里、命運里，也依然是哭、笑、吃、喝，對于寒暑的來臨，更感覺到這四時交遞的嚴重。三三，我不知為什么，我感動得很！我希望活得長一點，同時把生活完全發展到我自己這份工作上來。我會用我自己的力量，為所謂人生，解釋得比任何人皆莊嚴些與透入些！

這是一種非常文學化的表述，這樣的眼光和思路所蘊含的對歷史的選擇取舍，對于承担歷史的主體的認識，到后半生竟然落實到了工藝器物的實證研究中。雜文物所連接的物質文化史的長河，同樣使他“觸著平時我們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類的哀樂”。文物研究與此前的文學創作貫通的脈絡如此鮮明清晰，實打實的學術研究背后，蘊蓄著強烈的“抽象的抒情”沖動：緣物抒情，文心猶在。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以實物圖像為依據，按照時間順序，敘述探討服飾的歷史。在引言中，沈從文有意無意以文學來說他的學術著作：“總的看來雖具有一個長篇小說的規模，內容卻近似風格不一、分章敘事的散文。”這還不僅僅泄露了沈從文對文學始終不能忘情，更表明，歷史學者和文學家，學術研究和文學敘述，本來也并非壁壘森嚴，截然分明。一身二任，總還是一身。

在庫房和陳列室轉悠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這是掛在很多人口頭上的話。如何看待悠久的歷史，從普通百姓到專家學者，在觀念上和興趣上，都存在著有意識和無意識的選擇。不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觀念和興趣，都需要不斷反省。現代史學的第一次重大反省發生在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以梁啟超1902年寫的《新史學》為代表，重新厘定什么是歷史。梁啟超受當時日本流行的文明史影響，責備中國傳統的史學只寫帝王將相，大多未將國民的整體活動寫進歷史；只注意一家一姓的興亡，而不注意人民、物產、財力等等。歷史只為朝廷君臣而寫，“曾無有一書為國民而作者也”。嚴復此前《群學肄言》里也說，“于國民生計風俗之所關，雖大而不錄”。一百多年前新史學所倡導的引發激烈論爭的觀念，今天看來也許十分平常，不過如果再看看一百多年來一般人的歷史觀念和興趣究竟有多大改變，仍然會覺得那些意見未必過時。

沈從文不一定清楚世紀之交那場中國“有史”還是“無史”的辯論，他憑借自己生命的經驗、體悟和真切的感情，而不是某種史學理論的支持，三十年代在湘西的河流上追問什么是“真的歷史”，“一本歷史書除了告我們些另一時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殺以外有些什么”？這個強烈的感受，恰恰呼應了梁啟超對舊史學的批判，連文字意象都不約而同：“昔人謂《左傳》為相斫書。豈惟《左傳》，若二十四史，真可謂地球上空前絕后之一大相斫書也。”

而沈從文心之所系，是在這樣的歷史書寫傳統之外、被疏忽了若干年代的更廣大的平凡人群。在文學寫作中，沈從文把滿腔的文學熱情投射到了綿延如長河的普通人的生死哀樂上；1949年正式開始的雜文物研究，已經是非常自覺地把產生物質文化的勞動者群體的大量創造物置于他研究核心的位置。沈從文不是理論家，可是他的研究實踐卻強烈地顯示出明確、堅定的歷史觀和物質文化史觀。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這樣的研究不是文物研究的主流，不被理解是必然的。通俗一點說，沈從文研究的那些東西，在不少人眼里，算不上文物，沒有多大研究價值。五十年代，在一次全國博物館工作會議期間，歷史博物館在午門兩廊精心布置了一個“內部浪費展覽會”，展出的是沈從文買來的“廢品”，還讓他陪同外省同行參觀，用意當然是給他難堪。什么“廢品”呢？如從蘇州花三十元買來的明代白綿紙手抄兩大函有關兵事學的著作，內中有圖像，畫的是奇奇怪怪的云彩。這是敦煌唐代望云氣卷子的明代抄本，卻被視為“亂收迷信書籍當成文物看待”的“浪費”。

另一件是一整匹暗花綾子，機頭上織有“河間府制造”宋體字，大串枝的花紋，和傳世宋代范淳仁誥赦相近，花四塊錢買來的。“因為用意在使我這文物外行丟臉，卻料想不到反而使我格外開心。”這一事件一方面表明沈從文在歷史博物館的現實處境和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從文物的觀念上來說，沈從文的雜貨鋪和物質文化史，確實不被認同，甚至被排斥，以至于被認為是“外行”而安排如此形式的羞辱。“當時館中同事，還有十二個學有專長的史學教授，看來也就無一個人由此及彼，聯想到河間府在漢代，就是河北一個著名絲綢生產區。南北朝以來，還始終有大生產，唐代還設有織綾局，宋、元、明、清都未停止生產過。這個值四元的整匹花綾，當成‘廢品’展出，說明個什么問題？”

