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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王學泰，1942年12月生于北京，1964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著名中國游民與流民文化問題研究專家。退休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中國人的飲食世界》、《中國流民》、《華夏飲食文化》《幽默中的人世百態》、《中國人的幽默》、《燕譚集》、《多夢樓隨筆》、《偷閑雜說》、《水滸與江湖》、《重讀江湖》、《中國古典詩歌要籍叢談》、《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國飲食文化史》等。

又到了“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的季節，五年前，也是這個季節，正值全國“非典”肆虐之時，神州大地一片闃寂之際，驚聞李慎之先生因患肺炎住院。當時我正在外地，一時難于返京。后來又傳先生患的乃是一般性肺炎，大家稍稍放心；后來在回京的途上，得知先生最后以腎衰逝世。這幾日，沉云低垂，陰霾滿天，細雨飄忽，宛如窮秋。由于防疫隔離，同悲者不能一聚，以寄哀思。幸而現代有了互聯網，先生的故舊新知、敬重者、崇拜者，紛紛借網絡一攄情愫；秋風先生的網站上還專為李慎之先生設置了靈堂，供網友憑吊哀悼，數日間便匯集了一百多篇文字。這些文字的作者如丁東先生所說：“上自望九之年的宿儒，下至二十出頭的在校學生，人員來自天南地北、四海五洲，專業遍及文、史、哲、經、政乃至自然科學”各界。這種局面是近幾十年來內地所僅見。雖然不能說是“死被哀榮”，但也反映了知識界對于先生近些年來工作和人格的認同、欽佩和愛戴。

先生1923年8月15日生于江蘇無錫，成長于戰亂之中，少年時便受到共產主義理論影響。1945年畢業于燕京大學經濟系，大學期間參與進步的學生運動，并參加了中共領導下的“民主青年協會”，后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至1957年一直在新華社國際部担任領導工作，在多起國際會議中担任周恩來總理的秘書。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開除黨籍。1979年初右派問題獲改正，恢復黨籍，2月隨同鄧小平訪美。后歷任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所長，副院長。1988年任全國人大常委，1990年被免去人大常委和社科院副院長，賦閑在家，專力于中國的現代化問題研究，“為中國的民主自由呼號”。

什么是中國的現代化？是不是有了船堅炮利、有了聲光化電就是現代化了？這些人們不是都很清楚。粉碎“四人幫”后，所制定的“四個現代化”建設方針都局限在物質層面。李先生在《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一文中說：

現在在多數人心目中，現代化只有物質的標準，只是幾十年前的鄉下人對城里人觀念“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延長與放大。殊不知中國人之所以要現代化，根本上是為了要做現代化的人——獨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

要做“獨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實現民主自由是其必要條件。這是自清末嚴復以來進步的知識界矻矻以求的；當年中國共產黨鬧革命、推翻國民黨統治也是以建立民主制度、弘揚自由平等為號召的。李先生明確地說“中國要現代化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這不但是中國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為此，他大聲疾呼，演講著文，寄希望于改革開放和世界的全球化，并認為只有這樣中國才能走出“一治一亂”的怪圈。他還說要“更推廣、更深化，中國的改革，只有融入全球價值才有前途，其核心的價值即是自由，即是人權”。有了獨立的、自由的、自尊的現代人，不愁沒有現代國家。正像胡適所說，“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李先生在他的《自述》中說自中學起，他就受康德一句話的影響：“以提高人的地位為平生志愿。”這種想法貫穿了他的一生。

為什么在中國個人沒有地位？沒有“獨立、自由、自尊”？為什么難于造就成現代人？關鍵有兩條，一是長期的專制主義制度的控制，一是長期專制文化的熏染。世界上許多民族、國家都有過專制主義的歷史，張光直先生說專制主義是大多數民族都經歷過的，但惟有中國的專制主義歷史特別長久、扎根特別深厚，彌漫于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李慎之先生對中國專制主義特點與支持力量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中國改革的艱難。因此，我們回顧歷史上的彎路，雖然痛心疾首，但想一想我們沉重的歷史包袱，稍能釋然。他說，“文革”把專制主義、蒙昧主義推到極端，正好成了我們前進的“反面資源”。

