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信念一生無悔的陳若曦——從她的名著《尹縣長》談起

簡體傳統

前言：作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一項活動，陳若曦于2011年4月18日至24日應邀訪問澳大利亞，本文為此訪問而作，完成于她到達悉尼之日。全文得到她親自審閱校正，特此感謝。

《尹縣長》：“傷痕文學”的開山之作

……被判決后，他老婆想沖上臺去，嘴里直嚷著：“講政策，你們講政策呀！”她當場就被架走……尹縣長被綁在一根預先插在石堆里的木樁上。當舉槍對準他時，他又仰頭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眼睛鼓得大大的，眼球好像要爆裂開來似的，嘴唇也咬出血來……

這是陳若曦的短篇小說〈尹縣長〉的尾聲。這篇作品寫的是文革初期發生在陜西興安縣的一個悲劇。冤死者名叫尹飛龍，原型為一位雷姓人物，經歷幾乎末作改動。他是在國共內戰中率部投共的國民黨上校，為共產黨努力工作了十多年，到“文革”時只是個小小的掛名的縣長。這也罷了，他仍然難逃厄運，終因“歷史問題”而被槍斃……
這篇作品發表于香港《明報月刊》1974年11月號（107期）。當時，陳若曦和他的夫婿段世堯剛離開中國大陸不久，暫住在香港。她回想起在大陸七年生活（北京兩年，南京五年），不勝感慨。她開始寫〈尹縣長〉，而這竟然成了她文學創作中斷十二年的再出發。此作發表后，她就一發而不可收，緊接著便有〈耿爾在北京〉、〈值夜〉、〈晶晶的生日〉、〈查戶口〉、〈任秀蘭〉等篇什陸續發表，后集結成《尹縣長》一書，于1976年3月在臺灣出版，至1979年4月，三年間竟印刷了二十一版。1976年至1978年，陳若曦又在加拿大寫作在臺灣發表了〈老人〉等七個短篇小說，1978年4月，以《老人》為書名也結集出版了。此外陳若曦還寫了長篇小說《歸》以及其它一些作品。陳若曦這段創作可看為她文學創作的第二個高潮。
從整個中國當代文學來說，陳若曦這個文學創作第二個高潮的意義非同小可。
關于這一點，筆者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早期在紐西蘭奧克蘭大學開始撰寫的博士論文中也作了說明。論文題目為《緊縮與放松的循環：1976至1989年間中國大陸文學與政治關系研究》(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 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1989)，它的第二章是論述中國大陸文壇關于“傷痕文學”的經年不斷的論爭，其導言的注釋指出：陳若曦于1974至1976年在香港發表的“文革”小說，標志“新時期文學”早期的“傷痕文學”的誕生。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國大陸，雖然“四人幫”已經倒臺，但還是非常封閉，文學批評家文史家一般都不知道陳若曦在香港發表的作品，即使知道了也不敢評論，都把盧新華的〈傷痕〉和劉心武的〈班主任〉這兩篇短篇小說看作“傷痕文學”的代表作。〈班主任〉能夠發表，多虧當時《人民文學》主編張光年講了“不要怕尖銳，但是要準確”這樣一句話，最終登在《人民文學》1977年11月號小說欄的頭條位置。〈傷痕〉最初問世的園地，是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的墻報欄上，時間是1978年4月上旬，但要正式發表卻命途多舛，周轉于《文匯報》、《上海文學》、《人民文學》等刊物好幾個月，連發表過〈班主任〉的《人民文學》也不敢發表。慶幸的是，《文匯報》最后同意采用，1978年8月11日，〈傷痕〉在《文匯報》“筆會”副刊發表。不管怎樣，從時間來說，這兩篇作品都比陳若曦的《尹縣長》里的篇什特別是其首篇〈尹縣長〉晚了好幾年。

