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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捷克奇跡”
在一個東歐地區歷史上左派傳統最濃郁、經濟國有化、大型化與計劃化程度最高、經濟結構重工業比重極大而劇變前市場化試探步伐最小的國家，捷克人通過“在起點平等基礎上找到最初的所有者，在規則平等的基礎上找到最適合的所有者”的思路，通過證券分配或“大眾私有化”進行了快速而民主化的產權改革，在兩波私有化之后又經過一段時間的拍賣等個案處理，捷克政府于1996年宣布完成私有化。此前曾推算，第二波私有化證券完成后捷克國民資產中私有化比重將達85%-90%，但由于“資產”概念變動（如地價、資源估價等），最后宣布全捷資產中有70%或600億美元已經私有化。而在“大私有化”涉及的1800多個大中型企業中，600多個已經完成私有化（即已無國有股份），其余1200多個即2/3的企業仍然有國有股份，但其中只有150個企業國有股仍占一半以上，另外還有60個企業國家擁有“戰略性”股份，一般認為這是指保證可以參加董事會的股份，即一成以上。 [1]
這時各種私有化形式的比重如下：“大眾私有化”資產6260億克朗，約占總量的47.5%，其中證券私有化3430億克朗，占大眾私有化份額中的54.8%(私有化資產總量的26%)。“小私有化”資產230億克朗，占總量的1.7%。國有資產轉給市政當局（即產權下放）的超過3500億克朗，占總量的26.5%，國有資產轉給合作社的約2000-2500億克朗，約占總量的17%，還有700-1200億克朗的資產（占總量的7.2%）退賠給了原來的所有者或繼承人 [2] 。從這組數據看，捷克證券私有化的比重并不是特別大，在“大私有化”中它僅占一半多，在整個私有化過程中僅超過1/4，其比重甚至小于國家下放給市政當局的那部分資產。但證券私有化涉及了大多數骨干企業，它對捷克轉型期經濟的實際影響遠比上述數字大。而它所造成的公平感與對初始產權合法性的社會認同，更對捷克轉型期社會的穩定起了重要作用。
大眾私有化之后的捷克經濟很快出現了復蘇，考慮到上文所說捷克轉型條件在東歐各國中相當艱巨，而這期間還經歷了聯邦解體的沖擊（在轉型國家中，蘇聯、南斯拉夫與捷克斯洛伐克是三個解體的聯邦，前兩者解體造成的后果是眾所周知的），這不能不說是奇跡之一。
捷克經濟于1992年末走出谷底，是繼波蘭之后第二個經濟復蘇的東歐國家。在此之前，捷克與波蘭一樣曾被看作是“激進改革失敗”的樣板，而與據說是走“漸進路線”的匈牙利形成了對比。當時捷克國內的許多理論界人士，其中包括“布拉格之春”時代的經濟設計師姆利納日、科馬雷克等，都斷言克勞斯的冒險會導致經濟崩潰。的確，1990年匈牙利經濟只下降了3.3%，而實行巴爾采羅維奇“休克”方案的波蘭則下降了11.6%；1991年匈牙利再下降11.9%，而實行克勞斯“休克”方案的捷克則下降了14.2%。
然而，再往下就不然了，波、捷于1992年開始回升，而匈又連續下降兩年，此后也回升乏力。1994年波經濟增長4.6%，捷增長2.5%,而匈只增長1.5%；1995年波增長6.5%,捷增長4%，而匈無增長。總計轉軌五年來，波蘭經濟跌至谷低時為劇變前的81.7%，捷克為84.8%（1991年），而匈牙利跌至79.7%（1993年）。到1995年，波蘭國內生產總值已回升至劇變前的96.9%，捷克回升至91.6%（另一算法為85.6%），連同灰色成分在內，這兩國實際可能已經超過劇變前。而匈牙利至1995年只回升到劇變前水平的81.3%，以至于不得不在“左派”政府領導下實行被稱為“休克補課”的博克洛什緊縮綱領。至此人們認為，“漸進”的匈牙利實際付出的總代價也比經歷過“休克”的波、捷要大，而匈取得的成果則不如波、捷。當時連一些原先批評過克勞斯“激進”政策的人，如科馬雷克，也改變了態度，承認原先的判斷是不對的。