李先生總結中國專制主義歷史有七個特點，其一，資格老，歷史悠久；其二，教政結合式的專制統治，皇帝不僅實行政治統治，還管思想教化，也就是說統治者還承担著老師的職能；其三，“政治倫理化，倫理政治化”，從而使得專制統治帶有幾分人情味。皇帝不僅是統治者，還是全國人民的父親，馴良的老百姓被稱為“子民”；其四，“大一統”觀念，皇帝把自己視為天下的“共主”，這樣很難與其他國家平等相處；其五，建立了完善的專制集權的官僚制度；其六，思想統制和自秦始皇開始就實行的燔百家書“以愚黔首”政策，此后這種統治越來越精致化，儒家也越來越配合。“非圣人之志不敢存，非圣人之言不敢言”，“輿論一律”都是其延伸，到“文革”中的“全面專政”為其頂峰；其七，專制主義的生命力特別頑強。

專制文化的熏染，使人們處在蒙昧狀態，個性不成熟，好搞極端，窩里斗，內戰內行，外戰外行，橫逆當前，縮頭縮腦，一副順民模樣；危險消失，張牙舞爪，滿腔暴民心態。龍應臺先生講到臺灣現狀時曾說，民主制度建立后，發現民主最大的敵人就是我們自己。因此，李先生特別強調啟蒙的必要。他曾講，如有來生，他愿意做一個公民教員，把法治意識、公民意識普及于世，造就現代化的人。在講到崛起的中國如何與世界文明相處時，李先生有段話說得特別好：

中國真有一天實現了現代化的愿望，成了世界頭等富強的大國，也還是要繼承中國古人所艷稱的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態度。這種態度確切地說是協和萬邦的態度，是今天世界所缺少的，也是中國真正可以貢獻給世界的，是未來的多元化而又全球化的世界的膠合劑。是足以改變這個世界自古以來服從的“武器先進者勝”這條規律的置換體。

我想，對于大國國民來說，從容中道也才是大國風范。

慎之先生是個有使命感的人，是個熱烈的愛國者。當年參加革命是出于此，晚年高張民主自由旗幟、熱情推動改革開放也是如此。為此他選擇了犧牲常人所理解的幸福。雖然不必夸張為這是把“肋骨拆下來，當作火把點燃”，但為了“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李先生的確拒絕了許多為世俗所艷羨的東西，甚至連個人的一些愛好也放棄了。有件小事給我印象很深。2002年，我讀了俞平伯先生和葉圣陶先生晚年通信集——《暮年上娛》，很有趣味。有一次在院衛生室遇到李先生，向他推薦此書，說寫的很像晚明小品。我知道他本喜歡這類著作的。不料，他很嚴肅地說“我不感興趣”。當時覺得很沒趣。過后他給我打電話說：“你看我還有時間讀這類消閑作品嗎？”從語氣中我感受到他的緊迫感。在給朋友的信中李先生說，“今年手頭還有四五個題目，希望老天爺能讓我做完這個工作”；“我還是相信馬克思的話，非要大喊大叫不可，我自知已無大喊大叫的能力，一年頂多只能寫三四篇文章，頂多三萬字而已”；“今后也只能就自己能感到想到的地方盡量多寫一點東西，以期有益于中國”。從這些句子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那位風燭殘年，獨抱孤懷的老人對國家民族的鐘情。真是像一位記者哀悼李先生文章題目所寫“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杜鵑哀鳴，萇弘化碧也就是李慎之先生給后人留下的具體感受吧！

燕南園愛思想 王學泰 2015-08-23 08:4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