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簡體     傳統

---

　　中國現代作家的歷史小說（注：本文所謂“現代歷史小說”就時間而言，指“五四”新文學30年間（即傳統意義上的現代文學時段）作家重敘歷史的小說文本；就文體而言，指具備現代小說敘事型態的作品（不包括歷史演義與傳奇）。由于本文試圖選取啟蒙視角完成對歷史小說創作主題的一種解讀，故并未涉及對象的全部。）創作始于20世紀20年代初。作為一種特殊的小說類型，歷史小說隨著新文學的發展獲得了越來越多的現代特質，作家們往往在敘寫歷史的同時，又落筆于眼前的現實，自覺追求歷史敘述與現實文化語境的緊密關聯，從而使歷史小說創作不僅在時間意義上與新文學相伴生，而且在精神價值上同樣印證著整體文學觀念的演進。“描寫過去，而不添加我們自己感覺的色彩，那是辦不到的。是的，因為所謂客觀的歷史家到底是在向現代發言，他便無意間會用自己時代的精神寫作”（注：《莎士比亞評論匯編》上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328頁。）。 正是這樣一種重敘歷史的愿望使一部分歷史小說作家獲取了面對現實的勇氣與力量。同時，“五四”以來形成的以民主與科學的眼光重新思考、發現歷史的文化啟蒙與思想革命這一時代精神，一并激起了許多作家識破歷史透見人生真面的自覺追求，通過理性的審視獲得歷史真知被視為民族新生的必要前提。
　　“啟蒙”在18世紀的歐洲就是反對中世紀封建愚昧的思想武器，思想家們致力于用理性之光引導人們走出黑暗的蒙蔽，尋求思想自由與個性發展。“五四”新文化運動弘揚思想革命的啟蒙精神，同樣要求人們沖破蒙昧主義的束縛，并將矛頭明確地對準了長期禁錮和麻痹著國人靈魂的封建主義傳統。“新的歷史故事，我以為至少不是重述，而是‘揭發’與‘解釋’”（注：鄭振鐸《玄武門之變·序》，開明書店，1946年版。）。對歷史小說的這一要求體現著現代作家通過對歷史的重新敘述參與文化重建的時代愿望，這種愿望首先便落實在他們的作品所包含的一個個“識破”題旨中。
　　如果說厚重與復雜是歷史本身具有的兩個基本特征，那么當這種復雜厚重的歷史變得越來越難以看清時，時空的流轉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歷史迷障的形成更多地來自人為的造設，“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只因為涂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注：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四）》，見《魯迅全集》第 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頁。）。封建秩序中的一整套意識形態話語尤其使歷史充滿了欺瞞和虛詐，于是，它成為作家們所要著力戳破與瓦解的一個歷史幻象。
　　“天命”從來都是支撐著封建秩序的主要思想根基，這種觀念首先替帝王圣人們打出了一面秉承上天意志的歷史幌子，正是這種虛妄的“公理”成為“治人者”冠冕堂皇地對“治于人者”進行欺瞞的前提，如果“天命”觀僅僅是為統治者們增添一種虛偽的榮耀與裝飾，那么它還只能算一個無稽的歷史妄談。然而，這種觀念憑借封建秩序中正統意識形態的支配力量漸漸滲入絕大多數人的頭腦之中，甚至，變成一種似乎源于他們自身的觀念時，其歷史反動的本質就分明地顯露出來了。“天命”觀的不斷得以強化使已經處于蒙蔽之中的民眾越來越多地失去反抗的自覺與可能。