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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寫作歷史的手法－談史景遷《前朝夢憶》和卜正民《維梅爾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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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09年4月4日楊照在誠品敦南店「浮華與蒼涼」系列講座演講內容，由林姿君、李靜慧整理）
二十幾年前，我在臺大念歷史系，當時三年級有一門必修課程，其他的學校向來稱作「史學方法」，獨獨只有臺大命名為「史學方法論」。
為什么臺大開設的不是「史學方法」而是「史學方法論」？「方法」與「方法論」是不是同一回事呢？至少，當時的臺大學生都很清楚老師們花極大的工夫闡述的差異性何在，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我的老師黃進興編了《中國史學論文選集》，開頭第一篇文章正是黃老師自己寫的〈論「方法」與「方法論」：以近代史國史學意識為系絡〉，談論中國的方法意識，探討方法和方法論的差異。「史學方法」意味著對一個未來歷史學家的方法訓練：教導你如何作史學研究、如何寫歷史書，歷史的定位對你來講是什么……換句話說，當我們講「史學方法」時，我們把史學當作一種技術，老師可以傳授這門技術，訓練完成之后，徒弟便可以自立了。
可是多加了一個「論」字之后，態度就不一樣了。這時候史學方法不是一門技術。「史學方法」是把最好的方法告訴你，你一定要學會史料是什么，要怎么去接觸史料、如何整理史料。但「史學方法論」教的不是這個，而是拋出一連串問題：在研究歷史、陳述歷史、書寫歷史的各種方法之中，哪個比較好？為什么比較好？在各種不同的狀況下，面對歷史材料，應該采取哪一種方法？這才是我當年在臺大所受的訓練。換句話說，并不存在一套現成的方法，可以讓我們登堂入室，成為一個歷史學家。反而是我們自己要去思考、要去追問：歷史是什么？
當我們提及「方法」的時候，會牽涉到兩個重要的前提。第一個是歷史的范圍：所有曾經發生過的事情都是歷史。我們現在在這里做的事，到了明天、到了十年后，到了誠品五十年，一旦變成過去，就成了歷史。但是歷史不等于「歷史學」，不等于「歷史著作」，歷史實在太大、太多了。所有人類經歷過、擁有過的事物都是歷史。但是沒有任何一個歷史學家或歷史著作可以囊括統整所有的歷史，因此「方法」至為關鍵。我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正是：在這么多的歷史材料和事件里頭，在巨大的歷史本體當中，我們用什么樣的方法去選擇，讓那被擇取的一部份變成歷史學，變成歷史著作。
第二個前提是：史學家是敘述歷史的人，他是一個出發點，而他所敘述的歷史將有一個終點，那個終點是讀者。不同的讀者懷抱著不同的關心，專注于不同的面向，擁有各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歷史會引起不同的感應。
小大之辨
從我在臺大歷史系念書到現在的這三十年間，史學界發生巨大的變化，人類看待歷史的方式，尤其歷史學家看待歷史的方式有了重大的改變。我們可以挑出兩個和今天這兩本書有關的面向，第一個我稱之為「小大之辨」。
讓我們先回到最基礎的問題：歷史是一件過于龐大的事物。因此，歷史書寫的起點是「選擇」。傳統史學面對同一個問題，有一個被廣為接受的答案──歷史要寫「重要的事情」。不重要的事不要寫，我想沒有人會反對這個標準。換句話說，歷史要寫「大事」。正如小時候老師教我們寫日記，老師都會說：刷牙洗臉不要寫，走路到學校不要寫，因為這是「小事」，是每天都會重復的事情。