煉獄：沒有在中國大陸的七年，就沒有后來的陳若曦

就當時中國大陸的政治環境來說，盧新華和劉心武能夠率先于整個中國大陸文壇，寫出〈傷痕〉和〈班主任〉，是非常了不起的。但也正是因為當時的時代局限環境局限，這兩部作品可以說渾身都被打上傷痕。就說〈傷痕〉吧，根據披露的資料，盧新華這位剛考上大學的小青年，為了求得發表，不得不按領導意圖對稿子作修改，而修改意見竟有十六條之多。比如，小說一開頭說除夕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就這么簡單的一句話也不行，說是有“影射”之嫌，要改成“遠的近的，紅的白的，五彩繽紛的燈火在窗外時隱時現”。還有，車上“一對回滬探親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極興奮地侃侃而談”，遵囑改成“極興奮地談著工作和學習，談著抓綱治國一年來的形勢”。在小說中一直關心主人公王曉華的“大伯大娘”，要改成“貧下中農”。小說的結尾，被認為太壓抑，需要點亮色，于是最后一句改成了主人公“朝著燈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
至于〈班主任〉，當時比較敏銳先進的文學批評家如陳思和就指出，劉心武害怕他的作品被戴上“暴露黑暗”的帽子（這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御制的可毀人一生帽子），盡量掩蓋他的“解剖刀”，有意讓他的人物“安全可靠”。時隔二十八年之后，劉心武在他的《心靈體操》一書中說：現在看來，在當時的背景下，《班主任》的要害在于寫了個謝慧敏，作為一種訴求的載體，她的存在非同小可，但以今天的文學標準來看，她的文學形象卻極為蒼白。劉心武還無可奈何地說，〈班主任〉遮蔽了他此后幾乎所有的創作成就，成了他此生最大的心病。他對自己這部作品毫無興趣，懶得再說。劉心武這個意思，其實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已經流露出來。
即使這樣，盧新華和劉心武這兩部作品發表之后，各種攻擊源源不斷，整個文學界掀起了一場關于“傷痕文學”關于“社會主義悲劇”的大辯論，直到1984年末1985年初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傷痕文學”才得到官方正式的認可。
這樣一比照，陳若曦的確“有福”——她在香港可以享受完全自由的另外一種寫作和發表作品的環境。
說她“有福”，應該還有更深一層的意思。
陳若曦和段世堯自離開臺灣在美國求學，多年來可謂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狂熱崇拜者。陳若曦仔細讀完《毛澤東選集》四卷后，覺得很能接受。而段世堯在枕頭下面放著一本《毛主席詩詞》，每晚睡前必定搖頭晃腦地朗誦兩首，念得津津有味。他們堅決要回中國大陸工作，實現多年追求的美好夢想。1966年10月18日，他們終于從巴黎轉折飛到上海，回到祖國懷抱。當時，“文革”的種種悲劇無日不在發生，民眾已處在痛苦與恐懼的深淵之中，但他們兩個，正可謂不見棺材不流淚，雖然在巴黎時已從報上得知老舍被政治迫害而投湖自盡，但居然能夠不為所動。就這樣，他們在大陸生活了七年，剛好經歷了“文革”的瘋狂、殘酷和荒誕。最后，他們覺得實在無法生活下去了，于1973年11月16日，帶著兩個出生不久的兒子黯然離開了原要滿腔熱情來報效的祖國。陳若曦這七年可以說是受罪，但作為一個作家，這又是煉獄，是達至思想升華的一種特別方式，猶如孫悟空在太上老君的煉丹爐里煉成金睛火眼。完全可以這樣說：沒有這七年，就沒有后來的陳若曦。
因為經過煉獄，陳若曦能夠頑強不屈地堅持她以巨大的代價而獲得的信念。〈尹縣長〉等作品問世后，反響很大，贊美與誹謗并起，勸告與引誘齊來。特別因為她回歸大陸復又出走，再寫小說“揭大陸的短處”，這給一些左派人士很大打擊，也使他們無法容忍。他們施加壓力，要陳若曦“不忘祖國”“不當漢奸”。段世堯也勸她說要寫就寫些風花雪月一類的東西，甚至威脅說如果她再寫下去就分手。陳若曦連這也不怕，準備到加拿大后便離婚。幸好到加之后，段世堯的觀點也改變了，特別1976年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發生后，他不僅不反對，而且支持陳若曦寫作了。
陳若曦的信念是：“正因為我太愛中國，看到她的缺點，我就要把它寫出來，希望得到改正。”她完全站在歷史正義的一邊！而這也是古今中外所有青史留名的優秀作家應有的基本見識基本立場。

