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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李禮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一

定州的高鐵站雖然看起來并不算豪華，不過仍多少顯示了城市膨脹的雄心。

出了車站，還需要坐上一段長長的距離，才能到達市區。馬路正在縫縫補補地修建之中，坐上6路公交車，高鐵拉過來的外來者和郊區的農民塞滿了汽車，眾人一起在塵土飛揚中進城。

遠離市區的高鐵正在成為眾多中小城市新的發展引擎，馬路讓城市的血液迅速奔涌到荒蕪的新區。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開發區、商務區何時可在新一輪的城市化擴張里繁榮起來，尚不可知，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大片的耕地已經轉變了用途。

4月5日，清明節。定州汽車站里顯得很冷清，我登上了一輛開往安國的小巴。站內顯示，開往鄰縣安國的公交車每十五分鐘就有一次，作為鐵路網中的一個據點，看來有不少商務人士經過定州前往安國。從漢朝開始，那里就以藥都聞名。

汽車在霧霾和大貨車之間穿行。糟糕的空氣和2013年華北漫長的寒潮，讓人無法感受到路邊鄉村的春天氣息，而這里的空氣也差得如同200公里之外的北京。

大約40分鐘之后，透過灰蒙蒙的車窗，“定州晏陽初中學”幾個字出現在一座四五層的水泥樓頂上。很快，女售票員通知我下車，汽車停在了一個馬路和土路交匯的小路口，此處叫龐村路口，一直向北就是我的目的地：翟城村，中國鄉村自治的起源地。

我原以為可以打一個摩的花幾塊錢進村，但路口冷清，看起來也無人打算做這樣的生意。一位路過的老人不無同情又略顯奇怪地告訴我，這里到翟城還有八九里地！在路旁等了一會，除了幾個風馳電掣的小摩托經過，就是幾輛根本不打算理會路人的私家車，剛剛下過雨的鄉村道路令每一個步行者苦不堪言，我也只好徒步前進。

很快，運氣來了，一個學生模樣的孩子，騎著一輛電動自行車經過，我說服了他搭我一段，雖然坐在小小身體的后座上多少有點滑稽。六年級姓李的小家伙不久就到了家，在恭維了幾句諸如小小年紀如此車技后，我重新走進泥濘之中，那是這里最差的一段道路，灰黑的泥漿流淌其中，我在其中不斷跳躍和躲閃路過的卡車。

在成功搭了一輛裝垃圾的三輪車后，我終于遠遠看到了一堵寫有“翟城”的白墻，它如同一座影壁矗立在路的盡頭，一個丁字路口。下車后走近才發現，墻上幾乎寫全了此地的全部歷史地位：各種中國鄉村建設的第一次。

輝煌的歷史并沒有照耀到今天的翟城村，舉目看去，這里與其他村落別無兩樣，除了村口一座“晏陽初幼兒園”，多少向過往的外來者昭示這里與中國鄉村運動的關系。

村口一個奇怪的現代牌坊式的大門，寫滿了口號，但堆在村口的垃圾堆及其散發的氣味，提醒那些回憶歷史的人們回到現實：這里如今只是河北一個不通公交車的少有人問津的村莊。

二

村里的主干道，是一條坑坑洼洼的土馬路，兩側不時冒出幾個小型工地，磚瓦、石子和沙子隨意堆在路邊。村里一些富裕的人正在新建自家的樓房。一個工地對面的墻上寫著“合作互助，共同致富”的巨大標語。不過和中國多數農村一樣，即使在一個不大的翟城村，依然有著明顯的貧富差距。在主路背后幾十米外的一個院落里，80多歲的米慶林就正過著清苦的日子。

由于年齡原因，米慶林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向外來者講述米氏家族往事的重要人物。在此行之前，另一位當地米姓干部也向我推薦了他，前者對外來采訪者持有一種警惕，因為“鄉村自治”在近幾年里，多了一些關注者，也多了一些敏感的氣息。

米慶林從一間黑乎乎的屋里走出來，此時他正一個人坐在灶臺前燒火弄飯，老人身體看上去還算硬朗，不過耳朵卻已不大靈光，基本聽不懂我對米氏家族的一些問題。只有在他胳膊有力的比畫里，外來者才能偶爾想象那個米氏家族榮光的時代。

那個時代距離這個院子其實只有幾百米，只是如今成了一個堆滿廢舊金屬的農機站，主要服務對象是拖拉機。這里過去是米氏家族的宅院，如今已蕩然無存。據說最主要的破壞來自日軍進村后的一場大火。一個負責人模樣的人不知從何處冒了出來，他對我的到來，有點驚奇和興奮。他告訴我，少數來到翟城考察的國內外研究者，也很少來到這里。他們經常被帶領參觀隔壁的一個劇場，那里似乎更加體面一些。

