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國與吾民第一章中國人民

簡體傳統

   一、南方與北方

    婦女天生穩健之本能高于男子,而中國人之穩健性高于任何民族。中國人解釋宇宙之神秘,大部依賴其直覺,此同樣之直覺或“第六感覺”,使許多婦女深信某一事物之所以然,由某某故。最后,中國人之邏輯是高度的屬“人”的,有似婦女之邏輯……

    一、南方與北方

    研究任何一時代的文學或任何一時代的歷史,其最終和最高之努力,往往用于覓取對該時代之“人物”的精詳的了解。因為文學創作和歷史事跡之幕后,一定有“人物”,此等人物及其行事畢竟最使吾人感到興趣。當吾人想起馬蔻斯?奧理略(MarcusAurelius)或呂善(Lucian),便知適當羅馬衰落時期。又或想起佛朗古?維龍(FranCoisVillon)便知適當中古世紀。想起一個時代的重要人物,馬上感覺到那個時代很熟悉,也很明了。像“十八世紀”那樣的名稱,還不如稱為“約翰遜時代”來得有意義。因為只稍提醒約翰遜的一生行事:他所常出入的倫敦四法學院怎樣,他所常與交談的友儕怎樣,整個時代便覺得生動而充實起來了。設使有與約翰遜同時代而文名不足道之一人物,或一普通倫敦市民,其一生行事中也許有同樣足資吾人矜式者,然一普通倫敦市民終不足引起吾人之興趣,因為普通人總歸是普通人。不論普通人喝燒酒也好,呷李普登茶也好,都只算是社會上無足輕重之偶發事件,毫無特色可言,因為他們是普通人。

    倘若為約翰遜,則他的抽煙和時常出入倫敦四法學院,倒也是于歷史上具有重要價值的史料。偉人的精神用一種特具方法反應于當時社會環境而垂其影響于吾人。他們的優越之天才,能影響于他所接觸之事物,亦能接受此等事物之影響。他們受所讀書本之影響,亦受所與交際之婦人的影響。若令較為低能的人物與之易地而處,則不會有甚么特征可以發現。是以在偉人的生命中,生活著整個時代的生命。他們吸收一切所可吸收之事物,而反射以最優美最有力之敏感。

    可是論到研究一整個國家,那普通人民便千萬不容忽略過去。古代希臘的人民,并非個個都是索福喀麗(Sophocle),而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吉利,也不能到處散播培根(Bacon)和莎士比亞(Shakespeare)的種子。談論希臘而只想到索福喀麗、伯里克理斯(Pericles)、阿斯佩細亞(Aspasia)寥寥數人,勢必把雅典民族之真相弄錯。蓋吾人尚須想及索福喀麗的兒子嘗以家務糾紛控訴乃父,更須想及亞理斯多芬(Aristophane)同時代的人物,他們不完全是愛美的,也不完全是追求真理的,而卻是終日狂飲饕餮,唯以醉飽為務。爭辯紛紜,譎變狡猾,唯利是圖,這真是一般普通雅典人民底典型。唯利是圖,詐譎多變之雅典人性格,有助于吾人之了解雅典共和邦所以顛覆之理,適如伯里克理斯與阿斯佩細亞之使吾人了解雅典民族之所以成為偉大。倘個別的加以評價,則他們的價值幾等于零,但倘以集體來觀察,則他們之所影響于國運之力量至為宏大。是以過去的時代,已無法將他們加以改造,至現代國家中,所謂普通人民,固未嘗一日與吾人須臾離也,安得以等閑視之?

    但是誰為普通人民?而普通人民又是怎樣一個形象?所謂“中國人民”,在吾人心中,不過為一籠統的抽象觀念。撇開文化的統一性不講——文化是把中國人民結合為一個民族整體之基本要素。南方中國人民在其脾氣上、體格上、習慣上,大抵異于北方人民,適如歐洲地中海沿岸居民之異于諾爾曼民族。幸而在中國文化之軌跡內,只有省域觀念之存在,而未有種族觀念之抬頭,因而在專制帝政統治下,賡續數世紀之久,得以相安無事。歷史上復遺傳下來一種寶貴的普遍法式——文字,它用至為簡單的方法,解決了中國語言統一上之困難。中國文化之融和性,因能經數世紀之漸進的安靜播植,而同化比較溫順之土著民族。這替中國建立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友愛精神,雖歐洲今日猶求之而不得者。就是口說的語言所顯現之困難,亦不如今日歐洲分歧錯雜之甚。一個歐洲籍人倘旅經西南邊境如云南者,雖略費麻煩,仍可使其意思表達而為人所懂,語言的技巧在中國使其拓植事業逐漸擴展,其大部蓋獲助于書寫之文字,此乃中國統一之顯見的標識。

    此種文化上之同化力,有時令吾人忘卻中國內部尚有種族歧異、血統歧異之存在。仔細觀察,則抽象的“中國人民”意識消逝,而浮現出一種族不同之印象。他們的態度、脾氣,理解各個不同,顯然有痕跡可尋。假使吾們用一個南方籍貫的指揮官來駕馭北方籍貫的軍隊,那時立即可使吾們感覺二者不同性之存在。因為一方面,吾們有北方人民,他們服習于簡單之思想與艱苦之生活,個子結實高大,筋強力壯,性格誠懇而忭急,喜啖大蔥,不辭其臭,愛滑稽,常有天真爛漫之態,他們在各方面是近于蒙古族的;而且比較聚居于上海附近之人民,腦筋來得保守,因之他們對于種族意識之衰頹,如不甚關心者。他們便是河南拳匪,山東大盜,以及篡爭皇位之武人的生產者。此輩供給中國歷代皇朝以不少材料,使中國許多舊小說之描寫戰爭與俠義者均得應用其人物。

