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春生：毛澤東曾說“解決中國的問題，須馬克思加秦始皇。”但毛澤東在和平時期仍慣用兵法的對抗思維，黨內外一切以斗爭為綱，造成極其嚴重的后果，為千古戒。

 

　　毛澤東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對《孫子兵法》有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孫子兵法》對毛澤東的影響也是巨大而深遠的。在毛澤東誕辰紀念日之際，本報記者采訪了天津市孫子兵法研究會副會長劉春生先生。

 

　　“我確實讀了許多關于中國古代打仗的書，研究過《孫子兵法》之類的著作”

 

　　記者：毛澤東在軍事上的成就舉世矚目。國外研究毛澤東的學者普遍認為，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主要來源于《孫子兵法》，而不是西方的軍事學說。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劉春生：這種說法不僅國外有，國內也有；不僅現在有，過去也有。1931年11月瑞金會議到1935年 1月遵義會議期間，黨內一直有人這樣講，不過當時是用批判、責難的方式提出來的。客觀地看，《孫子兵法》對毛澤東的影響確實巨大。看一看毛澤東的軍事論著，翻一翻毛澤東的作戰電令，到處都可以找到《孫子兵法》的痕跡，中國古代兵法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源泉。毛澤東在回顧他的革命生涯時也坦言，“我確實讀了許多關于中國古代打仗的書，研究過《孫子兵法》之類的著作”。當然，毛澤東軍事思想是中國革命實踐的產物，只不過受《孫子兵法》的影響比較大罷了。

 

　　記者：毛澤東在探尋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是如何借鑒、研究《孫子兵法》的？

 

　　劉春生：毛澤東探尋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 也是他研究、運用古代兵法的過程。如何以弱小的力量戰勝強大的敵人，是擺在毛澤東面前的現實問題。這個問題，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里沒有答案，西方的軍事著作里也沒有答案。《孫子兵法》、《六韜》、《尉繚子》等中國兵法著作里有豐富的以弱勝強的思想可供借鑒，這是毛澤東研究中國古代兵法的內在動力。中國古代兵法給了毛澤東戰勝強大敵人的信心和智慧。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注重軍事理論研究，注重吸收古代兵法中有生命力的成分，借以充實、完善革命軍事理論，指導革命戰爭。在革命處在危難之際，毛澤東提出了“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既是革命形勢所迫，也是其受古代兵法思想影響的結果。毛澤東倡導工農武裝割據、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就是受到《孫子兵法》“避實而擊虛”、“因敵而制勝”思想的影響。毛澤東以此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道路。這既是毛澤東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也是毛澤東對《孫子兵法》創造性運用和發展的結果。

 

　　到陜北后，毛澤東為撰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曾三次給在白區工作的劉鼎、葉劍英等人寫信，非常迫切地要他們“買一部《孫子兵法》來”，由此可見《孫子兵法》對毛澤東構建軍事思想體系的重要作用。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著作中反復引用《孫子兵法》，借鑒兵法思想研究戰略問題，指導革命戰爭實踐和抗日戰爭實踐。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實踐中，賦予了《孫子兵法》新的生命，發掘了《孫子兵法》新的價值。

 

　　毛澤東曾指出：“一切帶原則性的軍事規律，或軍事理論，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關于過去戰爭經驗的總結。這些過去的戰爭所留給我們的血的教訓，應當慎重地學習它。這是一件事。然而還有一件事，即是從自己經驗中考證這些結論，吸收那些用得著的東西，拒絕那些用不著的東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東西。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這樣做，我們就不能指導戰爭。” 這段話實際上是毛澤東學習研究、借鑒運用并發展《孫子兵法》的切身體會。繼承這份文化遺產，在實踐中學習研究，在實踐中借鑒運用，在實踐中創新發展，這就是毛澤東對待《孫子兵法》的態度。

 

　　“只能采用‘圍魏救趙’的辦法”

 

　　記者：毛澤東最早借鑒《孫子兵法》指揮作戰是在什么時候？當時毛澤東是否讀過《孫子兵法》？

 

