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承先啟后的火炬——致胡適之先生

簡體傳統

適之先生：

    1962年2月24日，先生突然撒手西去，倏忽50年過去了！1999、2005，兩次到臺灣，均住在臺北南港幽靜的中央研究院內。每天早晚在小河邊上、先生的故居周圍和您永遠安息的山崗上漫步，總會想起中國的昨天和今天，默默和先生對話。

    被歪曲的文化綱領

    新文化運動中，您登高一呼群山應。但思想家的心靈總有不易為人理解的一角，而人們的思慮總是千差萬別。誤解、曲解，伴隨你生前身后。
    當摧枯拉朽的新文化運動席卷大地之際，不少人追問：陳獨秀、胡適他們究竟想干什么？各人的說法大同小異，您說的最為完整：新思潮運動就是“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 [1]。
    這是一個非常完整的文化綱領。可是，多元社會總會意見紛紜。
    至今仍不斷有人批評您“全盤性反傳統”！傳統，您當然反了。專制，三綱，不反，怎么得了！我不理解的是，那些人真的不知道您擦亮了多少蒙塵珍珠嗎？白話小說，歷代中國思想史，您無疑是王國維先生以后用現代學術方法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最杰出的開創者之一。多少繼起的研究者沿著您開創的道路戴上博士方帽和拿到教授職位；又有多少大眾從您激活的傳統中受惠！面對傳統文化研究和出版高度繁榮的局面，為什么有些人還要瞎嚷新文化運動打斷了傳統呢？
    他們混淆歷史時段，把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作為與北洋時期混為一談了。前者奉行的是《共產黨宣言》宣示的基本原理：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2]
    人民共和國第一個三十年依托國家強制力，堅定地推行兩個決裂。傳統文化及其載體，從典籍、文物到知識階層都備受摧殘。
    北洋時期是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最自由的年代，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文化推陳出新的典范。進入20年代，陳獨秀因其好走極端的性格而背離新文化運動的宗旨，變為支持侵犯言論自由的政治人物；幸得有先生在，新文化運動仍然枝繁葉茂，自由的火炬沒有熄滅。把主旨和后果截然不同的兩個歷史進程攪成一鍋漿糊，與正常的思想史研究不搭界。
    說到底，民族主義太強大了。戴上有色眼鏡，一個完整的文化綱領被割裂，一個生氣勃勃的文化學術高潮被貶斥！“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新思潮對于舊文化的態度，在消極一方面是反對盲從；在積極一方面，是用科學方法來做整理的功夫。新思潮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 [3]提出這個主張的前提，無非是坦率承認中國落后了，必須吸納他國的先進文明特別是先進方法，用于研究過去，創建未來。呈現在世人面前的是中國現代學術蓬勃興起，“再造文明”的腳步異常堅實。不幸，對一個歷史悠久而又遭受過嚴重挫折的國家說來，披著愛國主義華麗外衣的狹隘民族主義煽情，仍有廣闊的市場。時至二十一世紀，有些人竟然把輸入現代文化的新文化運動說成摧毀傳統文化的災難，而古代中國卻成了黃金世界！
    早在1911年，王國維先生就指出：
    “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而未嘗知學者也。” [4]
    正如沒有中國特色的物理學、數學一樣，也不可能有中國獨有的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史學……。有些人宣布他們不喜歡的那些西方學理都包含帝國主義的禍心，應該驅逐出中國！在愛國辭藻后面，這些人冀圖畫地為牢，把中國學術與世界割裂為兩塊，彷佛中國研究是他們的禁臠。要是以為他們完全排斥西方文化那就大錯特錯了！他們力圖拒之門外的是公認的現代主流文化，而叫賣的是另一種從西方旮旯里找來的極端思潮，拌上傳統文化中的陳腐作料。
    優秀文化是滋潤萬物的春風。與其喧嘩擾攘，毋寧安靜地閱讀和思考。先生的書在大陸早已解禁，但愿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坐下來細細讀您的書。
    前提是正視中國固有文明與現代文明的差距。近代中國長期積貧積弱，而眼下也與發達國家有很大差距。究其原因，關鍵在朝野各方不愿面對現實，老愛自我麻醉，自覺不自覺為現代文明進入設置障礙。