長期以來，歷史學家有個根深柢固的傳統──「看大不看小」。一個歷史學家專注于細節，在過去是不可思議的，并且是不對的。憑著有限的經歷，面對歷史事件和歷史經驗的茫茫大海，我們只能去舀取最重要、最大的事件。歷史學家如果不能辨別什么是大的、重要的，在過去的概念里，他不可以做歷史學家。頂多只能做些掌故、筆記。
掌故、筆記有它自己的一套傳統，它們由一些瑣碎事物組成，它有一些獨特的趣味，因此也發展出自己的一套傳統。掌故、筆記雖有趣，但很抱歉，它不是歷史。以過去傳統史學的眼光檢視，正因為有所謂大小之辨，所以會認為：人生當然也有無聊的時候，偶爾去搞一些掌故沒關系，但是一旦面對人生的重要事件，如果你有興趣要做一個史學家，如果你要當黃宗羲、要當王夫之、要當顧炎武，你就不能把自己的眼光侷限在掌故上面。那些是文人用零碎時間去做的事。
中國傳統里面的這種想法，在西洋傳統史學里面也有，而且一樣難以打破。我念書時，在「史學方法論」這堂課里見識到各種不同的歷史，眼界大開，發現到原來我們從小到大所學習的歷史只是其中一種，就是政治史，原來在政治史之外，還有很多不同的歷史，例如經濟史，人怎么吃、怎么活著，都可以用經濟力量的變化和階級互動來做最根本的解釋，這就可以談到馬克思跟唯物史學的影響。還有社會史，人不是只有帝王將相，人類的社會可以分類成各種不同的群體，這些群體決定世界的樣態。然而，二、三十年前，就算是我在史學方法論里見識了這么多樣的歷史方法，這些都還是「大歷史」。為什么要講社會史？因為社會上面有大事。社會上的巨大變革是政治史沒有辦法涵蓋的，所以要講社會史。但是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興起一股潮流，小大之辨不斷被質疑、攻擊。曾經我們認為，歷史學家必然要關注「大事」，有這么理所當然嗎？有沒有別的方法能夠有效地呈現歷史？再來，用過去的方法呈現出來的歷史，會產生什么樣的問題？
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前朝夢憶》寫張岱，跟卜正民（Timothy Brook）寫維梅爾，這兩本書都是近三十年來新的史學意識下的產物。在這一件事情上，兩人屬于同一股潮流，置身于同一個思想觀念。到底這新潮流是什么樣的想法，什么樣的歷史態度呢？它當然沒有否定「大」的重要性，影響很多人的事情當然重要，可是要去呈現那些影響力巨大的事，不見得只能靠描述大事。（方法！） 在這三十年當中，這場小大之辨相當復雜，如果你去看《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 Theory）的話就會發現，講到歷史理論時──更早以前可能說歷史哲學──到了我們這個時代會被談到的歷史理論只剩下一種，就是歷史方法論。我們到底該怎樣看待歷史、怎樣整理歷史、怎樣呈現歷史？這三十年來的新潮流，正是對過去小大之辨的反動。落實到史學研究與書寫上面，倒不是說大家來寫小的題材，而是我們應該「重視細節」。
從知識到體驗
什么叫做「細節」？在過去的小大之辨里，如果要發現大的、核心的事物，必須先忽視、拋棄的一些其他不重要的東西，這就是細節。然而在這三十年當中，為什么「細節」一再被拿出來重新檢討？重新強調？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歷史漸漸從一個「形式上的知識」，移向「非形式上的體驗」。以前我們感覺歷史是一套知識。知識是外于我的生命，是一些我可以整理、打包、帶走的事物。
愈來愈多的歷史學家不滿足于歷史學作為一門知識，它還要變成一種體驗。意思是說，它不光是要讓你知道以前發生什么事，它還要讓你去體驗、感受、經歷過去發生的一切。這是歷史學根本性的調整，它的功能與它的社會角色都起了巨大的變化。很可惜我們的感受并不深切，也許大家做的事情并不夠多。關于這種讓大家不只是理解知識，而是體驗歷史時光的的精神，我們學院做的事很少，跟外界的溝通交流也很少。但是我們的確不能否認這是整個世界──尤其西方歐美史學──的重要主流。