深邃的思想與高明的藝術表達：選入“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的《尹縣長》

陳若曦能夠生發出她這個文學創作第二個高潮，當然也因為她有很不錯的文學修養，能夠以精確的藝術手法駕馭她要表達的思想內容。
陳若曦1957年考入臺灣大學外文系后，二十歲左右的年紀已盡顯創作才能，并和白先勇等幾位級友創辦和編輯《現代文學》。她那時先后發表〈欽之舅舅〉、〈灰眼黑貓〉、〈巴里的旅程〉、〈收魂〉、〈喬琪〉、〈最后夜戲〉、〈婦人桃花〉……等短篇小說。在大多這些早期的作品中，她的民族情結，以及對貧苦弱者的同情和人生的渴望，精心包裝在西方現代派的抽象和晦澀里，帶著一種激動的情緒宣泄。那個時期，西方現代派手法正在臺灣流行，陳若曦也深受影響。
可是，到了《尹縣長》集中的篇什，陳若曦的小說風格完全改變了，代之而起的是現實主義，使用近乎完全客觀的角度，基調是冷漠內斂，在一種沉潛的狀態下，小說里的人物自己在思考亂世中的人生得失生命價值。
陳若曦這樣改變自己的藝術風格，正是她高明之處。
例如，〈尹縣長〉運用不動聲色的回憶來編織故事的架構，而且特意安排一個沒有立場的“我”，以讓所述之事更合理和真實。這令葉維廉拍案叫絕，禁不住說：“這篇小說最獨特的地方是敘述者的身份與立場的不確定。”其它幾篇也是處理得極其冷靜理性節制，欲語還休，點到為止，所有譏諷、怨懟都拐了好幾個彎，但這樣一來，正好營造了一種無可奈何的氣氛，正好讓讀者自己充分去感受去判斷故事里的人物那種壓抑的情感扭曲的心態。
也許因為陳若曦既生活其中但又是一個“外來者”，她對當時反映人們內心世界的細節非常敏感。在〈晶晶的生日〉里，晶晶的媽媽在聽聞喊反動口號的不是自家的小孩時，竟是松了一口氣；里面還有向四歲大的小孩逼供的叫人難以置信的細節。在〈查戶口〉里，鄰居們彼此窺探監視，深怕被對方揪住可以上綱上線的辮子。〈任秀蘭〉中的任秀蘭跳到糞坑自殺，形狀極其惡心可怖，人們并不以為意，死后還要追加批判。〈值夜〉和〈尹縣長〉中主要敘述者都是冷眼旁觀。在〈耿爾在北京〉里，耿爾只在回憶中過活，種種細節活現了他的心灰意懶、早衰麻木、凡事毫不關心的冷漠。這些細節編織出文革中那些極其扭曲的心靈。
還有一個細節很有意思。正如許多論者都發現，在《尹縣長》小說集里，故事高潮幾乎都發生在夜晚——夜色深沉，人物的思維和活動，都籠罩在一種濃重的壓抑和悲涼中。這樣烘托出故事發展的情節氛圍，和整個凄冷色調極其相配，讓人印象非常深刻。
筆者敢說陳若曦寫《尹縣長》時并沒有意識到這些篇什對一個“偉大”的領袖所進行的一項“偉大”事業完全否定的巨大的顛覆意義。也沒有必要。她要反映人生，而不是宣講個人的政治主張。她只把自己定位為一個大時代的見證人。她知道她不必大動肝火而只要以平實的手法寫出真實就足夠了。這些小說中的人物和事件，其實都沒有也不需要太多的虛構，尹縣長和他的雷姓原型的遭遇幾乎一樣，任秀蘭連名字也沒有改。其實，陳若曦的冷漠內斂的寫實，是另一種更深層的控訴。這比過后幾年在中國大陸出現的訴諸以大悲大喜的“傷痕文學”作品，顯然更具藝術感力更震攝人心。正如白先勇說：“若曦是一位優秀的小說家，她以小說家敏銳的觀察，及寫實的技巧，將‘文革’悲慘恐怖的經驗，提煉升華，化成了藝術。《尹縣長》集中最成功的幾篇如〈尹縣長〉、〈耿爾在北京〉，已經超越了政治報導的范圍，變成闡釋普遍人性的文學作品。”
1999年6月，陳若曦的《尹縣長》光榮地被《亞洲周刊》與來自全球各地的學者作家聯合評選為“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中的一部。

