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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飯有時很像結婚，名義上最主要的東西，其實往往是附屬品。吃講究的飯事實上只是吃菜，正如討闊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這種主權旁移，包含著一個轉了彎的、不甚樸素的人生觀。辯味而不是充饑，變成了我們吃飯的目的。舌頭代替了腸胃，作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不過，我們仍然把享受掩飾為需要，不說吃菜，只說吃飯，好比我們研究哲學或藝術，總說為了真和美可以利用一樣。有用的東西只能給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無用的東西會利用人，替它遮蓋和辯護，也能免于拋棄。

柏拉圖在《理想國》里把國家分成三等人，相當于靈魂的三個成份；饑渴吃喝是靈魂里最低賤的成份，等于政治組織里的平民或民眾。最巧妙的政治家知道怎樣來敷衍民眾，把自己的野心裝點成民眾的意志和福利；請客上館子去吃菜，還頂著吃飯的名義，這正是舌頭對肚子的籍口，彷佛說：“你別抱怨，這有你的份！你享著名，我替你出力去干，還虧了你什么？”其實呢，天知道——更有餓癟的肚子知道——若專為充腸填腹起見，樹皮草根跟雞鴨魚肉差不了多少！真想不到，在區區消化排泄的生理過程里還需要那么多的政治作用。

古羅馬詩人波西藹斯(Persius)曾慨嘆說，肚子發展了人的天才，傳授人以技術(Magister artising eniquel argitor venter)。這個意思經拉柏萊發揮得淋漓盡致，《巨人世家》卷三有贊美肚子的一章，尊為人類的真主宰、各種學問和職業的創始和提倡者，鳥飛，獸走，魚游，蟲爬，以及一切有生之類的一切活動，也都是為了腸胃。人類所有的創造和活動(包括寫文章在內)，不僅表示頭腦的充實，并且證明腸胃的空虛。飽滿的肚子最沒用，那時候的頭腦，迷迷糊糊，只配作癡夢；咱們有一條不成文的法律：吃了午飯睡中覺，就是有力的證據。我們通常把饑餓看得太低了，只說它產生了乞丐，盜賊，娼妓一類的東西，忘記了它也啟發過思想、技巧，還有“有飯大家吃”的政治和經濟理論。德國古詩人白洛柯斯(B.H.Brockes)做贊美詩，把上帝比作“一個偉大的廚師傅(der gross Speisemeister)”，做飯給全人類吃，還不免帶些宗教的稚氣。弄飯給我們吃的人，決不是我們真正的主人翁。這樣的上帝，不做也罷。只有為他弄了飯來給他吃的人，才支配著我們的行動。譬如一家之主，并不是掙錢養家的父親，倒是那些乳臭未干、安坐著吃飯的孩子；這一點，當然做孩子時不會悟到，而父親們也決不甘承認的。拉柏萊的話似乎較有道理。試想，肚子一天到晚要我們把茶飯來向它祭獻，它還不是上帝是什么？但是它畢竟是個下流不上臺面的東西，一味容納吸收，不懂得享受和欣賞。人生就因此復雜了起來。一方面是有了腸胃而要飯去充實的人，另一方面是有飯而要胃口來吃的人。第一種人生觀可以說是吃飯的；第二種不妨喚作吃菜的。第一種人工作、生產、創造，來換飯吃。第二種人利用第一種人活動的結果，來健脾開胃，幫助吃飯而增進食量。所以吃飯時要有音樂，還不夠，就有“佳人”、“麗人”之類來勸酒；文雅點就開什么銷寒會、銷夏會，在席上傳觀法書名畫；甚至賞花游山，把自然名勝來下飯。吃的菜不用說盡量講究。有這樣優裕的物質環境，舌頭像身體一般，本來是極隨便的，此時也會有貞操和氣節了；許多從前慣吃的東西，現在吃了彷佛玷污清白，決不肯再進口。精細到這種田地，似乎應當少吃，實則反而多吃。假使讓肚子作主，吃飽就完事，還不失分寸。舌頭揀精揀肥，貪嘴不顧性命，結果是肚子倒霉受累，只好忌嘴，舌頭也只能像李逵所說“淡出鳥來”。這誠然是它饞得忘了本的報應！如此看來，吃菜的人生觀似乎欠妥。