即便他們已經朦朧地覺察到了既有秩序的不合理，他們的反抗也難以有一個準確而致命的指向。鄭振鐸的《湯禱》著意對有關商湯禱天求雨的傳說進行重新解釋，從而敘寫出一個富有歷史深意的新故事。久旱無雨的災禍在給農民們帶來饑餓的同時，也使他們獲得了一次尋求自我解救與新生的契機，他們甚至已經將斗爭的矛頭直接對準了人間的最高統治者——帝湯。“該是那位湯有什么逆天的事吧？天帝所以降下了那么大的罪罚。這該是由那位湯負全責的！”于是，人們縛起商湯，堆好干柴……這位心虛而膽怯的帝王也幾乎真的成為農民們祈求拯救的犧牲，然而，一次為民祈雨之舉終于還是變成了為湯祈命：緊要關頭突如其來的一場大雨恰到好處地及時淋熄了已經燃起的干柴，也澆滅了人們心頭難得的反抗之火。“那位湯又在萬目睽睽之下，被村長們、祭師們護掖下柴堆，他從心底松了一口氣。暗暗的叫著慚愧。人們此刻是那么熱烈的擁護著他！”在這里，萬民相信的最高權威是天帝，所以他們只能永遠俯首聽從天命，天雨之所以能夠替代湯的鮮血，是因為湯雖是一個被動者，但仍如往昔一樣被置于一個舉足輕重的位置，被看作一個足以救民水火的人物。何時湯能夠被人們看清乃至看輕，包括“湯禱”的虛妄，何時萬民方能真正成為改變自己命運的主人。那曾經使湯帝感到莫大驚恐的反抗者們眼露的“詭異的兇光”在小說中幾番出現，只是在歷史上這“兇光”太少閃亮了，受人宰治的民眾們更多的是溫順與盲目的驚奇和感激。作者完成無情的揭露之后沒有忘記留下一個透見歷史光明的希望：“只有那柴堆還傲然的植立在大雨當中，為這幕活劇的唯一存在的證人。”
　　正是因為歷史小說作家們對“天命”思想的識破沒有僅僅停留在撕開統治者身上那層歷史外衣而將筆觸探入被統治者銹蝕的內心，所以才讓我們見出作家們開啟民智的良苦用意。即使歷史已經向前邁進了幾千年，魯鎮的祥林嫂依然要承受來自同處下層的柳媽有意無意地編制出來的地獄神話的恐嚇。對于封建秩序中的民眾來說，為保障帝王崇拜而從歷史妄談中異化出來的天地迷信，本來是一種被動的外來的附加觀念，久而久之卻變成了民眾之間一種自覺不自覺的通用信條，并且主動地相互制造相互傳播相互強化相互欺瞞，從而使心靈脫去蒙蔽獲得解放的歷史過程愈益艱難而漫長。歷史小說作家們呼應著魯迅式的文化啟蒙愿望，繼續作揭示病痛尋求療救的努力。從某種意義上說，李俊民的《心與力》、曹聚仁的《焚草之變》、宋云彬的《隋煬帝之死》……以及茅盾著名的《石碣》，其主要價值也正體現于這種自覺的努力之中。盡管出現在李俊民筆端的舜一再被剝去“圣人”的外衣而顯出虛偽與狡猾，但《心與力》中的下民們依舊用欺人亦自欺的妄言成就著“舜天子”的大名：“我親眼看見井邊冒上了一個神龍的頭，慢慢地，龍身上的龍麟，龍爪，都看見了。過了好久，他才變還了舜天子的樣兒；我看，他才是真命天子哩。”即使是在揭竿而起的梁山泊這個反抗群體中，根深蒂固的“天命”觀念依舊作祟，使英雄好漢們終究難脫“替天行道”的渺茫與尷尬：“我刻東岳廟的神碑，也刻這替天行道的鳥碣，就是這么一回事。提起什么天呀道呀地呀，倒是怪羞人呢！”《石碣》由于發現并觸及了歷史上農民起義本身所具有的一個典型癥結，使這篇取材于舊作的歷史小說獲得了更為深遠的文化內蘊，并從一個層面上顯示出現代作家歷史小說與古典歷史文學作品的本質差異。