    關節點上的忠告

    20世紀20年代開始，先生改變20年不談政治的初衷，提出了自由主義者的政治綱領，尖銳抨擊了政壇亂象，提出許多積極的建議。
    最引人矚目的是兩大歷史轉折關頭，先生發出的忠告。
    第一次是1922年5月14日，各報發表先生起草并由16人聯署的《我們的政治主張》，提出“政治改革的三個基本原則”：“憲政的政府”，“公開的政府”；“有計劃的政治”。當前則“我們不承認南北的統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我們主張，南北兩方早日正式議和。一切暗地的勾結，都不是我們國民應該承認的。我們要求一種公開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會。” [5]
    1922年6月2日，徐世昌辭職。3日，包括先生和蔡元培等二百多各界人士致電孫文，勸告他踐行和徐世昌同時辭職的諾言，實現和平統一：
    “乃者北京非法總統業已退職，前此下令解散國會之總統，已預備取消六年間不法之命令，而恢復國會。……北方軍隊已表示以擁護正式民意機關為職志。南北一致，無再用武力解決之必要。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實行與非法總統同時下野之宣言。” [6]
    這是自由主義者表達的和平建設現代法治國家的善良愿望。如果這個建議被接受，6月16日陳炯明所部粵軍炮轟總統府的悲劇就不會上演，南北內戰也會應聲停止。各界人士的注意力相應地會集中于憲政、法治和公開的政府建設。陳炯明及其部屬的要求無非是要求孫文履行諾言不要當那個沒有法理根據的大總統，停止內戰，讓廣東休養生息，建設模范省。
    殘酷的現實是支配中央政權的直系軍閥和奉系、皖系、國民黨組成的三角聯盟在角力。直系曹錕、吳佩孚他們和孫文都在做武力統一的迷夢。
    和平統一、建設法治國家的希望在聯省自治運動。
    先生的洞見是推動各省自治，擴大省議會的權力，使之成為制裁軍閥的基本制度。省議會天然要維護本省民眾的利益，反對軍閥窮兵黷武。先生以當時江蘇省長韓國鈞提出要發行700萬公債，被江蘇省議會否決為例，說明“我們于此可見地方權力范圍之內，軍閥的權威也不能不受限制。”因此，“打倒軍閥割據的第一步是建設在省自治上面的聯邦的統一國家。” [7]
    事隔多年后，一些人把聯省自治的主張說成是把軍閥割據合法化，不管論者主觀動機如何，實質不過是為國民黨沉迷武力統一，建立全國范圍的黨國體制辯護罷了。
    第二次敲響警鐘是1929-1930年間，外敵入侵的前夜，先生作獅子吼：
    1.立即實行憲政。
    2.集中力量鏟除五大仇敵：
    “我們要打倒五大仇敵：第一大敵是貧窮。第二大敵是疾病。第三大敵是愚昧。第四大敵是貪污。第五大敵是擾亂。這五大仇敵中，資本主義不在內……資產階級也不在內……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故即為抵抗帝國主義起見，也應該先鏟除這五大敵人。” [8]
    前三個仇敵是落后，沒有什么人會從中得利。后兩個仇敵實質是少數人非法獲利，多數人恨之入骨。沒有人敢于公開反對鏟除五鬼，問題在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帝國主義不列入鏟除對象！這可與當時的激進青年不惜為之捐軀的訴求背道而馳了。
    回首話當年，資本主義確實反不得。就這一條而言，共產黨人應該感謝您。共產主義運動是天然的左翼；最可怕的是左中之左。你的朋友陳獨秀成了中共的領袖，在他缺席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宣告：
    “第一步就得鏟除現在的資本制度。”“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共有”。“中國共產黨徹底斷絕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的一切聯系。” [9]
    這是90年來中國共產黨各個時期主要錯誤的思想淵源。經濟領域一誤再誤，把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工商業明里暗中視為要消滅的對象。在文化領域，知識階層被劃入資產階級！古今中外長期把知識階層作為異己力量，致力于“改造”和打擊他們的十分罕見，而在我們這個文明古國卻成了常態！所謂“黃色知識分子”，后來名號變更：“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動學術權威”、“右派”……隨意制造的帽子往別人頭上一戴，就有了可以隨時踐踏的原罪。歷史已經翻開新的一頁，有些人卻還要橫刀立馬，聽不進不要糾纏姓資姓社的明見，老以“復辟資本主義”和“西化”為斬除異己的藉口！
    與此同時，鴉片戰爭以后，從村夫到清流，把自家的困境歸咎于洋鬼子，已經成了無法根絕的傳染病！
    針對把吳佩孚、張作霖分別說成是受英美和日本操縱的，先生舉出事實反駁后得出一個結論：
    “勸我們的朋友努力向民主主義的一個簡單目標上做去，不必在這個時候牽涉到什么國際帝國主義的問題。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國際侵略主義的先決問題。” [10]
    整整90年過去了，歷史寫下的記錄是：
    1.吳佩孚反對外國侵略的態度非常鮮明：“得意時清白乃心，不納妾，不積金錢……失敗后倔強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不管威逼利誘，堅決不出任偽職。1939年逝世后，國民政府頒發褒揚令：“沈陽變起，攖懷國難，恒以精忠自勵。燕京被陷，處境益艱。敵酋肆其逼迫，奸逆逞其簧鼓，威脅利誘，層出不窮，猶能勉全所守，終始弗渝，凜然為國家民族增重。高風亮節，中外同欽！”《大公報》則稱贊“其氣節之高，操守之堅，尤可謂中國舊軍人之最后一個典型。” [11]蓋棺論定，哪里有一絲一毫走狗氣息？張作霖在東北，不能不敷衍日本侵略者，但骨子里反對日本侵略，終于招來殺身之禍。處處講證據的先生，顯然比從公式出發的人高出一籌。
    2.先生一語中的，揭示中國的癥結在內部。1922年華盛頓會議后，列強分化了。除日本外，大都贊成維護中國的獨立和主權，放棄劃分勢力范圍的政策。本來是團結各方，實行憲政，推行民主，告別野蠻、貧困的大好時機，卻被內部紛爭斷送，從而為外敵入侵提供了機會。
    五鬼論曾被誤解為不敢觸及制度。這個論調忽視了在提出五鬼論的同時，先生高張人權大旗，要求立即實行憲政。從北洋時期至蔣介石當政，先生唇焦舌敝說的是唯有憲政才是通向文明和富裕的康莊大道。困難不在民眾素質不高，而在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官員不守法，應該進政治幼稚園學習！先生說的都是現代社會制度的常識，但只有有巨大勇氣的智者才會在專制統治者面前直言不諱。