　　劉春生：毛澤東借鑒《孫子兵法》指揮作戰是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建初期，有文獻證實的是大柏地之戰。1929年1月，蔣介石命何鍵糾集湘、贛二省國民黨軍隊三萬余人，五路并進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三次“會剿”，企圖一舉消滅井岡山紅軍。在此生死存亡關頭，毛澤東提出：“我們既要保住紅軍，又要保住根據地，那只能采用‘圍魏救趙’的辦法。它是擊破敵人‘會剿’唯一切實可行的策略，也是確保井岡山紅旗始終不倒的最積極的方針。”他還解釋說，戰國時魏國圍攻趙國都城邯鄲，趙求救于齊。齊國并不派兵去邯鄲，卻反過來圍攻魏國都城大梁，結果魏軍不得不回國救援，趙國都城也就此解圍。大家贊同毛澤東的“圍魏救趙”之計，決定毛澤東、朱德、陳毅率領紅四軍主力迂回敵后，向贛南閩西進軍；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紅五軍主力會同井岡山地方武裝堅守井岡山。紅四軍主力進軍贛南閩西，打亂了何鍵的部署，何鍵急忙追擊堵截，紅四軍在大柏地一戰打敗敵軍。陳毅曾說，大柏地一戰“為紅軍成立以來最有榮譽之戰爭”。

 

　　毛澤東什么時候讀的《孫子兵法》至今仍沒有確切答案。毛澤東本人多次說過遵義會議時他還沒有讀過《孫子兵法》，但又有好多例證證明遵義會議前他確實讀過《孫子兵法》。毛澤東在開展武裝斗爭初期不會對《孫子兵法》進行系統的研究，但是毛澤東很可能看到過《孫子兵法》。《孫子兵法》的思想在兩千年的流傳過程中已經滲透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血液之中，毛澤東有可能通過讀史書、小說、聽戲等文化傳承形式掌握了《孫子兵法》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吳黎平曾回憶，1933年2月，毛澤東推薦他任蘇維埃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副部長，當時毛澤東親口對他說：“我也讀過《孫子兵法》，《孫子兵法》有重要的一條‘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點說得很好。”李德也曾回憶，長征開始時，毛澤東曾引用《孫子兵法》“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來鼓舞士氣。吳黎平和李德的回憶都是可信的。毛澤東說遵義會議前他還沒有看過《孫子兵法》，可能是說那時他還沒有對《孫子兵法》進行認真系統的研究。我認為把毛澤東的話簡單地理解為那時毛澤東沒有看過《孫子兵法》是不符合歷史真相和文化事實的。

 

　　“《孫子兵法》里面很有些好東西”

 

　　記者：據說，新中國成立后有人研究《孫子兵法》時把毛澤東軍事思想同《孫子兵法》加以對照，毛澤東得知后不甚滿意。毛澤東本人是如何看待《孫子兵法》及他自己的軍事著作的？

 

　　劉春生：毛澤東對《孫子兵法》的評價是非常高的，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中國古代大軍事家孫武子書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句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這兩個階段而說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在《論持久戰》中又指出：“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仍是科學的真理。”給予《孫子兵法》如此高的評價，在其對待中外文化遺產方面是絕無僅有的。

 

　　1960年5月，毛澤東會見來訪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蒙哥·馬利說：“我讀過你關于軍事的著作，寫得很好。”毛澤東說：“我不覺得有什么好。”“你沒有看過兩千年以前我國的《孫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東西。”毛澤東對蒙哥·馬利說的話，說明毛澤東并不完全贊同蒙哥·馬利對他軍事著作的評價，毛澤東認為自己的軍事著作與《孫子兵法》相比“不覺得有什么好”。我認為毛澤東不完全是謙虛，是比較符合事實的。毛澤東的軍事著作，大多內容適合于當時但不一定適于當今、適合于中國但不一定適于外國，時空的穿透力恐不及《孫子兵法》。《孫子兵法》五六千言，幾無瑕斑，兩千年之后的今天，無論把《孫子兵法》中的任何一句話拿出來剖析都會散發出真理的光輝。用之于小處它不大，用之于大處它不小。我這樣講并不是抹殺毛澤東的偉大，毛澤東的偉大更在于實踐。毛澤東曾說：“解決中國的問題，須馬克思加秦始皇。”馬克思是一位大理論家，但他自身缺少實踐活動，秦始皇是一位大實踐家，但他自身缺少理論建樹，毛澤東是一位理論與實踐兼而有之的歷史巨人。毛澤東的軍事實踐與他的軍事著作相比更杰出、更卓越。