    循揚子江而至東南海岸,情景便迥然不同,其人民生活之典型大異。他們習于安逸,文質彬彬,巧作詐偽,智力發達而體格衰退,愛好幽雅韻事,靜而少動。男子則潤澤而矮小,婦女則苗條而纖弱。燕窩蓮子,玉碗金杯,烹調極滋味之美,飲食享豐沃之樂。懋遷有無,則精明伶俐;執戟荷戈,則退縮不前;詩文優美,具天賦之長才;臨敵不斗,呼媽媽而踣仆。當清廷末季,中國方屏息于韃靼民族盤踞之下,挾其詩文美藝渡江而入仕者,固多江南望族之子孫。

    復南下而至廣東,則人民又別具一種風格,那里種族意識之濃郁,顯而易見,其人民飲食不愧為一男子,工作亦不愧為一男子;富事業精神,少掛慮,豪爽好斗,不顧情面,揮金如土,冒險而進取。又有一種奇俗,蓋廣東人猶承受著古代食蛇土民之遺傳性,故嗜食蛇,由此可見廣東人含有古代華南居民“百越”民族之強度混合血胤。至漢口南北,所謂華中部分,居住有狂噪咒罵而好詐之湖北居民,中國向有“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之俗諺,蓋湖北人精明強悍,頗有胡椒之辣,猶不夠刺激,尚須爆之以油,然后煞癮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頭鳥。至湖南人則勇武耐勞苦,湘軍固已聞名全國,蓋為古時楚國戰士之后裔,具有較為可喜之特性。

    因往來貿易而遷徙,與科舉時代應試及第之士子被遣出省服仕之結果,自然而然稍稍促進異種人民之混合,省與省之差異性乃大見緩和,然大體上仍繼續存在著。蓋有一頗堪注意之事實,即北方人長于戰斗,而南方人長于貿易,歷代創業帝王,幾從無出自大江以南者。相傳食米之南人,無福拱登龍座,只有讓那啖饃饃的北方人來享受。實際上除卻一二例外,如唐周二代的創業帝王,出自甘肅東北部,故有土耳族之嫌疑,其余各大皇朝的帝王,蓋莫不起自比較阻塞的山陵地帶,靠近隴海鐵路,此地帶包括東部河南,南部河北,西部山東和北部安徽。這個開業帝王的產生地帶,倘以隴海鐵路為中心點,它的幅徑距離不難測知。漢高祖起于沛縣,即現在之徐州;晉室始祖起于河南;宋室始祖起于南部河北之涿縣;明太祖朱洪武出生于安徽之鳳陽。

    直到如今,除了蔣介石將軍出身于浙江——他的家族譜系尚待考——大半將帥,多出自河北、山東、安徽、河南,也以隴海鐵路為中心點。山東產生了吳佩孚、張宗昌、孫傳芳、盧永祥;河北產生了齊燮元、李景林、張之江、鹿鍾麟;河南產生了袁世凱;安徽產生了馮玉祥,段祺瑞。江蘇不出大將,而產生了幾位出色的旅館侍者。五十年前,中國中部湖南省出了一位曾國藩,這個好像是例外,但是足以證明上述之定律:因為曾國藩是一位第一流學者,同時也是第一等大將,但他既系出生于長江之南,是以為食米者而不是啖饃饃者,從而他的命運注定應為貴顯大臣,而不能為中華民族開創一新的皇朝。因為開創帝業這種工作,需要一種北方典型的粗厲豪放的態度,要具備一種淳樸而令人可愛的無賴漢之特性,要有愛好戰爭,不厭勞動而善于自利的天才——藐視學問與孔教倫理學,直至大局底南面稱皇,那時孔教的尊皇思想始有用于他,然后大模大樣大講其尊孔之道。

    粗暴豪邁之北方,與柔荏馴良之南方——二者之異點,可以從他們的語言音樂與詩歌觀察而得。你可以把陜西的歌曲跟蘇州的歌曲做一對比,立可發覺其絕然不同之差異。一方面陜西歌曲聲調鏗鏘,樂器用擊筑拊嗒板而和歌,音節高而嘹亮,頗類瑞士山中牧歌,歌聲動則回風起舞,似在山巔,似在曠野,似在沙丘。另一方面則有那耽安淫逸之蘇州的低音歌曲,其聲調嗚咽哽嗌,似長嘆息,似久困喘哮病者之呻吟,因其勉強哼噓而成顫抖之音律。即從尋常對話中,亦可以察覺明朗清楚之北平官話,其聲調輕重之轉變分明,令人愉悅;而蘇州婦女之甜蜜柔軟之喋喋瑣語,多圓唇元音,抑揚波動,著其重處不用高朗之發聲,而徒拖長其柔悅婉轉之綴音以殿于句末。二者之差異固甚顯然。

    關于南方與北方語言腔調之不同,曾有一段有趣故事,據說一次有一位北籍軍官,嘗南下檢閱一連蘇籍之軍隊,當這位軍官大聲喝令“開步……走!”的時候,全體士兵屹立不動,屢次喝令,均屬無效,正無法施行其命令之際,其連長系久居蘇州習于蘇俗者,乃稟請軍官準其另自發令,軍官準之,連長乃一反軍官之清楚明朗的“開步……走!”的急促腔調,而出以婉轉誘惑之蘇州口音,“……開……步……走……噯……”果然,全體軍隊應聲而前進了。