　　對于封建主義意識形態本質的識破不僅需要準確地抓取其核心內容（如“天命”觀）從而直接撼動它的中心支柱，也要求歷史小說作家們能夠多方面地戳破那些思想觀念賴以維護與傳播的工具和手段，封建秩序中的教育與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足以殺人的軟刀和利刃。《曉風楊柳》、《鬼谷子》、《鼠的審判》這些小說分別選取父親、師長、官吏等掌握著意識形態話語權力、明顯承担著價值規范與言行懲戒責任的社會角色來敘寫各自的歷史人事，當然并不是一種偶然性的隨意拾取。指斥封建統治者的律法徒有一個“明鏡高懸”之類的自我標榜也許并不難，但真正完成一種有力度的歷史識見，還必須在識破者自己的觀念中確立一個與虛偽的對象根本對立的價值標準。在李俊民的《鼠的審判》中我們看到了這種富有歷史新質的觀念及其在封建律法面前所顯示出的沖擊力量。《史記·酷吏列傳》中西漢的張湯可謂一個為統治者執法衛道的極端典型，作者以這樣一個人物作為小說中所要展開抨擊并加以摧毀的封建法律秩序的代言人乃至化身就更容易凸現其殘暴與欺世的本質，也更能反襯出作者所依憑的“生命的律法”合乎自然人性的嶄新內涵。這種新的律法不僅要保全每一個生命個體的存在，而且更肯定“生命的發展是無比的向上的力”，以這樣的法則作為標尺，歷史上大大小小的張湯們的罪責就不再止于以法律為名造設歷史的騙局，其更大的罪惡在于對生命的根本蔑視。正是他們在反人性的封建秩序中為人類制造了一個漫長的惡夢：“你把自己生命的權限提得太高了，你生命的縱放早飛越了你應得的發展，你的生活駕在成千成萬的尸骨以上。”這種任意翻弄所謂“法律”的權柄草菅萬民的暴虐，顯示出強權秩序下人道的淪喪。對人性的根本背離所能得到的最終結果便是歷史的施暴者自身也無法逃脫真正鐵定難移的生命律法的懲處。“你想以大肚皮的烈焰來收葬成千成萬的飛蛾！結果呢，這烈焰也埋葬你自己了！”盡管作者采用了一種近乎直抒的敘述筆調使小說帶有一種聲討的痕跡，但由于作者貫注進作品一種富有時代感與歷史真理性雙重特質的主體情志—對生命的熱烈肯定，所以這種聲討之聲雖顯生硬卻畢竟有力。《鼠的審判》可視為歷史小說中這類題材的代表作，特別是頗具點睛意味的結尾，不僅克服了全篇敘述中時有的生硬感，而且依舊保持著入木三分的思想力度，從而使作者最終完成了對“張湯”這個有名的酷吏形象極具歷史概括性與啟示意義的敘寫：剛從自己淪為“鼠輩”階下囚的惡夢中醒來，張湯馬上又跌入更為恐懼的現實中，皇帝賜死的旨意已下，“請君入甕”的命運既定，他卻還未擺脫早已化入性情血肉之中的生殺予奪大權帶來的慣性欲望——“他留下的紙條是說明他的死是由于三長史之流的構害，他是明料到武帝會因后悔而殺死三長史的”。
　　在封建統治階級對人們軟硬兼施地推行自身一套觀念與意識時，殘暴的律法畢竟還是一種較為顯見的工具，而滿口盡是仁義道德的謊言，頭上帶有萬世師表榮冠的“授業解惑”者們自覺不自覺地用一種更為隱秘的手段扭曲蒙蔽著人們本應健康的心智。在正統嚴密的封建教育規約下，施教者本身也往往既害人亦害己。即使退隱山野的陶淵明雖然表面上從大一統的集權秩序中脫身出來，實際上也仍未逃離無形的士大夫觀念樊籬為封建社會中“父親”這個角色設下的迷障（唐ｔāｏ＠①《曉風楊柳》）。晉宋更迭之際的陶淵明，雖然倍感現實的痛苦與激憤，卻無力作出任何實際的抵抗。特別是當他看到自己的兒子們，因為一直接受著自己淡泊超世，清靜無為的思想灌輸而顯得一個個“柔弱得像羔羊，一點也沒有反抗”時，他終于開始了自我反省。“淵明感到一陣內疚。”“我還得寫下去，我得留一點教訓，我要寫到天明。”這種教訓的取得在聶紺弩筆下的《鬼谷子》中，卻已付出了流血的慘重代價。在這里，“最可寶貴的”生命再次成為一個至高無上的法則，憑著它作者逼視著“老學究”鬼谷子一步步認清了自己那些“正是王公大人們所喜悅的”學問怎樣欺騙著世人“為了主人的事，要獻出生命，要成仁，要取義……”。于是，像要離這樣的學生，“二十多歲的血性男子”，永遠失去了青春與生命，甚至甘愿讓嬌美的妻子可愛的幼子作無謂的犧牲，換回的結果卻是“誰也沒有因為我們的死而變得好些”。這種歷史悲劇經由作者對夢幻世界一群地獄冤鬼的描述而顯得更加怵目驚心。死后的要離對鬼谷子的質問，“先生，如果你還有人心，請想想看，我們的生命豈不就為這樣一些無聊的事而存在么？又豈不為這樣一些無聊的事而失掉？”連同成千上萬的無頭尸身發出的“償命！償命！”的吶喊，久久回蕩在小說內外，它與《鼠的審判》等一系列作品一起，無情撕扯著涂滿偽飾的歷史表皮。