知識跟體驗最大的差別，就是在細節。當我們說「秦始皇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統一中國」，這是一個知識的陳述，它可以很簡單。但是，如果我想要把這句話變成一種體驗，我就必須設法讓你感受，這句話對活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的人，到底產生了怎樣的沖擊。我們必須換一種表達方式。
首先，當然要有很多的細節，它可以一層一層、不斷往下降。第一個我們要先想想看什么叫做「統一中國」。背后是另一個問題：什么東西被統一了？我們可以用知識性的方式來簡單回答：原來的戰國七雄被消滅，剩下一個國家。但我們也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分析──透過細節。活在公元前二二一年之前與之后的人，有什么不一樣的生命經驗？一個簡單而直接的細節：公元二二一年之后，所有出土的考古遺跡，道路遺跡上開始有了車轍。漢朝之后的道路遺跡，即使是石板路，都會看到一條直直的車痕，這是秦朝統一中國之后「車同軌」所留下來的，這是在之前不會發生的事。
在這之前，不同的車有不同的軌距，所以路很難走。統一中國之后，后來的漢朝開石道時，便預先刻出同樣的軌距以方便行走，這時候你就有了一種歷史的感受，這就是統一中國。我們可以知道，如果漢朝人在官道上搭乘馬車或牛車，它的概念比較象是「搭火車」，因為車子事實上是走在凹陷的軌道上的。這叫做歷史體驗。如何從歷史知識中提煉出體驗的感覺，是需要細節。如果沒有生活上的細節，我們不可能從知識的理解變成體驗的想象。
在這一方面，史景遷和卜正民都是可以帶給人精采體驗的作者。例如史景遷寫張岱、以及過去他所有寫過的人物，他的寫法如一，必然會累積眾多細節。《前朝夢憶》一開始就寫張岱的回憶──當然，張岱是很好的題材，因為他留下了太多的材料。史景遷會一路告訴你他怎么跟叔叔討論泡茶的學問，要用怎么樣的水可以泡出最好的茶？接著他回憶起他的祖父……史景遷將許多材料聚拢，他強調眼睛所能見到的細節。例如張岱回憶他的幾代先人時談到了科舉。如果寫一般的傳記，用大事紀式的寫法，這類主題必然放在最前面，劈頭講他的第四世高祖哪一年中舉，他的祖父哪一年中舉，一口氣寫完了，整個對他的家世做一個交代。但史景遷的選擇當然不一樣，他會告訴你考場里面的經驗，一個考生怎么樣進入考棚，在考棚里面會發生什么事……他要你去體驗、去了解什么是「晚明文人的生活」。
那么卜正民呢？他對于細節的察覺更直接、更清楚。這一點從《維梅爾的帽子》的封面就可看出，卜正民用閱讀畫作而寫成一本書。不僅如此，他還花了很大的力氣在閱讀畫中的帽子。就是這么一頂帽子。這幅畫畫的是軍官跟一名女子在對話，卜正民捕捉這頂帽子每一個可能的細節，從這個帽子到這幅畫，延伸到與維梅爾相關的任何一個細節，他通通不放過。
所以，在寫作方法、或歷史的研究方法上面，他們兩個人是一致的。我們都可以叫他們「細節史學家」，他們不放過任何的細節，他們追求的歷史著作正是由細節構成，這是他們最習慣、也是最喜歡的寫作方式。從最一開始我們說的，今天為止歷史學上的巨大變化，我們可以在這兩本書里看到。
向文學取徑：歷史敘述的策略
另外一個近三十年來的巨大變化──史學界愈來愈重視narrative，敘述。「敘述」以前被視為理所當然，始終都是方法的一部份。是的，作為一個史學家，依照以前的標準，你當然要「能寫」，你要有基本的文字功力，史書基本上是用文字寫的。史學方法基本上可以直接用一個章節告訴你怎么寫歷史論文，它有什么規范、規矩、規則。這不是我要講的narrative。以前歷史學界認為歷史有一種標準答案式的寫法，那是刻板印象，在這二、三十年當中，史學界開始向文學取徑，從文學中獲得巨大的刺激、靈感、借鏡、參考，開始意識到各式各樣的敘述策略。同樣的內容與材料，可以說不一樣的話。所以「敘述」（narrative）與「敘述學」（narratology）是近三十年來史學第二個重大改變。