    詩歌里面,像這樣歧異的色彩,表現于第四第五第六世紀者,尤為濃厚。當時北部中國初次經韃靼民族之蹂躪,漢人之受有教育者相率渡江而南下。值此時抒情詩方發皇于南朝,而南朝統治階級,頗多為抒情詩能手。民間復通行一種體裁別致之戀情小曲,名為“子夜歌”。把這種熱情的小詩,與北方新興的富有朝氣的質樸詩作一對比,二者情調之歧異是深刻而明朗的。吾們且看那時候南朝歌曲的作風怎樣:

    讀曲歌

    打殺長鳴雞,

    彈去烏臼鳥。

    愿得連瞑不復曙,

    一年都一曉。

    子夜歌

    路澀無人行,

    冒寒往相覓。

    若不信儂時,

    但看雪上跡。

    南宋之際,又有一種韻律長短錯綜之活潑的抒情詩,稱為“詞”。其內容大抵描寫婦女之深閨幽怨,繡闥傷春;或則吟詠黛眉粉頰,素抹濃妝;或則吟詠紅燭朱欄,絲幃錦屏;道相思之苦,熱戀之情。“紅燭自憐無好計,夜寒空替人垂淚”“惜彎淺黛,長長眼”。其幽韻多似此類。人民而習馭于此種戀情詩歌之萎靡情緒,其被發表豪放質樸簡短詩歌情緒之北方民族所征服,固為自然之結果。北方之詩歌蓋直接取自荒涼北方之景色而不加潤色者。下面一首為很好的例子:

    敕勒川,

    陰山下。

    天似穹廬,

    籠蓋四野。

    天蒼蒼,地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看她一首小詩,倒是魔力非凡,相傳一位北朝大將,竟能藉此短短數句之力,于新敗之余,收集余眾,激勵將士,使軍心復振,因能重整旗鼓,殺回戰場。下面又一首小詩,為另一北族將領所作,乃詠其新購之寶刀,其情緒風格,適與南方的戀情詩詞成一對比:

    新買五尺刀,

    懸著中梁柱。

    一日三摩挲,

    劇于十五女。

    另一首則風格音調更見雄壯:

    遙望孟津河,

    楊柳郁婆娑;

    我是胡家兒

    不解漢兒歌。

    健兒須快馬,

    快馬須健兒;

    跋黃塵下,

    然后別雄雌。

    像這樣的詩歌——南北兩方作品的內容與技巧之完全不同——對于吾人今日研究中華民族之構成分子,南北二大血統之異同上,有很大貢獻,值得吾人之玩味。吾人于此更可進而了解何以具有二千年磕頭歷史,習于戶內生活,缺乏普遍運動,而能不追蹤埃及,羅馬,希臘之后塵而退化、而崩潰。然則中國果何以能免此厄運乎?

    二、退化

    退化(Degeneration)這個名詞,常易為人所誤解,因為它的意義只在比較上顯出來,而非是絕對的。自從有了艷麗的化妝品和真空地毯掃除器之發明,現代人類好像專把一個人的清潔程度來判斷他的品行之高下。因之有人覺得狗的文化業已增高,因為它現在每星期洗澡一次,而到了冬天,又穿上腹衣。著者曾聽到幾位富有同情心的友邦人士談起中國農夫的生活,說他們的生活是“非人類的生活”。欲謀救濟,第一步工作,似非把他們的茅舍和用具總消毒一下不可。

    其實人類退化的信號,倒不在乎齷齪。而卻恰恰在乎畏懼齷齪,而且從一個人外表來批評他的體格和品行之健全與否,實在是危險的。徹底說起來,歐洲人生活于溫暖適當的公寓而享用奢華之摩托車,其適宜于生存,遠不如中國農夫之住居低矮而不知消毒之茅舍中。兇惡系天然生存于嬰兒與野人天性中之品性,也不是退化之征象,倒是畏懼痛苦,才真是退化之標識。一條狗倘只知道吠而不會咬,常被牽引遨游于市街,給婦人們當作玩物,這種狗只能算是一條退化之狼。就令具有約克?鄧姆賽(JackDeMpsey)式之勇猛,亦不足在競技場之外自夸人類之光榮,他只能矜傲其工作之力量而享受舒適之生活。就是進化比較高等的幾種動物,他們的身體組織,具備較為敏感而精密之機構,更具有特殊技能與較大之生活力,而且有比較優良之意志,此等動物亦非必盡屬壯健與清潔之動物。體格及品行健全與否之真問題,人類與一般動物無異,乃在于他的工作之能力怎樣,他怎樣善于享樂其生活,并他的怎樣適宜于繼續生存。

    觀夫眼前的自然環境,就很可以明悉數千年來文化生命所生種種效果的明顯痕跡。中國人民業已使其生活適合于其社會的文化的環境,而此環境所需要者,為一種持續的精力,一種抵抗的、消極的力量,因此他已喪失了大部分智力上體力上之進攻和冒險之才能,此種才能本為原始森林中祖先生活之特性。中國人發明炸藥之興致至為幽默,他利用此種發明物來制作爆仗以慶其祖父之生辰,僅此一端,可知中國人之發明力,乃系沿和平之路線而進行著。在美術上工尚精細過于活潑的筆觸,蓋出于活力較弱而性格較為溫和的本性。在哲學上他的愛尚情理過于攻勢的辯論,真可由他的圓頤而輪廓淺平的臉蛋兒見其特征。

