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鼎新：微博、政治公共空間和中國的發展

簡體傳統

微博中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公共空間”，每個公共空間性質都不一樣，今天我主要談微博對中國發展影響比較大的政治公共空間。
    我想許紀霖先生邀請我作這個報告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我寫過一篇《倫敦騷亂》（編注：原載《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1年10月16日第4版），講倫敦騷亂中Twitter等微博工具所扮演的角色與中國媒體和微博在同樣性質事件中的表現如何不同，講了英國的Twitter怎么從一開始鼓動騷亂，到后來積極投入滅火。第二，就是《時代周報》采訪我后刊出的《微博已經改變了中國》。原稿有近9000字，我當時主要講的也不是微博，結果刊出4000多字，不知道怎么就變成主要談微博了。其實那時我自己也沒微博，就在寫《倫敦騷亂》文章時稍微研究了一下Twitter，中國的微博當時還沒研究過。
    這次許紀霖要我講微博如何改變了中國，還真把我難倒了，于是我悄悄穿上“馬甲”注冊了一個微博，在里面悄悄觀察，然后比較美國Twitter和中國微博的區別在什么地方。我把紀霖先生的邀請當作一個機會，依照著學者做課題寫開題報告的方法和思路，把我的一些觀察和體會做了初步總結。我的報告分為四個部分，前三部分是分析視角，最后一部分則是初步結論。

    中國微博特色

    網民更可能被操縱

    第一部分是微博的性質，它作為一種輿論媒體、自媒介具備什么性質？這個很重要，比如現在我說的話，教室里的人遠的近的都能聽見；我如果在桌上刻個字，你們遠的就看不見，但這個字永遠都在這個桌子上，而我說的話如果沒有被錄音，話說完這個聲音就沒有了。這說明什么問題？就是說我的話用口語來傳聲和用書寫來表達，其性質是不一樣的，聲音傳得遠，字跡則保留時間長。這是最簡單的道理。
    加拿大有一個叫麥克盧漢的人把這個原理稱之為“媒介即信息”，即不同的媒體本身具有不同的性質。這很重要，比如法國革命，關于法國革命形成的理論很多，但有一種理論認為報紙的出現是一個重要原因，報紙出現之前這世界上沒有公眾輿論這種東西，而報紙為公眾輿論的產生提供了可能。問題是路易十六不知道這一新生事物的厲害，因此也沒有相應的針對措施，所以出了大問題。
    后來收音機出現了，電視出現了。電視的出現打破了時空。電視出現前老百姓基本上是看不到國家領導的，這十分有利于政治家神秘感的制造和維護。電視出現后政治家常常在電視新聞里露臉，雖然電視新聞可以剪輯，但是一個政治家作為常人的一面還是會不斷在新聞中被展現。久而久之，國家領導身上的神秘性就會削弱，或者說電視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會削弱一個國家的政治權威。再說性別問題。原來女人看女人書，男人看男人書，現在男人女人在電視前往往看的是一樣的節目，或者說主要是由男人制作并往往帶有男性視角的節目。久而久之，女人們就會把這些節目中男性視角下的英雄視為自己的榜樣，她們的思維方法就會向男性靠拢，這就對男性的權威構成了挑戰。美國就有學者用這一機制來解釋當代西方女權運動的興起和發展。
    現在我們來講微博。與傳統媒體相比，微博既有報紙的性質也有電視的性質，它是全媒體。在微博時代，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辦一份“報紙”，而你的“報紙”影響力的大小將完全取決于讀者的接受程度。從這個意義上說，微博是一個徹底民主的同時又是可被操縱性很強的通訊手段。說它是最徹底的民主是因為微博只需寫寥寥幾句話，只要知道怎么用微博，誰都能寫，寫得好壞也無所謂。說它可操縱性強，是因為微博中的聲音不具有“一人一票”的性質。我在谷歌中曾經搜索“新浪微博粉絲”這幾個字，結果出來的居然是一堆刷粉絲的廣告：這個保證“優質微博粉絲永久不掉”，那個說它“同時承接轉發評論、紅人轉發、投票以及加V認證服務”、“新浪微博粉絲2元1000，17元1萬”等等。只要一個人掌握著大量的金錢或者某種技術，那個人就能通過雇傭水軍把自己的聲音做大，于是就形成了虛假輿論。這里面可操縱的余地太大。
    在現實世界中，我們必須把自己在臺面上的和臺后的行為作出區隔。在親戚、同事、朋友，以及在不同的公開場合，我們的表現需要與這些場合中大家期待的表現方式相符，否則會給自己和其他人都帶來很大的麻煩。比如，你在一個聚會上碰到一個人不但是話不投機而且人也不怎么樣。回家后，在家人面前你怎么罵這小子都沒有關系，但是在聚會中你就必須保持做人的禮貌。如果你在聚會中毫無顧忌地當著大家把該人數落一番，大家就會覺得你很不懂道理。
    前臺行為和后臺行為的區隔是我們社會文明處事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則。但是在微博的公共空間中前臺行為和后臺行為的界限不再清晰。微博中的言論是面向社會的，它們本來應該是前臺行為。但是微博中許多人并不在自己熟悉的圈子內混，不少人的真實面目我們完全不清楚。這些人因此能在微博中動輒破口大罵，而不怕受到懲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微博公共空間的出現把人類的許多后臺行為前臺化了，這就是微博語言暴力趨向背后的結構性原因。
    從微博公共空間的這些性質可以推出的結果是：微博平臺一方面缺乏現實社會中的禮儀和權威關系的約束，而另一方面卻特別容易在網絡公司、金錢等等的操縱下迅速形成虛假輿論和權威。從一定意義上說，在微博公共空間中，人們的表現會接近于勒龐所描述的“烏合之眾”，他們一方面表現得特別不服從權威，另一方面又在操縱下特別容易對權威產生崇拜甚至盲從。微博中的狂熱之士很像“文革”中的紅衛兵：一方面喊著打倒一切、懷疑一切；另一方面喊著誰敢反對某個權威我們就打倒誰。
    我的初步調查顯示，美國的Twitter與中國的微博至少有如下不同：美國的Twitter一條只能顯示140個英文符號（寫不了幾個字），它的微博評論只能顯示5條，轉發次數最多也只能顯示出“50+”，并且美國的Twitter沒有長微博功能。我不知道Twitter公司作出這些限制是出于什么考慮。但是一個結果是，在美國，Twitter不能夠替代博客的功能，事實上，美國的許多重大爭論，比如說關于美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爭論，都是在博客空間進行的。
    在中國，微博可以無限制被評論，顯示很精確的轉發數，還帶有長微博功能。這些性質不但使得微博在中國有替代博客的趨勢，而且加大了“水軍”在中國微博中的重要性，使得中國的微博更容易形成強勢意見領袖和網絡紅人，而網民也有了更大的被操縱的危險。美國的Twitter完全沒有取得微博在中國的地位。