直到1997年捷克經濟出現新的“停滯”為止，捷克在“大眾私有化”后出現的增長持續了四年。按幾次調整后確認的數據：捷克經濟（國內總產值）在1993、1994、1995、1996四年間分別增長了0.6%、3.2%、6.4%、3.9%。而固定資產投資在1992——1996的五年間分別增長8.9%、-7.7%、17.3%、21%、8.7%，五年總增長55.1%，大大超出了1990、1991兩年“滑坡”的虧空（這兩年投資分別減少2.1%與17.7%）。這五年私人消費分別增長15.1%、2.9%、5.3%、6.9%與7%，五年總增長42.7%,也超出了1990、1991兩年的虧空（這兩年消費分別增6.7%和減28.5%）。后兩項指標都與公認為表現最好的東歐國家即波蘭不相上下（波蘭該五年投資總增長64.3%，私人消費總增長27.5%。） [3]
如果與同屬前捷聯邦的斯洛伐克相比，對照就更為鮮明。第一波大眾私有化時捷、斯尚未“分家”，第二波大眾私有化時兩國分別獨立，斯洛伐克走上了另一種私有化道路：不僅沒有搞第二波，而且對于第一波時斯洛伐克公民分到的私有化證券，國家后來也通過分期賠償的辦法收回了。實際上，斯洛伐克成了前東歐各國中唯一一個公開取消已實行的大眾私有化并開了“倒車”的國家。當然斯洛伐克這樣做并非不搞私有化，甚至也不見得沒有捷克“激進”，盡管斯洛伐克后來幾年的主政者梅恰爾往往被認為有左派色彩，而不同于捷克主政者克勞斯這個公認的“右派”，斯洛伐克與西方的關系也沒有捷與西方的關系那么好。但事實上斯洛伐克在把產權從“大眾”那里收回后，很快采用俄羅斯的方式交給了所謂信得過的“自己人”，主要是前企業經理，而且對大批工人采取了毫不客氣的裁員政策，與捷克克勞斯政府的保證就業政策（如下所言，它后來成了捷克經濟困難的原因之一）形成鮮明對比。在捷克的失業率由1991年的4.1%下降到1995年的2.9%時，斯洛伐克的失業率卻上升到了13.8%。實際上，斯洛伐克的這種做法比捷克更可以稱得上“休克療法”，只是它屬于更不講公平的另類“休克”而已。由于這種做法比捷克更加“一步到位”，避免了捷克式人人持股造成的公司治理困境，因而在1997年以后斯洛伐克的經濟困難沒有像捷克那樣明顯導致增長的停滯。但在1992-1996年期間，斯洛伐克不僅因轉軌的不公平方式引起了比捷克劇烈得多的社會-政治動蕩，經濟狀況也比捷克差。雖然兩國的增長率相差不多（1993-1996四年間捷克的GDP增長14.8%,斯洛伐克增長15.3%），但斯洛伐克的固定資產投資在1992-1996年五年間只增長8.1%，遠低于捷克的55.1%，私人消費更只增長了6.7%，遠低于捷克的42.7%,這期間捷克的工資平均增長了43.8%，斯洛伐克只有20.3%。 [4]
總而言之，捷克這一時期的經濟復興不僅比大多數轉軌國家出色，而且在轉軌國家中公認為經濟狀況最好的所謂“第一方陣集團”或曰維謝格拉德集團四國（波、捷、匈、斯）中也是佼佼者。見下表：
1990——1996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5]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谷底產值a
1989=100 1996年產值
1989=100
捷克 -0.4 -14.2 -3.3 0.6 3.2 6.4 3.9 82.6(1992) 94.8
波蘭 -11.6 -7.0 2.6 3.8 5.2 7.0 6.1 82.2(1991) 104.6
匈牙利 -3.5 -11.9 -3.1 o.6 2.9 1.5 1.3 81.9(1993) 86.6
斯洛伐克 -2.5 14.6 -6.5 -3.7 4.9 6.8 6.9 75(1993) 89.8

