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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坦廠是一座僻靜的小鎮，坐落在中國東部省份安徽，周圍是溝壑叢生的山巒。它的主街道上空蕩蕩的，一個男人在機動三輪車上打瞌睡，兩個老婦扛著鋤頭朝城外的稻田緩緩走去。那是去年春天一個星期天上午的11點44分。在魚塘旁，一排出售食品、茶葉和書籍的商店無人光顧，就連鎮里的神樹下也沒人許愿；在寬大的樹冠下，一柱香在一堆灰燼上悶燒著。

一分鐘后，就在11點45分，寂靜被打破了。上萬名少年涌出了毛坦廠中學高聳的大門。其中很多人都穿著同款的黑白兩色風衣，上面印著英文口號“I believe it, I can do it”。現在是午餐時間，而毛坦廠中學是中國最神秘的“備考學校”之一：這是一所強化記憶的工廠，有2萬名學生，人數是該鎮的官方人口的四倍。他們不分晝夜地學習，為俗稱“高考”的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做準備。高考每年6月舉行，為期兩到三天（取決于不同的省份），相當嚴酷，是中國大學錄取學生的唯一標準。毛坦廠中學的學生大部分來自農村，而高考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他們不被農田和工廠生活所局限，能靠努力學習和高分來改變家庭的命運。

楊維（音）是這所公立學校的高三學生，父親是桃農。他穿著系了一半鞋帶的高幫運動鞋，帶領我穿過人群。三年來，楊維每天早上沖去上6點20開始的第一節課，晚上10點50最后一節課結束后才回到自己的房間，周末也不例外。周日上午的模擬考試結束后，楊維和我在這個精確到分的時間碰面，因為這是他整整一周中唯一的空閑時間，而且僅有三個小時。現在離高考只有69天了——鎮里各處都能看到倒計時器——楊維已經進入了最后的瘋狂沖刺階段。“如果把我過去三年做過的所有模擬試卷連在一起，都可以繞地球一周了，”他苦笑著對我說。

楊維和我在社交媒體上已經聯絡了好幾周。對于招待一名常駐中國的美國客人，18歲的他好像有點犯暈。然而，一場危機正在醞釀。雖然一直在參加模擬考試，楊維的分數卻在下滑。我和他的家人共進午餐時，這件事搞得氣氛頗為陰沉。他和母親住在神樹附近的一個單間里，我們就在那里吃的中飯。下午來看他的父親也到了，還有他的同鄉同學、最好的朋友曹英生（音）——所有人都擠在這個勉強夠放一張上下鋪、一張書桌和一個飯鍋的狹小空間里。這間房的租金很高，可以和北京市中心的地段媲美，但這只是父母為了培養獨子成為家里第一個大學生而做出的部分犧牲。

楊維的母親林佳敏（音）辭去了制衣廠的工作，來支持他最后一年的備考沖刺。曹英生的母親也過來和兒子一起居住。“壓力很大，”曹英生說。因為他中考的分數不夠，家里交的學費比楊維多，每學期差不多1.2萬元人民幣。“我母親總是提醒我，一定要努力學習，因為為了給我交學費，父親到了很遠的建筑工地打工。”房間里靜了一分鐘。他們都知道，如果高考沒有考好，孩子們的未來也是一樣。“打工，”楊維說。“體力勞動”。那樣的話，他和曹英生就得加入中國2.6億的農民工大軍。

楊維很想當好東道主。不過，當他的母親給我們不斷送上雞翅和芝麻豆腐時，他的上下眼皮直打架。母親希望他在午飯后學習，但父親替他求了情。“大腦也需要休息休息，”他告訴妻子。幾乎沒說一個字，楊維爬進了上鋪，倒頭就睡，運動鞋也沒來得及脫。