所以我們要意識到，沈從文從事物質文化史研究，不僅他這個人要承受現實處境的政治壓力，他的研究觀念還要承受主流“內行”的學術壓力。反過來理解，也正可以見出他的物質文化史研究不同于時見的取舍和特別的價值。

沈從文沒有受過正規的（正統的）歷史研究訓練，他如何著手做文物研究呢？笨辦法：實打實地接觸大量實物，過眼，經手，千千萬萬件實物，成年累月地身在其中，獲得了踏實而豐富的實感經驗，在此基礎上展開探討。歷史博物館管業務的領導和一些同事無從理解他整日在庫房和陳列室轉悠，以至于說他“不安心工作，終日飄飄蕩蕩”。他們覺得研究工作就是在書桌前做的。沈從文從一己的經驗，體會和總結出：文物研究必須實物和文獻互證，文史研究必須結合文物。這樣的見解和主張，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1925年，王國維在清華研究院的“古史新證”課上，提出了以“地下之新材料”“補正紙上之材料”的“二重證據法”。沈從文對王國維古史問題探索方法的呼應，不是理論上的選擇，而是從自己的親身實踐中自然得出的結論，他相信自己的這種笨方法能夠解決很多實際問題；并且，“我們所處的時代，比靜安先生時代工作條件便利了百倍，擁有萬千種豐富材料”，可以利用的文物數量大大增加，“但一般朋友作學問的方法，似乎仍然還具有保守性，停頓在舊有基礎上”。與他的這種方法相比較，博物館通行的兩種研究方式，他以為都不怎么“頂用”：“博物館還是個新事業，新的研究工作的人實在并不多。老一輩‘玩古董’方式的文物鑒定多不頂用，新一輩從外來洋框框‘考古學’入手的也不頂用，從幾年學習工作實踐中已看出問題。”

新的文史研究必須改變以書注書、輾轉因襲的方式，充分地利用考古發掘出來的東西，充分地結合實物，文獻和文物互證，才能開出一條新路。對這一主張，沈從文相當自信，反復強調。以服飾為例，“中國服飾研究，文字材料多，和具體問題差距大，純粹由文字出發而作出的說明和圖解，所得知識實難全面，如宋人作《三禮圖》就是一個好例。但由于官刻影響大，此后千年卻容易訛謬相承。如和近年大量出土文物銅、玉、磚、石、木、漆、刻畫一加比證，就可知這部門工作研究方法，或值得重新著手。”

這是《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引言一開篇即提出的問題；接下來所談，不僅說明僅僅依靠文字之不足，而且指出文字記載有明顯的取舍選擇，這樣的取舍與沈從文的物質文化史觀念有所偏離：“漢代以來各史雖多附有《輿服志》《儀衛志》《郊祀志》《五行志》，無不有涉及輿服的記載，內容重點多限于上層統治者朝會、郊祀、燕享和一個龐大官僚集團的朝服、官服。記載雖若十分詳盡，其實多輾轉沿襲，未必見于實用。”方法上、內容上都存在可以探討之處；“私人著述不下百十種，……又多近小說家言，或故神其說，或以意附會，即漢人敘漢事，唐人敘唐事，亦難于落實征信。”“本人因在博物館工作較久，有機會接觸實物、圖像、壁畫、墓俑較多，雜文物經手過眼也較廣泛，因此試從常識出發排比排比材料，采用一個以圖像為主結合文獻進行比較探索、綜合分析的方法，得到些新的認識理解，根據它提出些新的問題。”事實后來終于證明，沈從文所主張的觀念和方法，經過他自己的多年實踐，為中國文化史的研究做出了別人無從替代的貢獻。

留給后代的禮物

1949年9月，沈從文致信丁玲，表示完全放棄文學寫作：“有的是少壯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頭腦用到工藝美術史的探索研究上，只要環境能工作，或可為后來者打個底子，減少后來人許多時間，引出一些新路。”“且讓我老老實實多作點事，把余生精力解放出來，轉成研究報告，留給韋護一代作個禮物吧。”在個人處境那么不堪的情形中，他對新的事業卻有如此非凡的抱負和強烈的自信：引出新路，留給下一代。

1952年1月，沈從文在給張兆和的信中談到人與歷史：“萬千人在歷史中而動……一通過時間，什么也留不下，過去了。另外又或有那么二三人，也隨同歷史而動，永遠是在不可堪忍的艱困寂寞，痛苦挫敗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來，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對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熱情。”沈從文后半生的事業，把特具的熱情獻給了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史，獻給了歷史中留存下來的工藝器物，他的研究也因此成為“聯接歷史溝通人我的工具”，“因之歷史如相連續，為時空所隔的情感，千載之下百世之后還如相晤對。”

沈從文以研究歷史的方式，使自己長久地活在歷史中。

來源：2014年9月21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4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