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千年的革命

朱學勤

　　在最近一千年里，要找出人類最驚懼而中國最熟悉的一個共同詞匯，也許只有“革命”。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革命能使歷史沸騰，革命是摧枯拉朽的風暴，凡是革命的正面作用，和其魅力長存的精神遺產，人們已經談得很多，也都對。但是人們往往遺忘了革命遺留的代價，并且由于遺忘而輕信了許多神話。

　　革命確實起源于壓迫，卻往往是在彈簧剛開始放松而不是壓得最緊的那一剎那發生。革命中推翻的君主，通常是在父君孽債深重而自己又傾向于開明的時候，大地突然晃動起來。說革命是勢利鬼欺軟怕硬，也許不太合適，但父債子還確實是革命初起時常見的景象。最能證明這一點的，是最近一千年最為著名的那場革命————１７８９年的法蘭西革命，幾乎所有的歷史學家都承認，路易十六遠比路易十四、路易十五開明。此外，將近一百年前的俄國革命，還有中國的辛亥革命，多少也有這一成分。大多數革命的參與者包括那些在革命中突然開屏的文學孔雀，是在彈簧松動的時候，忽然向前一躍。而在此之前，那些真正掉入地底之人，那些親眼見蛇發惡魔之人，不是不歸，就是從此啞然無言。

　　革命之過程，與人們所說的也有距離。通常走到一半的時候，總會聽到許愿說，現在的強制，有諸多不得已，只要跟著我再走過另一半，“面包會有的，自由也會有的”。而就在這一過渡階段，革命中途轉向，成為一片燃燒的迷津。這是因為烏托邦主義者“即使懷著最美好的愿望在世上建立天國，也只能造出一個人間地獄來———一個只有人才會為其同類準備的地獄。”（卡爾—波普）

　　革命的終點，因為以暴易暴，往往會出現軍事強人，或稱僭主。法國的拿破侖、中國的袁世凱，都是如此。

　　只有在經歷反復拉鋸，革命本身也精疲力盡之后，人們才稍稍有機會喘一口長氣。法國革命后期的熱月現象，其實是革命史的通例：群眾終于厭棄廣場生涯，重新回到廚房去精心雕琢她氣鍋里的火雞。而“熱月”，就是人們從廣場溜回廚房的暗道。只要回想一下在本世紀７０年代“繼續革命”的中國，城市里的居民是如何折向私人生活，男人在秘密討論半導體收音機的“電路”，交頭接耳；女人在悄悄交換編織毛衣的“線路”，樂不可支；你死我活的“路線”斗爭居然被置換為另一種“線路”分歧，你就會知道我們也經歷過“熱月”，而正是這樣的“熱月”悄悄融化了×革的社會基礎。

　　在最近一千年里，以法語和漢語呼喊的革命最為頻繁。法國是革命的地震多發地帶，時不時山呼海嘯。從１７９３年羅伯斯比爾說“沒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惡的，沒有恐怖的美德是軟弱的”，斷頭臺瘋狂起落；到１９６８年學生在街頭狂歡，“寧跟薩特錯，不跟阿隆對”，“一想到革命，我就想做愛”，避孕套成為后現代造反的另一種斷頭臺，迎風招展。我曾經給這個熱愛革命的文學帝國偷偷算過一筆：１７８９年以來，平均每一代人不是搞一場憲法危機，就是親歷一場起義。中國人的政治文化與法蘭西有相似之處，這一點本世紀初陳寅恪就曾哀嘆：“以法人與吾國人習性最相近。其政治風俗之陳跡，亦多與我同者。美人則與吾國人相去最遠，境勢歷史使然也。”

　　中國人最早的革命概念，起源于三千年前的周公制禮。他面臨著一道Ｘ和Ｙ糾纏在一起的難題：既要解釋商能克夏，又能解釋商何以又被周人所克，還要嚇唬商殷后人必須認命，不再作亂。他終于想出了“天命”與“革命”這一雙面符：“敬天命”與“克天命”。在《大誥》、《康誥》、《少誥》這樣的皇家訓令中，周公說：“惟命不于常”，“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此后，商殷腐化，“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再以后，才有了“成湯革命，順乎天，應乎人”，皇恩大詞飛流直下，一口氣貫注了三千年。到最近兩千年即將開始的時候，奴隸們也學會了這些疙里疙瘩的皇家用語。陳勝有言：“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吳廣則玩起了魚腹丹書、夜篝狐鳴的新式把戲。乘亂而起者，劉邦勝項羽，從此開啟中國歷史流氓得天下之先河。此后如有”天下“，那不過是馬蹄下奪來擲去之私物，敬天命與革天命，如川劇變臉，說變就變。最近一千年最好的直白是林彪，以湖廣腔一語道破天機：”政權者，乃鎮壓之權“，此為敬天命；”革革過命的人的命“，此為克天命。這就給”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留下了最好注腳。他們反抗的并不是當時政治結構的不公正，而只是反抗這種結構關系中的某一方，”彼人也，予人也，予可取而代之“。由此也就理解，凡是在造反中上臺的英雄，沒有一個不渴望著行登基大禮。近如魯迅筆下的阿Ｑ，要到”秀才娘子的繡花床上去滾一滾“；遠如拿破侖，打得舊大陸一頂頂皇冠落地，但在教皇捧出１８１２年法蘭西帝國皇冠的最后一剎那，也會急吼吼劈手奪過自己戴上。

