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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百年（二）：晚清亂局（10）——第二次鴉片戰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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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
天津談判破裂后，英法聯軍于1860年9月自天津向通州方向前進，進犯北京。看到英法聯軍來真格的了，咸豐皇帝“決戰”的決心開始動搖，急派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取代桂良為欽差大臣，前往天津與英法繼續和談。在得到載垣、穆蔭的和談照會后，額爾金考慮到進攻北京仍需補充大量物資，于是答應了清政府的要求，暫時停戰，在通州進行會談。
接著，聯軍一方面籌措物資備戰，一方面派出巴夏禮等39人到達通州談判。談判中，巴夏禮堅持原先提出的條件，清政府對此接受；隨后，巴夏禮又提出“互換和約時須面見皇帝親遞國書”。在“面見皇帝”的問題上，載恒堅持“見皇帝必須跪拜”，巴夏禮則以“不是中國之臣”為理由拒絕；清政府方面寸步不讓，巴夏禮也不服軟，最后揚長而去。通州談判宣告破裂。
通州談判破裂后，咸豐皇帝再次下詔與英法決戰，命令正規軍與民團“痛加剿洗”。同時，咸豐接受肅順、載垣、穆蔭等的建議，命僧格林沁將英使巴夏禮等39人扣押，并送至北京。
中國歷來就有“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的慣例，然而在面對聯軍時，咸豐及臣子居然耍弄把戲，做出了“扣押使者”的行徑，在道義上輸了一招，也最終導致事態進一步擴大，再無法收拾了。
9月18日，聯軍擊敗張家灣守軍，隨即攻占通州。接著，聯軍向八里橋推進，與守軍激烈交戰，后由于清軍勝保部敗逃，僧格林沁孤掌難鳴，不得已也撤走，清軍軍心動搖，全線向北京撤退。
從天津陷落到八里橋之戰，咸豐帝忽戰忽和，朝令夕改，使得前線將領無所適從，嚴重影響了抗戰的決心和戰備。同時，在聯軍由海口孤軍深入，戰線拉長，兵力相對分散，糧彈供應困難，人地生疏，且失去了艦炮優勢的情況下，清軍沒能揚長避短，利用通州的平原地形以騎兵沖殺，輸掉了本來具有優勢的戰斗。再加上一系列的作戰指揮失誤，清軍最終丟掉了北京東面的咽喉要道，在輸掉了張家灣、八里橋之戰后，北京已經門戶大開。
京東門戶大開的消息傳到北京，清廷上下一片嘩然，咸豐皇帝也慌了陣腳，他撤掉了載垣、穆蔭欽差大臣的職務，讓其六弟恭親王奕訢全權處理北京事務。這其實是把這個難以收拾的爛攤子推給了奕訢。我在過去的文章中提到過，咸豐和奕訢在做皇子時，就曾為皇儲之位而激烈競爭；后來，咸豐登基，奕訢也被道光指定封為恭親王，二人之間雖也算手足情深，但在政治生活上卻是矛盾不斷。身為洋務運動激進派的奕訢和外國人、外國事物打得火熱，被人稱為“鬼子六”，相對保守的咸豐在政治上自然對奕訢也沒什么好感。可是如今洋人兵臨城下了，還真就得靠熟悉洋務、與洋人有“交情”的恭親王主持大局，再加上奕訢不是咸豐的“親信”，所以咸豐便把北京事務全權交給了恭親王奕訢。
面對聯軍的進犯，咸豐皇帝沒有下達動員令，號召各地軍隊入京勤王；他自己也沒能“身守社稷”，而是以木蘭秋狝為名，攜后宮妃嬪、親信軍機大臣、王公貴族等逃奔熱河，下榻于承德避暑山莊。
所謂“木蘭秋狝”就是去木蘭圍場“巡狩”，清朝入關后歷代皇帝均有此舉，其目的除打獵消遣外，還在于聯絡、接見蒙古王公貴族（清初，蒙古人担心到中原被傳染上天花，不敢來北京朝見清朝皇帝，于是清朝皇帝便定期到位于熱河的中原與蒙古草原交界一帶打獵，順便接受朝見）。嘉慶25年，公元1820年，嘉慶皇帝到塞外木蘭秋狝，下榻避暑山莊，誰知第二天就在那里死去了，繼位的道光皇帝因此不太喜歡再去那里，加之道光時期中國南方局勢不穩，道光就更沒心思巡狩了。于是，避暑山莊一空就是幾十年，一直到咸豐皇帝逃難至此。
咸豐皇帝棄社稷出逃的做法，歷來為世人所不恥。當初明成祖遷都北京的原因之一就是“天子守國門”；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在闖軍逼近北京時，既沒有遷都，也沒有逃跑，而是一直留在北京督戰，最后與社稷共亡；康熙皇帝在三藩造反、中原危急時，也沒有選擇遷都盛京。相比之下，咸豐皇帝既難比創業之君，又不及亡國之主，實在悲哀。
咸豐出逃后，恭親王奕訢向英法提出談判要求；英法方面因在張家灣、八里橋戰斗中傷亡很大，人困馬乏，需要休整并補充彈藥，所以同意談判。談判進行近半個月，毫無結果，于是英法聯軍在經過休整后，向北京城發起了進攻。當時，北京城內尚有十幾萬守軍，且火器、彈藥、糧草均充足，然而守城官員已成驚弓之鳥，面對聯軍的進攻竟望風而逃，坐鎮圓明園的奕訢也被迫撤退。1860年10月，英法聯軍攻占北京，接著又出城進攻圓明園，并大肆劫掠園中珍寶文物。
北京淪陷后，在強大的壓力下，奕訢釋放了通州談判中被僧格林沁扣押的英使巴夏禮等人。然而，39名人質生還的僅有18人，其余都是尸骸，其中英國泰晤士報記者的尸體是七至八塊。 英國公使額爾金和英軍司令格蘭特見到人質和尸體后，認為只有毀掉“中國皇帝的私有財產和住處”圓明園才能給中國皇帝以最大的打擊。于是，有“萬園之園”美稱的圓明園便被英法聯軍一把火燒掉了，我們今天在清華西門外看到的只是本來比頤和園、故宮恢宏千萬倍的圓明園的殘骸。同時被洗劫甚至焚毀的還有萬壽山、玉泉山、香山等處。
1860年10月底，恭親王奕訢代表清政府分別與英法簽訂了中英《北京條約》和中法《北京條約》，與英法的《天津條約》批準書亦同時互換。《北京條約》中不但承認了《天津條約》的有效性，還增開天津為通商口岸，割讓九龍給英國，其余賠款、準許傳教等更是不必多說。逃到承德的咸豐皇帝在看到《北京條約》的文本后，雖然心中一萬個不愿意，但在當時的形勢下，他也“只有用璽的義務，沒有審批的權力”，于是批準了這屈辱的城下之盟。條約簽訂后，英法聯軍于當年11月陸續撤出北京，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俄國趁火打劫，以“調停”為幌子，也威逼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條約，除了我們前面提到的中俄《天津條約》外，還有中俄《璦琿條約》和《北京條約》，這部分內容我們后邊會介紹。美國在聯軍第一次北犯得手時，和清政府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但在1860年聯軍進攻北京的時候，美國因廢奴問題而引發的南北戰爭已經箭在弦上，其公使也在聯軍北塘登陸時被召回國內，因此這次沒能趁火打劫。
第一次鴉片戰爭因“鴉片貿易”而起，列強趁機在華攫取了大量利益。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是因為列強對既得利益的不滿足，因此它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繼續，這也是為什么稱這次戰爭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原因。
三鑒齋 2010-07-20 14: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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