不過，可口好吃的菜還是值得贊美的。這個世界給人弄得混亂顛倒，到處是磨擦沖突，只有兩件最和諧的事物總算是人造的：音樂和烹調。一碗好菜彷佛一只樂曲，也是一種一貫的多元，調和滋味，使相反的分子相成相濟，變作可分而不可離的綜合。最粗淺的例像白煮蟹和醋，烤鴨和甜醬，或如西菜里烤豬肉(Roast pork)和蘋果泥(Apple sauce)、滲鳘魚和檸檬片，原來是天涯地角、全不相干的東西，而偏偏有注定的緣份，像佳人和才子，母豬和癩象，結成了天造地設的配偶、相得益彰的眷屬。到現在，他們親熱得拆也拆不開。在調味里，也有來伯尼支(Leibniz)的哲學所謂“前定的調和”(Harmonia praes tabilita)，同時也有前定的不可妥協，譬如胡椒和煮蝦蟹、糖醋和炒牛羊肉，正如古音樂里，商角不相協，徵羽不相配。

音樂的道理可通于烹飪，孔子早已明白，所以《論語》上記他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可惜他老先生雖然在《鄉黨》一章里頗講究燒菜，還未得吃道三昧，在兩種和諧里，偏向音樂。譬如《中庸》講身心修養，只說“發而中節謂之和”，養成音樂化的人格，真是聽樂而不知肉味人的話。照我們的意見，完美的人格，“一以貫之”的“吾道”，統治盡善的國家，不僅要和諧得像音樂，也該把烹飪的調和懸為理想。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追隨孔子，而愿意推崇被人忘掉的伊尹。伊尹是中國第一個哲學家廚師，在他眼里，整個人世間好比是做菜的廚房。《呂氏春秋·本味篇》記伊尹以至味說湯那一大段，把最偉大的統治哲學講成惹人垂涎的食譜。這個觀念滲透了中國古代的政治意識，所以自從《尚書·顧命》起，做宰相總比為“和羹調鼎”，老子也說“治國如烹小鮮”。孟子曾贊伊尹為“圣之任者”，柳下惠為“圣之和者”，這里的文字也許有些錯簡。其實呢，允許人赤條條相對的柳下惠，該算是個放“任”主義者。而伊尹倒當得起“和”字——這個“和”字，當然還帶些下廚上灶、調和五味的涵意。

吃飯還有許多社交的功用，譬如聯絡感情、談生意經等等，那就是“請吃飯”了。社交的吃飯種類雖然復雜，性質極為簡單。把飯給自己有飯吃的人吃，那是請飯；自己有飯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飯，那是賞面子。交際的微妙不外乎此。反過來說，把飯給予沒飯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無飯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飯，賞面子就一變而為丟臉。這便是慈善救濟，算不上交際了。至于請飯時客人數目的多少，男女性別的配比，我們改天再談。

但是趣味洋溢的《老饕年鑒》(Almanachdes Courmands)里有一節妙文，不可不在此處一提。這八小本名貴希罕的奇書，在研究吃飯之外，也曾討論到請飯的問題。大意說：我們吃了人家的飯該有多少天不在背后說主人的壞話，時間的長短按照飯菜的質量而定；所以做人應當多多請客吃飯，并且吃好飯，以增進朋友的感情，減少仇敵的毀謗。這一番議論，我誠懇地介紹給一切不愿彼此成為冤家的朋友，以及愿意彼此變為朋友的冤家。至于我本人呢，恭候諸君的邀請，努力奉行豬八戒對南山大王手下小妖說的話：“不要拉扯，待我一家家吃將來。”

