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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穆先生寫作《中國文化史導論》（下簡稱《導論》），正直抗日戰爭的流離動亂之時。彼時家離國破，河山淪喪。在侵略者的鐵蹄之下，中華民族面臨著空前嚴重的亡國滅種的危險。他希望通過發掘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來振奮民族精神，喚醒國人愛國熱忱。所以《導論》不僅在字里行間透露著錢穆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殊感情，而且也蘊含著深切的現實關懷。此書是錢穆對中國文化研究的綱領性和奠基性的著作，他在序中稱：“迄今四十六年來，余對中國文化問題之商榷討論屢有著作，而大體論點并無越出本書所提主要綱宗之外。”[i]可見此書在錢穆整個學術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書中所論，所涉甚廣，主要包括：中國文化之地理環境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獨特的中國文化性格、中國文化發展演變的歷程、古代中國的國家民族宗教等觀念、中國文化面臨的挑戰等等重大問題。在論述這些問題的過程中，錢穆先生以獨特的視角對中西文化予以了系統的比較，在對比中捕捉到了中國文化的特殊價值，并主張偏重于人文科學的中國文化應該積極向偏重于自然科學的西方文化學習，以應對在西方文化浪潮沖擊下日益嚴重的文化危機。以上是對《導論》的簡要評說，本文限于篇幅，不擬對書中所涉問題做全面分析，而只對錢穆所論“家族觀念”做一番分析和思考。

一、作為中國文化精神核心的家族觀念

在錢穆看來，人類文化精神的差異根本上是由自然環境的不同而引起的，不同的自然環境下產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進而又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精神。遵循這一理路，錢穆在《導論·弁言》中把人類文化劃分為農耕文化、游牧文化和商業文化三種類型。這三種文化就其生活方式的不同而言，實際上又可并歸為農耕文化和游牧商業文化兩大類型，中國文化在文化類型上屬于典型的大陸農耕文化。商業文化與農耕文化的最大差異表現在，“商業文化起于內不足，內不足則需向外尋求，因此為流動的，進取的”，而農耕文化可以自給自足，無需向外尋求，因此是靜定的，保守的。所以中國文化精神從產生之日起，就是一種安分守己的趨向于和平的文化，此種文化有著自身獨特的演進邏輯，與西方文化并無高下之分。在農耕文化以及中國獨特的地理氣候類型的培育下，古代中國人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民族觀念、宗教觀念以及國家觀念。但是在錢穆看來，古代中國人所持有的不重民族界限的民族觀、天人合一的宗教觀以及超乎國家觀念之上的天下觀念，都是農耕文化的產物，三者之間相互關聯，融匯成一個整體的意義，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主要源泉。

但是，錢穆認為構成中國文化的因素有內外兩層，上文所提的民族觀念、宗教觀念以及國家觀念屬于外層的消極的方面，而內在主動而積極地方面是中國人的“人道觀念”。“此所謂人道觀念，并不指消極性的憐憫與饒恕，乃指其積極方面的像孔子所說的‘忠恕’，與孟子所說的‘愛敬’”。[ii]此人道觀念由何處來呢？錢穆論述道“中國人的人道觀念，卻另有其根本，便是中國人的‘家族觀念’”[1]