作家與社會担當：作為“政治動物”的陳若曦

陳若曦當年和夫婿毅然投身到“文革”惡浪滔天的中國大陸，后又以親身經歷寫出《尹縣長》《老人》等“文革”系列小說，顯示出她和政治的不解之緣。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斷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又說：“政治的目標是追求至善。”陳若曦也自認是“政治動物”，她在其長篇小說《遠見》的〈自序〉中就是這么說的。當然，她不是一個政治家或政治理論家。她是一位既希望避免大惡又追求至善的“政治動物”，把努力消除具體的罪惡、苦難，化解人類生活中的矛盾和沖突，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人人能夠各得其所，相得益彰，都視作人類美好政治生活的根本要義，也成了自己以具體行動追求的目標。
陳若曦為“美麗島事件”領頭簽名致函時為臺灣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并親自從美國返臺求見蔣先生陳述臺灣旅美知識分子的共同政見，就是其中一次為世矚目的行動。2006年4月，筆者在臺北“總統府”見到陳列的這封日期為民國69年（1980年）元月5日的信件，不禁為之肅然起敬。
本來，在1978年，陳若曦的《尹縣長》獲吳三連文藝獎后就被邀請返臺領獎，但她怕見到她認定為“特務頭子”的蔣經國，只好忍痛拒絕。1979年12月，高雄發生了震驚世界的“美麗島事件”，在美國的臺灣知識分子群情激動，決意出手相救。但當時什么人可以把一封信或一個訊息帶到蔣經國那里？只有一個人，就是陳若曦。他們覺得，陳若曦的背景充滿社會主義色彩，兩個人的經歷有一點像。當時蔣經國還推薦每個人都應該要看陳若曦的《尹縣長》這本書。所以大家認為，如果陳若曦返臺，蔣經國一定會召見，這樣陳若曦便可以直接向他表達海外華人的關切。于是，陳若曦同意代表臺灣旅美知識分子回臺伸張正義。為了加重此行的份量，她發動美國知名華人共署一封陳情信，結果這封信得到二十七人簽署，包括余英時、許倬云、杜維明、張系國、于梨華、莊因……等人。蔣經國在和陳若曦見面時，開始只提《尹縣長》一書，陳便很不客氣地岔到“美麗島事件”，把陳情信交給蔣，明白地對他說，事件是未暴先鎮、鎮而后暴，現在人心惶惶，希望他手下留情，不要軍法審判，不要擴大打擊面。陳若曦甚至像警告地說，不要搞成第二次“二二八事件”。幾天之后，在第二次見面時，蔣經國告訴陳若曦，他很重視這封陳情信，以及陳等人的海外的意見，他會慎重處理。
陳若曦返美時，著名學者沈君山博士一路作陪，頭一件事便是告訴陳若曦，在她和蔣經國見面時，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當場和事后如何憤怒。蔣彥士說，“陳若曦欺人太甚，竟逼得總統要用人格來保證自己說的話！” 蔣彥士這句話也證明了陳若曦仗義執言，不畏強權，不負眾望。
“美麗島事件”為臺灣自“二二八事件”后規模最大的一場官民沖突，臺灣政府起先非常嚴厲，大肆逮捕和審判許多重要民主人士，甚至一度以叛亂罪問死，最后逼于壓力皆以徒刑論處。事件的處理雖然在陳若曦等人看來還是非常不當，但是這竟然也成了臺灣政局發展變化的契機。自此之后，蔣經國領導下的國民黨和臺灣政府順應世界民主潮流，逐漸放棄一黨專政的路線，乃至于解除實施了三十八年的戒嚴，開放黨禁報禁，臺灣社會因而得以成功轉型。這一切當然首先得益于蔣經國了不起的政治家的眼光與胸懷，以及臺灣民眾多年來為爭取民主自由所作的奮斗與犧牲，其中也有像陳若曦這樣敢于社會担當的知識分子的貢獻。
很有意思的是，陳若曦的《尹縣長》《老人》那些“文革”系列小說，也受到胡耀邦的注意。1985年，貴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胡耀邦特別邀請陳若曦來看看改革開放之后的新面貌，于是陳若曦以“加拿大籍華人作家”的身份重訪中國大陸。是年4月30日，胡耀邦在中南海會見陳若曦。胡總書記稱贊陳若曦是一位有才華的作家，歡迎她回來參觀訪問，希望以后還經常回來，加深相互了解。他們還談論臺灣和大陸“一國兩制”的可行性。此后，陳若曦為臺海兩岸交流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陳若曦回憶說，胡耀邦是個很熱情、很真誠的人，滔滔不絕。原本安排會見半個小時，但最后談了一個多鐘頭。可惜胡耀邦這位也勇于改革的政治家不久之后即在1987年初卻因“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而黯然下臺，兩年之后逝世并引發了“六四”這個驚天動地到現在還未能解結的大事件。

