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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來看，俄羅斯的前途好像就系于普京的一念之間：他可以在接下來的十年里緊握權力不放，維護國家穩定、維系大國地位，發展經濟，還權于民，一步一步開啟民主多元、自由法治的新時代，讓自己不但成為俄國歷史上的強人，而且成為當之無愧的偉人呢？！當然，他也可以把抓緊權力作為唯一的人生目標，權不為民所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最終在俄羅斯歷史上留下一個近似“強盜”的強人形象？

文 | 楊恒均

我寫過多篇贊揚戈爾巴喬夫的博文，包括《當一名成功的戈爾巴喬夫》，還寫過紀念葉利欽的文章，唯獨沒有寫普京的，那可能是因為他不是曇花一現的領導，看懂他需要時間。最近一位美國高層智囊看到我寫戈爾巴喬夫的文章后問我，你認為中國會出戈爾巴喬夫，還是葉利欽？我說，都不會了。他有點驚訝，我接著補充了兩個字：普京。他更驚訝了。

能夠做到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幾乎都是比較有性格的，而普京則是其中最有性格的一位。普京的性格讓西方人摸不透，看不準。在一個制度與體制比較成熟、一切都按部就班的地方，有性格的領導人也不一定能“盡性”治國，但普京2000年從葉利欽手里接過來的俄國可不是這樣一個地方：西方人看到的是一個民主的俄羅斯與巨大的自由市場，可越來越多的俄羅斯人卻在問：面包哪去了？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經過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十年民主轉型努力，民主制度基本建立起來，個人自由與人權也基本得到保障，然而，初期民主轉型帶來的混亂、早期資本主義帶來的亂象，貪污腐敗、貧富差距、寡頭與利益集團、弱勢群體交織在一起——俄羅斯人看到的是寡頭與民選官員勾結，一夜暴富；自由、民主的俄羅斯正在經歷早期資本主義的煉獄：貪污腐敗盛行，弱勢群體則看不到希望……

這就是普京上臺時的客觀環境。這位受到嚴格社會主義與愛國主義教育長大的，最終加入保衛蘇聯的克格勃，在德國親眼見證了他效忠的那個制度的瓦解。這形成了他心中互相矛盾的兩股信念：這個制度一定會瓦解，民主自由是歷史的大趨勢；但同時，他懷念昔日蘇聯的輝煌，以及權威不被挑戰、共產黨對社會控制得“井井有條”的舊日好時光。這兩種矛盾的信念充斥了普京治國的整個過程，外界常常看不懂、想不通他到底要做什么。其實他自己也不完全清楚，內心這兩股矛盾的力量會把他拉向何方。

其實，從上任伊始，普京曾經竭力迎合甚至討好西方（美國），試圖建立友好關系，例如要建立同北約的關系，在9.11后大力配合美國反恐，他還同德國施羅德、英國布萊爾建立了私人友誼，并想同美國總統小布什建立有如當初戈爾巴喬夫同里根、老布什，葉利欽同克林頓那般親密如“夫妻”的關系。但當北約持續東擴，顯然把假想敵依然設定為“民主俄國”，當西方對俄國在車臣打擊恐怖主義說三道四、搞雙重標準，當玫瑰花革命、橙色革命、天鵝絨革命相繼在俄國的“衛星國”爆發后，普京逐漸改變態度，調整了他同西方的關系。

我們可以說，他心中另外那股勢力迸發出來。西方人至今也可能搞不懂，一個半東方的俄羅斯對失去大國地位的自卑、對領土寸土必爭的意志和決心、對周邊原“衛星國”一個一個被“和平演變”的感受會強烈到什么程度……

但讓普京同西方徹底疏遠并走出了一條“俄羅斯道路”的主要因素還在于普京的國內政策。下面讓我們看看普京2000年正式當選俄羅斯總統三年內的“改革措施”：

第一，打擊貪污腐敗、制服政治上的對手，即贏得民心，又為未來執政鋪平了道路。按說剪除政治上的異己可能會遭到反彈，但葉利欽時代出現了不少只會吵架的政客與不懂妥協的政黨，靠民主選舉掌權后就貪污腐敗，這些都給了普京充足的借口，一邊打擊貪腐一邊剪除異己，不但沒有遭遇多大反彈，甚至得到多數俄國人的支持，這是他第二次競選總統時高票當選的主要原因。

第二，建立“垂直權力”系統，削弱諸侯勢力，一切大權都收歸手中。“垂直權力”系統的建立，迅速結束了蘇聯晚期、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代各自為政以及政令不出“克里姆林宮”的現象，也正式開啟了“普京大帝”時代。集中權力于一人之手，顯然是與葉利欽建立的民主體系背道而馳的，也受到了西方觀察人士的詬病，然而，葉利欽時代的權力分散造成了什么結果呢？我們可以設想，普京完全可以在俄國內部大會上講：我們已經嘗試過十年的權力分散，失敗了。

普京的“垂直權力”系統一邊把葉利欽時代建立的三權分立結構弄得形同虛設，議會成了橡皮圖章和開民主生活會的地方，一邊幾乎廢除了原來的行政架構，構建起了密密麻麻的權力蜘蛛網，所有的“蜘蛛”線路都交匯到一點——那就是普京的手里。這使得他在后來的施政中幾達隨心所欲的程度，效率極高地做出了不少有益民生與社會穩定之事，但也同時讓他能“肆無忌憚”做出了不少破壞民主與人權的惡事。