a：括號數字為經濟降至谷底的年份。
在四國中，捷克復興速度僅次于波蘭，而付出的代價（經濟滑坡的程度）則最小。其中如果以大眾私有化進程的年份作比較，就更為明顯：
私有化進程中其他經濟指標（1992——1996年總計，不變價格）% [6]
 國家 GDP增長（93-96） 私人消費增長 固定投資增長 平均工資增長
捷克 14.8 42.7 55.1 43.8
斯洛伐克 15.3 6.7 8.1 20.3
匈牙利 5.2 -7.5 13.7 -19.8
波蘭 24.0 27.5 64.3 3.4

可見在這五年中，捷克經濟除增速不如波蘭、斯洛伐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僅次于波蘭外，在關系人民生活水平的消費增長與工資增長上均為東歐之冠，尤其與在前期號稱“不搞休克療法，堅持漸進路線”，私有化實行“只賣不分”的匈牙利形成鮮明對比。1991年前后以捷匈對比來抨擊“休克療法”的聲音至此一度沉寂，輪到休克療法的鼓吹者來宣傳這一對比了，直到1997年后才又有變化。
不僅經濟增長，在宏觀經濟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在財政方面，1996年預算赤字占GDP的比率，捷克最低，為1.2%，而波蘭為3.1%，匈牙利為3.5%，斯洛伐克為1.9%。 [7] 就通貨膨脹而言，捷克消費價格指數上漲年率（年末值）由1992年的12.7%穩步降至1996年的8.6%（期間最高為1993年的18.2%），匈牙利由23%降至19.8%（最高為1995年28.3%），波蘭由44.3%降至18.5%（最高為1992年44.3%），斯洛伐克由9.2%降至5.4%（最高為1993年25.1%），與波、匈相比，捷、斯可以說已無通貨膨脹問題。捷克克朗對美元的匯價從1991年的29.5比1（年均值）穩中微升到1996年的27.1比1，斯洛伐克克朗則從29.5比1微貶為30.7比1，波蘭茲羅提從1.o6比1貶至2.7比1，匈牙利福林更從74.7比1貶至152.6比1。 [8]
 
在經濟滑坡小、恢復快、通脹低、幣值穩、財政好的條件下，捷克的體制轉軌幅度則是最大的。并被國際評估組織認為是前華約國家中最穩定的國家，她也是在1995年就第一個加入經合組織的東歐國家。該組織秘書長讓-克洛德.拜耶指出，經合組織所以吸收捷克為成員國，是考慮以下情況的：宏觀經濟狀況令人滿意，生產增長率為4%左右，通貨膨脹率在10%以下，失業率低，預算平衡。在捷被吸收為經合組織以前，對各國經濟狀況進行排行工作的國際組織標準-蒲耳氏公司，將捷克國家銀行以及捷克經濟信貸信譽由BBB+級提升為A級，這在整個東歐國家中唯獨捷克一家。在世界銀行1996年以0——4為分數統計的改革進度指標中，上述四國與斯洛文尼亞是26個轉軌國家中僅有的上了4分的國家。而按歐盟政治發展程度指標計，捷克、匈牙利同為3.5分，波蘭3.3分，斯洛伐克更只有2.5分。1995年這四國GDP中私有成分所占比重，捷克達70%，其余三國均為60%。1989——1995年這一比重的上升幅度，捷克達59個百分點，斯洛伐克為50個，匈牙利45個，波蘭僅為31個。 [9] 1996年傳統基金會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說，歐洲經濟上最自由的國家除瑞士外，英國、荷蘭、丹麥、捷克、法國、意大利屬于“通常自由”的國家，捷克是唯一上了該等級的中東歐國家 [10] 。以歐盟15國1998年經濟水平為100計算，斯洛文尼亞為72，捷克63，匈牙利51，斯洛伐克49，波蘭40，羅馬尼亞29，保加利亞26。 [11]
有種流行觀點認為腐敗是轉軌的“代價”。但轉軌最快的捷克，腐敗程度卻是所有轉軌國家中最輕的。“世界反腐敗組織”與世界銀行在1997年對50個國家（地區）按法制透明度、制度規范、民間流傳的證據及許可證制度、市場進入政策、司法效率、官僚、財政、稅務、海關的狀況加權統計，以0——10給出各國的“腐敗透視指數”（0為最腐敗，10為完全無腐敗），捷克在6個轉軌國家中得分5.20，高于匈（5.18）、波（5.08）、羅（3.44）、俄（2.27），而成為這類國家中相對最廉潔的一個。 [12] 又據1997年國際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與世界銀行的“民主化指數”，以1為最好，7為最差。在25個轉軌國家中共計算8項指標，捷克有5項位居第一，分別是“媒介獨立”、“政治過程”、“法治規則”、“經濟狀況”、“私有化成分占GDP比重”，有一項居第二位：“私有化”次于匈牙利，兩項居第三位：“社會民主”與“政府和公共行政管理”均次于匈、波兩國。 [13]
 