    輕視體格上之勇武和活動,并普遍地怠于奮斗生活,密切地影響于體力之退化。城市中之布爾喬亞階級,感受此種影響尤為顯著。這樣的情形,倘遇擁擠于街車中或舉行競技會,彼時歐洲人與中國人比肩而立,則更易觀察。不衛生之生活方式與飲食過量之習慣,說明中國布爾喬亞階級何以多具萎垂之肩膀與無神之目光的外形,歐洲學齡兒童與中國學齡兒童之先天的差異,亦屬很易明了。在運動場上,總可以發現歐洲父親或歐洲母親所生的孩子,他的敏捷、活潑和體力的充盈,一切皆較為優越;而忍耐力和學藝比賽則較為遜色。

    許多住居上海的外國寓公,對于中國友人的冷落生疏的態度,無不詫異。彼等固未知中國人不耐作費力之長談,而于應用外國語言時為尤甚。是以凡中西合伙的伙伴,不論婚姻上或商業上的,輒中道而分離。其故蓋緣于歐洲人之不耐華人迂緩舒徐,而華人則不耐西人之躁急好動。從中國人之眼光觀之,美國爵士樂隊指揮之搖膝顫動,和歐洲人在船舶艙面上帶跳帶跑的大步走路法,簡直可令人笑痛肚皮。

    對于蔣先生和宋先生是稀有的例外,其他中國政治領袖大多不耐刻苦工作,他們的工作態度是不甘效牛馬之任重致遠,而欲享受高等文明人之生活,其人生觀即為不屑“勞形役性以自疲”。故蔣先生宋先生之所以能成為最高領袖,即在其具有較高之堅定本能與耐勞苦之精力,宋先生曩年辭財政部長職時,曾引用中國俗語“力大如牛”以自喻其健康,而并未托詞于任何糖尿癥、肝臟病以至精力交瘁等等,以為辭職之口實。“稱病辭職”固為一般無恥官僚之慣技,中國官吏每當政治上發生困難,輒揚言舊病復發,至所何病,則精神上體質上之病恙,名目繁多,自腎弱胃傷以至頭昏腦聵,倘欲開一名單,真可塞滿一新式醫院之全部病房。其實所患者皆屬政治病耳。

    中國政治領袖又有一特性,即一登政治舞臺,大多不復繼續求學生活,亦不復從事寫作——只有孫中山先生為惟一之例外——而當其發揮議論,洋洋灑灑,則人人以第一流大學者自居。倘使中國領袖中會有《托落茨基自傳》那樣巨著出世,那算是超乎塵世可能的奇跡。雖至中山逝世十二年之今日,市上猶找不出一本中國人自寫而內容優美的傳記。也找不到正確信實之曾國藩、李鴻章和袁世凱等之傳記。

    至于一般大人先生,走進衙門,則捧一杯清茶,談談無涯無岸之山海經;回到公館,則磕磕瓜子,悠哉游哉,就此消磨了一輩子光陰,猶得謂之“學者的風度”。此等事實,又可說明為何中國名家作品的集子中,所收的材料總是寶石樣的短詩,精細小品文,替友人著作捧場之短序、墓志銘、簡短游記等等,占去百分之九十五之篇幅。當一個人挨不上掌權勢,還是以文雅為上策;當一個人談不到欺侮人,才非講情理不可。吾人曾能幾度遇到像司馬遷、鄭樵、顧炎武那樣的人物,他們的偉大著作,昭示我們一種不屈不撓的雨果(VictorHugo)、巴爾扎克(Balzac)的精神。這是兩千年大磕其頭的奴隸生活所能給予一個民族的遺產。

    試將人民之毛發肌膚審察一下,也能告訴你數千年足不出戶的文明生活之結果。通常男人家臉上缺乏髭須,雖有亦極疏落,為此種生活后果為一個示例,因此中國人一般即不知使用家常刮須刀。至如男人家胸膛上叢毛尨茸。在歐洲所在多有,在中國則未之前聞;更若婦女櫻唇之上而留些小髭,在歐洲數見不鮮,在中國目為情理之外。非但此也,據醫家所說,以及其他著作之記載,謂中國婦女之私處童山濯濯者,實繁有徒,俗謂之“白虎”。中國女人之毛孔較歐洲女人為細,故其皮膏紋理較為柔而美,而肌肉因亦較為軟弱,實為纏足制度所培育而成之結果。此纏足制度表現另一種女性美。鑒于此種實效,廣東新豐之養雞家,將雛雞自幼禁閉之暗欄中,使一無盤旋之余地,因是新豐雞以肥嫩馳名,其味殊美。中國人之腺分沁想來也必較為減少。因為中國人覺得西洋人之所以養成每天洗澡之習慣,目的乃欲解除皮膚所散發之強烈臭氣。不過最堪注意之差異,當推中國人之聲帶,蓋比之西洋人頗覺失卻一種充實的回響特質。

    關于五官感覺之內容,著者未有深切之研究,但耳目之應用,尚稱優良,殊未可非議;至于中國人嗅覺之靈敏,可由其烹飪之特長一點見之。北平方言,當一個人說到“吻小孩子”的動作,叫做“聞”小孩子,這實在是極正確的表白:因為吻小孩子實際上的動作,卻是“聞嗅”,這亦足以表示中國人對于嗅的觀察之精細。即在中國文學里頭,亦不少同義于法語(Obeurbefemme)的美麗辭藻,舉其淺顯者,則有玉人芳澤,綺骨香肌,花容月貌,蘭質蕙心,甚至芳名芳齡,無往而不芳,無往而不香,然亦不可謂非曲盡其妙。反之,對于冷、熱、痛楚、嘈雜聲浪之敏感性,中國人遠遜于白人;其故緣于中國人在家庭自治體制度下飽經磨折,對于此等困苦之逆來順受,已成習慣,我們的“神經”或許即因此而得受西人之恭維,亦未可知。中國人有幾種特殊美藝,具有纖巧之天才,足證其感性之精細——如中國之一般手工藝出品,大可負責證明——而相對地關于遭遇痛楚,則感覺至為低劣遲鈍;中國人民于領受痛苦的忍耐力之強大,真可謂匪夷所思!