　　識破帶來真知，同時也喚醒人們對理想人生的憧憬，“我們的社會里，難道還少‘像豬一樣的互相吞噬，而又怯弱昏迷，聽人趕到桌子底下去’的人么？……這還算什么人生！我們無可奈何乃希望文學來喚醒這些人；我們迷信文學有偉大的力量，故敢作此奢望。我以為在現在我們這樣的社會里，最大的急務是改造人們使他們像個人”（注：茅盾《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目的》，《時事新報》附刊《文學旬刊》45 期，1922年8月1日。）。新文學開拓者們這種對人的覺醒的內心渴望賦予現代作家一種建設“人的文學”的自覺追求。當作家們于歷史的審美追尋中一再貫注著主體的理性反思時，他們所依憑的也正是“生命與人”這樣一個觀照法則。即使是被巨大的成功映襯得無比輝煌雄壯的歷史事件，對于作家們來說，最為敏感的仍是遮蔽在冠冕堂皇的歷史帷幕背后那些悖于人性的種種歷史丑惡。同是面對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大起義，茅盾的《大澤鄉》抓取的只是一個反抗壓迫的形象，但由于敘寫粗率，小說顯得非常單薄，作者自己也明確表示“是一篇概念化的東西，我一直不喜歡它”（注：《茅盾文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 第380頁。）。這段歷史在宋云彬的《夥涉為王》中， 敘述上也有直白生硬之嫌，但明顯地要比《大澤鄉》更為厚實，原因正在于作者沒有簡單化、平面化地重敘歷史人物，引起宋云彬最大關注的是勝利之后的陳涉的另一面：從一個農民起義的英雄蛻變為貪圖一己權貴、對民眾失去同情心的新的壓迫者。對陳涉這一個體形象的歷史否定并不意味著對農民反抗群體的否定，相反，由于本篇中的陳涉并不一直代表農民大眾，作者便有可能在深入剖析這一形象的同時，期待著作為被壓迫者歷史象征形象的“農奴們”達到一種最終的覺悟。農奴們從陳涉的傳奇經歷（由農奴而一變為王）中明白他們也并非永遠是奴隸，這只是一種盲目的初步覺悟；而從陳涉成為新貴之后對昔日同伴的冷漠乃至殘殺的態度中，悟出“陳涉已經不是我們的同伴，而是我們的仇敵了！……用我們自己的力量去爭取一切應享的自由和權利”。此時方是真正的覺悟，即不作奴隸之后也并非要去作新的壓迫者，而是爭得做人的權利和自由。這里，作者在歷史中的農民身上寄托了“五四”以來“人的覺醒”的知識分子心態，特別是一種富有主體精神的自覺反抗意識更可視為對“五四”以后新文學中一個極有價值的文學題旨的成功表現——真正的人道主義關心人的真正自主的全面發展而非施舍的或被動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對女性的積極肯定與熱烈頌揚是“五四”以來“人的發現”的一個習見視角，在此觀照下不但眾多的新文學作家對現實人生作出了價值全新的判斷與選擇，也使歷史小說獲得了又一個重估歷史再現新知的啟蒙思路。總體上的文化反思與批判精神所帶來的“疑古”的時代心理落實到歷史文學創作中便是相當數量的“翻案文章”相繼涌現，其中的不少篇什較為集中地致力于端正長久積成的看待女性的歷史謬見，重新敘寫出一個個富于新質的女性形象，歷史劇創作中的《三個叛逆的女性》（郭沫若）、《潘金蓮》（歐陽予倩）、《楊貴妃之死》（王獨清）等弘揚女性解放精神的意旨早已為人共識，而歷史小說中并不罕見的相類之作雖不乏善陳卻顯然需要引起更進一步的關注。