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文集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

簡體傳統

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
《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先聲》序
1998年4月
　　值此北京大學慶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際，最要緊的是要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
　　自由主義并不是中國幾千年文化中固有的傳統。它傳入中國不過一百來年。然而正如佛教一樣，既然傳入中國就必然會生根發芽，與中國傳統相融，其意義與作用則遠非佛教可比。自由主義使中國由此而開始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走向全球化。
　　自由主義當然也不僅僅是北大的傳統。中國至少有一批知識分子，從北大以內到北大以外，接受了自由主義。自由主義也曾有幾十年是中國社會上的主流思潮之一。但是，最早把自由主義介紹到中國來的確確實實是北大人。
　　第一個把“自由”的概念引入中國的就是曾任北大校長的嚴復。他翻譯了穆勒的《論自由》，但是因為“中文自由常含放誕、恣睢、無忌憚諸劣義”，怕中國人不能理解自由的真諦而誤解為可以“為放肆、為淫佚、為無法、為無禮”，特地費盡心思譯作《群已權界論》，給中國帶來了自由的經典定義：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須以不妨礙他人的自由為界限。
　　蔡元培在一九一七年出任北大校長，提出“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針，把北大改造成為一所名副其實的現代大學，使北大正式成為在中國引進和發揚自由主義的基地。正是在這個方針指導下，北大出現了中國學術史上自稷下學宮以后從來沒有過的百家爭鳴的局面，而且超越這個傳統，使學術得以脫離政治權力而具有完全獨立的品格。以后在一九一九年形成了震動全國的五四運動。
　　繼蔡元培自一九二三年起任北大校長十五年的蔣夢麟也把“大度包容”作為辦校的方針，繼續為北大、也為中國培養自由主義的元氣。蔣夢麟宣告“我們當繼續不斷的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里好撐船’，本校肚‘里’要駛飛艇才好。”
　　自由主義雖然以北大為發祥地，但是一經傳布，其感染力是很強的。漸漸地以全國各大學為中心，都出現了一批又一批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比北大成立晚幾年的清華大學也是中國自由主義的一個重鎮，五十年代并入北大的燕京大學，其校訓就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自由主義流行在許多校園中和社會上，又通過《大公報》以及其他各種報刊，擴大了它在社會上的影響。
　　北大可以永遠自豪的是，它是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播種者和啟蒙者。
　　自由主義者認為：人人都有追求自己的快樂和幸福的自由，都有發展自己的創造性的自由，只要不損害他人的自由。事實證明，只有自由的人才最能創造物質的和精神的財富。
　　在人認為有價值的各種價值中，自由是最有價值的一種價值。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的《共產黨宣言》里宣告，他們的理想社會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是對自由——個人的和全社會的自由的一種貼切的表述。人人都享有自由，就有可能形成機制，使社會有序發展，同時堵塞了產生專制暴君的門路。
　　但是，中國畢竟是幾千年皇權專制的傳統極深極厚的社會，經過幾十年學人和思想家的努力，自由主義在有幾億人口的中國社會，也只是浸潤到了薄薄的一層。它的根扎得太淺，它的嫩苗十分脆弱，在歷史的狂風暴雨中，它曾瀕臨滅絕的境地。
　　雖然，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曾經担任北京大學客座教授的陳寅恪一生盡瘁學術，謹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話是他在王國維紀念碑的銘文中說的。原話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的后半生經歷了極其險惡的政治壓力，然而他到死也沒有向政治權力低頭，實踐了他早年說過的話：“不自由，毋寧死耳！”
　　一九五七年以后，大批判在全國已成不可抗拒之勢。當自由主義在中國眼看就要滅絕的時候，寫了《新人口論》的北大校長馬寅初在猛烈的圍攻下，仍然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發出《重申我的請求》說：“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投降。”他還說：“我對我的理論相當有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只得拒絕檢討。”
　　正是這樣尊嚴、堅強的個人使北大播下的自由主義精神得以維系于不墮。
　　今后，隨著中國的文明進步，這種精神一定會發揚光大，使中國再也不再遭受那樣黑暗悲慘的日子。這是因為自由的要求最終來自每一個人的內心。自由是每一個人天賦的權利。
　　自由主義者最懂得一個人必須自尊、自強、自律、自勝，最懂得對他人要尊重、要寬容。自由主義者不但樂于聽取各種各樣的反對意見，而且保護反對意見。他的信條是：“我雖然反對你的意見，但堅決認為你有發表你的意見的權利。”他只是決不寬容扼殺別人的自由的專制者和獨裁者。
　　自由主義可以是一種政治學說，可以是一種經濟思想，也可以是一種社會哲學。它可以是一種社會政治制度，更是一種生活態度。只有全社會多數人基本上都具備了這樣的生活態度，也就是正確的公民意識，這個社會才可以算是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這個國家才可以成為一個法治國家。
　　中國要達到這個目標，還有漫長而曲折的路要走。但是我們一定要走向這個目標。
　　我們可以抱有信心：
　　第一，我們已經有了一百年的傳統。中國的更古老的傳統雖然有許多是阻礙自由主義的，但是在像儒家和道家這樣的主流文化中也可以找到與自由主義相容，以至相互促成的資源。太史公蔡鶴卿先生就是一個極好的榜樣。
　　第二，我們正在轉向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必須發展經濟的自由主義，而經濟的自由主義正是其他各種自由主義的基礎。歷史證明，凡是經濟最自由的國家，其績效總是最好的。
　　第三，我們現在正處在全球化的時代。經濟市場化已成為全球性的潮流，自由和自由主義也越來越成為一種全球性的價值。孫中山說過：“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一百幾十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點。這個潮流對中國的影響是無可估量的。
　　世界經過工業化以來兩三百年的比較和選擇，中國尤其經過了一百多年來的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社會試驗，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證明，自由和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價值。
　　發軔于北京大學的自由主義傳統在今天的復興，一定會把一個自由的中國引進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而且為世界造福爭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