在一個村莊里藏著如此開闊的露天劇場，確實少見。頗為奇怪的是，這里同時還建有一個烈士陵園，石碑上記錄著包括米姓烈士在內的一批名單，其中最大的職務據說是一位戰死于石家莊的副團長。

在這個寒冷的春天，這個舊宅故地顯得更加蕭瑟。不過每年春節的時候，劇場會變成村民聚會的場所，外出打工的年輕人的回鄉，讓寂寞的村莊突然熱鬧起來。除此之外，這個公共場所能干點什么，就要看村委會了。

1902年，米鑒三和他的幾個兒子開始了在自己故鄉的自治之路，他們日后組織了一個比“村委會”更大的組織——“村會”。它每月開例會一次，若遇有臨時事故，由會長隨時召集。村會以村長為議長，全村被劃分8個自治區，每區公舉區長1人。這些職位均由村民公舉，村公所作為村會的執行者，負責本村一切事宜。

這種議行合一的思想，主要來自米鑒三之子米迪剛，后者在1903年前后從日本留學回來，翟城村自治取法于日本模范町村，就源于米迪剛留學時所受到了的日本農村建設啟發。而這一構想無疑也有著良好的現實基礎，其父米鑒三是當地有影響的鄉紳，這一階層握有傳統中國農村真正的影響力。

因秀才身份，米鑒三在翟城村得到廣泛尊重，晚清1900年新政開啟后，他就一直致力于發展本地的教育，不僅籌辦了一個學堂，還担任了定州勸學所學董之職。此后米氏在自家還開辦了女子學塾，令翟城成為中國最早一批村級女子學校的誕生地。

三

在獲得初期功名后鄉試不中，米鑒三此后將生活重心轉移到本土教化之上。他參與制訂《查禁賭博規約》、《看守禾稼規約》等鄉約，顯示了傳統儒家知識分子教化百姓的傳統，這也是舊式鄉村自治的內核之一。在長久的歷史中，中國農村事實上少有政權直接深入，而成為一種威廉斯所謂的“中國的鄉村共和國”，鄉紳則是這種“沉默的自治”下的主導人物。晚清新政下的新式自治潮流抬頭，被認為是鄉紳階層借助新思想而進行的一次自我鞏固。

不過米氏家族在翟城完成近代意義上的自治，并非一蹴而就。在此過程中，他的三個兒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別是留日歸來的長子米迪剛。他們為翟城帶入了現代氣息，新式知識人為一個村莊的自治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轉身。1915年9、10月間，翟城村的自治公所和村長選舉相繼完成，這直接受益于一年前袁世凱政府頒布的《地方自治試行條例》和《施行細則》，正是在這個制度的鼓舞下，定縣知事孫發緒給翟城村撥來了一筆錢，專門用于“自治模范區”的建設。

故宅不再，往事好像也被歲月抹平，米氏家族的成就如今多存留在老人的恍惚記憶里。在這個尚有幾百名米姓的村莊里，已無米鑒三家族的直系后人，從抗日戰爭爆發后，他們便散落在包頭、北京和海外等地，如今已少有人回到故鄉，盡管這里的人們對這位昔日的名人仍抱有感情。

“他們走后曾招本地的貧民去包頭過日子”，米保堂告訴我。比起耳朵已經失靈的米慶林，米保堂精神矍鑠。有過行伍經歷的他曾是八路軍的一名通訊兵，在一次戰斗負傷后轉為本地的一名教師。75歲的他和老伴住在村里一個昏暗的小屋子里，當我來到這里時，開始他們居然認為來人是米鑒三家族后人，頗為激動。在他的回憶里，這個村莊的很多人曾得到米家的救助。

米保堂很喜歡和我談話，許是很久沒有人特別是外來者來傾聽他的故事了。說起日軍和八路軍在翟城的一次意外交火，他手舞足蹈、眉飛色舞，幾乎變成一個說書人。直到談起他和其孫女的處境，樂觀的米保堂才暗淡下來，坐在一旁的老伴幾乎含著淚光向我訴說自家遭受的不公：現在生活如此困難，而米保堂的教師身份卻沒有相應的退休待遇。按照她的說法，如果“有能力”，本應和其他人一樣獲得這份收入，不過他們只是沒有勢力的“老實人”。今年春節，在外上學的孫女向他們哭著說自己打工的疼痛，拿不出錢的奶奶只有垂淚。

米保堂夫婦倆走出簡陋的屋子，目送我離開時，一直抱歉說著沒有留在他們家吃飯。夫妻倆對昔日村里的自治歷史沒有什么興趣，最大的希望是我能夠將他們的不公平待遇和生活困苦帶回北京，告訴中央領導。

