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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爾迷霧

作者 | 陳嘉映

熱鬧和平淡，都是表面文章，有的人履歷豐富，總是在熱熱鬧鬧的中心生活，思想性情卻一概淺薄。有的人過著平淡無奇的生活，思想卻氣象萬千，性情卻深厚豐滿。思想家，尤其是德國思想家，多屬于后一種，這一點人所周知。海德格爾是個德國教授，上學、畢業、教書、寫作，沒什么熱鬧事兒。寫他的傳記，本來只能是一部思想傳記，即使有一兩次婚外戀，一兩次政治參與，一筆帶過也就行了。黑格爾和哪個女人悄悄廝混了一通，還生了個孩子，他為法國大革命歡欣鼓舞，跟幾個同學熱情洋溢地種了棵自由樹，傳記作者都是點到為止而已。可事有湊巧，海德格爾偷情，愛上的偏是后來名滿天下的漢娜·阿倫特，海德格爾參與政治，攪進的偏是后來萬劫不復的納粹運動。

▲漢娜·阿倫特（左） 馬丁·海德格爾（右）

海德格爾和阿倫特的戀情，根據原始材料系統介紹的，到現在為止，只有愛丁格（Elzbieta Ettinger）教授的《漢娜·阿倫特和馬丁·海德格爾》一本。后來的海德格爾傳記，涉及此事，主要都依賴此書。愛丁格立場鮮明，愛護阿倫特，譴責海德格爾。除了少數幾個時代，像維多利亞時代和我們自己的六七十年代，人們對婚外戀并不那么大驚小怪，不見得會單由于海德格爾有這一場婚外戀來指責他。但愛丁格這本書還是對海德格爾大大不利，歸結下來是兩點，一是在愛丁格筆下，18歲的阿倫特一派天真，后來也一直坦蕩真率，而海德格爾這個戀人從頭至尾既自私又霸道，而且心計過深，二是作者以這場戀情為主線，捎帶手描繪了海德格爾的納粹牽連，描繪了他與亞斯貝爾斯的痛苦的友情。亞斯貝爾斯是公認的賢人，不消說，這場友情的痛苦，罪責只在海德格爾這一邊。

愛丁格的立場，并非人人贊同。薩弗蘭斯基小有微詞：“很遺憾其中（這本書中）包括了過于冗長的道德評論”。（薩弗蘭斯基，《海德格爾傳》，靳希平譯，商務印書館，1999，第189頁。以下簡稱“薩弗蘭斯基”。）張祥龍君評論說：“愛丁格…同情完全投入感情但軟弱可欺的阿倫特，譴責雖然有浪漫熱情但總是老謀深算地主宰兩人關系的海德格爾”。（張祥龍，《海德格爾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137頁。以下簡稱“張祥龍”。）張祥龍轉述這個故事的時候，把原材料中不利于海德格爾的證據刪除殆盡，就連上面引用的那句話，海德格爾式的或擴大而言德國式的“浪漫熱情”，在愛丁格筆下原來也貶義多于褒義。

愛丁格的評價的確很強烈，但據此不能斷言這部書不夠客觀公允，客觀公允原不等于四平八穩，不等于回避道德評價。雖然絕大多數的道德學說，我讀來都像無稽之談，但我相信那只是理論家不知道如何從理論上來闡述道德問題，并不是因為人生中原無“道德”二字。議論人事，經意不經意間，難得不帶出道德品評，薩弗蘭斯基自己何嘗能幸免。若說愛丁格的角度淺俗，我倒是從另一面來想，以阿倫特的靈性識見，先后經了多少事，見了多少人，竟從十八歲深愛海德格爾直至一生的結束，只說這位偉大的女性心里始終另藏著一個愚蠢的小女人，恐怕難讓人信服。我讀到崔衛平女士剛剛寫就的一篇文章，從兩個人的靈性深處來理解這場持續了半個世紀的戀情，其高明和透徹，實遠在愛丁格之上。歷史的闡釋，包括人生的闡釋，從來不單單依賴資料占有得詳盡，洞悉人情事理，經常更為重要。