對中國家庭來說，沒有什么事情比高考日益迫近更磨人了。高考——分為理科和文科——是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當代化身。科舉把年輕男性篩選到國家官員體系中，通常被視為世界上第一個標準化考試制度，延續了1300多年之久，直到20世紀初才廢除。如今，每年有超過900萬名高考考生（參加美國SAT[學術能力評估]和ACT[美國大學入學考試]的學生合計不到350萬）。但是，中國學生自從進入小學的那一刻起，就開始承受著死記硬背和機械重復的壓力。即使是在我的幾個兒子在北京上的一所比較自由的雙語幼兒園，中國父母也讓自己5歲的孩子學習乘法表及正規的中英文語法，以免在一年級的時候落在同齡人后面。一個中國朋友最近當上了媽媽，她告訴我，“說實話，高考競爭從孩子一出生就開始了。”

中國標準化考試的馬拉松不僅提高了公眾的文化水平和政府的控制力，還造就了世界上最可怕的考試達人。在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的上兩次測試中，上海的高中生蟬聯榜首，導致多名美國官員將這件事與更大意義上的“斯普特尼克衛星(Sputnik)時刻”聯系了起來，認為它是中國即將超越美國的征兆之一。然而，盡管美國的教育工作者試圖探究中國人應試能力的奧秘，高考卻在本國遭到了抨擊。一些人說它扼殺了創新思維，給學生施加了過于沉重的壓力，不符合時代精神。青少年自殺率往往隨著高考的臨近而上升。兩年前，一名學生在網上貼出了一張震驚眾人的照片：在一所公立高中的課堂上，學生們埋頭看書，所有人都在打點滴，以便獲得繼續學習的能量。

中央政府正在推動改革，以減少學生的課業負担、讓課程設置不僅限于核心課程，并允許各大院校考慮高考分數之外的因素。然而，政府的努力不僅面臨著根深蒂固的官僚體制的陽奉陰違，還遭到了很多家長的堅決反對，因為他們担心，減壓可能會不利于自己孩子的考試成績，危及他們的前途。“中國陷入了囚徒困境，”俄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的教育學教授、《誰怕那條大惡龍》(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Dragon?)的作者趙勇說。“沒人愿意放棄它，因為高考仍是通往天堂的唯一途徑。”

中國各地的城市已經涌現了大量備考強化學校，但毛坦廠仍然獨一無二。這是一座偏僻的單一產業城鎮，出產的是應試機器，就像其他一些專門生產襪子或圣誕飾品的中國鄉鎮一樣心無旁騖。大學生過剩可能已經削弱了高校文憑的價值，尤其是在應屆畢業生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雙雙上升的情況下。很多富裕家庭干脆選擇不進入這個系統，讓自家子女就讀中國的私立國際學校，或者把他們送到國外去接受教育。但是，對于那些家庭條件有限的人，比如楊維，經濟上的不確定性反而加劇了高考競爭的激烈程度；幾分之差就能夠決定一個學生究竟是進入學位含金量高的學校，還是一無所獲。“競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激烈，”清華附中副校長江學勤說。“而且農村學生越來越落后。”

毛坦廠中學滿足的主要就是此類學生的需求。它被隔絕在安徽的山腳下，距離最近的城市有兩小時路程，以屏蔽了現代生活的干擾為傲。學生不準使用手機或筆記本電腦；大約一半的學生住宿舍，房間里特地沒有裝電源插座；不準談戀愛。另外一半學生住在鎮上，大多與母親一起棲身在狹小的隔間里。當地政府已經取締了一切娛樂場所。這可能是中國唯一沒有電子游戲廳、臺球廳和網吧的小鎮。“沒什么可以做的，只能學習，”楊維說。

小鎮規劃并非學校用來管束楊維這樣的學生的唯一手段。楊維來自躍進村，像很多孩子一樣貪玩，是父親口中“村里最調皮的孩子”。毛坦廠中學的班主任是清一色的男性，對學生進行軍事化教育，并經常施加懲罚；他們能否保住工作崗位，能拿到多少獎金，均取決于他們提高學生考試成績的能力。安保人員駕駛著電瓶車和摩托車，在占地面積近千畝的校園里巡視。教室、宿舍乃至鎮上的主要路口均都安裝著攝像頭，監視著學生們的一舉一動。校長助理李振華說，這種“封閉式管理”能起到效果。1998年時，只有98名毛坦廠中學的學生達到了本科院校錄取的最低分數線。15年后，學校有9312名學生達到了本科線，還想努力在2014年突破萬人大關。楊維和曹英生希望自己能名列其中。