 

　　記者：有的文章說，毛澤東晚年床頭放著一堆書，其中就有《孫子兵法》，他常常圈點翻閱。你怎么看此事？

 

　　劉春生：我也看過這樣的文章，但在權威的回憶中沒有見到這樣的記載，也沒聽說毛澤東在哪一本《孫子兵法》中做過圈點。不過毛澤東晚年確實非常鐘愛《孫子兵法》，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在生日聚會上以及會見外國政要時多次回憶到他研究《孫子兵法》的歷程，同蒙哥·馬利的談話也在那個時期；他還經常閱點有關《孫子兵法》的經典著作，評說古代名將運用《孫子兵法》的利弊得失。毛澤東在他晚年的談話和讀書批語中包含著大量研究、評點古代兵法的內容。他評點的對象一方面是一些富有實踐意義的原理，一方面是一個個鮮活的實例，內容非常豐富。毛澤東評點中國兵法是一座珍貴的思想寶庫，也是一個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新領域。

 

　　“兵書多壞事，少讀為佳”

 

　　記者：毛澤東在讀《新五代史·劉尋傳》時評點道：“兵書多壞事，少讀為佳。”您是怎么看待這一評點的？

 

　　劉春生：毛澤東此處評點的本意是，研讀兵書要掌握思想精髓，臨機動舉制敵；不能食古不化，照著本本打仗。毛澤東的評點是非常深刻的，揭示了理論與實踐關系的本質。但是，我讀此卻想到另外一個問題，即兵法的濫用。“國禮不行于軍，軍禮不行于國” 是中國兵法的一大原則。戰爭是解決爭端的特殊方式，是不得已的辦法。政治家、戰略家不能把特殊方式當作常規方式，不能把不得已的辦法當作唯一的辦法，濫用兵法，偏走極端。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很多，毛澤東本人也沒能避免。在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運用兵法出神入化、冠古絕今。在和平建設時期，毛澤東在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甚至水利建設等方面仍然慣用兵法的對抗思維，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一切以斗爭為綱，“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造成極其嚴重的后果，為千古戒。我們研究《孫子兵法》，對此必須有清醒認識。

 

　　“要為了發揚中華民族的歷史遺產去讀孫子的書”

 

　　記者：我們今天應該如何認識毛澤東對《孫子兵法》的研究？

 

　　劉春生：毛澤東是第一個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研究《孫子兵法》的人，他對于《孫子兵法》在理論上在實踐上都作出了偉大而卓越的貢獻，古今中外無出其右者，他是中國兵法的集大成者。研究古代兵法，傳承兵法精髓，實踐兵法思想是毛澤東一生的事業，他使古代兵法研究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開創了中國兵法研究的一個新時代。毛澤東曾說：“要為了發揚中華民族的歷史遺產去讀孫子的書，要精濾《孫子兵法》中卓越的戰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對戰爭指導的法則和原理，并以新的內容去充實。”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把《孫子兵法》看作“科學的真理”，用以指導革命戰爭，使他站在了時代的思想高端，從而戰勝了一個又一個強敵，打下了一派新天地。我們探討毛澤東對《孫子兵法》的研究，就是要弄清毛澤東對兵法思想的繼承、實踐和發展，從中找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讓《孫子兵法》為中國的和平發展作出貢獻。中國革命沒有離開《孫子兵法》，中國發展也不可能離開《孫子兵法》。老祖宗的智慧丟不得。

 

　　記者：您是如何走上研究《孫子兵法》道路的？

 

　　劉春生：我是受毛澤東著作的影響走上研究中國古代兵法道路的。自幼讀毛澤東的書，對毛著中引述的古代格言及古代戰例感興趣。1975年我看到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本《孫子兵法》，引發了我對《孫子兵法》的極大興趣，于是對竹簡兵書進行了認真的閱讀、鉆研，撰寫了一些讀書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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