海德格爾的納粹牽連，已公開出版的資料豐富得多。盟軍占領德國之后，就把海德格爾的納粹牽連當成一件大事來處理，當時就搜集了很多有關材料。后來，海德格爾在世界范圍內名聲越來越響，學界把海德格爾的納粹牽作成了一項公案，抨擊海德格爾的自然要搜集于他不利的證據，為他辯護的則要細細梳理這些證據，同時搜集于他有利的證據。近年來系統述論此案的，首推法里亞斯的《海德格爾與納粹》（1987年法文版，1989年英文版）和奧特的《馬丁·海德格爾》（1988年德文版）。其它著作中談及此事的，其它報刊雜志上的挖掘、譴責、辯護，更是不計其數。上面提到的兩本書都還沒有譯為中文，但中文讀者也可以讀到不少材料了。張祥龍的《海德格爾傳》辟出兩章論述“海德格爾的納粹問題”。薩弗蘭斯基的《海德格爾傳》所提供的材料更為詳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開放時代》雜志曾連續刊文討論海德格爾的“納粹牽連”，其中張汝倫君的“海德格爾：在哲學和政治之間”（《開放時代》，總第125期）尤具新意。他對哲學和政治的關系這個大題目有系統的思考，所以在分析海德格爾的納粹牽連時能提供一種言之成理且有啟發意義的解釋。由于海德格爾的大部分手稿信件還封存在文庫里，我們還可以期望有更多的資料出現，但我相信，要理解這件事情，更多依賴于對歷史和人性的透視，而非依賴更多的原始資料。

▲陳嘉映，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著名哲學家

我1987年寫《海德格爾哲學概論》（北京三聯，1995年）的時候，就讀了一些關于納粹牽連的材料，作了一些思考，后來又陸陸續續讀到一些新材料，也在不斷思考。但我得承認，我對這件事情沒有形成系統的結論。這里只就幾個主要之點談談自己的零星看法，多數看法所據的理由，前人已經說過，不再詳述，個別處有點自己的感觸，就多寫兩筆。

海德格爾的思想體系是否導向納粹思想？如果這樣籠統地提出問題，我的回答斷然是“否”。我以為，雖然海德格爾思想和納粹思想有很多相容的、甚至相同的東西，兩者的總體趣向是不同的。在簡單的體系之間，相同之處越多，體系就越接近。在復雜的體系之間就不能只靠指出相同之點來論證它們的相近。但是，海德格爾思想體系中的確較少直接抵制納粹思想的內容，沒太多東西攔著他去支持納粹思想，如果拿大致同時代的哈耶克的思想體系等等作為參照，這一點就格外明顯。這絕不是說，海德格爾的思想體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就一定不如哈耶克——那是另外一個問題。話說到這里，我們就得進一步討論思想體系和政治行為之間究竟是怎樣一種關系。我不相信那是一種直接的因果關系。具體而言，我們就得討論納粹的早期思想和后來的納粹罪行之間的關系。我們很少在真理的層面上認真開展這個話題，這樣的話題一般被戰勝國的意識形態統治著（馬克思主義和斯大林的恐怖統治是什么關系？毛澤東思想和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關系要緊密得多，但也不是緊密得無法區分）。

海德格爾是否真心支持納粹運動？我認為他有不長的一段時間熱烈支持。上面說到，海德格爾思想中原沒有多少抵制納粹思想的資源，而另一方面，他對實際政治的感覺并不見得特別出色，所以他像其他多數德國人一樣支持納粹也原無足奇。不過，他不只是隨波逐流，他有自己的一套主張，另一方面，納粹運動向惡性發展，結果，他比大多數德國人更早地開始疏遠納粹運動。