楊維在床上睡著了，他父親楊奇（音）因此低聲說，“我們現在不能打擾他。”他戴上了自己的墨鏡，而穿著橙色連衣裙和亮片高跟鞋的妻子拿起了一把淺藍色的陽傘。他們要帶我在校園里四處轉轉。除周日下午的這三個小時以外，毛坦廠中學不接待訪客。在這三個小時里，楊維的父母通常會擠在學校公告欄旁邊，仔細查看相關表格，尋找兒子最近的考試成績。這個學年的早些時候，這個例行活動是讓人高興的，因為那時候楊維的成績在不斷提高，與入讀中國近120所一類大學所需的水平越來越近。但現在，能否進入二類大學看上去都不確定了。“不用看，”楊奇說。“我們只是想讓兒子努力學習，因為他媽和我都沒機會多讀書。”

盡管有一種隱隱的恐慌感，楊維的父母好像還是迫切地想向我展示這所學校的成功，似乎他們自己對向上流動的渴望靠的就是它。毛坦廠中學是1939年日軍入侵安徽省會合肥后創辦的，當時是作為接收逃離戰亂的學生的臨時學校，條件頗為簡陋。1949年的共產主義革命后，毛坦廠中學成了一所永久性的學校。但半個世紀后，隨著中國沿海經濟的繁榮，毛坦廠中學成了一個遭到冷落的空殼。它被從農村到城市的人口遷移掏空了，債臺高筑。它的復活則源于中國1999年做出的一項決定。那項決定的內容，常被稱作高等教育的“大躍進”。教育體系的急劇擴張讓中國大學的數量增加了兩倍，大學生人數增至3100萬，比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多。（美國的大學生人數為2100萬。）所有學生都必須先通過高考。

和古代的科舉考試一樣，高考是為了在精英主義體系中引入一種英才教育的衡量方式，為出身卑微的學生創造一種向上流動的通道。（鎖在沒有窗戶的小屋里數天后，科舉考試中的高分獲得者將有幸從平日里只有皇帝才能走的中門，進入紫禁城。）然而，農村地區的學生依然處于極度不利的境地。在楊維的父親担任村支書的躍進村，教學設施簡陋，缺乏訓練有素的老師。富裕的城市家庭則能請家教、支付昂貴的補課費，或是通過行賄入讀市里最好的學校。高等院校的配額制度也明顯倒向不利于農村學生的方向。農村學生分到的招生名額，比城里學生要少得多。

農村孩子需要額外的幫助，毛坦廠中學就是應這樣的需求而生的。起初，學校以較低的收費提供課外的應考培訓。2004年政府禁止公立學校進行有償補課后，當地相關部門將整套公立學校教育轉變成了強化補習培訓。（在高一和高二，學生每周可以上兩個小時的選修課——音樂、美術或體育。到了高三，學校不允許學生上選修課，只能上高考要考的課程。）更大膽的是，他們開辦了一所以盈利為目的的私立學校，接收“復讀”的學生。復讀生已從高中畢業，但非常迫切地想提升成績，因而愿意付錢去再次經歷高考的磨難。此舉帶來了回報。“復讀生”所在的大樓，與公立的毛坦廠高中坐落于同一個校園，共用許多資源，是毛坦廠中學盈利最多的中心。那里的6000多名學生一年交的學費，在幾百美元到近8000美元（約合5萬元人民幣）之間。（學生的成績越差，交的學費越高——這種學費設計是為了確保學校有較高的成功率和收入。）經過校門口的保安時，楊奇挽著我的胳膊說，“這學校錢多得你想都想不到。”他的語氣里沒有指責，倒是有欽羨。

進了校門，楊奇迫切地指出了學校最近投資2億元人民幣擴建的成果：一塊巨大的LED屏幕、一座體育中心、高大的毛主席和鄧小平雕像。屋脊上還有一棟微微發光的沙漏型建筑，那里是行政辦公室，看上去更像是機場的指揮塔臺，或是監獄的瞭望塔。校園本身和美國院校的校園一樣，修剪整齊，不過這里安放著一些裝飾性的石頭，上面刻著校訓：“不比智力比努力！”

