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瀾 太平雜說 天堂與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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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軍占領江寧(南京),是他們造反的重大勝利。洪秀全、楊秀清迫不及特地在這里建立他們的“小天堂”,于是又成為走向失敗的轉折點。
  “建都”南京,是個大錯誤。當時的羅大綱、英國人呤唎(A.F.Lindley),后來大多教的論著都這么看。然而,何以要“建都”南京,為什么是錯誤,大多沒說到點子上。
  一般都說,一是由于殿前右史何震川的建議;一是照《李秀成供詞》所寫,由于楊秀清座船的老水手向楊口頭親稟。有些論著,將兩者結合起來,認為前者代表“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意見”,后者代表水營意見。這兩人意見為洪、楊所采納,就“建都”南京了。
  聲名顯赫的戰將羅大綱力陳不可。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說,他的力爭遠比何震川和老水手的建議應當受到充分的重視。為什么卻得不到采納呢?
  照我看,羅大綱雖然位高功大,又懇切陳辭,但與洪、楊內心基本傾向南轅北轍,又其人不受這兩個首領信任,自然不可能被采納。何震川和老水手的建議,說到洪、楊心坎里去了。甚至可能是得到洪、楊示意而說的。因為何震川是洪秀全的筆桿子,老水手是楊親近的駕駛員,容易了解洪、楊心思,甚至可能是洪、楊示意讓他們這么講。
  洪是農村小知識者。多次考秀才名落孫山,在馮云山的極力鼓動、支持下,決心利用迷信造反。他的文化、視野、曲折,對后來的所作所為,有很大的關系。才造反不久,縣城還沒占到一個,就“登極”當了天王(即皇帝),這是古來成大事者所沒有的。才打進一個小城永安(今蒙山縣),就大封幾個同謀為這王那王。迫不及待的心理,表現得淋漓盡致。固然,他在圍攻長沙時,曾有“欲取河南為家”的想法,但在首次攻占武昌時,就想要在這第一個到手的省城“建都”了。這個事實,一則表明洪秀全急切要“建都”,二則表明他并非一定要“建都”河南。放棄被戰爭弄得殘破不堪的武昌之后,順流而下占領南京。“定都”問題再次提出來。洪秀壘當然會想起幾個月前“欲取河南”的主張,但他內心已經日益向南京傾斜,而且必然會在親信之間表露出來。他當然會明白,在這個由朱元璋再度經營幾十年的古都,江南首屈一指的名城,足以盡情享受榮華富貴,實現他造反的期望值。即使北京、南京可以由他隨意選擇,他也更喜歡后者。這時他已四十歲,從準備造反至今已有十年,厭倦了奔波征戰的動蕩生活,要及時行樂了。從進入南京不久就大興土木建造豪華壯麗的天王府,擁有一大群妻妾,深居不出,一切軍務皆由楊秀清主裁,連楊要見他也要請旨定時日,都表現出他的心戀。而且,他還想強化教主地位,對臣民進行君權與神權的雙重統治,死了以后也讓后代崇拜呢。作為秘書的何震川,在洪拍板之前當然看得清清楚楚。于是,迎合洪的心思或受洪示意,說些金陵定鼎完全依照天命之類的話,以“駁倒”反對者。他所寫的《建天京于金陵論》,自然深為洪所滿意,不幾個月內連升三級;文章也被作為同類文章的第一篇。作為欽定文書廣為流傳。特別值得注意的是,1858年的戊午刻本,那時是內訌之后,楊秀清還戴著“東孽”的叛逆帽子,尚未恢復名譽。如果當年是楊說服洪而“定都”南京.則此書第一作者何震川即使不因此獲罪,但也決不可能再次刊印(有修訂)。可見,何震川及其他作者,只是說了洪秀全想說的話而巳。
  楊秀清當然也想盡早安富尊榮,但他的猶豫可能會比洪多些。因為他實際指揮作戰,從軍事角度看,北上直搗北京,才是上策。但這個受過許多苦難和磨練的九千歲,也急于要安定下來,享用大權所帶來的一切。在內心深處,個人欲望必然超過軍事上的理智考慮。老水手(相當干現代首腦的專車駕駛員,可能還兼有部分警衛職能)作為身邊人員,了解他的心思或得到示意,盡量說“定都”南京的好處,北上的不利。既要用楊內心基本傾向來消除他的些許猶豫,更是要講給眾人聽的。不然,怎么敢又安用“大聲揚言”?
