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孫子》第四講　作戰第二作戰第二（3）

簡體傳統

作戰第二（3）
    舟師，后世叫水師，西方叫海軍。西方的海軍，前身是北歐海盜，不是希臘、羅馬的海軍。地中海沿岸，很多國家都有海軍，都有大船。如腓尼基戰船，就是當時很有名的戰船。但恩格斯說，腓尼基、迦太基、希臘、羅馬的船，都是平底船，帆比較小，難扛海上風暴，西方的海軍并非來源于此。歐洲海軍的真正誕生地是北海（即北冰洋地區），弗里西安人、薩克森人、盎格魯人、丹麥人、斯堪地那維亞人的航海，是用龍骨突起、兩端尖削的帆船（尖底船），這種高帆大船，才是現代艦船的前身。上世紀80年代，中國人很自卑，非說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中國一直都閉關自守。其實，中國和歐洲一樣，只要靠海，就有航海的傳統。我國一直都有河、海并用的舟師或水師，特別是鄭和艦隊，船很大，也很多，航行海域很廣，水平一點不差。我們不能把中國歷史上偶爾實行的海禁（如明初和明晚期）當作中國航海史的全部。歐洲也有海禁。我國的水戰，南方比北方發達。春秋晚期，楚、吳、越三國，常用舟師作戰，見于《左傳》、《吳越春秋》和《越絕書》等書。如公元前485年，吳國派徐承帥舟師自海入齊（《左傳》哀公二年），就屬于渡海作戰（可能是登陸作戰）。南人近水，好舟楫，常以船棺為葬。《越絕書》卷八說，越王允常的王陵是由樓船卒2800人，伐松柏為桴（也就是船），叫木客大冢。1996年發現的印山大墓，學者認為就是這座墓。它是鑿山為墓，內藏兩面坡的木構墓室，四面環壕。墓中的棺，是刳木為舟，長6.9米，直徑1.15米。它讓我想起我在奧斯陸看到的維京船。維京人也是以船為葬，甲板上的船艙，有一種就是兩面坡，和印山大墓的墓室很像。古代戰船，種類很多。我國也有多層的大船，如漢征南越，楊仆拜樓船將軍，樓船就是這種船（圖一八），鄭和艦隊的大船也是如此，而且學者推測，肯定是尖底船。《孫子》沒有提到舟師，但它提到“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九地》）。
    中國古代的兵種，見于《孫子》，主要是車兵和步兵。
    下文特別提到“車戰”。
    秦漢以來，作戰以步、騎為主，但車并未廢止，還有它的用處。一是可以環車為營，阻擋騎兵奔突，以靜制動；二是可以運載軍需物品，作輜重車（現代的馬車就是貨車）。宋曾公亮《武經總要前集》卷四說：車戰，三代用之，秦漢而下，寢以騎兵為便，故車制湮滅，世莫得詳。至漢衛青擊胡，以武剛車自環為營，縱騎兵出擊，單于于是遁走。李陵深入胡地，猝與虜遇，眾寡不敵，陵以（大軍）〔大車〕為營，引士于外，千弩俱發，虜乃解去。晉馬隆討樹機能，賊乘險設伏，遏截隆前后，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以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遂平羌眾。唐馬遂亦造戰車，蒙以狻猊象，列戟于后，行則載兵甲，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沖。本朝咸平中，吳淑上議，復謂平原廣野，胡騎焱至，茍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御其奔突？故用車戰為便。此數者，皆謂以車為衛，則非三代馳車擊戰之法，然自足以御敵制勝也。惟唐房琯擊安祿山，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夾以馬、步，賊順風揚塵鼓噪，牛皆震駭，因縛芻縱火焚之，人畜撓敗，琯遂遁走。此亦古今殊時，而用有利害也。則知車戰之法，所以躪轢強陣，止御奔沖，行則負載糧械，止則環作營衛，其用一也，其制則不必盡同。取地之所利，與敵之人所害，或因或改，便于施用而已。“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是講戰車和兵員的數量。駟，音sì，四馬駕一輛車，叫一駟。春秋時期的戰爭有多大規模？大國和小國不一樣，早期和晚期不一樣。其中用作指標的東西，主要是戰車的數量和兵員的數量。