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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不是憑空而來的。那些走上街頭的民眾，和他們的組織者，是臺灣30年私營經濟發展的產物；沒有這30年的私營經濟，就沒有臺灣的中層社會，就沒有臺灣的民主轉型。

二二八事件的經濟政策教訓

國民黨在大陸時期，是高度推崇搞國營企業、公營經濟的。退居臺灣之后，始終未曾信奉過市場經濟的蔣介石，卻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三十余年里，大力扶植起了私營經濟。這一巨變的轉折點，是慘烈的“二·二八事件”。

國民黨搞經濟的指導思想來自孫中山，本來是反對私營經濟的

國民黨搞經濟的指導思想，是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孫氏多次說過：“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吾國之革命乃為國利民福革命，擁護國利民福者，實社會主義”；“仆之宗旨在提倡實業，實行民生主義，而以社會主義為歸宿，俾全國之人，無一貧者，同享安樂之幸福”。簡而言之，孫氏的社會理想接近于“國家社會主義”，而“國家社會主義”的要點，就是改革私有制度。其一度寄希望于將全國土地收歸國有，然后，國家靠收取地租一項，即足以“成地球上最富的國”，同時，“少數富人把持壟斷的弊竇自然永絕”。

孫中山之后的國民黨政權，繼承了孫氏“節制資本”的經濟理念，認為必須由國家建立大規模的控制國計民生的公營事業，才可以保障民生。1945年國民政府派往臺灣的最高行政長官陳儀，也是孫氏“節制資本”理念的忠實信徒。陳曾如此自述自己的經濟理念：

“國父指示我們建設一個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飯吃，富強康樂的中國。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發展生產。但是我們現在已不能依照資本主義國家的方式去發展生產了，我們應依據國父遺教，辦理公營事業，制造國家資本，來發展生產。這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因為在思想上有問題。一般人受了舊思想的束縛，以為發財乃是個人的事情，國家是不能發財的，國家發財就是‘與民爭利’。這種錯誤的思想，實在因為他們把從前的皇帝和現在的國家混為一談了。”

陳儀主政臺灣期間，堅持搞“計劃經濟”和“公營事業”

陳儀在1934年担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期間，曾實踐過“據國父遺教，辦理公營事業，制造國家資本”的經濟信仰，沒有通過征收苛捐雜稅增加民眾負担來解決財政困難，而是設立貿易、工礦、運輸三大公司，從生產、銷售到運輸，全部由省政府統制；設立公沽局，推行糧食專賣，控制大小糧店，采取計口授糧，禁止私人買賣糧食。其初衷雖好，但結果卻導致糧價飛漲，囤積居奇，走私橫行。非但未能增加政府財政收人，反而威脅到了最底層民眾的生存。最后被蔣介石調離福建。

但福建的教訓并沒有撼動陳儀的“計劃經濟”理念。到臺灣之后，陳儀主張：“臺灣在日人統治之下已是資本主義化，但我們收復后，對于一切產業必須國有或公營”。通過接收日本在臺灣的資產和統制臺灣經濟，陳儀迅速將工業、農業、礦業、商業、交通運輸業和金融業置于行政長官公署的控制之下，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公營事業體系。但這個體系并沒有如預期那般給臺灣民眾帶來實惠，相反，1946年1月，臺胞向國民政府送上《臺灣現狀報告書》，憤怒控訴陳儀的的“計劃經濟”和“公營事業”：

“查日人統制素稱嚴密，尚且留臺胞有經商余地，俾得謀生，而我政府在臺措施反不顧及人民福利，連日人留予臺胞謀生之商業亦剝奪凈盡，此使臺胞感覺祖國之剝削甚于日寇，而動搖其對祖國之信心，實得不償失。”

國民黨人楊亮功則致電于右任說：“貿易統制剝奪民營事業，……各界人士對省政多不諒解，其原因為經濟強制，私人企業難發展，工廠多未恢復，失業加多，糧價高，對外貿易及匯兌隔絕。”閩臺建設協進會則抗議：“陳長官到臺未久即設貿易特種公司，統制臺灣出口貨。糖、米、煤之輸出獨家壟斷，不止爭利，直奪民食。近該公司改為貿易局，依舊與民爭利。似應即令裁撤貿易局，省際進出口貨均許民營，不加限制，以蘇民困。”

