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國共紛爭 10洛川會議前的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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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洛川會議前的周恩來
  在中國,人們習慣將周恩來看作“總理”。雖然不少人知道他曾任黃埔教官,但很少有人將他與職業軍人聯系到一起。
  其實在國共破裂、重打鼓另開張的中共莫斯科“六大”上,軍事問題的報告就是周恩來作的。六大之后,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主管軍事(軍委書記)。1920年代末,朱德、毛澤東在江西鬧得不可開交,在陳毅匯報之后,主持上海中共中央軍事聯席會議、起草“八月指示”以解決紅四軍問題的,也是周恩來——這又是后世御用史家們不大敢提起的一件事。因為按照當時周恩來、陳毅的意見,紅軍的指揮應該集中,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軍委,黨不要直接指揮軍隊,軍事工作交給軍部指揮即可。至于黨么,“只能通過黨團作用作政治的領導”——這顯然與毛澤東首創、八十年來當作中共法寶的“黨指揮槍”的理論根本不同。
  到了1931年,即中共黨史說的“‘左傾’機會主義對中央長達四年的統治”時期,周依舊作為常委主持軍事。后來共產黨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準備遷往根據地,周恩來一到蘇區就取代毛作了紅一軍的總政委,在后來的第四和第五次反“圍剿”,以及長征初期的最高軍事指揮機構“軍事三人組”,周都是主要負責人。這局面一直到1935年1月,所謂“挽救了黨和紅軍”的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所剝奪的,當然可以如黨史范本所說,總書記博古和奧地利人李德的權力。但這兩人在中共黨內并無根基,真正失了實權的是周恩來——他不但讓出指揮權,當一、四方面軍會師之后張國燾的位置難于安排時,他又立即讓出紅一軍總政委。他一點都沒有抵抗,由此可見這位身世伶俜的政治奇才之過人處。但他并不好過,證據就是,幾乎從不生病的周恩來大病一場,病到幾乎喪命。究其原因,恐怕不是沒吃沒喝、環境過于惡劣,而是精神上的打擊——他感到失落、感到不知所措,這是他看得比護養身體重要得多的事。
  到陜西之后,發生過一件不大為史家“大書特書”的事,就是周恩來指揮的抗日東征。在他的主持下,對蔣介石的指稱,已策略地由賣國賊改為“蔣介石氏”及“南京政府諸公”。但這不過牛刀小試,周恩來真正活了起來并找到自己的價值,是與張學良共謀的“西安事變”。雖然最后出現了張被扣押那樣一個結果,使得周恩來在20多年之后談起時,還“禁不住潸然淚下”,但他實際上已經活了過來,找到了自己在毛澤東的共產黨里邊的位置。
  因為我們后邊要談的“洛川會議”還沒有召開,外人仍以為他軍權在握。比如1936年4月,當潘漢年奉國際之命回國與國民黨談判時,陳立夫說的就是:“你我非軍事當局,可否請周恩來出來一次,蔣先生愿和他面談。”
  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以后,閻錫山不記一年前進攻自己防地之仇,請周恩來為第二戰區寫“作戰計劃”,周僅一天時間就完成了。到了1938年以后,他奉派駐武漢、重慶時,則“身穿一身半新草綠色軍裝,佩戴中將軍銜……常常是全副披掛,有時還佩劍。”不僅周恩來,彭德懷、林彪等職業軍人,也都相當興奮,覺得終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打仗報國了——“洛川會議”正是在這樣形勢和氣氛下召開的。


戴晴 2013-08-19 16: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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