    三、新血統之混入

    但中華民族之得以繼續生存,非僅賴粗線條的神經之忍耐力,實在他們所以能生存以迄今日,卻有賴于吸收蒙古民族之成效。此乃一種系統發育的生理移植所發生之作用,你可以觀察每一次新血統的輸入,必繼之以文化上奇葩之開放。觀乎中國人民一般的體力情況,很容易發覺他們并未能全然逃免衰老的文化生命之定數,因而發生一種特征,遇有較為新興而好戰之民族向之進攻,輒無法自圖挽救。中華民族的生命,好像是在迂緩而安靜地向前蠕動著,這是一種沉著堅定的生活的范型,不是冒險進取的生活的范型;其精神與道德習慣亦相稱而具和平與消極之特征。這就是歷史上常間歇地被北方民族所征服的根源。政治上,這個民族曾經數度被此等侵略者所滅亡。問題至此轉至“怎樣在此政治上被壓迫的環境下,保持其原來之民族”。不是她如何擋攔侵略之軍事煞星,有如都爾戰爭(BattleofTours)中基督教國聯合抗拒回教軍之所為;而是她如何在侵略魔手下維護其生存,而且,事實上反吸收了侵略民族的新血胤,轉以自榮,而能不喪失其民族特性并保持固有文化之存續。是以中華民族的生命,好似用一種特殊的范型鼓鑄出來的,故其祖先的奮斗力的喪失,不致即陷于種族本質與抵抗力之喪失,此種種族本質的抵抗力存在之關鍵,即為中華民族繼續生存之關鍵。

    新血統之混入,很可以說明中國人民今日所具種族自存力之程度如何。歷史上,新血統的混入,往往巧遇于相間有定率的周期,大約每間隔八百年,為一個轉變的周期,好像是中華民族革新所需的規定時期,而促起此種定期的大改革的,乃為內部道德機構之腐化,而非外來之侵略。《中國科學美術》雜志曾載有DJSLee的一篇論文,標題為《中國戰禍之周期循環》,內容系將中國歷代之戰亂,作一統計的研究,證明此等一治一亂的循環期,其前后距離大致有一種準確的定率,而非出于偶然。驟思之,如非人事演變中所可能的現象,而李博士則條分縷析,鑿鑿有據,不可不加以注意。

    照李博士說來,中國歷史簡直很容易每八百年分做一段落,為一個周期。每一個周期的開始,當為一祚命短促而軍威強盛的皇系,結束連綿不息的內戰而統一中國,此后繼之以四五百年之治平時代,過此時期,則朝代又將一易,而起伏不斷之內戰又起,馬上使京都自北南遷,然后形成南北對峙之局,險惡之形勢日甚一日,最后跌入異族統治的深淵而結束此一周期。歷此乃周而復始,重演過去循環,中國復重新統一而光復本族之統治權,此時期必開放文化上新的光彩。

    每一個循環,其史跡之演進,在它的時間上與前后的因果上,表現出一種不可理解的機械式的合同性,故上一循環與下一循環,其形貌如出一轍。像李博士所說:每一循環的相當時期,大約適當文化發揚期之初期,總有一次偉大工程之興筑,然每度必遭不幸之毀滅。第一周期中,有秦始皇的雄偉的萬里長城,以及華麗的阿房宮,曾幾何時,阿房宮便毀于火,延燒綿賡三月之久;第二周期,則隋代有運河之開鑿,隋煬帝也建筑過瑰偉的離宮,窮奢而極侈;第三周期,則有長城之改筑,此改筑之形式,即遺留至今之面目。當明代永樂皇帝之際,曾開鑿幾條新的運河,并興建水閘,著名的《永樂大典》亦為這個時期的一大功業。

    此等循環期包括(一)從秦代到六朝韃靼民族之入侵(紀元前二二一年——紀元五八八年),凡八百三十余年;(二)從隋朝至蒙古族入侵(五八九——一三六七),凡七百八十年;(三)即目前之一周期,自明初以迄今日,這一個周期還未屆結束的期限,但由過去六百年之史跡觀之,其演進仍恪遵前期之軌跡,明清兩代之五百年太平,好像已完成了它的任務,一八五○年之太平軍革命,掀起了第一陣內戰的大波,吾人現正處于慌亂與戰禍交進的上升階段上,此交迸之進展,務求所以相稱于歷史遺傳之法式,一九二七年之遷都南京,便可見之。

    故吾人直可未卜先知此后二百年之局勢:南北之分裂,北部中國之被異族所征服。真將一一重演乎?