二、“休克中的福利國家”
有趣的是，號稱搞了極端自由主義的“休克療法”的東歐劇變后最典型的“右派”政權之一的捷克克勞斯政府，一方面私有化大刀闊斧，另一方面社會保障與“福利國家”的政策卻超過東歐大多數“左派”執政的國家。在“大眾私有化”時期捷克的失業率不升反降，從1991年的4.1%、1993年的3.5%、1994年的3.2%降至1995年的2.9%，不僅為東歐最低，在全歐也為就業最充分的國家。而絕大多數轉軌國家這一時期失業率均明顯上升，斯洛伐克已如前所述，波蘭失業率從1991年的12.2%，升至1993年的16.4%，1995年仍達14.9%。匈牙利從1991年的7.8%，升至1992年的13.2%,到1995年還有10.4%。這一時期，捷克以實際平均工資與人民消費均高達43%左右的增長在東歐拔了頭籌（而GDP增長更快的波蘭平均工資幾乎無增長，ＧＤＰ增長緩慢的匈牙利平均工資反而減少了近兩成），而且是東歐極少幾個在這一時期退休金增長比工資增長更快的國家。平均退休金占平均工資額的比重（所謂“替代率”）從1993年的43.4%升至1996年的47.8%，而同期匈牙利由47.3%降至41.4%，波蘭由76.8%降至61.3%，斯洛伐克由44%降至42%。在1996年，捷克的這項指標實際上僅次于波蘭（61.3%）而居于轉軌國家最高之列。 [14] 同年捷克退休保障體系依賴率（領退休金者與正常上班者之比）由1990年的42%上升到61%，在22個轉軌國家中名列第6，但由于捷克失業率低，即正常上班者更多，因此實際上捷克的社會保障程度比前五個國家更高。
于是，捷克一方面以“平均分配，還資于民”的方式實行“激進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另一方面又奉行高稅收高福利的社會民主政策。以至于1995年哈佛教授、東歐自由主義改革的理論顧問薩克斯與東歐自由主義改革的實踐者克勞斯有過一場有趣的爭論：薩克斯建議克勞斯學習“亞洲虎”，削減社會保障開支并以國家資本主義促使經濟起飛。而號稱是“激進改革家”、“撒切爾夫人學生”的克勞斯則斷然拒絕這種“亞洲思想”，聲稱對那種想用“大規模國家干預追求超常的經濟成就”的企圖他只能說“不！”他還認為社會黨式的高稅收、高福利政策體現了“歐洲文明”，改變這種社會政策并使之“降低到那些亞洲國家的水平”是不能允許的。 [15] 他反對使尚未私有化的國企破產，盡管這要使國家預算每年多支付幾億美元的資金，又限制了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但這卻體現了“歐洲價值”，為許多人保證了就業機會。在克勞斯執政的8年里竟然沒有一家大企業破產。1995年捷克的社會福利事業為預算開支的最大項目，占預算總收入的1/3以上，此外，該年預算還把發展交通基礎設施、科研、提高教師工資和住房建設列為優先關注的領域，這與匈牙利1995年大幅度削減社會福利形成明顯的對比。從1994-1997年這四年間，維謝格拉德集團的捷、波、匈、斯四國中，后三國的失業率都在兩位數（波蘭、斯洛伐克平均為15%，匈牙利平均為10%），只有捷克始終維持在4%以下。因此捷克公民對克勞斯政府的信任率在1996年以前一直保持在50%以上。
而研究轉軌經濟的東歐左派著名理論家、曾任波蘭社會民主黨政府主管經濟的副總理的科沃德克則這樣評價“右派”治下的捷克與“左派”治下的斯洛伐克：捷克的社會保障政策“允許部門過度就業，從而過分擴大了雇員人數；而斯洛伐克則采取了更為激進的改革戰略，允許高失業率的增大”，然而另一方面享有退休金的斯洛伐克人又遠不如捷克人多。于是由于高就業率其退休金依賴率本應更低的捷克，其實際依賴率反而比斯洛伐克要高得多！看來，在這位波蘭的“左派”副總理眼里，捷克的“右派”政府最大的缺點就在于它太“左”了！ [16]
這樣，當捷克經濟在1997年以前十分風光的時候，它得到了“左”“右”兩邊的國際輿論的一致贊揚。它被譽為“中歐之星”、“波希米亞虎”，奉行新自由主義和效率至上原則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們，稱贊克勞斯政府的改革是中東歐國家的榜樣，而西歐一些左派也開始稱贊克勞斯，有人甚至說克勞斯是“歐洲最大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17] ！
顯然，克勞斯也罷，當時的捷克政權也罷，實際上都并不信仰社會民主主義。但具有社會民主主義和左派傳統的捷克在激進的大眾私有化和發達的社會保障下出現了東歐最穩定、執政時間最長的“右派”政府這一事實，卻表明新自由主義者的效率追求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公平追求在那時的捷克至少是共存的。
 
