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度觀察清末民初精神脈絡  >>>

簡體     傳統

導演: 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

編劇: 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 / Andrea Barbato

主演: Giuseppe Rinaldi

類型: 紀錄片

制片國家/地區: 意大利

語言: 意大利語 / 中文

上映日期: 1972-12-26(美國) / 1973-01-24(意大利) / 2004-11-25(北京電影學院)

片長: 207 分鐘

又名: China

這部拍攝于中國文革時期的紀錄片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導演在北京對一些場景的捕捉，有著名的天安門廣場、長城、故宮、王府井，有中國政府安排的參加小學可見課間活動、醫院的針灸生產、工廠的工人家庭生活、生產合作社的狀況等。

第二部分是導演被安排去河南林縣參觀紅旗渠、集體農莊，古城蘇州和南京，但他卻將大量的篇幅放在了隨意觀察的中國人的面孔上。

第三部分是導演對上海的短暫觀察，從街景到中國共產黨誕生地，從新建的居民樓到殖民地時期的滾地龍，從茶館到大工廠，從外灘到黃浦江上的船戶，相對客觀地反映了當時上海民眾的生活。

安東尼奧尼談《中國》

我一直有一個想法，便是記錄現實中的不斷變化的人民中國。但想了解中國，也許需要在中國住上很長一段時間。有一位著名的漢學家在一次討論中指出，如果誰在中國度過了一個月，他能寫一本書；幾個月后只能寫幾頁，幾年之后則什么都不寫了。這是一個俏皮話，但證實了收集那個國家深層的真實是多么地困難。

那個遼闊的國家對于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們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標記，“中國的誘惑”就象馬爾羅筆下的人物LingW.Y曾是一個“西方的誘惑”一樣。那個有著偉大的革命和政治運動的國家，被稱之為“中國”。我們還習慣用這個詞形容經常碰到的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

去之前，我腦子里關于中國的概念，都來源于新近出版的書里，關于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思想的辯論。我想象的影像，多如童話：黃色的河流、藍色的沙漠；產鹽的地方用鹽蓋的房子和鋪成的路，一切都是白色的；沙漠、動物背脊般的山巒，農民身著童話般的衣服。這個想象中的中國，我沒有遇到太多。當飛機在一個有冷風的晚上到達北京時：我們面前是巨大的四方形隊伍，男孩女孩在機場的燈光下跳著唱著，歡迎一位索馬里元首，恍似童話。童話般的還有河南的農民，在中國中部，穿著白衣或黑衣。我看到的中國與我們是如此地不同，但也是如此地具體和現代，那些生動的面孔直侵銀幕。

影片的名字叫“中國”，但這并不是關于中國這個國家的電影，而是關于中國人的電影。我記得，在與我的東道主討論拍攝計劃的第一天，我問他們，在他們看來，什么才是最明顯地象征革命后中國的變化的?“人”，他們回答道。在這方面，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我關注的主要是人，超過關注他們的成就和風景。今天中國的社會政治結構也許是種不可模仿的模式，但人民是讓我最為感動的。那么，在中國人身上，到底有什么東西打動了我?是他們的單純，他們的誠實和他們之間的互相尊重。

我對中國的第一印象是十幾個穿藍衣服的工人，他們頭上戴著紅帽子，在羅湖口岸正從一個車廂往外卸貨。

藍色不是搬運工的制服，而是一種中國人衣著的主要顏色。在中國不存在搬運工，旅行中每一個人都要拿自己的行李。藍色、綠色、灰色和少量的米色是他們衣服的主色調。

人們的外套是軍服式樣，但通常穿時都開著領子。一個西方裁縫會說“那些尺寸太肥了，沒有穿好”。幾乎所有的服裝都做得很嚴肅，但是在鄉村，款式則更居家，目的是為了節省200里拉的制作費用。

到了鄉村，眼里的顏色也改變了。人們用很多粗棉布染成黑色做成衣服，多數為老年人穿著。款式更老舊，外套上扣子的位置有盤扣，褲子在底部更緊，不蓋著腳踝。婦女穿著的高領襯衫在一側扣扣子。但按照西方的品位，應該說相對于城里，農民的服裝還更漂亮。

在中國，每天早晨，從5:30到7:30，馬路便會染上一片藍色，成千上萬的藍衣人騎車上班，川流不息的自行車隊占據了整條大街，整個城市。那種感覺就像是八億藍色中國人從我們的眼前走過。

在南京時，有一天我去郵局發電報，他們給了我一張老樣子的單子，比我們的電報單大許多，因為他們書寫漢字需要更大的空間。我開始寫意大利語，過會兒我感覺到有東西壓在右臂上，妨礙了我寫字。我抬起頭，發現小群人圍在我身邊，大多數是孩子。中國的孩子特別可愛，需要專門的文章來描述。這些人一個攀在另 個的身上，趴在桌子上，頭包圍了表格，鼻子離我的筆僅三只手指的距離，就是為了就近地看明白我怎么寫西方字母。我不知道該怎樣描述他們眼睛中的驚訝。中國孩子們的，甚至也包括大人們的眼睛，總是充滿了驚奇，就像剛出生的孩子開始學著看東西樣。