中國人的家族觀念，乃是在長期的農耕勞作安土重遷中形成的，是中國農耕文化的直接產物。古代中國，一個家族即一個勞作單位一個小型社會，也是社會統治的基本單位，個人只有依附于家族才能獲得認同與尊嚴。家族中又涉及到夫妻、父子、兄弟等各種關系，為了維護一個家族的完整與正常運轉，則必須一套價值規則來規范家庭成員之行為，這套價值即孝悌之道，要求親人之間要忠恕相待，愛敬相與。在錢穆看來，“家族是中國文化一個最主要的柱石，我們幾乎可以說，中國文化，全部都從家族觀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觀念乃有人道觀念，先有人道觀念乃有其他一切”，[2]可以說中國文化的核心乃是家族觀念。錢穆是如何得出這個結論的呢？他從以下數方面來進行了論證。第一，人道觀念的核心——孝悌忠恕愛敬——無一不是來自于家族觀念。父子兄弟夫妻之間要孝悌愛敬，推而廣之，對家族以外的疏遠之人也需以這種同理心相待，家族觀念向外擴充即形成社會倫理。中國人從不相信一個連自己親人都不愛的人會對一個陌生人充滿感情。從這個意義上講，家族觀念立于社會各種觀念的核心位置，中國文化天然的以家族觀念為依托和基礎。第二，家族觀念很重要的一個特征是父子關系的重要性遠遠大于夫妻關系。父子相延，以致無窮，這種自然生命的延續可以讓家族命運永續不絕，對祖先的崇拜甚至成為中國人的宗教觀念之一部。由家族繁衍而產生的歷史聯系，錢穆稱之為“人道之直通”，它構成中國文化時間上的延續性。同時在父子關系之外，次重要的關系乃兄弟關系，錢穆稱之為“人道之橫通”，它構成中國文化空間上的聯系。一孝一悌則可直通百世，橫通萬物，因此中國人很容易由家族觀而過渡到世界觀。錢穆由此認為，家族觀念并不是把中國人的心胸狹隘了、閉塞了，而是把中國人的心胸開放了。古代中國人的民族觀念、宗教觀念以及國家觀念正是在家族觀念的影響下，變得超脫解放了。第三，錢穆還有一個重要的論點，他認為家族觀念并不是由封建制度產生的，而是由其內在的“家庭道德”和“家族情感”產生的。在考察了《詩經》和《左傳》之后，錢穆認為古代家族情感與道德莫不“忠誠惻怛，溫柔敦厚”。此乃中國和平文化之本源。

二、家族觀念與儒家之“仁”

錢穆認為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個基本趨勢是“宗教政治化”與“政治倫理化”。“宗教政治化”可簡單概括為“神權屈服于王權”，即宗教為政治服務。在錢穆看來中國宗教并不為一姓一族所獨有，而是以大眾的意志為意志，以大眾的態度為態度，中國的上帝與人類全體是合一的。所以中國的宗教總是著眼于現實之事物，不講求所謂出世與入世之別。中國人的宇宙觀與人生觀就和現實緊密結合在一起，錢穆稱之為“混全的大宗教”。宗教在產生之日起，就已經著眼于世俗之物，其為政治所用則是一種必然趨勢了。這一特點也奠定了中國學術的積極入世的基調。

在這一基調的基礎上，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提出了“仁”的概念，構建了一套基于家庭倫理之上的理論。何謂“仁”，錢穆認為仁是一種人心的境界與功能，這種境界超出動物的求生存之心，同時也能超出個體自私之心，在更高更廣泛的意義上上實現互通。要實現這種互通，必須要“有人類內心之自然要求做他的發動力”，[iii]儒家抓住這一根本點，將“仁”主要的表現限定為孝悌忠恕之心，此心之獲得不求上帝不求君王，只訴求于家族日常生活中的倫理價值，這就與人之自然本性相符合，從而構成了一種互通感極強的人道觀念，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家族的基本觀念由此為儒家所內化，構成其核心部分，在構建社會政治秩序的過程中發揮了異常重大的作用，中國政治也呈現出明顯的“政治人倫化”傾向。相比之下，墨家思想的根本缺陷是違反了人類內心的自然情感，“視人之父若其父”，人與人之間沒有差別，墨子所謂兼愛，并非平等，而是無條件的整齊劃一。這種主張不符合家族觀念熏陶下的人之本心，注定要敗給遵循家族觀念的儒家。

三、家族觀念在儒家政治構建中的地位



家族觀念在儒家的發揮下如何影響中國政治秩序構建與政治文化，錢穆對此沒有作評論。筆者認為將家族觀念內化的儒家，在構建其理想政治秩序時，一開始就將家、國、天下結合成統一的關系。易言之，儒家要構建的政治秩序是家國同構的倫理國家，這是錢穆所謂“政治倫理化”最主要的動力。以下結合之前的思考對儒家家國同構的倫理政治觀做簡要分析。