四

離開翟城的時候，我很想去看一下學者溫鐵軍在此地創辦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雖然這次嘗試已基本宣告失敗。不過我被告知，除了幾間屋子已無任何東西。這里的人甚至連領我去看看的興趣也沒有。

對溫鐵軍行動的質疑和嘲笑似乎伴隨著學院2003年成立后的幾個年頭。這個“后定縣實驗”被很多人視為知識分子又一次脫離群眾的精英自負，眾多媒體亦曾關注過溫的嘗試如何水土不服。因此當學院事實上停止后，很多人認為這完全在意料之中。

一直為我領路的老人也姓米，他總是緩緩地走在我前后幾米之外，送我出村的路上，他告訴我對溫鐵軍失敗的看法，“他說了不該說的話，得罪了有關部門”。根據報道，外界很少看見本地官員參加學院的活動，甚至包括鎮一級的領導。

不過更多的意見認為，學院的失敗源自村民們日益褪去的熱情，這種熱情從一開始本就不多。毫無疑問，他們更期待看得見摸得著的利益，可當看到學院培育出來的西瓜比自己的還小時，很多人顯然非常失望。

在翟城的歷史自治傳統里，互助是其內核之一，互助的目的，正是互利。這里的村民曾互助購買農業用品、分担經費鑿井、共同雇人守護莊稼，甚至進行資產管理。比如一個名叫“因利協社”的團體，曾負責打理包括村民儲蓄存款在內的公共財務。

當然，學院的成果一度不少，比如組織諸如讀書會、老年人協會、婦女協會這樣的團體。這似乎是對歷史的一種回憶，昔日米氏家族主導的自治，也創有教育會、勤儉儲蓄會等組織。不過，在經歷開始時的熱情后，新的團體就很快停了下來。

鄉村建設學院給翟城帶來的最大變化是村里人在那段時間看到了一批批外來人，也讓外面的世界通過溫鐵軍重新勾起了對晏陽初、《定縣調查》以及早期中國鄉村建設的回憶。盡管對這里的村民來說，外來者很多只是來看熱鬧的人，而村民們自己也多少有點看熱鬧的意思。如今，城里的學者已經回去，翟城恢復了過去的平靜。

五

晏陽初是在一份報紙上發現翟城的。

1920年畢業回國后，這位普林斯頓大學的歷史學碩士抱負很大，三年后發起成立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此時，他在北京通縣的事業因內戰而受挫。偶然的一天，中華報刊載的《翟城自治規范》引起了他的興趣，并很快設法拜訪了米迪剛，后者此時已來到北京，國內戰爭攪黃了他的故鄉建設理想，心灰意冷的米迪剛，按照歷史學家吳相湘的說法，此時“日吸阿芙蓉，不聞問國事”。

這次會面顯然讓雙方立刻發現擁有共同語言，并促成了晏陽初幾年后前往定縣。按照晏的計劃，希望在10到30年內發展出一個全國模范縣。這與米迪剛的意見相似。事實上，1916年之后，定縣士紳已經在米氏翟城的基礎上籌辦模范縣，并設法獲得了每年六千銀元的省政府補助。如果不是糟糕的國內政治環境，米迪剛的人生本有著更大的輝煌。而晏陽初的出現，讓米迪剛看到了新的希望。

“你將會做出一些我夢寐以求的事業來。”米迪剛對晏陽初說。

“我們之所以選擇定縣的一個特殊原因，是該縣有一個名叫米迪剛的有名地方紳士。”晏陽初日后也這樣承認。

1929年，晏陽初舉家遷居定縣。在這一年寫下的《有文化的中國農民》里，晏陽初勾勒了自己的理想：中國是一個沒有城市化、但卻有1835個基本單位縣的國家。他們的生活相似，“在一個縣建立一種生活模式后，通過平民教育，就可以推廣到其余1834個縣”。

此后，直到1937年，定縣的人可以很方便地看到晏陽初。直到今天，當我打聽晏陽初故居怎么走時，幾乎都能得到正確的指引。在當地人看來，到定州市區尋找晏陽初故居，比去偏遠的翟城村正常多了。然而，位于高大的開元寺塔不遠的晏陽初故居，還是會讓外來者大吃一驚。

掛滿字畫的屋子里，一位女士正在忙著看上去和“故居”毫無關系的事情。所幸一幅掛起來的晏陽初照片，堅定了外來者的信心，雖然“朝拜者”實在不多。若不是我堅持參觀，這里也不打算讓外人進入后院憑吊。