面對外界如潮的批評，陳儀堅持自己的經濟信仰：

“我們搞統制貿易有兩個目的：一是要使臺灣的重要進出口物資掌握在政府手中，避免奸商操縱，牟取暴利；二是要把貿易所獲的盈余，全部投到經濟建設上來。這樣做，一定會引起商人們的反對，但我們不怕，因為我們不是為私，而是為公。我們所追求的不是要肥少數人的腰包，而是要使臺灣人民的食、穿、用等民生問題逐步獲得解決。”

1946年12月底，陳儀的除夕講話再次重申了自己將堅持“公營經濟”理念不動搖：

“明年的經濟建設，第一是確立方針，必須注重民生，必須利益人民。第二是樹立公營制度，講求工作效率。公營事業，在中國過去，成績欠佳。本省的公營事業，不但要力矯中國過去的積弊，而且務使消耗比私營的少，收益比私營的多，人員比私營的少，效率比私營的強，成本比私營的輕，品質比私營的好。”

“計劃經濟”終于造就“二·二八事件”的慘痛教訓

1947年2月27日，因臺北專賣局查緝員和軍警在市內檢查非專賣香煙，拘捕小販，沖突中槍殺了兩名平民，激起民憤，先是請愿，繼而武裝暴動。隨后，反對國民黨在臺灣腐敗統治的風潮很快蔓延全島。民間“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向陳儀提出解決問題的三十二項條件，要求改革“公營事業”的呼聲極高。但商討無果，稍后軍隊出動武力鎮壓，釀成血腥慘案。

慘案之后，新生臺灣建設會等28個團體聯名致函國民黨政府，要求“廢止省營貿易并專賣制度;除國防上必要之重工業暨銀行、鐵路、電信電話外，一切事業歸民營”。臺灣“二二八”慘案聯合后援會致電于右任，指責陳儀“厲行日用必需品如煙、酒、火柴等之專賣，使臺胞于正常稅收之外增不合理之負担。任用黨羽，包辦貿易局及二十二個企業公司，統制臺灣全部進出口貿易，剝奪人民生計……取消臺灣特有之專賣及省營黨營”。

但陳儀堅決不承認自己的“計劃經濟”和“公營事業”政策本身存在問題：“臺灣公營制度，系實行民生主義之必要步驟，只因商人及資本家尚未認識清楚，以為妨害其自私之利。一年以來，不斷反對，對于專賣與貿易，反對尤甚。”“吾人倘不經營事業，財政全無辦法，建設工作亦難推動，則臺灣必無今日之局面。且余對于民營事業，并未忽視，原擬開放公營公司股票，并著手補助民營事業。”

陳儀之外，幾乎所有參與調查“二·二八事件”的國民黨要員，都認為“計劃經濟”和“公營事業”是造成慘劇的重要因素。朱家驊說：“經濟全部操在長官公署手里。我們應該細細研究那些應該管，那些不應該管，政府與人民不應分開，臺灣目前政府與人民分得太清楚，官仿佛是與人民為敵。臺灣經濟制度不改革，是無法平下來的。”蔣夢麟說：“關于民生工業之公營范圍，應盡量縮小一點，……凡公營之輕工業，應盡量售與民營，各項公營事業，人民仍得依法經營之。”

閩臺監察使楊亮功、監察委員何漢文對“計劃經濟”、“公營事業”與臺灣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凋敝之間的關系描述得最為清晰：“一年以來，在經濟上之種種措施，以工商企業之統制，使臺灣擁有巨資之工商企業家不能獲取發展余地；因貿易局之統制，使臺灣一般商人均受極端之約束；因專賣局之統制，且使一般小本商人無法生存……”學者郭岱君則描述：“1945年到1948年，臺灣71%以上的產業都是公家的，煙、酒、礦藏、糖，以及臺灣最有名的物產米、鳳梨、香蕉等都是政府經營管理，更不用說鐵路、工礦。”