郵局工作人員用缺乏自信的英語問我電報的目的地。“意大利”，我答道。她不懂，我給她寫在了紙上。她看了 眼，然后邊笑邊跑向另一個房間。通過玻璃門，我看見她拿著我的紙條向她的同事咨詢，所有的人都走到掛有地圖的墻前，開始在圖上尋找，并終于發現了意大利。一個人用手指著那個地方，所有的人都笑了起來：這個國家那么小，幾乎都看不見……

一般來說，我們想不到工作中也會找到樂趣。如果說有一個地方可以證實這種樂趣，那就是中國。男女工人們下班后，并不是跑回家，而是留在工廠的院子中，圍成一圈坐下來，討論工作中的問題。這是在中國常見的場面。從另一方面來說，他們是工廠的主人，很顯然，他們每個人都意識得到這一點。

有一次，我看到這種場面，并把它拍了下來。這不是經過安排的場面，所有我在中國拍的東西都不是我特意安排的。任何看電影的人都會注意到，那些討論和閱讀報紙人們的臉上不是完成任務的態度，而是真實的、誠懇的，混合著樂趣的興趣。

在觀察他們勞動的時候，我注意到每個人都接受分配給他們的工作，即使這份工作很辛苦，他們也平靜地接受，認為是在做對集體有益的事情。這是在今日中國人身上扎了根的感情。在我逗留中國的很短時間里(一個月多一點)，我沒發現這種感情與個人之間的沖突。

記得有次在蘇州時，我想拍攝一個婚禮。翻譯告訴我在那幾天里沒有人結婚。我說：“只要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我們就能虛構出一個婚禮的場面。”翻譯又重復說那幾天里蘇州沒有人結婚，我只得說明只要他們假裝結婚就能拍。但翻譯得出的結論是，如果他們不結婚，卻要假裝結婚，那是不對的。

這樣，在影片中就沒有了中國婚禮的場面，也沒有任何用舞臺標準設計的場面。但我記得這個小小的故事，因為它很典型地代表了中國人對于現實有種很實在具體的、看得見的想法。

在蘇州時，我想錄段女人的聲音作為背景音響：問好、打招呼、聊天。我把這想法告訴了 個陪同，他是個非常有禮貌和有工作效率的人，說一口完美的英語，叫Sing。一天晚上我們一起去找一個安靜的能錄音的地方。最后找到了一個院子，四周有三四層高的小樓房，很多亮著燈的窗口，還有廣播聲。我們讓所有的人都關掉收音機，幾分鐘后，一片寧靜降落在了院子中。

那4個婦女不是演員而是家庭主婦。她們看上去非常靈巧，而且很想幫上忙。她們已經知道我想要什么。我設計了聲音方案，做了安排，隨后我們就開始了。第一次試錄沒讓我滿意，但我沒勇氣說出來。幾分鐘里，我只能顧左右而言他。偶然我抬起頭，看見貼著窗戶看我們的人們的逆光的剪影，突然之間，我意識到這個情況是如此荒謬，讓人感到渾身不自在。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導過法語和英語的片子，甚至導過一個土耳其海員，但我從未感到不舒服。但導演一種語言，它沒有一個字，一個發音和一個音調與我們的語言相同，這除了荒謬之外，還令人泄氣。我看著我的音響師，他正忙著鼓搗他的設備；我看著我的翻譯，他還是一如既往地微笑；我看著那些婦女，告訴她們做得挺好，她們看上去相當高興。其實，為了聽我的話去表演，這4位婦女顯得過于夸張，失去了自然性，就像那些老資格的演員，說話時總拉長了聲調。

河南是一個幾乎處于中國正中部的省份，它因人工灌溉系統而著名。人工灌溉系統是采用人海戰術用雙手建成的，因而這里成為全國土地最肥沃的地區之一。坐火車去的途中可以看到漂亮甜美的農村，閃光的稻田。這里沒有一個地方不種植糧食。

我們下榻的城市叫林縣，一個活躍、勤勞的小城，和北方城市中封閉式的院落生活不同，林縣的生活則是露天的，有點像我們的南方。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坐在一塊石頭上，與身旁的人和過客聊天，周圍是一大群在玩耍的孩子，比關在一個房間里有趣。

林縣有一種地方性的、略微老舊的氛圍，讓人感覺很舒服。極少外國人到過這里，附近村莊的人可能從未見過外國人。

我們扛著攝影機進入了這個村莊，步行了一段路。我不知道我們拍攝的場面是否足以揭示這段行走帶給我們的徹底的震驚。慌張的村民看到我們馬上逃離，然后又三五成群地回頭看我們。還有人藏在自家的門后看我們，露出半掩的臉，或昏暗的房間中的眼睛。一般來說在中國，人群對經過的西方人都會鼓掌。而在這里，他們驚呆了，甚至不敢靠近我們。