強烈的政治意識與強烈的女性意識：從《尹縣長》到《慧心蓮》

當然，作為一名作家，陳若曦主要是以其作品關懷社會，關懷人生。
1979年，陳若曦由加拿大遷居美國舊金山，她的文學創作也進入了第三階段。這個階段出版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集《城里城外》（1981）、《貴州女人》（1989）和《走出細雨濛濛》（1993）；長篇《突圍》（1983）、《遠見》（1984）、《二胡》（1985）及《紙婚》（1986）；散文集《文革雜憶》（1979）、《生活隨筆》（1981）、《無聊才讀書》（1983）、《天然生出的花枝》（1987）、《草原行》（1988）、《西藏行》（1989）、《青藏高原的》（1989）、《柏克萊傳真》（1993）及《柏克萊郵簡》（1993）等。
這個時期，陳若曦的寫作在題材上告別了“文革”小說，而以美國華人社會和兩岸三地的人情世故為題材。湯淑敏（《陳若曦：自愿背十字架的人》的作者）認為，她這個時期創作的“海外華人小說”，特別是優秀長篇小說《突圍》、《遠見》和《紙婚》，與第二階段的作品相比，它們在描寫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揭示社會問題的深刻程度及塑造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等方面，都拓出了新意，取得了新的成就，標志她的美學風格臻于成熟。趙聯在談陳若曦這些包括《突圍》、《遠見》的小說的美學風格時指出，陳若曦敏感的政治嗅覺和勇于涉筆社會問題的思想特質，決定了她的文學創作選取題材和提煉主題的特點，而這種選材、立意的特點，又強化了她的小說以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為底蘊的悲劇性效果，從而奠定了冷峻沉郁的風格基礎。
1995年，陳若曦返臺定居。其后直到今天，她的創作又發生一個主要的變化。她對小說這種原來她最喜歡寫作的文學體裁，興趣大大減弱了，而對“短平快”的專欄寫作情有獨鐘。她認為現今社會變化太快，以小說反映現實實在太不及時也太無力了，而且讀者人數不多，遠不如專欄文章有大量的讀者群。她現在覺得，作為一個作家，不一定要創作鴻篇巨制作為傳世之作才有價值；她要以專欄短文，與眼前現實息息相關，以“叩應”的方式與讀者進行互動——她要以解決現實問題為己任。論者都覺得，這倒頗有點像魯迅當年寫雜文的味道。