海德格爾是被迫當上校長的嗎？我覺得海德格爾在這件事情上既有幾分主動也有幾分被動，就是說，比他后來所愿承認的要更為主動。從海德格爾那個時期的抱負看，這是很正常的。他不僅想當校長，而且他的熱心要比這個高遠不少。比起英美教授，德國教授比較容易萌生帝王師的念頭，雖然比不上我們中國文人的野心。這從各個國家的政治傳統很容易得到解釋。不過，一方面，海德格爾這段時間有相當的雄心，想在實際政治領域中有所作為，但另一方面，他的主情仍然留在純思想方面。這限制了他的政治熱情。他絕不是非當校長不可，更談不上謀求這個職位。在我們后世的旁觀者來看，他在純思想領域里如魚得水，在實際政治活動中卻蠢笨無能，這一點他想必很快就有了自知。他十個月就辭去校長職務，該是多種因素會同的結果，也包括有點被迫無奈，不一定全像他說的那樣，只是要和納粹分道揚鑣。

誰要是從一開始就洞見了納粹的本質，我說他目光如炬，哪個德國人從一開始就抵制納粹運動，我說他孤膽英雄，但一開始支持納粹，沒什么說不過去的，懷抱改造大學（大學不該改造嗎？）振興民族（直到今天，我們中間有幾個“世界主義者”？）的熱望，去當個校長，更算不上什么罪過。要緊的倒是，海德格爾在參與納粹運動的這段時間里，特別是在掌握校長權力的這十個月里，都干了些什么。檢索已經羅列出來的事實，我想答案相當清楚：他作了一些惡劣的事，也作了一些保護受害者的事，就像多數處在那種時期那個地位上的人所作的那樣。

海德格爾是不是反猶？我認為海德格爾的思想體系不包含反猶的內容，也推不出反猶的結論。從海德格爾和猶太同事、猶太學生的整體交往看，他也不是個持反猶立場的人。但是他在熱烈擁護納粹運動的不長的一個時期，看來是受到了反猶思想的影響，多多少少對之有所認同。海德格爾是個大思想家，會有人猜想他不應該輕易受思潮的影響，所以對他的一些反猶言論，應當深挖思想根源。一個人若配得上稱為“思想家”，當然不可能輕易受思潮影響，但是，即使偉大的思想家，在很多方面的思考也和普通人差不多，沒有深穩的定見，容易受人影響。海德格爾并不例外。倒是他經常過分強調了自己是個思想家，無論什么事情，要么閉口不談，凡發言就無比深思熟慮雄深有定的樣子，誤導人們以為他真的沒有任何見解是隨大流而來的。真要說海德格爾那些反猶言論的思想根源，我想仍然可以反過來看：他不是一個現代較為常見的反種族主義思想家，在他的思想體系里沒什么東西攔著他受反猶主義的影響。我們經常注重哪種思想會導致哪種思想，但相反的一方面也極為重要，就是說，在你無知、軟弱、模糊的方面，你比較容易為哪一類思潮開閘放水？

▲馬丁·海德格爾，德國哲學家，20世紀存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

海德格爾是不是惡待猶太人？有幾個事例擺在那里，有一兩件可謂相當惡劣。但也有相反的事例擺在那里。如果不是硬要從反猶主義來看，這些“相互矛盾的事實”就不那么矛盾了。我們應該只作好事不作壞事，不過事實上我們都作過一些好事也作過一些壞事，這沒有什么太理解不了的。海德格爾并非對猶太同事和學生只作過不良之事，他對之作過不良之事的也不都是猶太人，從這些事例，實在得不出海德格爾系統反猶的結論。他對胡塞爾的不滿、不厚道、首鼠兩端，早就開始了。他在納粹期間漸漸斷絕了和亞斯貝爾斯的來往，而亞斯貝爾斯的太太是猶太人。即使不說這是巧合，也不難理解：倒運的人家總是門庭冷落的，倒不一定是別人恨你、蔑視你、反對你。當然，天下也有臨危相濟的義士，看你倒楣，偏來登門拜訪。海德格爾不是俠義之士，一生沒有過什么義舉。