　　中國人印象中的革命，是要與刀光劍影聯系在一起，似乎沒有暴力沖突，就不是革命。其實還有一種革命，也可以在不經意中發生。這種革命，可以說是從一個人的一次從容赴死開始。蘇格拉底以死成全了城邦政治，但也正是蘇格拉底之死，從更深一個層次揭示了古代直接民×制的內在危機。如果沒有蘇格拉底那樣的死法，就沒有柏拉圖對古代民×制的強烈敵視，又由于柏拉圖走得太遠，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才開辟了另一條政治學的路徑。這一對師生的分歧，以萌芽形式包含了兩種社會發展的路徑，以至后來兩千年政治史幾乎是這一對師生分歧的漫長注腳。一條是先驗理性，從天上俯瞰人間，傾盆大雨兜頭澆注，結果是“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另一條是經驗理性，不聲不響地貼著地面步行，得寸進尺，螺旋爬坡，走了好長一段，才發現“驚回首，離天三尺三”。

　　羅馬以前，整個古代世界都有一個視覺盲區，不知道“私人”的存在。即使希臘人的公民資格，也只是從城邦分享什么，而不是在城邦之外擁有什么。后來羅馬人由于面對商品經濟中私人交往的過于活躍，不得已，第一次將整個法律體系區別為“公法”與“私法”。這卻開啟古代世界最有價值的一場革命，當時誰也沒有在意；基督教又提出了一個古代世界聞所未聞的問題，即教會與國家的關系問題。這一問題的革命性含義，大概只有到近代人們想到社會與國家也有類似關系，才逐漸有所意識。但當時提出時，只以為是教俗相爭，并沒有驚天動地；到了１６４９年英國革命，兩次內戰確實乏善可陳，最有意思的章節是在１６８８年，趕走了一個國王，卻迎回了這個國王的女兒、女婿，洛克也隨之跟進。此后才有內閣制、分權制，還有托利幫與輝格黨在議會里互詈，一個是“愛爾蘭歹徒”，一個是“蘇格蘭強盜”，但是君子動口不動手，開創了權力不流血更迭的慣例；

　　至１７７５年北美開始獨立革命，中國人愛說八年抗戰趕走英國人統治多么不容易，后面的１７８７年費城會議制定憲法，反而是粗枝大葉，三言兩語打發。而美國人自己卻認為，如此處理美國歷史，是不理解者強作解人，“腰斬了北美革命”。１７７５年至１７８５年動槍動炮是革命，但是１７８７年憲法制定以及伴隨憲法在全民投票中發生的政治辯論，則更是革命，而且是更重要的革命。

　　以后的歷史就是在英美模式與法俄模式的暗中較勁中度過了。自從基督降生以來，到今日，兩千年天旋地轉。事后看這兩千年的方方面面，移步換景，光怪陸離，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去，都不會有一個整齊的年代劃分，遂人心愿。除非碰巧從上述兩種模式競賽的角度看去，１７８９至１９８９，兩百年自成段落，頭尾干凈，少一年沒有，多一年不行！托克維爾那時說，英國與法國的競賽，“這兩大民族好似在陰暗處摸索，在微光下相覷，仿佛是無意中的巧合”，二百年后，世界歷史突然把這一暗部推向前臺，燈亮處，長墻轟然傾塌，貝多芬第九交響曲這才找到一個萬籟齊響的地方。這就恰好證明恩格斯一百年前的天才預言：“世界史是最偉大的詩人”，最后的文學家原來是在這里！

　　剩下的篇幅，應該按照中國人的良好習慣，談談對待革命的態度問題了。

　　年青時我也曾迷戀過約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后來才知道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寫得更好。克雷孟梭所言不虛：“一個人三十歲以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靈有病；一個人三十歲以后繼續信仰左翼思潮，他的頭腦有病。”里德后來困陷紅都，歷經折磨而不得歸，有一部得奧斯卡金獎的電影《紅幫》（Ｒｅｄｓ），重點就是描寫里德后期那段經歷。有幸能看到《紅幫》的人已經不多了，但只要耐心讀一遍《舊制度與大革命》，也已經足夠。

　　今天，急風暴雨式的革命既不能天真告別，也不能隨意鼓噪。但凡是還能螺旋爬坡的地方，當然是慎言革命，盡韋伯所言之責任倫理，而不是意圖倫理。不過，革命一旦在改良的后面加快了步伐，改良一定要走得更快。在革命與改良之間，還有一個沒有翻譯過來的新詞：revolution+reform=refolution，如何將refolution譯成漢語？嚴復已逝，但也可以用老詞將就，暫稱它為“快速改革”或“慢速革命”。革命之所以不能避免，除了革命者的急性子，還有另一方的慢性子，這兩者往往是天生一對，而且總是同時出現，革命成了雙方的共同作品。滿清從１８９８年鎮壓戊戌變法以后，就面臨著革命與改良賽跑的十年。清末新政已經在執行戊戌變法的遺囑，但它還是不夠快，沒有及時將revolution提速為refolution，終于被revolution從后面撲倒。

　　說到底，革命是淤塞之后的潰決。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說得很直白：改革也是革命；不改革，死路一條。一千年的歷史，證明了這是一個樸素的真理。

　　　　　　　　　　　　　《南方周末》，１９９９，１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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