馮乃超的《傀儡美人》，端木蕻良的《步飛煙》，沈祖ｆēｎ＠②的《馬嵬驛》分別選取了各自的視角，多方面地顯示著還女性以歷史真面、女性應得之權的自覺追求。歷來被視為妖女的褒姒一直承負著覆亡西周的歷史罪責，而在馮乃超重構的那段歷史中，她卻成為一個來自草地與牧場，向往森林溪水以及一切“自然的人聲”的美麗而單純的少女，《傀儡美人》顯然是從對自然本真的肯定完成了對女性的一種重新識見。《步飛煙》的所本是唐人的傳奇舊作，其殉情故事也屬文學史中熟知的題材，端木蕻良重新敘述的意義在于走出了籠罩在舊作中的封建倫理觀念造設的道德迷霧，以一個幾乎走向極致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女性形象呼應著個性解放、愛情自由的啟蒙主義理想吁求。也許最富審美價值的女性形象當屬女作家沈祖ｆēｎ＠②傾注心力敘寫出來的“那一個”楊貴妃了。在《馬嵬驛》中的楊玉環身上，女性作家賦予了一種同類題材中并不顯見的女性意識，沈祖ｆēｎ＠②準確地抓取了“女色亡國”這一傳統定見的一個文化意蘊——在男性意識占據中心地位的社會中，對女性的愛的超離竟成為通達人生頂點的一個必需品格，這種對女性的漠視在封建秩序中顯得更為突出。玉環臨死之際道出了作者從這個古老傳說中悟出的歷史新知：“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悲哀，是從古以來千萬個女人的悲哀。別了，你好好地努力你的事業吧……在歷史上，你還是一個有功德的賢君啊！你放心吧！”正是由于作者在玉環身上寄托了自己對女性境遇的某種普遍體認，所以她在全篇敘述中一再對玉環加以“詩意般”的贊美。稱之為“詩意般”的贊美，主要并不在于那些敘述語詞如詩一樣華麗，而是因為這些頌詞的詩性成分遠遠大于其歷史真實性，作家面對歷史時主觀情志的介入在這里十分突出地表現為這樣一種補償心理。身處現代中國的沈祖ｆēｎ＠②們依然如此不遺余力地發出這種充滿激情甚至失于偏執的女性禮贊，可見現實世界中相應的女性價值“缺口”仍然需要一種詩意的填補。
　　啟蒙精神作為新文學的一個重要傳統始終隨文學乃至文化選擇的歷史衍化而消長起伏，即使是在40年代，我們仍能看到類似《步飛煙》那種“五四”氣息濃郁的作品，可見，正像解放區文學中趙樹理、李季等作家的優秀之作在新的美學理想基礎上有機地融會個性解放與民族解放的文學題旨一樣，歷史小說憑著其題材優勢也作出了保持新文化運動歷史追求的相同貢獻。
文史哲濟南24～2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葉誠生19991999“啟蒙精神”是現代作家重敘歷史的一個重要題旨。作為一種啟蒙話語的現代歷史小說一方面通過對歷史表象的種種“識破”逐一瓦解了傳統意識形態的核心觀念（如天命觀）、法理根據與道德秩序，同時在主體的歷史認知中確立了“生命與人”的價值標尺，從而使“五四”以來“人的發現”這一文學主題得到新的呼應與拓展。歷史小說/啟蒙精神葉誠生，山東大學文學院講師。郵碼：250100。 作者：文史哲濟南24～2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葉誠生19991999“啟蒙精神”是現代作家重敘歷史的一個重要題旨。作為一種啟蒙話語的現代歷史小說一方面通過對歷史表象的種種“識破”逐一瓦解了傳統意識形態的核心觀念（如天命觀）、法理根據與道德秩序，同時在主體的歷史認知中確立了“生命與人”的價值標尺，從而使“五四”以來“人的發現”這一文學主題得到新的呼應與拓展。歷史小說/啟蒙精神

網載 2013-09-10 20:43:51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