三、大眾私有化的社會反映
到了1997年以后，這樣一種亦“左”亦“右”政策的局限性變得日益明顯了，然而人們不能因此無視1990-1997年間這樣的轉軌在道義上與實踐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當時捷克國內外、左中右的媒體與民意調查機構的許多資料十分耐人尋味：
據民意調查機構1991年6月和1996年1月對捷克人的調查：1991年有21%的受訪者對自己就業的預期良好（加上“也許好”則為55%），1996年這個比率上升到了37%（加上“也許好”則上升到74%），而同期間對自己就業的預期悲觀者則由20.3%降至6%（加上“也許”不好者，則從45%降至26%）。
還是上述這兩個時段的調查，對本人工作的企業發展前景持肯定樂觀者占受訪者比重從15.%升至32%（加上“也許”樂觀則從41.7%升至79.8%）；而對企業前景肯定悲觀者則從24%降至4%（加上“也許”悲觀，則從58.3%降至20.2%） [18] 。
顯然，“民主私有化”對轉軌時期公眾信心與良好預期的建立作用不小。這一轉軌方式還有效降低了利益格局變動帶來的社會緊張：
1992年大眾私有化高潮期間，據一個跨國組織對捷、匈、波、斯四國就“社會沖突水平”做的民意調查，有6%的捷克人認為轉軌引起了強烈的貧富沖突，而這樣認為的斯洛伐克人有8%，波蘭人15%，匈牙利27.5%；加上認為引起“比較明顯”沖突的人，則捷克有28.5%，斯洛伐克36%，波蘭56%，匈牙利70%。相反，有18%的捷克人認為不會引起這種沖突，而這樣想的斯洛伐克人有18.9%，波蘭有9%，匈牙利有3.5%；加上認為“有沖突但不明顯”者，則占捷克人的71.5%，斯洛伐克人的64%，波蘭人的44%，匈牙利人的30%。
把上述問題換成“企業與雇員的沖突”，則只有7%的捷克人（11.3%的斯洛伐克人、8.8%的波蘭人、20.1%的匈牙利人）認為這種沖突會很強烈，加上認為沖突會“比較明顯”的，則有47%的捷克人、56%的斯洛伐克人、45.5%的波蘭人和64%的匈牙利人。相反，有7%的捷克人、6%的斯洛伐克人、8.9%的波蘭人和5%的匈牙利人相信不會有這種沖突，加上認為“有也不明顯”者，則有53%的捷克人、44%的斯洛伐克人、54.5%的波蘭人與36%的匈牙利人。 [19]
可見捷克社會在私有化時期的相對和諧程度是四國中最高的。
另一項在捷克進行的關于“貧困化”的民意調查，從1991年到1996年間給出了如下變化：
 
關于貧困化（回答者的%） [20]
 
  時間 1991．6 1991．12 1992．6 1993．1 1993．11 1994．11 1996．1
你担憂貧困化嗎？ 完全肯定 42.1 39.5 29 36 33.5 30 30.8
完全和比較肯定 81.8 75 66 73 71 68.4 68.4
完全否定 2.2 6 7 6 7 7 7
完全和比較否定 18.2 25 34 27 29 31.6 31.7
你的家庭已經貧困化？ 肯定是 8.2 7 6.7 9 9 6.6 6.5
肯定和或許是 38 33.5 30.5 34.4 39.1 34.1 35
肯定不是 15 16 19.8 20 21.2 19.9 20
肯定和或許不是 62 66.5 69.5 65.6 60.9 65.9 65
自認為經濟困難的家庭中 困難大 40.1 — 23.8 — 32.3 30 24
困難大和較大 80.1 — 65.2 — 70.5 68 62
困難小 4 — 9 — 8 9 11
困難小和較小 19.9 — 34.8 — 29.5 32 38