最重要的新建筑是一棟五層的紅磚樓房，復讀生就在其中的教室里上課。在那個周日的下午，當我看到數千復讀生涌入這棟樓時，我想起楊維說過的，他們是這所學校里“最拼命的學生”——他們每周的休息時間只有90分鐘。每間教室里都塞滿了學生，超過150人，學生們說，老師講課時得用喇叭大聲喊才行。住在楊維隔壁房間的男孩就是一個復讀生，一年前高考落榜，現在每天晚上要復習到凌晨1點半。自從新學年開始以來，他的名次已經上升了2000位，進入了年級的前三分之一。“他就像一個鬼，”楊維告訴我。“但他對我是種激勵，因為我絕不想再過一遍這樣的日子了！”他母親接過話頭說道，“就算你落榜，我們也沒錢再供你在這里讀一年。”

楊維的父母和我在一排排宿舍前徘徊，他在毛坦廠讀書的頭兩年就住在這里。每個房間里住著10名甚至12名學生，全都是上下鋪。窗口覆蓋著絲網，后來一個學生半開玩笑地對我說，這是為了“防止自殺”。絲網上掛滿了晾曬的襪子、內衣、T恤和鞋子。宿舍幾乎沒有什么設施——沒有電源插座，沒有洗衣房，在去年修好一個獨立的澡堂之前，連熱水都沒有。學生表示，這里倒是有一種高科技設備：電子指紋掃描儀。教師每晚都掃描一下指紋，表示自己已經按規定查了房。

在毛坦廠的校園里，積極性最強也最疲憊的人，或許就是這里的500名教師了。他們的飯碗系于學生的成績。該校教師的基本工資是中國普通公立學校的兩到三倍，獎金常常會和工資一樣高。每有一個學生被一類大學錄取，六個人組成的教師團隊（一個班主任，五個不同科目的教師）就能獲得500美元的獎金。“他們掙錢很多，”楊維告訴我，“但他們的壓力比我們更大。”

班主任的日常工作非常辛苦——每天17個小時監督100到170名學生——所以學校規定，這個崗位只招年輕的單身男性。班主任崗位競爭很激烈，教員室的墻上張貼著圖表，按照每周考試的總成績給每個班級排名次。到了年底，學生成績墊底的教師可能會被開除，難怪教師用來激勵學生的方法可能會很粗暴。學生們告訴我，除了用尺子敲打指節之外，一些老師還讓學生在模擬考試的“死亡比賽”中較量——輸了就要被罚站一上午。有次罚站的情形讓眾人議論紛紛：一個后進學生的母親，被迫在兒子的教室外站了一個星期。對于復讀的學生，教師們有一句冷酷的口頭禪：“永遠不要忘記你的失敗！”

毛坦廠最有名的畢業生是19歲的徐鵬。他身材瘦削，頭發耷拉下來遮住了眼睛。雖然看上去不像是受虐狂，但是他說，之所以選擇這所學校，是因為想去一個“嚴酷的地方”。

和中國的6000萬“留守兒童”一樣，徐鵬是由祖父母帶大的，父母則在遙遠的城市無錫販賣水果。然而，當徐鵬在初中表現失控時——逃課，與朋友偷偷外出，沉迷于電子游戲——祖父把父母叫回了宏景村（音）。母親不再工作，一心只管他的教育問題，家庭收入下降了。盡管努力要讓母親高興，但是徐鵬在中考時還是失利了，沒能進入該地區最好的高中。他母親非常氣惱，好幾天沒有和他說話。可供選擇的高中很少，徐鵬選擇了毛坦廠中學。“我只知道這所學校非常嚴格，甚至有一些學生因此而自殺了，”他告訴我。“于是我就相信了。我覺得如果不這樣，我就會管不住自己。”