史學界從文學那里發現，沒有必然的敘述。以前我們會說，最好的歷史著作就是《史記》，如果學會了史記那套敘述模式，你就是一個了不起的史家。在西方，你去看普魯塔克（Plutarch）寫的《希臘羅馬名人傳》，歷史應該要如此生動。但是，現在我們不把史學當成技術了，史學方法也不是問題的答案，反而是一道「問題」。新的問題就發生在新興史學家心里面，不斷逼迫他們去思索──我所面對的讀者是誰？這就是敘述策略！
以前的史學家從不想這些。但現在，史學家怎么可以不去想想讀者是誰呢？不一樣的讀者對不一樣的事情有不同的感應。所以史學家要有一些本事，這套本書叫「敘述策略」。掌握了歷史的資料，在組織、整合、呈現的同時，要不斷地反問：「要給誰看？」進一步再問：「用什么樣的方式，可以最有效地呈現我想要呈現的內容？」如何打動想象中的讀者，讓他們讀到我希望他們讀到的東西？
從敘述策略的角度來看，卜正民與史景遷恰恰相反。他們同樣愛好細節，但兩人手法各異。
讓陌生變熟悉
容我這樣說：史景遷的敘述策略比較接近「讓陌生的東西變熟悉」。這牽涉到他的寫作背景與環境，史景遷剛從耶魯退休，之前長年在美國大學教授中國史。如果你去翻查史景遷的資料，你會發現他很少在期刊上發表史學論文，他寫的幾乎都是給美國一般社會大眾的書。他在耶魯開的課也一樣，他的對象多半不是針對研究生，都是大學部的課。所以你可以想象，他面對的是一群美國第一流、最聰明、也最討人厭，最自以為是的年輕學生。他們進入長春藤名校，以為自己無所不知。史景遷教學時，面對的是這群年輕學生，而他寫書時，面對的是美國一般大眾。這兩群人有個共通點：他們不那么了解中國史是什么，而且并不清楚自已認知上的模糊。
我在哈佛當助教時，一旦學生發現我這個東方人，會立刻抓住我，和我談老子，他當然覺得他懂，然后他要比較老子和尼采，看你懂不懂尼采。他們吸收了許多對中國的刻板印象，然后漸漸形成一股傲慢。美國社會大眾也一樣，大部分的人對中國有一種「大概是什么」的想象。因此，當史景遷透過一層又一層的細節，編織其著作時，面對的是這股傲慢。他要讓這些美國人了解到，他們其實對中國歷史陌生無比。
我們如果看史景遷的《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時報出版）。對我們這些學中國史的人來說，老實講，這本書并不值得讀，它描述了我們「早就知道」的那些人，把跟五四運動有關的人物傳記拼湊在一起，替他們做了一部群傳。像魯迅這樣的名人，史景遷在《天安門》寫到任何一件事，大概沒有什么我以前不知道的。但這本書畢竟不是為我們這種人寫的，它的敘述策略不在我們，他的重要性也不在我們。史景遷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清楚認知他的讀者，他知道他的讀者不懂May Fourth，他們只知道一個籠統的「中國革命」。美國另一位著名中國歷史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中國大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對美國人來說正是這樣，中國有個大革命，就像法國有個大革命，俄國有個大革命一樣。但革命的細節，例如五四運動，他們全然陌生。
你如何讓一個人對他完全陌生的事情感到有興趣？如何讓他覺得，一件遙遠、陌生的事情，是他值得知道的，并且進一步讓他一點一滴地體驗？史景遷必須累積、堆棧這么多的細節，讓你感覺到歷史里的每一道紋路與肌理，都在你可以撫摸的范圍之內。透過這種策略，他讓讀者親近了中國歷史，親近他筆下所寫的人。他用同樣的寫法寫張岱，聚拢所有搜集得來的材料，巨細靡遺，幾乎沒有任何遺漏。他并不打算提供新鮮的觀點，或者讓你知道其他研究張岱的人不知道的事情，作出一些其他研究者會嚇一跳的結論，而是將所有材料組合成一個豐富且易讀，引人入勝的人物完整寫照。所以他擅長組織，習于編織。