不過，陳若曦在世紀之交還是出版了一些小說。短篇小說集有：《女兒的家》（1998）、《清水嬸回家》（1999）、《完美丈夫的秘密》（2000）等；長篇小說有《慧心蓮》（2000）和《重返桃花源》（2001）。
這些小說都以反映臺灣社會的婦女問題為主。代表陳若曦后期的小說特色的《慧心蓮》和《重返桃花源》是兩部佛教小說，同時表現對女性命運的關注。其實，陳若曦幾十年來一直是一位具有強烈女性意識、極其關注女性命運的作家。論者如丁敏在其〈陳若曦佛教小說中女性形象與主題意識〉一文中就指出，把陳若曦只當成一個政治意識強烈的作家是不夠的，她同時也是一個關注女性命運、生存現狀和生活方式的女作家。誠如有學者指出她的小說向來亦步亦趨地隨著她所身處的現實政治社會局面而發展，反映出身處每一個階段的各種人物正在醞釀或已展現的生命型態，她的女性意識也不例外，貫穿著以她個人生命歷程、時空環境的變遷而分作的四個創作時期。例如在她的“海外華人小說”中，雖然出現各種政治、社會、文化背景的人物，但這其中對女人主體性的省思仍是一個主要的關懷點。盡管小說涉及各式題材如離婚、外遇、婆媳之爭，以及單親家庭，乍看似乎不脫八十年代婦女問題范疇，但陳若曦涉及到新舊價值間的掙扎，一再指向女人主體性的省思，通過破碎婚姻或不美好的愛情，完成女性的成長、女性意識的覺醒、女性的獨立自主。錢虹教授早在1995年就指出，從1957年的〈灰眼黑貓〉到1995年的〈第三者〉，陳若曦探討女性命運寫了數十篇短篇小說，時間跨度長達三十六年，其筆下的女性形象，大體經歷了從“不幸的夏娃”、到“落難的尤物”、再到“自在的女人”這樣三個既是社會歷史的也是女性心理的變化階段。至于2000年出版的《慧心蓮》這部主要探討佛教與女性關系的長篇小說，更充分表現了陳若曦的“女性意識”——一種尋求宗教解脫的的女性意識。作品以杜美慧、杜美心姊妹，和他們的母親杜阿春，以及杜美慧的女兒王慧蓮四位女性主角，展開她們祖女孫、老中青三代的心路歷程及她們和佛教相關的生命故事。這里顯然有相當深刻的困惑需要解答：“她”為何要走入佛門？出家是否為女性的生命出口？小說揭示：四位女性互相扶持，在人生路上各自走過坎坷破碎的愛情、婚姻之路，而終在佛教的修行路上，共同開出慧心蓮。
陳若曦最近說，她自1995年返臺定居以來，一直關心環保和婦女問題，也關注和研究佛教，因此寫了《慧心蓮》和《重返桃花源》兩部佛教小說。她不無欣喜地說，“《尹縣長》和《慧心蓮》前后獲中山文藝獎，我是該獎唯一的兩次獲獎者，恰巧我自己也偏愛它們。”
筆者認為，《尹縣長》和《慧心蓮》分別是陳若曦強烈的政治意識與強烈的女性意識的代表作，共同參與構建她的文學世界。