到毛坦廠后不久，徐鵬就覺得，老師們還不夠嚴酷。這座學校最關注的是提高高考上線率——這所學校的最大賣點。這也意味著，教師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讓成績較差的學生，達到二類或三類大學的最低錄取分數。“他們的側重點是讓所有人都過線，”徐鵬說。“但是，如果本來成績就足夠好，他們就沒有那么關注你了。”在這里的頭兩年，徐鵬決定，他必須培養強烈的自制力。他把所有的空閑時間都用來學習，課間、上廁所、在食堂里，他都會做自測。有時深夜11點半熄燈之后，他還會開著電池供電的燈繼續學習。

在毛坦廠的第三年，母親也來到這里，帶著徐鵬住進了在鎮上租的房間。這時徐鵬的考試成績開始提高到年級第一——幾千人中的第一名。2013年初春的一天，徐鵬的班主任老師把他叫到一邊，說他有可能成為毛坦廠有史以來第一個考入清華大學的學生。這座位于北京的著名高校被譽為中國的麻省理工學院(MIT)。多年來，毛坦廠被當成了向二類大學輸送學生的生產線。現在，老師告訴他，學校的管理層非常期望有人能考上一所中國的頂尖學府，他們將給這樣的學生頒發一大筆獎金：30萬元，由徐家、他的初中，當然還有他在毛坦廠的老師平分。

高考前，徐鵬躲在六安市考場附近的一家酒店里，48小時沒有出門。“父母覺得我瘋了，”他告訴我。“他們不明白我為什么不肯從屋里出來。但是記憶這些資料，就像是為奧運會做賽前訓練，必須保持狀態。休息一兩天，你就不在狀態了。”這種額外的努力可能產生了效果：徐鵬的高考分數為643分，總分是750分（但從未有人得到過滿分）。清華大學在安徽省招收理科生的最低分數線是641分，徐鵬高出兩分。

徐鵬的成就在毛坦廠家喻戶曉，以至于楊維把他稱作“偶像”。徐鵬和他母親之前租住的房間，如今被宣傳為“狀元房”。狀元指的是古代科舉考試中的第一名。上一學年，毛坦廠中學的管理層把徐鵬請回校園，向300名經過挑選的學生，也就是每個班成績排名最高的學生，做勵志演講。就像中國號召民眾向把生命獻給祖國的無私戰士雷鋒學習一樣，毛坦廠中學現在號召學生們“學習徐鵬”。

去年春天，我在清華大學校園里的一片草坪上和徐鵬碰面，當時他的第一學年就快結束，但仍然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一個來自農村的年輕人，穿著破舊的外套，袖子捋到了手臂上。我們周圍的很多學生都來自中國城市的精英階層，他們富裕、諳熟世事、使用iPhone手機、擁有航空公司的里程卡，而且對《哈利·波特》(Harry Potter)和《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有詳細的了解。

徐鵬顯得有些憔悴。他給我看了自己學生證上的照片，上一年秋天拍攝的這張照片里，他的臉圓圓肉肉的。“因為吃不慣這里的飯，我瘦了七公斤，”他說。大學生活的自由，也需要適應。“這里沒有規矩，”他說。“第一學期我很困惑，因為沒有人告訴我要做什么。”徐鵬讀的是工程專業，現在正在學著享受新事物：和朋友一起消磨時間、做義工，周末去逛公園。“我學習還是很努力，”徐鵬說，他想去美國讀研究生。“但現在我終于可以松口氣了。”

去年6月，大批學生離開學校趕赴考場的前一天晚上，我又到了毛坦廠。幾十盞飄動的孔明燈照亮了黑暗的天空，它們發出空靈的橙色光芒，越升越高，猶如一個象征著希望的星座。我循跡找到了孔明燈升空的地方，那是學校側門附近的一片空地，一些考生的家人點燃了浸過油的布團。熱氣把孔明燈帶離地面，人們的祈求聲也變得更響亮。“請讓我的兒子上分數線！”一位母親吟誦著。

明亮的孔明燈順利地升上夜空，考生的家人們歡呼雀躍。但其中一盞被電線纏住，放飛這盞燈的母親看起來深受打擊——按照當地的說法，這是個惡兆，預示著她孩子的高考分數會“過不了線”。