選自《寫在人生邊上》 原文題目《吃飯》

《吃飯》：人類“掩飾文化”的諷刺文本

作者：雷世文

在二十世紀中國散文的風云流變中，錢鐘書先生的散文可謂自成一家，其言說總是能讓人濡染到一種學者的風骨：縝密的學理言路，橫無際涯的文思，含笑談真理的幽默，無不給讀者以智性的愉悅。文學史家在評述錢鐘書的散文風格時，用了諸如“措辭析理都入微透骨，文字汪洋恣肆，到處充滿機智的幽默”的斷語①，此種評價包含了對錢鐘書學術化散文類型的肯定。具體到文本的細部構成，錢鐘書的散文又能做到面目各異，理路鋒利，造語尖刻，立意精辟，如《吃飯》②這樣的文本，就是極有代表性的例子。類似的精致篇章從微觀上既豐富著又突破著作家的宏觀風格定勢，顯示著作家創造的深度。

《吃飯》著眼于人們的日常生活行，以“吃飯”這一人生最基本的生存欲望為思辨對象，發現了人類司空見慣的世俗存在方式背后所隱藏的文化真相，這種真相如果用語詞加以命名的話，就是“掩飾文化”。我們日日所處的生活場景，就是這種“掩飾文化”表演的空間。

“掩飾文化”最突出的特征表現為名與實的背離，人們經常是借某種名義來從事名實不符的活動，真實的底牌偏不暴露。錢鐘書先生以“吃飯”設喻，辛辣地揭發了包裹其間的世相文化哲學：“吃飯有時很像結婚，名義上最主要的東西，其實往往是附屬品。吃講究的飯事實上只是吃菜，正如討闊老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這就將掩飾文化的招術綱領性地揭示無余。名義上是吃飯，實質上是吃菜，但人類不說吃菜，只說吃飯。吃菜是享受，吃飯是需要，我們為了享受，把吃菜說成吃飯，也就把享受掩飾為需要，在這樣一種掩飾主義的文化邏輯下，我們對享受變得心安理得，“辨味而不是充饑，變成了我們吃飯的目的。”名義上的東西雖然是虛的，卻不能被拋棄，因為它有著巧妙的游戲功能，能起到遮蓋和辯護的作用，舍棄它，人類以名行實的種種活動便難以得逞了。

名與實相離的背后，實際上還隱藏著主與次的關系問題。名義上是主要的東西，實則是次要的；名義上是陪襯的東西，實則是主要的。仍然以“吃飯”為例，錢鐘書先生指出：“吃飯時要有音樂，還不夠，就有‘佳人’、‘麗人’之類來勸酒；文雅點就開什么銷寒會、銷夏會，在席上傳觀書法名畫；甚至賞花游山，把自然名勝來下飯。”如此，“吃飯”變成了賞樂、觀人、行酒、覽勝的消遣活動，原本是飲食為主的生理活動反而退居其次，這種互換從根底上反映的是人類的掩飾文化心理。

“吃飯”變成“請吃飯”，“吃飯”就具有了社交的功用。錢鐘書先生說：“社交的吃飯種類雖然復雜，性質卻極為簡單。把飯給有飯吃的人吃，那是請飯；自己有飯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飯，那是賞面子。”這正是交際的微妙之處。“吃飯”作為交際的手段，可以達到增進朋友感情、減少仇敵毀謗的目的，所以，“做人應當多多請客吃飯，并且吃好飯”。錢先生在這里深刻揭示的是“吃飯”這種交際形式背后所存在的手段與目的之間的互相掩飾關系。

綜上，人類掩飾主義的文化特征在《吃飯》文本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剖析，作者尖刻地諷刺了人類在名與實、主與次、手段與目的的相互掩飾中所編織的游戲。《吃飯》是典型的“微言大義”文本，它既包含了對人類世相文化的破解，又隱含了對精英政治文化的譏刺。政治家往往把自己的野心裝點成民眾的意志和福利，看似民眾至上，實質是政治利益至上，“掩飾文化”在政治領域的大行其道，從更深的層面暴露出人類自身的游戲主義精神。