 
       上述調查反映私有化時期捷克人對貧困化的担憂總體上呈下降趨勢。
1994年的一項民意調查中，對于“總的來講，你認為自己從證券私有化中是否獲益？”這一問題，22%回答“肯定是”，38%回答“大概是”，合計共占60%，另外20%回答“肯定否”，20%回答“大概否”，合計共占40%。同年的調查還表明，1/5的被調查家庭自認為從股市中獲益，平均獲益率達到78%。1996年1月的調查則表明有30%的家庭在這些年的金融操作中獲益。 [21] 當然這些來自二級市場的盈利已經完全脫離了證券分配“起點平等”的狀態，而呈現出比其他收入大得多的差異。但捷克股市監管嚴格、法制規范在轉軌國家中是一流的，因而社會對此能夠認可。
私有化證券發放后不久捷克便成立了布拉格證券交易所（1993年4月開市）與“人民股票交易所”（1993年7月開市），前者主要是職業投資者活動場所，后者主要面向持有私有化證券的公眾，使用證券私有化的注冊賬戶進行交易與后續拍賣。但這兩個地方的主要交易都是通過統一的“證券中心”結算的，并因此接受統一的監管。1996年的調查表明：公眾對股市的參與與關心程度極高，宣稱堅持查閱股市報告與上市公司報表的人有15%，23%的人是經常查閱，26%的人不常查閱，而只有36%的人表示他們從不查閱此類信息。
 
四、抱怨與期望
在所有的轉軌國家，當人們從劇變之初的狂熱與對改革的浪漫幻想中冷靜下來后，面對轉軌的艱難和市場經濟本身的缺陷，批判現實、埋怨與懷舊的情緒都會上升。捷克也不例外。但證券私有化的“起點平等”仍然使這種不滿得到緩和，這從1995-1996年間斯洛伐克“開倒車”引起的強烈憤怒可以反證。1996年1月當斯政府一宣布把已登記參加第二波證券私有化的斯洛伐克公民手中的投資點作廢，并以每張1萬克朗（350美元）的國債取而代之，立即引起了公眾的強烈抗議。民意調查表明65%的受訪者認為政府這樣做是錯誤的，只有11.5%的人認為這樣做可以接受，67%的受訪者抗議停止證券私有化，只有19%的人支持這一停止。傳媒批評這是“‘人民’資本主義被更有權勢的‘政治’資本主義取代了”。甚至連官方人士也說：這種改變“基本是不公正的，可能是腐敗的，肯定是政治性的，——但仍然應該執行。” [22]
相比之下，捷克人對證券私有化及相關改革的埋怨就要輕得多。盡管在多元化的輿論中，當時的政府總理克勞斯把它說成是“最偉大的成功”，而最大的反對黨——捷克社會民主黨主席澤曼則稱之為“世紀騙局”，公眾的普遍態度是雖然有批評，但比斯、波、匈等同類轉軌國家要遠為緩和，而認同程度則比這些國家高許多——至于像俄羅斯及巴爾干諸國這類“轉軌不成功”國家就更不用說了。正如捷克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耶日.韋塞尼克所說：今天捷克人對私有化的態度是：“大多數人都宣稱自己已經從中獲益，但他們仍然更愿意講新的財富是非法的。” [23]
下面兩個表反映了這種差異。
 
捷克與斯洛伐克：“你對經濟改革是否滿意”的回答率% [24]
  國家
  1991年
12月 1992年
6月 1993年
1月 1993年
11月 1994年
11月 1996年
1月
完全滿意 捷克 6 12.5 9 7 8 9.5
斯洛伐克 3.1 4.2 2.9 2 1.9 1.7
完全+比
較滿意 捷克 40 59 49.9 51.5 50 51.7
斯洛伐克 19.8 33 20 24 12 9.9