在反猶這個方面，海德格爾最惡劣的一件事情大概是：他建議納粹教師同盟不要接受年輕教師包姆加騰的入會申請，這份建議書里列舉的一個緣由是包姆加騰“與猶太人法朗克爾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即使這個事例也不是海德格爾反猶的鐵證，因為他可能只是利用了反猶的時勢來說服別人。不過，這樣從“策略”上理解這件事（張祥龍，第244頁）絲毫不能讓人減少惡感，因為我不敢斷定趁火打劫一定比明火執仗較少可恨。

如果我們一定要上綱上線，在海德格爾思想體系是否和納粹同道、他是否一貫反猶這樣的高度上解釋海德格爾的言行，好多事情反而越解釋越糊涂了，這些事情揆之人情事理，多數并不是很難理解。的確，討論此事的多數論者，在我的印象中，并不認為海德格爾卷入納粹運動的那段時期言行格外惡劣，還經常由于覺得他在實際政治上相當幼稚而表示原諒，人們無法原諒的，是他后來為自己曲為辯解，從不曾痛痛快快為自己的劣跡道歉，而尤不可原諒的，是他從未譴責過納粹的罪行。

研究者早經指出，海德格爾后來的辯解有些是不誠實的，與事實不符。有些辯解，我覺得還挺有道理的，例如他說到：“我不明白為什么和當時納粹黨的教育部長談一席話就該受到指責，而所有外國政府卻正忙著承認希特勒并給他以國際通行的禮遇呢。”[1]孫周興君引用了這段文字后評注說：“他的這類抱怨和辯解卻是十分乏力的”。（《開放時代》，總122期，第89頁。）我不知道他是從哪個方向上這樣想。我倒覺得海德格爾的這一反問成立。固然，外國政府有無可避免的實際政治方面的考慮，而海德格爾本來不一定要卷入實際政治，但生活在納粹德國里面的人，身不由己之勢恐怕更甚于外國政府呢。

海德格爾后來該不該為他的納粹牽連道歉？我想，他參與納粹運動之可以獲得諒解，是因為他在政治上不過是個普通的德國人，那么，他就應該像一個普通的德國人一樣，為德國在納粹時期犯下的滔天罪行感到內疚，為此道歉，用不著端出諱莫如深的思想家模樣。不過，戰后的輿論一邊倒，整個世界都在鞭撻法西斯德國和日本，加入這一譴責的行列也許在海德格爾看來既沒必要也沒資格。他在思想深處憎恨世界的技術化，在《形而上學導論》中，他把美國、蘇聯等量齊觀，希望是在德國，后來他不會再把納粹德國當作楷模，但并不曾改變對美蘇的看法。在這種情況下他跳出來譴責德國，也許更像昆德拉意義上的“媚俗”而已，不可能拿出什么真識卓見。究竟道歉更需要勇氣還是不道歉更需要勇氣，我無法判斷，總的感覺是道歉是對的，雖然比較容易。

但是，在這“可恥的沉默”后面，的確有一種東西讓人不安，甚至讓人氣憤，那就是思想家在普通人的層面上也把自己是個思想家太當回事兒了。海德格爾說道：“農田耕作現在已經成了摩托化了的食品工業了，本質上同尸體和毒氣室的生產一樣。”（薩弗蘭斯基，第552頁）你不譴責納粹也罷了，幾乎唯一一次旁敲側擊地涉及納粹罪行，竟以這樣的形式出現，讓人不堪忍受。我們不能因為遷就常識就不讓人往深處思想，但若深思到的本質竟和我們的所有基本感性作對，我倒覺得不深思到本質也罷。海德格爾在理論上突出人或此在的有限性，可說是一項貢獻，但作此思想的人也必須把自己保持在有限的視野之中，清醒地意識到思想的有限性。在上帝眼里，速凍食品生產線和毒氣室是不是一樣，一切的一切是不是都一樣，我無從揣測，但在超市里買黃瓜的人和在毒氣室里掙扎的人，不會覺得這兩件事情是一樣的。

