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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楚些

來源|閑閑書話

《1984》，喬治·奧威爾著，面世于1948年。2015年仲春時節，一個乍暖還寒的晚上，一口氣讀完。深夜難眠，寤寐思服。溫斯頓、裘莉婭、老大哥、栗樹咖啡館、大洋國、歐亞國等，這些人名、地名、國名如木葉隨波，折疊入沉默的深井。想起海子的詩句：這是絕望的麥子/永遠是這樣/風后面是風/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還是道路/

《1984》是一本讓人悲傷到沉默的書。沉默至深，則為絕望。1984，作為一個數字，僅僅是出自一種結構上的倒裝。奧威爾將其作為一個未來的時間節點，探討和思考人的存在的可能性，可能性的領域，可能性的一切。毋庸置疑，偉大的小說總會具備某種預言的特性。《紅與黑》之后，資產階級逐漸獲取決定性的話語權力；卡夫卡之后，個體與體制的戰爭（對抗）成為普遍的現實；《百年孤獨》之后，拉丁美洲的焦慮不僅被展示，而且依然在持續。《阿Q正傳》之后，東方民族弱者的生存哲學，一種自我欺騙和自我催眠的哲學，回環往復，以至于演變為某種文化根性。對于《1984》而言，之前有信奉種族至上而實施種族清洗的納粹主義，之后則有集謊言、暴力、欺騙于一身的斯大林主義。小說中的真理部和斯大林時期的《真理報》驚人地相似，真理部無真相，真理報無真理，以至于前蘇聯解體后，這份報紙遭受了民眾徹底的唾棄。

除了灌注國家意志的斯大林主義之外，還有麥卡錫主義，有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有六十年代的中國文化大革命以及法國的五月風暴。而在各種主義和運動之外，人類各種文化共同體間，長期被冷戰、核危機、環境惡化所籠罩。英國藝術家葉胡迪·梅紐因如此總結道：“如果讓我來總結二十世紀，我要說它升揚了人本所及的最大希望，它也摧毀了所有的理想與幻想。”升揚和摧毀正反兩面，構成一枚完整的硬幣。這不是歌德式的播下龍種收獲跳蚤的問題，而是昆德拉式的經典命題——受到烏托邦聲音的誘惑，他們拼命地擠進天堂的大門，但當大門在身后砰然關上時，他們卻發現自己是在地獄中，這樣的時刻使我感到，歷史總是喜歡開懷大笑的。

世界秩序建基在謊言之上，《1984》似乎就是對卡夫卡這句驚世之語的佐證。為了維系光明不斷、永遠在勝利的社會假象，以老大哥（這個人物的肉身在小說中從未出場卻有無處不在）為代表的英社群體，依靠欺騙和暴力，依靠制造永遠存在卻又虛幻的敵人，建立了一個凝固形態的社會結構。在此結構中，占比百分之八十五的下等人被徹底剝奪了話語權，此外的占比百分之十五，則利用雙重思想這一洗腦利器，公權長驅直入，徹底消解了私權的存在。一個缺乏流動性的社會，即使是被冠之以天堂的名片，也是極端可怖的。畢竟，流動性為社會發展活力之所在，而取消流動性的終極所在，必然以窒息生命個體任何形式的天性本能作為代價。英社內部對性欲和婚姻的控制和分配體系，即為其例。面對如此事實，我想，任何一個存有感知能力的讀者，就會為之恐懼而顫栗。

作為女性人物，小說中的裘莉婭僅僅處于身體覺醒的層面，為了維護愛情和性愛的合法性，她用盡一切手段將自我偽裝起來。她并不關心身體之外的東西，所有的精確計算皆是為了保存身體這一最后的陣地。失陷是必然的，如同死亡是必然的一樣。而對于溫斯頓來說，身體和思維的覺醒雙向存在，因此，苦痛也必然帶有多重性。如電影《楚門的世界》中的楚門一樣，一旦感知到假象的普遍性，便毅然登船，開啟逃離的旅行。而無處不在的電幕摧毀了溫斯頓思想逃離并訴諸身體的任何可能性，從101病房出來后，坐在栗樹咖啡館里面的他已經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后來，他和情人裘莉婭再次會面。這個時刻，愛情死掉了，思想也被撕碎，一切歸于可怕的平靜。最后的槍聲響起，死亡對于溫斯頓來說，絕非一種解脫，而是開啟了深淵的墜落歷程。

《1984》在結構、敘事進程方面，很容易讓人想起電影《十二怒漢》。相對封閉的語境，線條分明的人物，并不曲折的故事，令人壓抑的心理場域。但就是這些因素的組合，卻迸發出春雷般的力量。對于《十二怒漢》來說，這種力量來自個體的懺悔和內省，對于《1984》來說，這種力量來自閱讀者的絕望。是的，絕望是一種力量，恰如魯迅在《墓碣文》中所言：“于于浩歌狂熱之際中寒；于天上看見深淵。于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于無所希望中得救……”。

天涯觀察 2015-08-23 08:4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