 
上表反映：從“天鵝絨革命”到大眾私有化啟動前的一年間，公眾對改革無成效明顯不滿。而大眾私有化在1991年底全面啟動，到次年第一波形成高潮，公眾的滿意度明顯上升。這時捷、斯的民意變化方向是同步的，只是斯洛伐克公眾的不滿現狀總體更突出。到1992年秋捷、斯分家并各自走向完全不同的私有化道路后，民意變化的方向即產生重大差異：捷克人的滿意度雖比1992年夏的浪漫時期有所下降，但完全滿意與比較滿意則基本都維持在半數以上且有緩慢增長之勢。其中完全滿意者也穩定在接近一成的水平，而斯洛伐克的公眾滿意度則大幅下降且持續惡化，到1996年初已只有不到一成的人滿意或比較滿意，其中完全滿意者只剩下1.7%。
另一個重要的指標是轉軌后公眾對“國家變革的總方向是否正確”的判斷。
中歐四國公眾對“國家變革的總方向是否正確”這一問題的回答：
答“正確”者%—答“不正確”者% [25]
國家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捷克 38 19 22 28 25 23
匈牙利 — -20 -47 -46 -34 -70
波蘭 13 -40 -29 -3 -28 5
斯洛伐克 13 -9 -0.5 -33.3 -40 -27

 
可見，在1990年時四國公眾基本都認同變革方向，其中捷克尤為突出：認同者所占比率比否定者高出38個百分點之多。1991年以后進入“休克”陣痛，上述民意開始逆轉。但在捷克它只表現為對變革方向的認同程度下降，卻并沒有發生總體上否定變革方向的情況。而且從1992年后這種認同還有所加強，贊成變革方向者對反對者一直維持著25個百分點左右的明顯優勢，而另外三國就不同了：那里對變革方向的懷疑乃至否定情緒似乎已經占了上風，尤其是匈亞利1995年（即社會黨政府搞“休克補課”之際）否定國家變革方向的人竟然比認同這一方向者高出70%。斯洛伐克、波蘭也有類似趨勢，只是到1995年隨著兩國經濟復蘇，這種否定情緒才明顯減弱。
該項調查還有“你對目前國家民主發展程度是否滿意”一問，結果如下：
“滿意”者%—“不滿意”者% [26]
國家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捷克 -16 -25 -19.2 0 -9 -4
匈牙利 -54. -30 -50 -54 -43 -58
波蘭 0.1 -20.5 -24.5 -14 -40 -2.7
斯洛伐克 -42.2 -55 -53 -59 -61.5 -40

可見各國公眾都有繼續發展民主的要求，對當前的民主發展程度不滿意。但捷克自大眾私有化第一波以后，這種不滿明顯減弱，匈、斯兩國這種不滿卻有增長的趨勢，波蘭則大起大落，在捷克大眾私有化之前，波蘭公眾的滿意度勝于捷克，大眾私有化啟動之后，1992-1994年間公眾的不滿意便大于捷克了。到1995年以后，由于波蘭經濟改善和1994年大選對“休克”承担責任的政府下臺等原因，波蘭公眾的滿意度又再次比捷克略高。
由維也納人文科學研究所在1995年實施的“經濟轉軌的社會成本”調查，在波、捷、匈、斯與前東德各抽樣訪問1000個家庭。就“目前的統治與以前相比，你認為是更好還是更壞”一問，四國的統計如下：
1995年對當前統治的評價：與以前相比（回答率%） [27]
  壞得多 壞得多+
壞一些 一樣 好得多+
好一些 好得多
捷克 8.2 23 18.8 58.2 24
匈牙利 26.2 50.1 23.3 26.6 5
波蘭 19 39.1 16.9 44 10
斯洛伐克 23.5 50.2 17 32.8 5