    李博士又說,前乎第一周期之周代,其史跡演進亦復相同。周代為中國文化第一次放光彩的時期,周室始祖踐祚于紀元前一一二二年,凡歷九百年而滅亡。第一個半期四百五十年,那時中國內部比較平靜而強盛,及至紀元前七七○年,已受西北異民族之壓迫,京都不得不東遷洛邑,從那時起,戰爭不息,列國諸侯之并吞攘奪,糾紛日甚,中央政府漸失其統馭封建君主之權力。自紀元前七二二年至四八一年,為孔子編年史《春秋》一書之斷代紀年,此時期因謂之春秋時代。自四○二年至二二一年則謂之戰國時代,彼時楚國逐漸膨大,控占疆土幾包括中國南部開化居民區之全部。此周期至秦民族崛起,始皇帝并吞諸侯而統一中國,乃告結束。秦民族乃混合有未開化民族之血胤及外國風俗習慣之新興民族。

    此種事實,宜以人種學的、經濟的并氣候的原因來解釋,而人口過剩,要為一主要原因。然在其自然法則下,大概可以維持四五百年之治平。世界任何各國,能保持和平及其文化連綿四五百年之久者,歷史上殆缺乏先例。中國何以能獨處例外,殆無理由可以解答。但試將中國文學史作一觀察,似可發現另一顯明之解釋。每當南北分裂,擾攘紛紜之際,道德機構之崩壞,常反映于詩歌及其他文學作品,本章第一節所舉之幾首小詩,可見一斑。第一周期北方民族入侵之時期,稱為六朝,自東晉以迄隋室統一中國,此一時期中,華北完全被制于蠻族的戰勝者統轄之下;第二周期的北族入侵,始自南宋而迄蒙古民族建立之元朝,這一時期的社會風尚之女子氣,以及文學風格之卑下,適相當于六朝時之生活,六朝以浮華綺靡之駢體文著稱;而宋元之際,則發育一種優柔色情之詞曲,此等詩文,其風格所以為卑下,并非失于字面之貧乏,而失于字面之過于繁縟;凡鋪文陳辭,其字義之輕重深淺,分別務求精細工巧,不復含孕淳樸之田野風味,卻為扭扭裊裊,濃艷細膩之閨閣氣。中國人在此等時期中的表現常有一種文學聲韻上的新嗜好,一方面產生精細的文學藝術批評,并崇尚風雅的貴族生活習慣。

    因為那些時期中,吾們常見繪畫與書法之發達,貴族階級起而傳襲藝術之系統,中國文學批評至六朝時始第一次抬頭,而中國第一大書法家王羲之,出身于貴族家庭,亦適當于這個時期。政治的萎弱失統,往往與藝術之纖巧并存,而此時期之南朝各君主,在政治上無力自保其皇位之安全,卻能寫得一手好詩。帝皇詩人如梁武帝,南唐李后主,皆為短祚之君皇,而是情詩的圣手;南宋徽宗,則為出色的畫家。

    不過種族對抗的細菌,卻也在這種時候下種,因為北朝之雄主,只在朝庭的權力上把握住勝利者的地位,其下層基體仍為漢族。雄武的北魏統治階級,屬于鮮卑族,不但接受漢族文化,且公開相互通婚;南宋時代之金(滿族)情形亦復相同,其機體內容,大部仍為漢人。如此史跡之演化,實為一種發酵作用之進行。此等時代又為文化上接受異族影響的時代,第一周期末之佛教及印度雕刻之傳入,第二周期末之蒙古戲曲及音樂之傳入,均為歷史上不可忽視之例證。至于人種混合的最清楚的實效,可發現于今日北方人語言與體格上之特性。他們那含有粗澀的變音的言語,高巍的體格,有趣而質樸的性情,都為其特征。異族血胤的混合與文化之交織,即為中華民族所以長存之一大原因。

    四、文化之鞏固作用

    但上面所述,猶不足以解決全部問題,問題乃在中華民族如何始能挨過此等定期的政治危機而不致滅亡于侵略者鐵蹄之下,如羅馬之消失于郎巴特人;他們的民族持續力及其吸收異族之性能茍藏于何種特點?只有將此等問題作深切之觀察,始能對于今日之情況,獲得一真實之認識。

    所謂民族本質及民族持續力,可以說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文化的教育的結果,至中國布爾喬亞階級之倒退的特性,實有助于使漢族挨過政治災禍,而吸收異族血胤以漸達于革新,乃為另一問題。在鞏固民族持續力的文化力量中,最有價值者,當首推中國之家族制度,蓋其組織既已十分完密,原則又闡明至為詳細,故任何人均不能忘卻本人祖系之所屬。此種綿賡萬世而不絕之社會制度,中國人視為超越現世一切之珍寶,這樣的心理,實含有宗教意味,加以祖先崇拜之儀式,益增宗教之色彩,故其意識已深入人心。

    如此組織完善而含宗教性之家族制度,一旦與家族意識脆弱的異族人民相接觸,便發揮宏偉的效用。野蠻民族或其混血兒,必樂于加入家族,而分享家族世系延續之一部分,并沉醉于一種美妙的理想,覺得一個人的軀殼雖死而其靈魂不滅,仍能生存于家族生命之巨川中。家族制度又為激發生殖量之直接誘因,蓋欲令林氏禋祀不絕,必須為林氏生產嗣續,欲使林氏枝葉繁昌,則生產兒孫尤以愈多為愈妙也!