回國后，有人問我，中國當局是否限制了我活動的自由，有沒有強迫我拍符合他們宣傳模式的現實。一位記者注意到，影片中“在安排好的場景里中國人總是微笑著。”是的，但不總是。我不相信一部紀錄片如果沒有“擺拍”的場景，就更接近現實。幼兒園的孩子們唱歌是為了“表演”，這是很明顯的。中國人想表達的他們自己的形象，并不是脫離國家現實的影像。當他們給我展示五斗柜上的毛主席像和著作時，并不担心如果在西方這會被指責為個人崇拜。這是宣傳，但不是一個謊言。毛澤東的名字偶爾被他們說出并帶著崇敬。莫拉維亞說得很對，這是一種現代形式的崇拜。對于中國人來說中國的歷史是由毛澤東開始的。“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是毛澤東的詩句。

也許還該說說我和中國官僚的關系。旅行中的一些事情留在幕后，沒有成為電影里的影像。駐羅馬的中國使館告訴我們應該提出一個旅行線路。于是在北京我們第一次和中國電視臺的官員會面時，我們展示了一張已標注著一段行程的中國地圖，那是我們想象中應有的旅行，是一個理想的旅行線路。但是要走遍這些地方得再申請6個月。出于這個原因，中國人否決了它。但我認為并不是真正的原因。他們給了我們已經確定好了的旅行線路，與我們的完全不同。我們討論了三天。三天里，我們被關在賓館的一個房間里，坐在靠墻的沙發上，前面茶幾上的茶杯，一個女孩過來過去不停地注滿它們。房間中間是空的，巨大的空間讓人不自在，仿佛分隔中國和意大利的那一萬公里全部集中在那兒。外面是北京，是中國，我有狂熱的好奇想去看它，但是我必須呆在這兒進行場使人疲乏的爭論。

之后我回憶那些官員的面孔，他們突然的大笑、奇怪的反應和激動的方式，以及那迷宮般的詞語和有時一本正經的樣子讓我感到迷惑。街道上的“中國人”更為“中國”，在外面等待著我。

這場戰爭是艱難但有禮貌的，沒有勝利者也沒有失敗者，只是得出一個妥協。我在中國拍攝的影片正是這個妥協的產物。在妥協允許的范圍內，我更加堅持我的眼光和選擇，我相信影片就是這種執著的結果。總之，影片是與時間，也是和他們的官僚打交道的結果。“官僚”一詞也許并不合適，因為它讓人想到個卡夫卡式的官僚金字塔和不盡的等待、苦惱，讓人想到從高層和遠處傳來的命令。但就我的經驗來說，中國的官僚不太像“皇帝的圣旨”。在上海時，有 天我想換一下平時的角度，去江對面看看那條穿越城市的河流——黃浦江。我好不容易說服了一個陪同，讓他帶我們到對岸。到達后，我才明白他為什么那么遲疑。河的對岸被一大片廠區占據，要看江就不得不穿過其中的一個工廠。而這必須向工廠的革命委員會請求許可。委員會當時在場的只有副主任，一個不到三十歲的粗壯漢子，面孔堅定，眼睛又細又冷。“電影?拍攝?”他一邊說邊微笑。同時這片昏暗的建筑物迫近我們，似乎也看著我們。“不，不行……”他說。我的陪同向他解釋我們是意大利電視臺的，從北京來。我以為有來自北京的、即政府的批文就足夠了，很不明白為什么我的陪同不以此為理由讓對方讓步。但這對他們來說這不成理由。在中國那樣的社會，此時唯一有決定權的就是這個年輕人，而我的陪同所能做的，就是尊重他的權威和責任。但我相信他的權威并不是寫在什么書面的文件中，或是由什么法律決定的。

千年來，中國曾擁有人類史上最高層次的文化之一。但一直以來，他們的司法原則、成文的法律和相應的官員卻少而又少，代替法律的是倫理道德和生活的智慧。我覺得這在今天仍然構成了中國現實的一個特殊的方面。當然毛澤東決不是孔子，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都是對孔子學說的決裂。為了表明這種決裂，他們盡其全力來加快發展，使十億人民成為世界舞臺上的主角。但是，毛澤東其實也是個倫理大師。我真的感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并不是服從書面的法律，而是由 種什么是對、什么是錯的常識來制約的，由此產生了一種最大程度的簡單，人的關系達到了最大的平和。

中國的每個居民區都有它的維持秩序的代表，幾乎全是婦女。如果發生什么事，這些婦女就會馬上冒出來，有效地維持秩序。她們得到尊重和聽從，她們代表了權力，但采用的是低調的方式。這種低調的權力形象可能掩藏著一種與我們完全不同的現實，所以這種形象非常重要，我認為它能幫助我們認識中國。

在多年投身電影之后，我還是相信，形象是有寓意的。

摘自《DV@時代》2007年9期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5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