如果現在，就是看有多少核彈、多少軍隊；二次大戰，就是看有多少飛機、坦克和軍隊。傳說，武王克商，是用“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孟子·盡心下》），300輛戰車配3000名戰士，規模很小。春秋時期，一般諸侯國，都有1000輛戰車，比如魯國初封于曲阜，就是“革車千乘”（《詩·魯頌·宮》、《禮記·明堂位》）。當時，夠格的大國，如齊、秦、晉、楚，都有上千輛兵車，習慣上叫“千乘之國”（《左傳》哀公十四年）。但實際作戰，真正出動的兵車，大概只有幾百乘，最高記錄，也就是800乘。如城濮之戰，晉軍出動過700乘（《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成公二年）；鞌之戰，晉軍出動過800乘（《左傳》成公二年）；艾陵之戰，齊軍出動過800乘（《左傳》哀公十一年）；子產伐陳，鄭軍出動過700乘（《左傳》哀公二十五年）。當時，戰車配戰士，即所謂乘法，多半是十人制，一車配甲士10人，“千乘之國”，只有甲士1萬，即使照《司馬法》佚文的規定（詳下），再加上兩倍的徒，也只有3萬人。西周軍制，師是最高一級（當時有殷八師、西六師）。春秋，最高一級是軍。《周禮·夏官·敘官》說：“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千乘”與“三軍”，是大體匹配的概念。研究春秋軍制，大家經常舉晉國的例子。晉，前678年（曲沃并晉之初），武公只有一軍（《左傳》莊公十六年）；前661年，獻公作上下二軍（《左傳》閔公元年）；前632年，文公已有上中下三軍；前588年，景公作六軍（《左傳》成公三年）。另外，晉國的建制步兵，也出現最早，城濮之戰以前就有（《左傳》僖公十年已提到“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城濮之戰后，增加為上中下三行。三軍加三行，乃有六軍，擬于天子之制。如果按《周禮》12500人為一軍來計算，六軍就是75000人。前人估計，春秋時期，戰爭規模只有幾萬人，大體可信。但春秋晚期，變化較大。當時的兩強，戰車增多。如晉國有49縣，每縣出長轂百乘，共有戰車4900乘（《左傳》昭公五年）；楚國更多，光是四個邊邑大縣：陳、蔡、東不羹、西不羹，就“賦各千乘”（《左傳》昭公十三年），加起來，也有4000輛。楚國的兵車數量，絕不在晉國之下。
    這里講的規模，應是常數。它反映的是春秋晚期的戰爭規模：兵車分兩種，各1000輛；士兵皆帶甲，有10萬人。這個數字，比起春秋早、中期的車千乘、人三軍（約37500人），當然要大，車翻番，兵員增加更多。過去，辨偽學家說，春秋不可能有車兩千、士十萬，恐怕是低估了當時的水平。《孫子》的話，不一定是夸大。
    講兵法，這個背景知識很重要，我想多說幾句。
    研究中國古代戰爭，戰爭規模很重要。我們都知道，18世紀以前的歐洲，很少有10萬人以上參戰。我國不一樣，早在春秋晚期，10萬就不算啥，只是平均水平。戰國時期，規模更大。當時的子書，常有“萬乘之主、千乘之君”的說法（見《莊子·漁父》、《韓非子》的《愛臣》、《備內》）。戰國早期，我們不太清楚，估計與春秋晚期接近，很多國家，兵力還在10萬以下。比如三家分晉后的魏國，戰國早期是第一強國，名將吳起，事魏文侯、魏武侯，他的理想，就是“以五萬之眾，而為一死賊”（《吳子·勵士》）。但戰國中期，特別是晚期，情況大變。前303—前301年，齊、魏、韓攻楚，敗楚于垂沙。前300—前296年，趙攻中山，滅中山。這兩次戰役，都出動了20萬人。當時，七大國都有幾十萬軍隊，秦國甚至有上百萬的軍隊。伊闕之戰（前293年），白起破韓、魏，斬首24萬；鄢之戰（前279年），白起引水灌城，淹死楚國軍民數十萬；華陽之戰（前273年），白起破趙、魏，斬首15萬；長平之戰（前260年），白起坑趙降卒40萬。光是這四大戰役，就殺人上百萬人之多。我們估計，山東六國，兵力不如秦國，平均水平也在50萬左右。全部加起來，約有400萬。當時，國土沒現在大，人口沒現在多，軍隊卻如此龐大，死傷卻如此慘烈，完全是“世界大戰”的水平。我國兵法發達，這是基本背景。
    兵法是用流血的經驗換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