講起海德格爾這個人，我常懷有矛盾的心情。為他寫傳的薩弗蘭斯基何嘗不是？海德格爾的好友雅斯貝爾斯不也是一直懷有這樣矛盾的心情嗎？阿倫特深愛海德格爾，但說起自己對海德格爾的態度時也承認：“人并不是前后一致的，反正我不是”。海德格爾的思想和處世委實復雜。他始終保持著農民的質樸，抑或不時施展著農民的狡猾？我們會說，人性是復雜的，人都有兩個方面。這話等于什么都沒說，我們想理解一件事，理解一個人，理解世界，這總意味著我們嘗試看出散漫而矛盾的現象是怎樣聯系在一起的。無論解構主義怎樣流行，理解之要求統一這一本性無法改變，哪怕是通過解構的方式。海德格爾自己曾說：“在生存論上恰當的良知闡釋并不保證在生存上對（良知）呼聲的理解”[2]。事實的確是這樣，但這只開了一個頭，我們下面要問的是：如果理論不能保證更正當的生存，它是否有助于更正當的生存？如果不能，理論是干什么的呢？據說，“他的癖好是提問，不是回答”，提問就是思想的虔誠。但我們身為大自然的學生，我們不是更該通過回答來提問嗎？提問可以是虔敬，也可以是驕狂。只要我們不假裝手握最終的答案，回答不是一種更虔誠的思考嗎？

如今，斯人已逝，他的思想已經成了人類共同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那么，我們為什么總是糾纏在他生平里的二三事，來破壞他這個人的形象，甚至在他的思想遺產上鋪上懷疑的暗霧？當然，我們關心名人的生活。不過，關心政治家思想家的生活和關心歌星影星的生活不太一樣，我們不只是出于對名人的好奇。政治家指揮我們，思想家指導我們，難道他們的個人行為和我們沒有關系嗎？前幾年出版的《知識分子》一書，新來有了中譯本，作者的選材和議論，大有偏頗，但其中提出的基本問題，并不因此作廢。平庸的人格真會煥發真知灼見嗎？那些感動過無數善良心智的大師真會是一些卑劣的人嗎？抽象說，真善美難道能各行其道互不相干？這是困擾我的疑問，我知道也困擾著不少別人。下一句“文人無行”的斷語絲毫不能澄清這種困惑。至于“為賢者隱”，把不利于大人物的材料都掩起來，那是中宣部的本職工作，不是思想者應當效仿的。只因為我們面對的是紛紛雜雜的世界，我們才需要思考，才需要理解。

海德格爾在一次亞里士多德課程上，開講之始說：“亞里士多德出生，工作，死掉”，接著他整個學期討論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再沒有談到亞里士多德這個人。他也許會愿望人家這樣談起他和他的哲學。有兩種閱讀理論，或干脆就有兩種讀書法。一種把什么作品都還原為時代的呼聲，或個人心理的或直或曲的表露，讀作品就像弗洛伊德讀夢似的。另一種閱讀理論主張眼光不得越出文本，時代背景等等都不相干，更別提作者的私生活了。考諸實際，這兩種讀書法卻不是并列的，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從一種轉向另外一種。離我們近的，我們就免不了會關心一本書的作者是個什么樣的人，就像是把作者連同他的作品一起閱讀。離開遠了，作品本身漸漸占據了整個視野。我們現在說起亞里士多德和莊子，對他曾經支持哪個政權反對哪個政權，對他曾怎樣對待一個年輕情人，所知甚少，而且興趣不大。他們的著述，就彷佛漸漸離脫了肉身的枷鎖，成為純精神的存在。說得更切實，他們的著作越來越多聯系于后世的注釋，越來越少聯系于著者的生活。

海德格爾終其一生力求闡明“疏朗之境”（Lichtung），但他的思想處世在我看一直糾纏不清，唯在其晚年，他似乎進入了這種疏朗之境。思想家大概需要暮年，那些曾促生蓬勃思想的沖動漸漸平息，木落天高，于是思想的純形式清清朗朗地呈現了。這種疏朗之境不是人生的整個真義，但若無此境，人生就太蕪雜太瑣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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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思享會 陳嘉映 2015-08-23 08:5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