張永輝看上去年紀不大，精神飽滿，卻幾乎過上了退休的日子。除了接待少數的參觀者（據說這個數字一年不超過千人），他的主要精力看來是經營字畫，這有著很實際的意義，這里的正式名稱為晏陽初文化交流中心，但除了少有的文物修理資金，幾乎沒有任何經費支持，作為負責人的張永輝只能自己設法維持。因此，經營一個字畫社，看起來更像他的正式工作。當我問他為何到這里工作，他說，“沒有其他人愿意來”。

在一間掛滿字畫的院內偏房，張永輝用茶水招待我。聊過一會后，他決定打開一個主屋，讓我看一組晏陽初老照片，這是他們籌了不少錢從美國購買而得。掛在墻上的老照片非常清晰，仿佛這里昔日的主人和他在定縣的事業，歷歷在目，就發生在不遠的過去。

“你喜歡做讀書人嗎？”晏陽初和同仁們喜歡這樣勸農民，得到的回答卻總是帶著自卑的笑容：“這是不可能的事，種田的粗人哪能識字、做讀書人！”

不過數年之后，種田的粗人甚至在定縣演起了話劇。

六

1937年4月9日晚，耶魯大學戲劇系教授丁英在定縣的一個廣場上，和1500多當地人坐在小凳子上，一起觀看農民演出的話劇《過渡》。這位不懂中文的教授認為看懂了臺上演的是什么，因為他認為表演能把握普遍的人性，并對農民的表現感到驚訝。《過渡》描述了一個新來的大學生在地主渡口附近建橋而引發的矛盾。這個劇本中的《造船歌》不久就成為定縣當時的流行歌曲，據說男女老幼都會唱。

在晏陽初看來，戲劇和舞臺是影響農民、促進平民教育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在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計劃編輯的301種《平民小叢書》里，戲曲和詩歌各有20種，而被列為第一類的叢書則是“公民”類，高達50種。后者事實上才是晏陽初的根本訴求，雖然他經常騎著毛驢到鄉村里，開始時卻刻意避免談到“公民訓練”。在鄉村長老們不信任的目光里，很多人開始認為這些城里來的先生們，可能是一幫傳教士。

公民和文藝、生計和衛生一起，構成了晏氏四大教育特征，針對的問題是著名的“愚、窮、弱、私”，這是他觀察后所發現的中國農村主要問題。1927年，在一篇《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的小冊子中，晏陽初感嘆“名為二十世紀共和國家的主人翁，實為中世紀專制國家老愚民”。在他看來，四萬萬民眾，80%不會讀或寫，“千百萬人對自己的國家是專制還是民主一無所知，這樣的民眾怎么能夠形成一種明智的共同意志并真正參與到國家事務的管理中去？”

今天，人們可以發現，公民教育是識字運動背后的真正訴求，就像那些從定縣200多個平民學校結業后的人們，都會得到一個稱號：“識字公民”。這四個字可能是其良苦用心的最佳總結。

然而，“公民訓練”無疑是一個遠期目標，第一步他們要做的是成為鄉村一員，幫助農民改善實際生活。這一點，晏陽初和他的團隊做得不錯，其領導成員在翟城劃撥一塊土地后，都搬到村里實驗起農業技術。為了改良種雞，畢業于威斯克星大學的陸燮鈞博士在整個定縣苦覓種雞，在幾天后突然發現一個好品種后，他便“一個猛沖”去抓它，村民們被這個追著雞滿地跑的洋學生，驚得目瞪口呆。

定縣第一階段的務實工作，得到了回報。1935年1月，周作人在《國聞周報》發表了一個《保定定縣之游》，描寫了自己的見聞：“不唱高調、不談空論、講什么道德綱常，對飯還吃不飽的人去說仁義”。當然，批評的聲音也不少，國民黨元老張繼1933年即公開批評：“定縣事業，真不啻一個騙人的東西。”現在，位于定州開元寺塔景區內關于本地名人的一個展板文字稱，晏氏回國后，感嘆自己沒做到的事業，新中國做到了。

平民教育一度距離全國性的成功很近，內戰之后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甚至下設了平民教育司，將“識字運動”作為全國性運動展開，并列為“訓政時期”方案中所頒布的七項全國運動之首。然而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徹底改變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正常進程，定縣實驗的后續夢想被歷史車輪碾過，無法展開更大的想象空間。晏陽初和米迪剛一樣，無法左右不期而遇的厄運，如同他們多難的祖國一樣。

“中國今后的希望，不在城市，而在鄉村”，1931年，晏陽初曾這樣判斷。不過這樣的信心，如今在很多人看來，只是一種樂觀。當我離開定州時，試圖讓張永輝寫幾個字給我，他寫了一些，好像都不大滿意。我走出晏陽初故居時，張開始用毛筆耐心地抄起了《金剛經》。

綜合 2022-01-09 18:5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