堅持理想無怨無悔：陳若曦從尋找到打造她的桃花源

2006年3月，在澳門舉行的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第六屆會員代表大會期間，筆者和陳若曦見面時獲贈她一部《打造桃花源》的隨筆集。這本書是她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三老四壯”專欄和《自由時報》“大島小調”專欄文章的結集。內容廣泛，大到國家大事、國際時政，小到保健養生書法等等，其中有關宗教和環保的文章占了較多篇章。文章寫得簡潔明快，直抒胸臆，一針見血，讀起來痛快淋漓。
2008年，剛滿七十歲的陳若曦，出版了首部自傳《堅持•無悔——陳若曦七十自述》。歲月如流水一般逝去，數十年往事仍然歷歷在目。陳若曦既平和質樸，又坦誠直率，目光犀利，文筆潑辣，敢怒敢言，仗義執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她的筆下，沒有沉湎、耽溺或長吁短嘆，大半生一幕幕躍上紙頁，節奏明快，情節清晰。這是一部深入了解陳若曦的重要著作。
而最新一部隨筆集是本月（2011年4月）繼自傳《堅持•無悔》后的《我鄉與她鄉》。在此書中，陳若曦再一次表明，她的創作“是在反映那一刻的社會現實”。“要我關起門來寫一些脫離現實的故事，非我所愿，也非常不喜歡。”她這部作品，一如以往，充滿現實色彩和感時憂民的情懷，言之有物，切中問題核心，令人感動，更令人深思。
陳若曦似乎在為她的大半生作總結了。最近這些年她一再談論“桃花源”。
“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佛若有光……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這是陶潛在他的名篇〈桃花源記〉中所描寫的桃花源入口處。在真實世上，不要說桃花源，就是尋找這個桃花源的入口處，也非易事。
陳若曦窮她大半生，就一直在苦苦尋找她的桃花源。
本名陳秀美的陳若曦，1938年出生于臺北，小時候在鄉下，家里來往的親友不是務工便是務農，樸實無華。那時臺灣流行一句話：“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自己因為家貧，原本不打算出國留學。但她看到雷震被捕，臺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也受二十四小時監控，對國民黨沒有好感，為了體驗自由世界，結果在一位前美國在臺新聞處長的推薦下，申請到全額獎學金到美國念書。陳若曦念美國文學，原本計劃學成歸國在臺大開課，但學成后卻做了一個震驚朋友的行動——和第一任丈夫段世堯到了“文革”惡浪滔天的中國大陸。結果，七年之后，原先對社會主義的期待只好以幻滅告終。1995年閏八月（某預言說臺灣有難甚囂塵上的時候），在加拿大和美國飄泊了二十年之后，已經五十七歲的陳若曦，又作出了人生中的第二個重大決定——回歸臺灣，報效家鄉，以圓渴望已久的返鄉夢。她尋尋覓覓了一個甲子，繞了大半個地球，還是“九九歸一”，回到了原始地點。她終于這樣說：“此時方悟世上沒有現成的桃花源，自己的桃花源只有靠自己打造，而它的原型就是自己的家鄉”。
陳若曦這大半生與政治牽扯，連婚姻都彷佛中了政治魔咒，其實她父親很早就告誡她“不要碰政治”，她卻完全反其言而行之，或者是要避也避不開，這是很奇特的事。