    微博論戰多

    涉及意識形態層面

    弄清楚了微博的性質后，我們把視角轉入另一個面向，即微博中大量出現的各種討論和爭論，其本身具有什么性質？
    簡單講，除了自然科學知識外，這世界上存在的大多數知識都屬于對錯非常難以講清楚，或者說是屬于沒有簡單意義上的正確與錯誤可言的價值觀、意識形態范疇的東西。既然微博上的許多討論是在意識形態層面上的討論，這些討論就會服從意識形態權力的一些基本特性。
    與本文有關的意識形態權力的特性有兩個。第一是意識形態層面上辯論出輸贏的不可能性：兩個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士辯論，結果往往都會覺得自己贏了。除非用強制手段，簡單的說服是難以改變另一個人的價值觀的。第二是價值觀社會存在的自然多樣性：一個人所持的價值觀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他的經歷和性格所決定，不同的經歷和性格自然就會導致人們采取不同的價值觀和對同一價值觀作出不同理解。
    意識形態權力的這兩個特征決定了微博公共空間爭論的基本特點：雞對鴨講，自說自話。比如最近作家代筆問題在微博上引發的爭論。
    我本以為這一場爭論的核心是真假問題，而不是價值觀問題，是比較容易說清楚的。但我馬上發覺支持作家的人士大致可分為相互重疊的三類人士。第一是原教旨自由主義者。這些人士認定作家是盟友，并認為打假是政治陰謀，是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層面上的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真假問題。第二就是作家的“粉絲”。不讀大學就可以當作家、收入不菲還可以打扮得很酷的生活令年輕人羨慕。維護作家對他們來說，猶如維護宗教信仰一般是他們的責任。第三，就是一些缺乏常識的人，對于這些人來說，什么奇跡都可以發生，常識簡直就是對他們認知的褻瀆。這三類人的存在把一個簡單的問題搞得十分復雜，讓那些自認為通過展現大量“客觀”事實就能說服大眾的人士大跌眼鏡。