錢鐘書先生的文風一向以智慧的幽默諷刺而著稱，這種文風同樣飄灑在《吃飯》的字里行間。作者由消化排泄的生理過程揭示出名實背離的掩飾文化，把食譜與統治之道相聯系，在吃飯中發現人生觀，處處充滿著諷喻的色彩。這種諷喻的妙處在于能和幽默交織為一體的，令讀者在作家含笑的面影下領略真理。譬如以肚子和舌頭的關系為比喻的說理，文章說肚子是個下流不上臺面的東西，一味容納和吸收，不懂得欣賞和享受，而舌頭總是頂著肚子的名義揀精揀肥，貪婪享受。像這樣幽默諷喻的材料在目盡尺幅的《吃飯》文本中俯拾即是。作者奉勸人們多請客吃好飯，因為“吃了人家的飯該有多少天不在背后說主人的壞話，時間的長短按照飯菜的質量而定”，這番議論是多么精警的世態文化的諷喻啊!

作者在《吃飯》一文中贊美可口好吃的飯菜，卻又不忘記從美味佳肴的“烹調”中悟出真理。文章以睿智的筆法比喻道：“一碗好菜仿佛一支樂曲，也是一種一貫的多元，調和滋味，使相反的分子相成相濟，變作可分而不可離的綜合。最粗淺的例像白煮蟹和醋、烤鴨和甜醬，或如西菜里烤豬肉(roast pork)和蘋果泥(apple sauce)、滲鳘魚和檸檬片，原來是天涯地角，全不相干的東西，而偏偏有注定的緣分，像佳人和才子、母豬和癩象，結成了天造地設的配偶、相得益彰的眷屬。”錢先生在這里由五味烹調提升出了一種“和諧”哲學。進一步，他把“烹調”與人格之道、治國之道相聯，從“調味”悟出人生哲學、政治哲學。按照《吃飯》的表述，完美的人格，統治盡善的國家，不僅要和諧得像音樂，也該把烹飪的調和懸為理想。這就巧妙地闡明了一種和諧人生觀，和諧政治觀。至此，讀者才徹底地洞悉了作家妙手著文章的深意，體會到了“四兩撥千斤”的結構之妙!

閱讀錢鐘書先生的《吃飯》，令人深感是在享受一桌中西文化調和的智慧盛宴。人類先哲們的警言妙語不擇而出，讀來令人耳聰目慧，流連忘返。作者在短小精致的格局內，縱橫八極，心游萬仞，調動古今，驅遣中西，舉凡與“吃飯”相關的文獻資源，都能順手牽引，任意而談，卻又關合文章題旨，此種文境，實非碩學賢儒莫屬。讀者沿著錢先生的文路，光顧這言語的智慧森林，能夠沐浴到人類創世以來的智性靈光，從柏拉圖的《理想國》、拉伯雷的《巨人世家》到德國古詩人白洛柯斯的贊美詩，從《尚書》《論語》《中庸》到《呂氏春秋》，這些人類文化史上的經典文獻經過錢先生之手變得生氣淋漓，與我們的生活是那樣的水乳交融，我們驀然回首間，發現真理就在我們的餐桌上。

《吃飯》在文本語言的構造方面，十足地顯示了錢鐘書的思辨才能，這樣的材料在文章中隨處可見。譬如關于“吃飯”哲學的末技，作者說：“把飯給與沒飯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無飯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飯，賞面子就一變而為丟臉。”又如關于與“吃飯”有關的“饑餓”的作用，作者發表了如下的妙論：“我們通常把饑餓看得太低了，只說它產生了乞丐、盜賊、娼妓一類的東西，忘記了它也啟發過思想、技巧，還有‘有飯大家吃’的政治和經濟理論。”再如關于“有用”和“無用”的存在依據，文章議論說：“有用的東西只能給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無用的東西會利用人，替它遮蓋和辯護，也能免于拋棄。”由這些語言材料，我們可以與錢鐘書先生的真知灼見發生神交，獲得無限的啟迪和會心的快感。

①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第611頁。

②本文的引文，除有注釋標明者外，均出自錢鐘書散文《吃飯》。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4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