家與國的一體性關系，儒家多有論述。大學里對這種關系描述的最為詳盡：“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家是國的基礎，而齊家和治國也是具有同構性的兩件事物，儒家從來都是把天下、邦國和家庭看作一個統一體。孟子繼承孔子這一理路，以人倫家庭關系來理解國家，“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把政治關系等同于倫理關系，所要建立的是家國同構的倫理國家。

筆者認為，所謂家國同構具有兩層含義：第一、家國在結構上具有一致性，家的擴展即是國，國的基礎即是家，因此齊家跟治國就具有相通性，齊家就能治國。在家孝敬父母，尊重兄長；在國忠于君主，仁愛大眾。孔子說君子應該“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論語·子罕》）孟子借用詩經也說：“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二者都是強調由齊家擴展到治國。第二、家國具有相同的人倫規范性，在家重孝悌，在國重忠敬。父子之間與君臣之間本質上是一種同質的關系。孔子一直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因為國是家的放大，在家親其親長其長，在國也同樣應該如此。“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大學》）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孟子·離婁章句上》）由孝悌而達忠敬，自家庭而至國家，這一過程是自然而然的。正是家國對人倫規范要求的一致性，家國同構的倫理政治才成為可能，并且作為儒家基本傳統之一，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產生了深深的影響。

家國同構的倫理政治觀根本目的在于構建一種穩定的政治秩序，這一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方面它為國家和政治提供了充分的合法性基礎，孟子把政治關系等同于倫理關系，把政治目的等同于倫理目的。“君”“國”一體、“國”“家”不分，“國”是“家”的擴大，同家一樣是一種倫理共同體，以倫理為維持手段并以倫理生活為目的，君與父同體，臣和子同體，君臣關系與父子關系同構，忠君與孝父合而為一，政治生活也就是倫理生活。家國同構將君主等同于父親的地位，由血緣基礎上形成的家庭關系，落到了國家和君主手里，只要家庭存在，就能證明國家存在的絕對合理性。這樣，君主和政治的合法性就有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家國同構將家庭倫常有機地導入了國家政治，對國家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樣建立起來的政治秩序，具有鮮明的倫理性質。另一方面，這種家國同構的倫理國家觀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塑造了中國的士大夫階層。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者由內而外的“絕對命令”，而忠孝節義等基本人倫規范的修煉則是他們躋身仕途的入場券。儒家選才首要的是看有沒有德，其次是才是才能，而有沒有德很大程度上是看他孝不孝。孝則忠，悌則敬，這些都是統治階級最需要的品德。為了入仕，士大夫們也竭力修養學習這方面的道德，甚至在相當大程度上內化了這些道德，形成了一種宗教般的情感。成功入仕的士大夫毫無疑問構成了國家統治的棟梁，而入仕失敗的士大夫雖然不能在官場上發揮作用，但內在的齊家治國平天下要求卻促使他們積極入世，由于具有知識和人望，他們很容易在地方產生影響，即形成鄉紳階層，這也構成了國家基礎統治的支柱。所以，家國同構的倫理政治不僅塑造了國家政治層面的合法性，而且實實在在的提供了國家統治的階級基礎。所以說，家國同構的倫理政治觀對于政治秩序的構建起著異常重要的作用，這也是這種國家理論旨趣所在之處。

筆者認為，錢穆先生的地理環境決定論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對中西文化不同價值之認識，其實是值得商榷的，但是他對古代中國人道觀念與家族觀念的分析確實抓住了中國文化精神的核心，對于我們進一步認識中國文化具有重大的啟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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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上

[2]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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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商務印書館，2007年，修訂版序第1頁。

[ii]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50頁。

[iii]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82頁。


參考文獻：

【1】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商務印書館，2007年。

【2】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6年。

【3】宋·朱熹：《四書集注章句》，岳麓書社出版，1985年。

【4】楊伯峻：《孟子譯注》，中華書局，2007年。

個人簡介：現系中國政法大學政治學理論研究生
    

李濤 2012-02-29 19:3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