    民眾思維特征

    反權威、民粹、缺乏常識

    我舉上面這個例子是想說明：一旦加入意識形態層面上的東西，哪怕一個十分簡單的問題，在網上要取得共識也是不可能的。意識形態性質決定了微博上的討論具有一種原生的混亂多樣性。問題是，在不少話題上，微博中的討論卻又能形成巨大的輿論一致。這是為什么呢？
    一般來說，當我們看到一個社會中某種意識形態或者看法獲得強勢后，首先想到的不應當是這一意識形態如何正確，而是要觀察這一意識形態背后有什么強制性或者是半強制性力量的支持。在現代社會，國家是最為強大的強制性組織，而宗教組織和學校則是兩個最為顯著的半強制性組織。從這個意義上說，你們今天如果認為我演講得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學校教育已經規范了你們的思維方式，使你形成了很強的認知依賴。
    這世界上還存在著另外一種對社會思潮進行規范的力量，那就是一個時代性思維方式。“女巫大量存在”曾經是歐洲社會的共識，二戰后法西斯主義聲名狼藉，“文革”后極左路線和專制政治成了過街老鼠。這些都是時代性思維方式的例子。時代性思維方式往往是以前強制性社會行動的非期然性結果，它同時也必須有強制性或者是半強制性權力的支持才能長期維持。
    我認為，決定當前中國時代性思維方式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由幾個原因而導致的社會共識的缺乏。
    比如，中國古代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是儒學。但儒學賴以生存的制度性基礎，如科舉制、宗法制和宗族制，都已經被革命洪流徹底摧毀。在當今中國，儒學已淪落為一個無足輕重的哲學體系或意識形態，而其他宗教與倫理體系也沒有取儒學而代之的能力。因此，宗教尚不能為社會提供主流價值觀。
    比如，中國當代中學和大學人文教育方向不明。這兩年我們在搞人文教育，核心課程。西方的核心課程背后的動因很簡單：灌輸西方現代社會中占主流的理性精神和人文主義精神。但是在中國，我們的人文教育到底要教什么東西？中學和西學之間應該是什么關系？我們學校和國家的關系應該怎么定位？這些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中學和大學人文教育方向十分不明確，因此也很難為建構主流價值觀作出貢獻。打開天窗說亮話，當前中國的大學就其本質來說只不過是學習和模仿當代西方技術的技校而已。
    比如，當前中國的主流媒體在若干重要領域其報道得不到國民的尊重，他們因此也不能在這些領域為主流價值觀的建構作出貢獻。
    這幾個因素和其他因素加在一起，造就了當前中國民眾的主流政治思維特征：反權威、民粹和缺乏基本常識。

    最簡單的爭論

    在微博中也無法取得共識

    先前討論的微博的性質和意識形態的性質在民眾的這一思維方式下得到了如下的體現：
    第一，在當前中國的微博中，即使是最為簡單的爭論也幾乎沒有取得共識的可能。因此，微博上一旦產生大論戰，只有自我感覺良好或者心理狀態受外界影響較小的，或者思維相對偏執和頭腦簡單的才能在微博中堅持下來。在我穿著“馬甲”觀察微博期間，就見到了不少退出微博的聲明，而以下摘錄的一個博主在退出微博前發表的聲明頗能說明問題：
    1. 自從玩微博以后，我從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齋讀書人，變成了社會新聞的熱情關注者，并常常對社會事件發言。我現在發現，微博帶給我的快樂遠遠抵償不了給我帶來的痛苦，過分的社會關懷讓自己長期處于憤怒和焦慮之中，寫完一篇社會評論后又容易失眠。
    2. 看來，我不太適合開微博，也不宜于過分關注社會，我自己又特別容易激動，這樣讓自己長期處于一種焦灼騷動之中。還是回到書齋中讀書，回到課堂上教學更適合我的興趣和個性。
    3. 因此，我今天刪除了自己最近的部分微博，不想再討論XX這種骯臟事情，XX接受采訪前后矛盾和撒謊的樣子太惡心，XX這類事情不值得投入過多精力，但是，微博上像XX這樣的事情太多了，只要你上微博逛一逛，像XX這樣的人你繞也繞不開。
    我們可以不同意他的具體觀點，但是該博主在退出微博時的心態很具有代表性。
    第二，在反權威和民粹思潮成為主流的情況下，在社會缺乏基本共識的背景下，誰敢在微博中打擦邊球、訴諸民粹，誰就能通過操縱民意而做大。其實當前出現的不少打擦邊球行為實際上只是在消費大眾思潮。說實話，這也就是為什么當前中國政治騙子不少，在中國有消費國家體制的，消費自由主義的，消費民族主義的，消費左傾思潮的，消費民粹的，應有盡有。這市場實在是太大了。可以預見，一有風吹草動，微博就會成為傳播信息和謠言的陣地。
    動蕩之后，缺乏學習能力的“精英”當然會進行“反思”、甚至是對以前的天真的想法和行為表示后悔。但是在后悔的同時，他們中的各路人馬馬上就會繼續帶著一種教主和消費民眾的混雜心態為中國的出路繼續提出各種天真的設想。
    當然，我希望我以上這些“預測”都是錯誤的。的確，社會科學的一個特點就是被廣為接受的“預測”會改變人們對社會的理解和行為方式，乃至社會的發展方向，從而使這預測變成一個錯誤。我衷心希望本演講的論點從根本上就是錯的，或者至少是在中國社會的發展中變成錯誤。謝謝大家。
    （原文為趙鼎新教授日前在華東師范大學講演實錄，由東方早報記者田波瀾采訪整理，經講者本人審閱。本文有刪節，個別措辭有調整，小標題為東方早報編輯曹小倩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