  在“定都”南京之前,楊的權勢還遠沒有后來逼封萬歲那樣大。所以在是否“定都”南京的問題上,洪比楊的決策權要大一些。當楊準確無誤地知道洪的真實傾向時,也樂于贊同。因為他還有及早發展自己權勢的小九九呢。
  以洪、楊這樣的心態,只要反對的意見不到無法控制的程度,“定都”南京是唯一的結論。羅大綱等人怎么力陳其非、痛心疾首,都改變不了洪、楊的心態和基本傾向。看看近年有些暴發戶,一擲萬金無吝色。住總統套房,包三陪女,擺豪門宴,賭場豪賭,啥擺譜玩啥,鈔票卷炮仗,就可以窺見一百多年前洪、楊的某些心理痼疾。
  一些論著說,“定都”南京,使太平軍失去極為有利的戰機,給清政府以喘息的時間,有可能組織力量攻擊太平軍。這自然不錯,但只是一望而知的后果。
  從軍事上來說。為了保住洪、楊的“小天堂”。不但沒有足夠的兵力北進,而且在清方南北大營的多次圍攻下,只能從外地調兵解圍。用最淺俗的說法,安樂窩就成了極其沉重的包袱,背上了就走不大動了。也就是,戰略上從主動轉為被動的根本性的錯誤。
  而且,還有其它嚴重的后果。
  首先是加速內訌。太平軍內訌是遲早要發生的。但如果沒有“定都”,在不斷進軍戰斗中,沒有相對安定小環境,內部矛盾較可能掩蓋起來。不會那么快發展到你死我活,自相殘殺,任人唯親,石達開出走。
  其次是極端政策充分大暴露。比如,大肆屠殺清政府官員、滿族人、知識者和商人,分男行女行強迫男女一概分居,將南京搞成一個大集中營大軍營,軍民不得有私有財產,城內基本上廢止商業,強迫搞邪教儀式,毀壞文物古跡,禁止歷代諸子百家書籍等等,在“天京”全面大暴露,從而在全國人心喪盡。
  再次是急劇腐化。看看洪秀壘建天王府,楊秀清的豪奢驕橫,上行下效,愈演愈烈。到后來就親嬖弄權,賄賂公行,實官鬻爵,恣意敲詐,許多作為令人目瞪口呆。凡此種種,引起軍心渙散,戰斗力衰落。
  還有是導致最后失敗提早到來。洪秀全貪戀南京,不肯讓城別走,一味信天,由欺人而自欺,無法可想時服毒自殺,失去了盡量保存太平軍實力的唯一可能,并且導致全軍精神上的瓦解。
  軍事上由主動變為被動,后果是直接的。其它方面雖不如軍事上那么立竿見影,其危害之深重,絕不能低估。
  照我看,“定都”南京,既是洪、楊為自己找到安樂窩,也是為自己建造了墳墓。
  太平軍的失敗,決不是中國的不幸。像“天京”那樣的社會,當時中國百姓絕不羨慕、向往。不但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在其文字中視為一場深重災難,而且過了很久,還有許多農夫市民說起“長毛反”,便談虎色變,雖然他們是從祖輩那里聽來的。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撇開偏見,就能看出,很多體制、舉措恰恰是文明進步的負面。
  太平軍“定都”南京,是古城的不幸,也是他的幸運。著名古都承受了最大最久的劫難,使其他地方得以減輕或幸免。作為一個重要的歷史現象,是很值得研究的。蕭孚泗因攫取金銀財寶怕追究而縱火焚燒天王府,是個不可原諒的罪行。非但燒掉了南京百姓多年血汗,還燒掉了一部極其難得的活教材。不然,今天和明天的人們,很可以從“十年壯麗天王府”,看到許多珍貴文物,看出洪、楊內訌和太平軍“革命”的一個重要方面,那是一座擺在地面上的皇帝陵。
 


潘旭瀾 2011-12-18 22: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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