    先驅的智慧

    先驅是孤獨的；先驅的思想又是燭照歷史的火炬。
    經過80多年的盛衰哀樂，不論政治派別，人們應該從中感悟到先驅的智慧。近代中國彷佛在盤陀路上攀登，一次又一次似乎回到原點。一個值得人們深思的問題是：假如當年先生的忠告被聽取，中國的面貌會有什么不同？
    民族主義和現代文明仍在中華大地頑強較量。先生地下有知，一定非常驚奇，一有風吹草動，反對帝國主義的喧囂仍會在大陸震蕩！這些人是催眠師，要人們趕快入睡，夢中沒有制度缺陷，更沒有勢不可擋的全球一體化大潮。
    此刻我突然想起，先生曾以南宋詩人楊萬里的《桂源鋪絕句》題贈雷震：“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近，堂堂溪水出前村！”天上地下，眾聲喧嘩，醒來的人越來越多。山洪，誰擋得住呢？

    后學袁偉時上

    2012年3月24日　　刊登于《文史參考》2012年4月（下）第20~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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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胡適文集》第二冊第55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71-272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北京版。
    [3] 同上，第558頁。
    [4] 王國維：《〈國學叢刊〉序》。
    [5] 《努力周報》第二期，1922年5月14日。
    [6] 北京《晨報》1922年6月4日。
    [7] 胡適：《國際的中國》，《努力周報》1922年10月1日第2版。
    [8] 胡適：《我們走那條路》，《胡適文集》第五冊第35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9] 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檔案資料》第2、6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北京版。
    [10] 胡適：《國際的中國》，《努力周報》1922年10月1日第2版。
    [11] 《吳佩孚先生集》第27、456頁，臺灣文海出版社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