    或許中國之能吸收河南猶太種人,端賴于家族制度之作用。現在河南的猶太種人,已全部同化于中國,他們的傳統的不食豬肉之習慣,已成過去。猶太人之民族意識,早經埋沒于維系著家族組織之中國人的較大民族意識中,結果在人種變化的園地上獲得一偉大的新收獲。至于種族意識比猶人為弱,自尊觀念比猶人為低的民族,例如韃靼民族,若侵入中國疆域,土著的漢族常保有超越乎侵略者的優勢,其理固甚明顯。故不問政治上之變化果將伊于胡底,中國的家族制度將永遠結合中華民族為一個整體。

    另一鞏固中國社會機構的文化力量,為中國社會上固定階級之完全不存在。因是地位晉升之機會絕對公開,人人得經由考試制度以取功名。家族制度的存在,使子孫繁育,擴大民族之量,而考試制度之施行,則選拔才智,鼓勵求學,提高民族之質,二者相輔而行,使中華民族永久長存,不可滅息。考試制度之確立,始自唐代,其雛型則脫胎于漢代之選舉制度。中國俗諺有云:“將相本無種”,實即為考試制度之基本原理。自夫魏晉以后(第三——四世紀),選舉監督權的變更,演成一種新的制度,設立所謂“九品中正”,專司評定當地人物,供作政府用人的標準,各級中正系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望者充任,中正既為官吏,多接近豪門世族,評議人物因而往往有偏私之弊,殊有利于權勢之家而失選舉之實,致當時有諺:“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于是高門華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故晉代曾產生特殊之貴族階級。

    唐代確立之考試制度,所謂“科舉”,其內容雖不免經下代屢屢更改,制度本身則延至一九○五年壽終正寢,一直維持仕途上開放之門戶,使人人得由貧賤進取功名。不過科舉制度在性質上不免近于機械化,不足以吸引天生的奇才,只適宜于選拔中程式的干才,故可視為智識考試。此種制度使鄉村的才干之士,不斷向城市移入,藉以補充上層階級之種族精力之消耗,一面復維持內部人才再生之周期循環,此種作用,于社會的健全至關重要。吾人概觀千數百年來之史跡,深信此種考試制度對于統治階級之品質上定已發生汰劣過優之效用,故能維護社會之鞏固機體。

    然其作用有更重要于此者,則為統治階級不獨來自農村,他們且復歸于農村。因為鄉村典型的生活,常被視為最理想的優美生活,農村的理想表現于藝術哲學及生活者,如此深植于一般中國人之意識中,應亦為今日民族健康之一大因素。中國生活典型之創始者能于原始的生活習慣與文明二者之間維持一平衡,其手段豈非巧妙?豈非此健全的本能,導使中國人崇尚農耕文明而厭惡機械技巧,并采取一種單純的生活?豈非此健全的本能,發明人生的愉快而能使不致勞形役性,因而在繪畫中,文學中,一代一代地宣揚著“歸田”思想。

    因為越接近自然,越能保持體格上與道德上之健康狀態。生活在鄉村里的人不會腐化,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才會腐化。一般學者以及住居城市煩膩了的小康之家,自然而然不斷發生贊美田園生活的呼聲。著名學者之家書及家訓里頭,隨處充溢著這樣的理想,不啻描繪出中國“文明的容貌”之一重要表情,它對于中華民族之長存,實有微妙而淵博之貢獻。著者暇時曾隨手選出一篇鄭板橋致其介弟之家書,內容天真可愛,堪列于世界偉大作品之林:

    吾弟所買宅,嚴緊密栗,處家最宜。唯是天井太小,見天不大,愚兄心思曠遠,不樂居耳。是宅北至鸚鵡橋不過百步,鸚鵡橋至杏花樓不過三十步,其左右頗多隙地;幼時飲酒其旁,見一片荒地,半堤衰柳,斷橋流水,破屋叢花,心竊樂之;若得制錢五十千,便可買地一大陂,他日結茅有在矣。吾意欲筑一土墻院子,門內多栽竹樹草花,用碎磚鋪曲徑一條,以達二門;其內茅屋二間,一間坐客,一間作房,貯圖書史籍、筆墨、硯瓦、酒鐘、茶具其中,為良朋好友后生小子論文賦詩之所。其后住家主屋三間,廚房二間,奴子屋一間,共八間;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出,望東海一片紅霞;薄暮斜陽滿樹,立院中高處,便見煙水平橋。家中宴客,墻外人亦望見燈火。南距汝家百三十步,東至小園僅一水,實為恒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適,只是怕盜賊。”不知盜賊亦窮民耳,開門延入,商量分惠,有甚么便拿甚么去;若一無所有,便王獻之青氈亦可攜取,質百錢救急也。吾弟留心此地,為狂兄娛老之資,不知可能遂愿否?

    這一篇文字,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的典型情緒。此種鄭板橋之田園思想基于其同情于貧苦農夫的詩意,此詩意天然趨合于道教精神。至于曾國藩之田園思想則基于保存家族的理想,故密切接近于孔教之家族制度。田園生活的思想,實即為社會制度之一部分,這社會制度使家族成為政治教育制度的一個單位,并為政治教育制度的一個分部,而政治教育制度又使鄉村成一單位。曾國藩身居顯要,手握兵權,而其致子侄輩的家書,輒復殷殷以奢侈生活為戒,勉以耕種菜圃,施肥養豬之務,此等勉勵樸素勤勞之勸告,蓋含有希望保守家族繁榮之目的,其意固甚明顯也。

    假令樸素能令家族之繁榮持久,則同樣亦可使國家之繁榮持久。曾國藩的理想,很容易明了,他以為:大抵仕宦之家,子弟習于奢侈,繁榮只能延及一二世;經商貿易之家,勤勉儉約,則能延及三四世;而務農讀書之家,淳厚謹飭,則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則延澤可及七八世。