盡管這座鎮子將備考轉變成了死記硬背和不斷重復的機械程序，但是毛坦廠仍然充斥著走投無路之際產生的迷信和風俗。許多學生都有某種“護身符”，比如紅色內衣（人們認為紅衣服很吉利）、安踏牌的鞋子（對勾形的商標讓人聯想起正確答案），或者從學校大門外的商販那里買到的“健腦”茶包。鎮上最暢銷的營養品是“腦清新”和“六個核桃”（核桃之所以被認為可以增進腦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形狀像大腦）。楊維的父母好像并沒有特別迷信，但是他們愿意支付很高的租金，就為了住得離神樹及樹下大約三尺高的香灰近一些。楊維復述了一句當地的說法，“不拜樹，考不出。”

就在巷子里，距離楊維的房間不遠處，我見到一位算命先生。他坐在凳子上，穿著并不合身的條紋西裝，身旁是一面帆布的圖。只需要花20塊，他就可以幫你預測未來：婚姻、子嗣、生死，當然還有高考成績。“這陣子生意不錯，”他尷尬地笑著說。一名身穿花格毛衣、留著毛澤東式發型的年長男子觀察著我們的對話，他就是退休的化學老師楊啟明（音）。他告訴我，自己見證了毛坦廠中學從一所貧窮的學校，膨脹成今天這種巨大規模的全過程。在他1980年加入教師隊伍時，這里還只有800名學生，而在這所中學壯大的同時，多數鄉村學校都在萎縮，因而這種轉變殊為驚人。盡管如此，他對死記硬背造成的壓抑效果仍然頗有怨言。“總是這樣學習，娃娃們的腦子都僵掉了，”他說。“他們知道怎么應付考試，可是不會獨立思考。”

那天晚上，毛坦廠幾乎所有人都在做最后的祈求。兩名身穿校服的女孩跪著爬上了長長的臺階，一直挪到毛澤東像前，每走一步都要叩首，仿佛是在求皇帝開恩。在神樹前，有數十名家長和孩子祈福。他們點燃最后的幾柱“狀元香”，而那堆熾熱的香灰還會繼續燒一整夜。走過街角，停著幾十輛大巴車，準備第二天早上送毛坦廠的一萬多名考生趕赴考場。它們的車牌尾號都是8——這在中國被認為是最幸運的數字。

不過楊維并沒有感覺多么幸運。他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不再講關于籃球的笑話，也沒有提希望能在上海碰頭的堂兄。楊維的母親也離開了。她的焦慮開始讓楊維感到緊張而煩躁，所以他問能不能在考前的最后幾周，讓爺爺接替母親。現在，只剩最后一天了，楊維除了學習沒時間做任何事。經過許多年不懈的努力，他疲倦地總結道：“我快要完蛋了。”

第二天早上天還沒亮，楊維的父母就駕車從躍進村的家中趕來，準備接上兒子把他送到在六安市里考點附近租到的房間。前一晚我住在鎮外的一家賓館里，所以他們也邀請我一同前去毛坦廠。我們乘坐著平時用來運桃的面包車，一路顛簸。這輛面包車外滿是泥漿，后排也沒有座位。我坐在楊維的父親擺在載貨區的木制椅子上，椅子并沒有固定。楊維的父親飛快地開車擺來擺去，他的母親焦慮地陷入沉寂，我連人帶椅子也滑來滑去。他則一直在談自己在田里種植的加州桃——他把這種桃子稱作“大愛”。

為了提高孩子在高考中金榜題名的機會，來到毛坦廠居住的近萬名家長幾乎什么事都愿意做。很多母親像林佳敏這樣，缺乏正規的教育。然而最熱心地執行一些不成文的規定的，也正是她們，比如禁止毛坦廠居民在學生們睡覺的時間看電視、洗衣服或碗碟。幾年前鎮上曾經開了一所網吧。由于可能會分散學生們的精力，母親們幫助學校進行了抵制，最終迫使網吧關門。楊維的成績下滑時，媽媽沒收了他的手機，還讓他一直學習到深夜，自己就坐在他身旁做帶有蝴蝶和魚圖案的十字繡拖鞋。白天，林佳敏會卡著時間做飯，好讓開飯剛好趕上課間，這樣兒子狼吞虎咽時就不會浪費一點點的學習時間。“我們得把事情做全了，”林佳敏說。“不然就總是會怪自己。”