當然，“二·二八事件”并不純粹是由經濟因素引發，其背后還關系到譬如族群矛盾等多種因素。但物價的飛漲和民不聊生，顯然是最關鍵的因素。而之所以出現物價飛漲和民不聊生，國民政府的“公營事業”顯然是罪魁禍首——不管它的初衷是多么美好，在一個一黨威權體制下大搞“公營事業”，最后出現“與民爭利”的結果，是必然的。（本小節原始資料，轉引自褚靜濤《陳儀與臺灣公營事業的初步建立》）

扶植私營經濟30年造就中層社會

將70年代的“中壢事件”和“美麗島事件”，和50年代“自由中國事件”相比較，其實最能看出私營經濟三十年，對臺灣民主轉型的影響。前兩者能夠獲得民眾大范圍的支持，而后者不能，并不是因為后者的民主訴求與前者存在本質區別，而在于后者發生的時代，并沒有一個成熟的現代“中層社會”，所以，后者只能悲劇性收場，其性質僅僅止于一場“士大夫為民請命”。

陳誠、胡適等人反省搞“公營經濟”丟掉了大陸

蔣介石和陳儀一樣，都信奉“三民主義”，相信中國必須搞國營經濟，否則沒有出路；陳儀希望在臺灣充分實踐自己的經濟理念，將之打造成“三民主義的試驗所”，蔣氏也是完全認同的。

但“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后，蔣氏開始反思在臺灣推行的“公營經濟”政策。3月9日，在派遣白崇禧與蔣經國前往臺灣善后的同日，蔣氏在日記中寫下：“公營事業出售及物價補貼政策之研究”將作為本周的預定工作科目。稍后，蔣氏認可和接受了白崇禧、蔣經國等人的情況反饋和善后建議，更換了臺灣的領導班子，并要求其著手實施政治和經濟的開放——即起用臺灣本省人進入政府和收縮公營經濟發展私營經濟。

當然，臺灣這一時期的經濟政策變化，并沒有觸動整個國民政府“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基本國策；但隨著1949年從大陸的敗退，以及為站穩腳跟而開啟的“和平土改”深入，歷史的反思和現實的壓力，對“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這一國策發出了嚴峻的挑戰。1953年11月12日，陳誠在國民黨七屆三中全會發表的施政報告中說：

“我們認為，凡能由民眾經營的企業，皆應盡可能轉讓給私人所有。這不但是國民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則，而且是徹底消除官僚資本主義病根的有效方法。”

陳氏這番話，既有對失去大陸的沉痛反思，也有土改的現實需要——1953年，臺灣的和平土改進入到實現“耕者有其田”的階段，還有許多人沒有分到耕地，而政府手里已經沒有多余的土地，更沒有錢從地主手里購買土地。當時想到的一個辦法，就是拿出一些公營企業，用這些企業的股票，去和地主換土地。把屬于國家的“股票”轉讓給私人，這實際上就等于觸動了國民黨“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國策；地主也疑慮重重，担憂所謂股票，不過是幾張廢紙。最后，問題就變成了臺灣到底是搞公營經濟還是搞民營經濟的大辯論。

辯論波及臺灣政學各界名流。在支持搞民營經濟的陣營里，陳誠、胡適和經濟學家尹仲容是最為突出的。譬如胡適，即曾如此說道：

“中國士大夫階級中，很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是今日世界大趨勢；其中許多人受了費邊社會主義的影響，還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學生。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政府任職的許多官吏，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有依賴政府，靠政府直接經營的工業礦業以及其他的企業。從前持這種主張最力的，莫過于翁文灝和錢昌照，他們所辦的資源委員會，在過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國的工業礦業，對于私有企業(大都是民國初年所創辦的私有企業)蠶食鯨吞，或則被其窒息而死。他們兩位(翁文灝、錢昌照)終于靠拢，反美而羨慕蘇俄，也許與他們的思想是有關系的。”

胡適的這番反省和指責，直指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本質——它其實是一個“社會主義政黨”或“近社會主義政黨”。

蔣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陳誠、胡適和尹仲容們，“這場財經大辯論的結果是，尹仲容成為‘經濟部長’、‘工業委員會’主委、‘中央信托局’局長、臺灣銀行董事長。他當時幾乎不睡覺，和一批年輕人夜以繼日，一個月修改十幾個法律規章。在1954、1955年時，臺灣的民營企業突然就像決堤一樣爆發了。”（郭岱君《從計劃到市場的臺灣經驗》，南方都市報）