    故曾國藩以養魚,養豬,種蔬,種竹,為內政四要,其致諸弟家書中云:“……家中種蔬一事,千萬不可怠忽。屋門首塘中養魚,亦有一種生機,養豬亦內政之要者,下首臺上新竹,過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者可以覘人家興衰氣象,亦所以恪守祖訓,示范兒孫,宜時時留意……”其著重淳樸蓋如此。

    自顏之推(531—591)家訓以降,如范仲淹(989—1052)、朱熹(1130—1200),以迄陳宏謀(1696—1771)、曾國藩(1811—1872)各家家訓,此勤勉淳樸而崇尚簡單生活之家族理想,總是一致地堅持著,而且被認為民族最有價值的傳統道德律。家族制度多少交織于田園風味的生活理想中,二者具有不可分離的性質。Simplicity一字是希臘文中一個大書特書的字;“淳樸”二字,在中國文中亦為一個大書特書的連語。好像因為人類既知道了文明的利益,同時又感覺到它的危險性。人類知道了生活的幸福與快樂,同時卻警戒著它的朝生暮死的性質;危懼于為造物所嫉妒,故寧愿生活較為純樸而享較長久的天年。因為享受了人生過分的幸福,中國人想來,會減損此生之福分。所以“人當趨福避禍,兩加審慎!”明季某學者曾說:“人當取較清淡之幸福”,一般中國人胸中,皆具此同情的心理。蓋人生幸福富有不確定性,而返樸歸真為惟一防護之方法。這是無可非議的,中國人由直覺而知之。他們欲求家族之長存,而卻收其效于民族。

    五、民族的童年

    由此看來,中國人民之避免政治墮落的危機,乃由于其天性之不信任文明而保持原始生活之習慣。因而中國人所謂之文明,似應用施以修改之意義去領會它,即一種文明,乃愛好原始狀態之文明,而非為與原始狀態脫離之文明。當然,這也不是一種萬應藥膏的文明,它非能永遠保證無流血暴亂的時期,亦不能使戰爭、饑荒、水災絕跡于塵寰。

    過了兩千年可稱為文明的生活,仍能產生這樣的生活史料,使文學家得資以寫出一部出色的故事,像《水滸》。《水滸》的時代背景是那樣的惡劣腐敗,至有人肉可食之感,不啻揭露了文明大破壞的社會機構之謎,宋江,李逵,以及其他梁山好漢,雖距離孔子時代已歷千五百年,但是吾們不覺他們是代表衰老了的文化的人物。而毋寧說是文化晨曦中的天真的孩子。他們生長于生活尚無保障的時代。中華民族受了孔子教化的洗禮雖經過了很長很長的時期,這個民族的生命好像倒并未達到成熟衰老的年齡,而享受著綿長的童年生活。

    于是不免引起民族機構上絕大的一個有趣問題:倘把中華民族當作一個人種學上的實體,她所表現的特性,果真不像老年人而像童年時代,遠未屆達民族的成熟期乎?這一點,可以分幾層說,中國在文化上是年老了,而種族的生命卻是還年輕。這一個理論,現代人類學者間已有不少同持此說。葛雷菲士?泰雷(GriffithTayler)因而把中國列入人類進化之最幼層,海夫洛克?愛立司(HavelockEllis)亦指亞細亞人民為民族的近于嬰孩之特性者,蓋鑒于亞細亞人民猶保存由兒童淳樸天性所發生的柔順、融和,而近于原始人民的本質,尚未達于特性的發展期。故“延長之童年”,似較為適宜之名詞,若施以“幼稚性”“停止發展”“沉滯性”等等名稱,則易滋誤解。

    中國的文化沉滯是一個人僅觀察外表而不明了內在生活所發生的錯誤概念。你只消想想近代中國瓷器的發達,她不是像西人所想像,以為是從孔子時代就發展而遺傳下來的,卻直至第十世紀,這種工藝才始萌芽,隨后緩緩進步,迨十七世紀康熙乾隆年間,始達到完美之境地,這一個時期,離吾人不遠,宛似猶在目前。漆器、印刷、繪畫之進步,亦殊遲緩,但每一朝代,總能推進一步。大名鼎鼎的中國作風之繪畫,產生迄今,亦未滿千年,這是中國舊文化的晚近時期。在文學方面,你也只消看散文詩和奇情小說的發達之晚——《水滸》與《西游記》應認作散文詩及奇情小說——它們的完成期,應在十四世紀后,距離孔子、老子之生卒年代幾及二千年。

    很可怪,中國古代未有散文詩,或許它們是遭了厄劫而散失了,竟未剩留一絲痕跡到現代。紀事詩至漢代始出現,且產品不多。戲曲發達于元代,時已第十一世紀,幻想小說如《西游記》出于同時,那時中國人的理想受了佛教思想的刺激,像這樣的小說,僅至第九世紀始行萌芽,發達成熟,猶為十四五世紀(明代)事,清初為小說發達之最盛時期,《紅樓夢》即于此時出世,此書堪與《克拉麗莎》(ClarissaHarlowe)。相匹敵,而適又為同時期的產品。假令中國文化生命在孔子后數世紀便繁榮而萎謝,如希臘天才之命運,則所能遺留給吾人者,恐只少量之德行格言及民間歌謠而已,安復有偉大的繪畫、小說、建筑以光耀此世界的藝壇?這樣的史實,聞之一若吾人所盼望者,不是像希臘與羅馬之文化,在他們的年輕的黃金時代,發育成熟而達全盛期;而盼望民族的童年時代之延長,歷數千年而后達于全盛期,那時或仍興奮著以期精神上之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