我們進入毛坦廠鎮時是凌晨5點，但是母親們已經把神樹圍了里三層外三層。她們點燃的香束燃起滾燙的火苗，積起厚厚的香灰堆，讓我們幾乎無法擠過去，繼續前往楊維的出租房。他的母親點了幾支香，把它們插進灰里，前后晃動著腦袋，口中念念有詞。她旁邊的一名婦女在煙霧中輕輕晃動一袋雞蛋——由于形狀像腦袋，雞蛋被當做智力的象征。

母親來敲窗戶的時候，楊維剛剛醒來。他的行李已經在前一天晚上收拾好了——一小袋衣服、一大袋書——但爺爺顯得很焦急。他原本想早點出發，避開鎮上將會阻塞交通的數以百計的車輛。不過，他的焦躁還有另一層原因：有人——學校的管理人員？或者是鄰居？——警告過他，和我說話將使他惹上麻煩。一年前，毛坦廠在中國媒體上大肆宣揚自己的成功，如今它卻想變低調一點，正如中國諺語所說，“人怕出名豬怕壯”。到了這個時候，爺爺用顫抖的聲音請我離開。于是我與這家人告別，然后遠遠地看著他們擠進面包車，踏上了送楊維高考的最后一段旅程。他們經過的時候，楊維的父親快速按響了一聲喇叭。

三小時后，上午8時08分整，第一隊大巴駛出了毛坦廠中學的大門，穿過由加油打氣的家長和鎮民所組成的人群。過去，這支隊伍行進時會伴隨著轟鳴的鼓聲和鞭炮聲。今年，根據學校要求，這種送考方式取消了。但有些習俗仍然得以保留：頭車的司機屬馬。這不僅代表著當年的生肖，而且還討了中國諺語“馬到成功”的彩頭。當天結束的時候，毛坦廠會空空如也，里面既沒有學生和家長，也沒了以他們為收入來源的店主。

數周后，高考成績公布了，我給楊維打了電話。最后一次見面之后，我一直担心他會在考試中失利——那么我的出現也得承担一部分責任。可是，楊維聽起來挺興奮。他的分數遠遠超過了在最后那段時間里的模擬測試中所取得的成績。盡管他的得分還沒有高到能夠進入上海的一類大學的程度——那是他曾經的夢想——但是卻能讓他進入安徽的一所最好的二類大學。雖然畢業后能否找到工作，目前還說不準，不過他非常渴望了解毛坦廠以外的世界，當然還有他狹隘的學校教育之外的天地。“我在那里學的是理科，但其實我喜歡藝術、音樂、寫作，這些更有創意的東西，”他告訴我。“我想有很多同學跟我一樣，除了參加高考，對別的東西知之甚少。”有件事情他是知道的：他的命運將與父母在大愛農場上的生活截然不同。

當天的消息并非都令人高興。楊維的童年伙伴曹英生考砸了——楊維說是因為恐慌。曹英生的家人非常傷心。多年來，他的母親一直陪著他學習，而他的父親則每天干上12個小時，每年工作50個星期，在中國東部修建高樓大廈，用來負担毛坦廠的費用。楊維說，曹英生仍然含混地表示，自己想成為一名英語教師。然而，他的未來看起來并不光明。他的家庭絕對無力承担毛坦廠的復讀費，曹英生本人也不確定自己能否忍受這一過程。他其實只有一個選擇。“打工，”楊維說出答案。“他已經走了。”在得知自己高考落榜的幾天之后，曹英生就離開了家鄉所在的農村，前往光鮮的沿海城市尋找工作。他將來可能也會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就像他的父親一樣。

文字摘自《紐約時報》中文版，原標題為：“毛坦廠中學，中國應試教育工廠”，作者：BROOK LARMER 2015年01月05日

翻譯：土土、陳亦亭、王童鶴、陳柳

燕南園愛思想 2015-08-23 08:5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