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吳忠信難忘兩株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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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誕生時,南京只有一輛汽車,就是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座車,有一天發生一起交通事故,司機開著空車壓死了一個行人,南京警察總監吳忠信接到報告,立即下令扣押了司機和汽車。總統府總務局長打電話說情,他也不放,就是要依法辦理。最后,這位總務局長到警察廳辦理了賠償手續才算了結。

吳忠信是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以后是蔣介石信賴的人。他是安徽合肥人,1932年春天,正是國難當頭、時局艱難之際,家鄉安徽上一年剛剛遭遇大水,民生凋敝,創痍滿目,匪患嚴重,省財政捉襟見肘,機關發不出工資,有些學校都停了課,49歲的他受命出任安徽省主席。他以“清慎廉干”四個字為自己的施政要領,第一步先從取消特種營業稅,裁處米捐開始,興水利,修公路,整頓各級學校,到當年年底就有了成效,局面得到了扭轉。他于是向行政院提出辭職,沒有獲準。

他有一種想法,要想繁榮社會,必須從“裕民”入手,而裕民之道首先就是節約政府的開支,1933年他把全省一年的預算從一千六百萬元減到九百多萬元。他修了從蕪湖到南京的公路,他明白只有對外交通便利,才能促進經濟發展。等到一切都有了些眉目,民生得到緩解,這年5月他再次提出辭職,得到準許。實際上他辭職的原因要復雜得多,事后他曾對朋友說起此事:“我回安徽做主席,是想為桑梓服務,但是有一批人專門搗亂,不是今天要某縣缺,就是明天要某關卡,我對他們一律不買賬的,他們就遇事興風作浪,來反對我,最后擺在我面前,只有兩條路:一是把他們抓來,依法辦理;一是我只有不干這個主席。可是我考慮結果,我如采取第一辦法,不但難為皖人所諒解,就是我的祖宗墳墓,也難免要被人挖掉,所以我只有辭職。”

可見官難做,即使貴為一省封疆大吏,也有許多不得已的難言苦衷,甚至不是來自上面,而是來自下屬,就是整天包圍著自己的這個官僚體系,要想拒絕這種包圍都很難,辭職是潔身自好、保持清白之身最簡單的途徑。官僚政治的邏輯實在可怕,除非能跳出這個框架,產生新的制度。這不僅是吳忠信做不到的。

1935年,他受命出任貴州省主席時,和他初到安徽情況相同,也是財政枯竭,百廢待舉,交通閉塞,地瘠民貧則更有過之。他上任之后采取了如下施政舉措:一是整飭吏治;二是發展教育;三是人事公開,財政公開,確立會計制度;四是禁絕煙毒;五是肅清匪患;六是積極修筑與鄰近各省的公路。“建設以交通為先,教育以職業為重”是他立定的宗旨,全省預算的三分之一用作這兩個方面的經費,地質調查所,農事試驗場,都在他主政時發揮作用,目的就是要開放地下、地上的各種資源,改善當地的經濟,他決心“為貴州作遠大的建設”。他去南京開會,本來可以乘飛機,但他想順便考察沿途情況,所以乘汽車從尚未正式通車的川黔公路出行,正逢陰雨天,道路泥濘,汽車在崇山峻嶺之間盤旋,時臨峭壁,危險無比,而且要忍受饑渴,隨行的人心中叫苦,他談笑風生,泰然自若。

他在貴陽身居省府,除了一顆大印,四壁蕭然,只有庭院里的兩株紫薇是他的最愛。東邊的一株據說有四百年以上的歷史,西邊的一株也有二百多年的光景。秋天花開之時,紅紫相間,芳香隨風而動,燦爛不可言說,他盤桓花下,常常不忍離開。他囑咐身邊的人,對這兩株花,要好好地保護,使她們能歷久彌榮。

1936年,因為兩廣事變發生,他與桂系李宗仁等人素有淵源,本來就是蔣介石和他們之間溝通的橋梁,他主動提出辭職,抗戰之前,他兩度出任省主席,為時都很短。他曾給自己一個評價:“曾帶軍隊而絕非軍閥,曾參與政治而絕非政客。”他給人的印象是“做事絕不敷衍,更不肯向惡勢力讓步。”離開貴州后,他念念不忘的只是那兩株紫薇,他說過一句話:“人生如白駒過隙,倘無貢獻于社會國家,反不若此類無知的花木。”@(


傅國涌 2010-07-15 08: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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