陳若曦留美時認識的第一任丈夫段世堯狂熱信仰毛澤東，碰上對社會主義也懷抱幻想的陳若曦，于是兩人政治志趣相投攜手共赴中國大陸。三十年過去，到1995年，她興沖沖回歸臺灣，然而老段卻無法適應臺灣的政治氣氛與生活條件，最后，一對三十多年的夫妻終于分手。這是1998年秋天的事，離婚手續還是做律師的兒子辦的！第二任丈夫是陳若曦在臺大外文系的同班同學陳明和，一聽到陳離了婚，馬上捧了一大束玫瑰花來看她。他們拍拖一年多以后，在2001年8月辦理了結婚登記。不料兩任丈夫剛好站在政治光譜的兩端。第二任丈夫主張臺灣獨立，陳若曦則覺得不臺獨，臺灣人會安全幸福得多，兩人愈吵愈兇，結果兩年之后又走上離婚一途。為了政治理念兩次離婚，陳若曦的確創下臺灣紀錄了！
陳若曦的宗教信仰變化，也是一個有趣的話題。她小時候家里信佛教，自己在中學時代卻跑去聽“基督福音”，在浸信會接受洗禮。她十三歲時花三個月就把《圣經》讀完，但心里有很多疑問，和牧師又難以溝通，逐漸信心減弱，對基督耶穌失去了信仰。她在大陸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成了無神論者。七年之后，她離開大陸時，身心俱疲，但覺浮生若夢。被問到離開中國大陸的原因時，她回答是：“像一種宗教一樣，我對馬克思主義失去了信仰。”陳若曦在“文革”中，幸而是回歸的臺籍海外學人，并未受到更慘烈的遭遇，但已夠刻骨銘心了。她深有體會地說，“蔣介石時代的白色恐怖是很可怕，若與文革比較，則小巫見大巫。”1976年，陳若曦隔了十二年之后與白先勇相聚，有一天下午，在海濱聊天，陳若曦突然提到佛家哲學，有一切皆空的感覺。她黯然道：“我現在才了悟，佛家的大慈大悲，實在是很有道理的。”（見白先勇，〈烏托邦的追尋與幻滅〉）她需要安撫心靈，很快又萌生了宗教信仰，再到美國后又開始上教堂，后來又開始想到佛教。她在八十年代曾兩度去青藏高原，想探究“原始佛教”，但許多問題仍迷惑難解。她一直想著“什么宗教適合我呢？”以前是上帝選她，現在是她選上帝。回到臺灣后，很多事情她都看淡看破，發覺提倡關懷社會、很現代化的“人間佛教”，符合她“先入世再出世”的想法。她提倡“宗教融合”，希望各種宗教不要太分界線，大家融合在一起，彼此尊重。最近這些年，陳若曦對基督教的信仰又重新燃起了興趣，顯然又回歸了當年受洗的信念。晚年的她，在基督教的“博愛”中獲得心靈的安息，堪稱殊途同歸。把她定位為一個自愿背十字架的人，的確很恰當。
陳若曦這個尋尋覓覓的大半生，生命足跡和生活內容色彩斑斕，潮起潮落，幾度改變，令人嘆為觀止。
那么，她最大的人生收獲是什么呢？就是她自己說的兩個詞：“堅持”與“無悔”。她因為堅持著自己的理想，所以無怨無悔。
她這大半生就是稟著知識分子良知良能行事。她知道她應該發揚中國文人的傳統，不是只能坐而言，應該起而行。她指出，而且以自己的大半生證明了：知識分子就是天生可以關心時事，批評政治，擁抱社會；知識分子沒有退休的權力，永遠關懷這個社會愛自己生長的土地。這是她恒久不變的精神。
2005年3月，陳若曦為新版《尹縣長》寫下一個自序，其中說了如下這些話，證明她的社會責任感她的知識分子良知永不泯滅：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轉眼將滿四十年。隨著時光流逝，人們對這場幾乎革掉中華文化的政治運動，可能記憶淡忘了，甚或全然陌生。無論如何都是可惜的事，因為忽略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悲劇可能一演再演。《尹縣長》寫作不夠完美，卻是那個荒謬、動亂時代的見證。讀者若能從中有所體會，譬如一個民族不追求民主進步并自我反省的話，會有集體瘋狂而墮落、淪亡之虞，作者將會感恩戴德，不虛此生矣。”
讀了這一段話，筆者不禁覺得，我們每一個華人作家，都應該像陳若曦一樣，堅持一個知識分子的理想，稟著知識分子良知良能行事，參與民族反思，推動民族進步；都應該像陳若曦一樣感悟到：桃花源就在腳下，自己的桃花源只有靠自己打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