第三，嚴厲打壓媒體，鎮壓異議人士，對依然強大的共產黨勢力與活躍的自由派人士一視同仁地壓制。這是普京上臺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最讓西方惱火的。從蘇聯時代走過來的普京自然知道媒體對民眾的控制作用，只不過他手中已經沒有了蘇聯時行之有效的意識形態武器可用，葉利欽時代的媒體自由達到了相當的程度，西方人享受到的自由俄國人也都享受了一遍，但毋庸諱言，這突如其來的自由也確實帶來了相當的“混亂”。

在一個崇尚權威并被社會主義教育了七十多年的蘇聯，媒體對領導人的公開嘲笑與攻擊，讓普京無法適應，更不用說樹立權威了。普京對媒體的控制除收歸自己管轄之下外，就是設立各種條條框框限制、威脅、打壓媒體，同政府的打壓相伴的，還有對記者的暗殺。這些年下來，已經有近20位記者被暗殺，而一個也沒有破案。在這種情況下，俄國的媒體基本上都會自律地在克里姆林宮劃定的圈子里跳舞。新聞自由大大倒退，可從普京施政方面來說，卻更“得心應手”、“如魚得水”了。

普京的施政還搞出了很多在西方人看來是從葉利欽時代大大倒退的措施：例如打壓公民社會，試圖搞出不倫不類的“政府組織的非政府組織”，在這些有可能引起俄國民眾不滿的措施后面，普京很好的發揮了他作為原克格勃的優勢：他總能利用自己控制的媒體把所有混亂、不堪說成是西方的陰謀。

當然，西方不是沒有問題。蘇聯解體后，西方尤其是美國對俄羅斯的關注集中在民主制度建設與個人自由的保護上，而對百廢待興的俄羅斯的經濟建設與改善民生、社會穩定甚至領土完整，不但沒有幫助，甚至還違背承諾，落井下石。站在歷史的高度，這可能沒有錯，我們誰會關心幾百年前某個國家的民眾是否有面包吃？但我們都記得當時發表的某份人權宣言與憲政文件。

可現實中的俄羅斯人并不一定都能站在那么高的歷史高度啊。這就是為什么從西方政治改革的語境看，普京上臺后從攬權到縮小政治自由、打壓媒體幾乎都是十惡不赦的，可他借此樹立權威，逐漸穩定了社會，改善了民眾生活（借能源價格上漲的東風），打擊貪污腐敗（趁機排除政治對手與異己），并有限度的實現公正、公平，把個人同國家前途結合起來，重整國威，樹立“俄羅斯夢”，卻得到了大多數俄羅斯民眾的支持。

很顯然，西方不但沒有摸清普京的性格，對俄羅斯人的性情也了解有限。對于曾經養了那么多蘇聯問題專家的美國智囊機構來說，研究普京的性格并不比研究共產黨的性質更容易。共產黨的原則同西方人不同，但還是有原則的，可普京則是依靠自己的“性格”在治國。普京的性格形成于他所受的教育、他的個人經歷與他對俄國國情、國民性的了解之上的。

在西方早期同普京打交道的過程中，常常會發現普京對西方民主制度、司法體制與社會驚人的無知，例如他曾經公開指責美國總統解雇了一位美國記者，還曾經打電話給英國首相布萊爾，要他下令英國法院遣返一位俄國流亡人士，卻不知道美國總統并無權力解雇記者，英國首相也沒權干涉司法。但問題是，普京對俄羅斯的了解，西方這些領導人有幾個能夠比得上他的？

當那位美國朋友聽我說中國不會出現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而說出了“普京”的名字時，他顯然有些失望，過了一會，他邊嘆息邊對我說：“普京可不太受歡迎啊……”我說，那是你們西方人的角度和立場，在俄羅斯，他顯然比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更受歡迎啊。美國朋友又盯著我追問了一句：你喜歡普京？我立即答道：我們不是在談我是否喜歡普京，我們在談現實問題與俄國的現狀。

當然，我承認，蘇聯曾經也營造了整個國民都生活得很幸福，舉國上下都沉浸在追逐共產主義的夢想之中，民眾對哪怕上臺后只干了幾個月就老死的領導人的支持率也居高不下，后來還是在一夜之間“改弦易轍”了。普京這種近似獨裁的“強人治國”看似解決了葉利欽留下的、也是新興民主國家普遍遭遇的缺乏秩序、政令不暢、貪污腐敗、貧富差距拉大等等問題，可在人權與價值理念上的倒退，恐怕得遲早付出代價，就像中國那句網絡流行語所說：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

俄國的問題還在于，普京只不過是一位強人，他組建的那個黨，也幾乎只有他一人，這使得他的“強人政治”具有鮮明的個人特色。對于普京來講，只要活一天，就牢牢抓住權力一天，目前看來似乎應該不難，可對于一個政治家，尤其是一位有野心的政治家來說，這顯然是不夠的。

普京能否在俄國經歷了葉利欽成功完成民主轉型的十年之痛后，根據國情與民情暫時倒退到“威權時代”，開啟強人政治下的有序的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最終條件成熟時，水到渠成，經濟發展與民主建設，民生與民主，個人自由與政治自由齊頭并進、兩不誤？

目前來看，俄羅斯的前途好像就系于普京的一念之間：他可以在接下來的十年里緊握權力不放，維護國家穩定、維系大國地位，發展經濟，還權于民，一步一步開啟民主多元、自由法治的新時代，讓自己不但成為俄國歷史上的強人，而且成為當之無愧的偉人呢？！當然，他也可以把抓緊權力作為唯一的人生目標，權不為民所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最終在俄羅斯歷史上留下一個近似“強盜”的強人形象？

佷顯然，前者是俄羅斯之福，后者出現的話，俄羅斯勢必難逃一劫！

楊恒均 2014.7.8

楊恒均 2015-08-23 08:5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