私營經濟發展三十年，終于催生出一個現代“中層社會”，催生出“美麗島”，催生出臺灣民主轉型

當然，1953-1954年的辯論，并沒有完全解決臺灣經濟發展道路的所有問題，但它既然打開了發展私營經濟的這扇大門，那么這扇大門就不可能再被關閉，而且只會越開越大。雖然期間還出現過許多曲折和爭論，但政府對民營企業的扶植政策，基本上也一路堅持了下來：

“臺灣當局給私營企業以照顧和支持，銀行以更多的資金貸給私營企業，貸給私營企業的比重逐年增加，1960年貸給公營企業占53%，貸給私營企業只占47%，到了1979年，這個比例就倒轉過來，而且拉開了距離，貸給公營企業只占23%，而貸給私營企業增加到77%。因此，私營企業發展迅速。1960年公營企業占企業總數47.9%，私營占52.1%。1975年這個此例更進一步拉開了距離，公營企業降到只占企業總數的22.7%，私營企業增加到占總數77.3%。據1976年的普查材料，“民營企業數達4l萬多家在全部工商企業中職工數約占90%；資產總值約占43%，固定資產約占51%，產值約占77%，營業收入約占78%。”從1953年到1978年，公營工業產值增長12.5倍，民營工業產值增長74.8倍，民營工業的產值在整個工業產值中所占比重，也由1952年的43.4％上升到1978年的79.1％。”（轉引自元邦建《臺灣史略》）

如此這般的結果，是農業人口的銳減和工商勞動者、都市新興中產階級人口的大量增加。到80年代初，在臺灣全部勞動人口中，只有不到20%的人從事農業活動，并且他們之中有90%是兼業農民。換句話說，因為私營經濟三十年的發展，臺灣已經出現了一個現代意義上的“中層社會”。

——梁啟超在民國初年曾經說過，一個穩固的“中層社會”，是國家從威權專制轉型為民主國家的必要條件；西方學者巴林頓·摩爾則說：“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亨廷頓對“中產階級和民主制度”之間關系的論述，更已被今人視為經典。

當然，具體制定一個標準來區別誰屬于“中層社會”，誰不屬于“中層社會”，是有難度的，諸多臺灣學者（如許嘉猷）和機構（如“行政院”經建會），都作過類似的嘗試，標準和結果都不相同，但這樣一個事實，是這些學者和機構都普遍認同的：

“從70年代初期形成的一批新興黨外勢力就是中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力量。黨外人土相繼創辦了《夏潮》，《這一代》，《臺灣政壇》；《美麗島》，《八十年代》，《新生代》等許多雜志。它們的水準和具體主張雖然不盡一致，但大都反映了中產階級的意識；……他們提出獨立的政治主張，要求民主、自由、平等、開放，廢除戒嚴法、改選“中央民意代表”，取消報禁，允許組黨。并且組織化的程度日益增加。總之，這一時期的臺灣中產階級越來越關心臺灣前途，強烈要求得到與其經濟地位相適應的政治權利，以維護自己的各種權益。”（引自姚一平《臺灣中產階級及其歷史地位》）

將70年代的“中壢事件”和“美麗島事件”，和50年代“自由中國事件”相比較，其實最能看出私營經濟三十年，對臺灣民主轉型的影響。前兩者能夠獲得民眾大范圍的支持，而后者不能，并不是因為后者的民主訴求與前者存在本質區別，而在于后者發生的時代，并沒有一個成熟的現代“中層社會”，所以，后者只能悲劇性收場，其性質僅僅止于一場“士大夫為民請命”。

蔣介石統治下的臺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體制——在政治層面，是一黨威權乃至個人威權統治；但在這種威權獨裁下，蔣氏開放了基層自治；而在經濟層面，這個信奉國有經濟的政黨，卻在臺灣長期傾力扶植私營經濟的發展，并最終使私營經濟成為臺灣絕對的的經濟主體。這兩個層面的東西，是如此地相輔相成——前者使得民眾可以在這種基層自治中鍛煉自己的民主素質，與當年孫中山所描述的“訓政”情形一般無二；后者則催生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中層社會”。二者結合在一起，共同帶來了臺灣民主轉型的強大民間推力。

共和國辭典 2012-03-28 00:5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