史景遷往往從一些特殊之處著筆，讓讀者感到吃驚。他會告訴讀者說：欸！以前有人在很遙遠的地方用這種方式過活哦。你以為接下來會有一個傳奇故事，就像魔戒或飛在天上的龍，不是。接下來，他鋪陳所有的細節，告訴你，事物有其道理，并且你可以體會、可以理解。
我認為這是史景遷最重要的寫作方法，他成功地把所有陌生的東西化為熟悉。所以我們讀史景遷的書有一個很簡單的標準了：如果他要寫的對象是你本來就熟悉的，你不必讀，因為你不會在里面讀到特別的觀點、特別的解釋。但如果他寫的題材是你本來就覺得陌生的，沒有比史景遷更體恤你的作者。像對很多人來講，張岱是陌生的。那么，讀他就是一件愉悅的事。
你真的知道嗎？
卜正民也很重視細節，但他的敘述策略剛剛好和史景遷相反──讓熟悉變陌生。史景遷會告訴你，你覺得這頂帽子很奇怪嗎？不，這帽子一點也不奇怪。而卜正民會問你：你覺得這帽子再平常不過嗎？對不起哦，我告訴你，不是這么一回事。這是他們不同的策略。
《維梅爾的帽子》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在卜正民面對的西方讀者眼中，〈軍官與面帶笑容的女子〉這張畫是他們的文化教育的一部分，沒有人會覺得這張畫有什么特別之處，但他會連接不斷，丟出一個又一個問題：你知道他的帽子嗎？她為什么要包頭巾？窗子為什么要這樣開？畫面的后面有什么？地圖為什么要掛在這里？
我們再看〈在敞開的窗邊讀信的少婦〉這幅畫。對于看過這幅畫的人來說，沒什么神秘之處。但卜正民會問：她在讀什么樣的信？他會透過他累積的材料來說明，她應該是在讀一封來自遠方的信。而這個「遠方」是荷屬東印度公司。再來，她的身邊有一張床，床上有一些水果──我頂多讀到這里──但卜正民會進一步問說：水果放在青花瓷盤上，這個盤子為什么會在荷蘭？接下來，還有我們真的不會看到的東西，卜正民看到了。這個讀信的女子后面，有一堵空白的墻。研究藝術史的人透過X光，發現維梅爾本來在墻上畫了一幅畫，后來卻涂掉了。卜正民會告訴你，維梅爾他為什么要畫那幅畫，后來又為什么要涂掉？
這就是卜正民。他會逼問你：你真的看到了嗎？你真的知道嗎？本來理所當然的事被他愈搞愈復雜，本來我們自認為熟悉的東西，但他弄得愈來愈陌生。他選擇這個策略自然也有原因。因為他要面對的讀者，與他所想要產生的效果，和史景遷是不同的。他面對的是那些已經有所了解的人，例如，我們可以在書上讀到安東尼‧貝利（AnthonyBailey）的推薦：「有些人自認已把十七世紀的尼德蘭摸得一清二楚，但他們若是讀了卜正民這部精彩之作，肯定要大為震驚。」是的，自認為一清二楚的人，將接到卜正民的挑戰。正如我剛才說的，如果你已經對這題材熟悉，史景遷的書不打算對你多說什么。但你以為你對十七世紀的尼德蘭再熟不過？卜正民正是要向你挑釁。
所以，讀這兩本書有很多不同的效果。如果你讀完了史景遷的《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我敢肯定會一連有好幾天，張岱會時時出沒在你的身邊。曾經那么陌生、十六、七世紀的一個明朝人成了和你長相左右的人。但讀卜正民的書剛好相反，把《維梅爾的帽子》從頭到尾讀完。我想，你大概還是不知道維梅爾是誰，你不會對他有什么清楚的感受，卜正民要做的事不是這個。他只是想告訴你：第一，從十六、七世紀開始，這個世界所有的事物彼此連結、彼此互動（interconnect）；第二，凡事都是有個來歷。