換言之，在兩波大眾私有化完成后的這一年，捷克人對當前統治的評價是四國中最好的：有24%的捷克人認為如今的統治比過去“好得多”（其余三國只有5%、10%、5%），58.2%的捷克人認為比過去好（其余三國只有26.6%、44%、32.8%），而77%的捷克人認為至少不比過去壞（其余三國只有49.9%、60.9%、49.8%）。
捷克人對私有化、對經濟改革以及對當前統治的這種評價，與以“大眾私有化”為核心的市場化改革較好地做到了改革代價與機會的公平分配、即“交易權利初始配置的平等”顯然有關。關于這一時期捷克人收入分配的差距與社會分層，目前有多種統計。根據捷克科學院社會學所“經濟期望與態度調查”的抽樣統計，捷克家庭人均收入的吉尼系數1992年為0.23，1996年為0.27，最貧窮的1/10家庭1992年享有總收入的5%，1996年享有4.4%，最富有的1/10家庭1992年享有總收入的20.5%，1996年享有24.5%，亦即最窮的人收入為人均收入的近一半，最富的人收入比人均收入高一倍多。 [28] 如以家庭總收入計，則劇變前1988年吉尼系數為0.29，劇變后、大眾私有化前的1992年為0.32，1996年為0.36——這是按粗收入計，經過稅收、福利調節后三個時段的凈收入吉尼系數為：1988年0.20，1992年0.22,1996年0.26。最窮的20%家庭1988年擁有總收入的11.1%，1992年為11.9%，1996年又恢復為11.1%；最富的20%的家庭擁有總收入的份額為:1988年30.9%，1992年34.0%，1996年37.8%。在劇變前，這個分配狀況與“福利國家”的北歐諸國相當，劇變后則與北中歐（德國、荷蘭）相當，而比匈、波（吉尼系數均為0.29）都更平均，也比美歐各發達國家分化程度更小。 [29] 另一方面，按曾任波蘭左派政府副總理、對“捷克模式”持批評態度的科沃德克選擇的資料，從劇變前的1987-1988年到捷克完成兩波大眾私有化的1993-1995年，維謝格拉德集團四國的吉尼系數演變為：捷克從0.19升為0.27，波蘭從0.26升為0.28,匈牙利從0.21升為0.23，斯洛伐克則從0.20降為0.19。 [30] 按這組統計，捷克轉軌后吉尼系數的升幅是四國中最大的，但就絕對值而言，捷克的收入分配如今仍比波蘭平均。
    當然，重要的是無論按哪組統計，這幾個國家都是所有轉軌國家中分配不均度最小的，而捷克又小于波蘭。比起1994-1995年前后吉尼系數已上升到0.4-0.5水平的中國、俄羅斯等國幾不可同日而語。分配不均度小亦即“結果不平等”程度小，而這種本來不大的“結果不平等”中不公平的成份（即用強權占有、欺詐、勒索的成份）又比“自由交易”即至少形式上公正的成份更小，這是捷克人認同變革的最根本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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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ecernik,  p148.
[2] Vecernik,  p148.
[3] W.科勒德克：《從休克到治療：后社會主義轉軌的政治經濟》上海遠東出版社2000年，459、492頁。
 
[4] 同上，503、504頁。
[5] 同上，86——87頁。
[6] 筆者根據W.科勒德克：《從休克到治療》一書459——461、469——471、492——493、503——505頁提供的數字綜合而成。
[7] W.科勒德克，前引書，101頁。
[8] W.科勒德克，前引書，459——505頁。
[9] W.克勒德克，前引書，139頁。
[10] 《華爾街日報》1996年12月15日。
[11] 黃振民：《中東歐經濟開始回升》見《中國經濟時報》2000年12月29日。
[12] W.科勒德克，前引書，193頁。
[13] Boris Shor (ed.),”Nations in Transit 1997.Freedom House Rankings.” Transition. Vol 7,No. 3. June.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1997.
[14] W.科勒德克，前引書，213頁。從統計看來吉爾吉斯與土庫曼這兩項指標略高于捷克，但正如科勒德克指出，這首先是由于該兩國養老保障覆蓋率比東歐諸國低的多，而不說明退休金有多高。
[15] Lidove Noviny (Prague), 20/10/1995.
[16] W.科勒德克，前引書，214——215頁。
[17] (保)《捷為何成為東歐的佼佼者》《言論報》1994年6月22日。
[18] Vecernik, p29.
[19] Vecernik,p40.
[20] Vecernik,p95、96、104、127.
[21] Vecernik,p159.
[22] Vecernik,p162.
[23] Vecernik,p166.
[24] Vecernik,p219.
[25] Vecernik,p230.
[26] Vecernik,p245.
[27] Vecernik,p246.
[28] Vecernik,p53.
[29] Vecernik,p74、p85.
[30] W.科勒德克，前引書，244——245頁。

秦暉 2013-08-23 16:0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