他另一個敘述策略是the question of the origin，這些事怎么來的？我們享受了這些事事來歷的答案。一旦我們反過來追索它們的來源，所有的事，我們曾經以為簡單、必然的，頓時成了一則則豐富、生動的故事。他從維梅爾的帽子講起，一開始先談論這種帽子和荷蘭軍事的關系。這種帽子不是在歐洲生產的，而是在加拿大。因此這個帽子的材料，必須從歐洲人到加拿大的殖民談起，而歐洲人到了加拿大，碰到當地印地安人，之間又擦出什么火花？一個一個問題丟出去，一頂帽子拉出一個世界。
最好的時代
從寫作方法論上面看，史景遷和卜正民都是細節史學家；從敘述策略看，他們恰好相反，一個要把陌生變熟悉，一個要把熟悉變陌生。這大概是我自己的一些體會。最后，另一個最重要的共通點，為什么我們把這兩本書放在一起談？因為這兩本書談的都是明代。
一九九九年，紐約《時代雜志》做了很大的專輯。千禧年即將來臨之前，他們回顧了過去的一千年。訪問了許多的史學家，問他們說：「如果你不是活在今天的世界，那么你最想活在哪一個時代、哪一個地方？」我記得很清楚，史景遷回答：如果他生活的時空不是二十世紀，他希望自己能活在十六世紀的中國。
十六世紀的中國就是明朝的后半葉，那的確是一個極其輝煌的社會。他們沒有問到卜正民，但我想他的答案也差不多。看他寫的《縱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聯經出版），他挖掘出的明朝人的縱欲和享樂，直到今天都還令人驚訝。
但我想十七世紀吸引這兩位史學家的理由，大概不只是這些縱樂。從十六世紀開始，中國從明朝進入到清朝，其中的變化種種，對任何一位史學家來說，都是令人振奮的挑戰。一個完熟而散發出陣陣香氣，正準備開始腐爛的文明，外來的事物陸陸續續進入這個文明之中，和它起了互動。在這之中，任何一種misunderstanding（誤解）都曾經發生。這個世界從未學過要如何彼此溝通。正因為這個世界從未學過，溝通是在他們還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發生的。所以極其熱鬧、極其燦爛了，各種稀奇古怪的事都在這個created misunderstanding中發生。對一個擁有高度歷史敏感性的人來說，這里有太多太多歷史的題材，沒有比這更好的時代。
即使是今天的我們，著眼十六、十七世紀，大概也會有諸多感慨。例如，對研究臺灣歷史的人而言，大概也沒有比這段更精彩的題材了。但許多漂亮的題材到今天都無法好好的整理。史景遷讓美國人體驗張岱。我在想，臺灣有沒有人能寫鄭芝龍呢？有沒有人能寫鄭成功呢？我們一直以為我們了解鄭成功，事實上還有太多我們尚未厘清的事。
看看鄭芝龍吧。他的出身是荷蘭的通譯，他的生意遍及整個東亞海域，北達日本平戶，于是他娶了個平戶女人，生下了鄭成功。他的基地是今天的澎湖、金門，這個人不是我們想象中的中國人。這是一個陌生人。我雖然不曾研究這方面，但我想我們總有方法鎖定一些問題，例如他為什么會去當通譯？他怎么學會荷蘭語？他和平戶的關系是什么？在過去的東亞海域，鄭芝龍如何和他的仇敵廝殺，如何和朋友往來？
鄭成功的角色又如何悲劇？他的媽媽是平戶的朱印船主之女，但鄭芝龍為了拉拢明朝，把他送進國子監讀書。這些人物對我們來說都是陌生的。明朝過于豐富，有太多太多我們不知道的事。這時候不就需要有一個像史景遷一樣的人，把鄭芝龍這樣一個陌生人變成我們生命中的一個體驗嗎？
同樣的，在那樣十七世紀的臺灣，稀奇古怪的力量互相作用，卜正民曾經在《維梅爾的帽子》里談及每一件事物：毛皮、茶葉、菸草……都可以和臺灣有關。但誰能從這些文明變化的細節中牽扯出臺灣的歷史呢？
藉由閱讀這兩本書，我希望我們不只得到這些作者想給我們的，同時，我們可以從他們的寫作方法、寫作風格中得到一些啟示。他們如何看待歷史，這樣的價值如果能在我們的文化里生根，在諸位的腦海中刺激出雄心壯志，那么我們的收獲足矣。
楊照 2012-04-18 02: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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