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介紹的內容又回到了北方。在此之前，我們對北方局勢的敘述截止到直系贏得第一次直奉戰爭，把持了北京政府。

1922年5月初，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獲勝，獨攬了北京政府大權。直系在努力排擠其它派系，抵制南方廣州政府的同時，其首領曹錕還覬覦大總統的寶座。為了登上總統之位，曹錕制定了一個“三步走”的計劃。

首先，曹錕否定了大總統徐世昌的正統性。我們曾經講過，徐世昌是在1918年皖系當政時期由安福國會選舉出來的，而安福國會又是為段祺瑞所御用的，而段祺瑞又是在張勛復辟后為孫中山所討伐的“破壞臨時約法”之人，因此，曹錕才說徐世昌總統之位不具備正統性，從而要求恢復民國五年時的國會。民國五年，即1916年，袁世凱在這一年稱帝，國會自然就被解散了，后來袁世凱病死，黎元洪出任總統，又恢復了國會，這個國會是附和《臨時約法》的民選立法機關。

既然已經全盤否定了與皖系段祺瑞有關的國會，而要恢復1916年的國會，那么很自然的，曹錕就提出了讓黎元洪復任大總統。1922年5月15日，直系將領孫傳芳發出通電，主張恢復法統，請黎元洪復職。5月19日，曹錕、吳佩孚率直系督軍聯名發出征求恢復舊國會的通電，得到了一大批軍閥和政客的響應。6月1日，舊國會議員150多人在天津開會，宣布國會恢復，并宣布1917年6月張勛入京時的國會解散令無效，1918年的安福國會更為非法國會，徐世昌則為偽大總統；自今日始，由國會完全行使職權，再由合法大總統依法組織政府；西南各省因護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別組織自應于此終結。6月2日，徐世昌被迫宣布辭職；同日，曹錕、吳佩孚等聯名通電，迎黎元洪依法復大總統之位。6月11日，黎元洪入京代行大總統職權，下令撤銷民國六年六月的“解散國會令”，舊國會得以恢復。這一事件被稱為所謂“法統重光”。

嚴格來說，黎元洪和民國五年的那個國會早已期滿，并不存在所謂恢復的問題，直系搞“法統重光”的真正目的是為了使孫中山的護法運動失去法律依據，陷南方護法政府于政治上的不利地位，進而達到取消廣州政府的目的；另外，“法統重光”還可以抵制各地興起的“聯省自治”潮流；同時，借“法統重光”搬到徐世昌，讓并無實權的黎元洪做過渡工具，也可以為曹錕當上大總統鋪平道路。

“法統重光”后，民主共和的步伐并沒有加快，加快的反而是直系“武力統一”的腳步。1923年3月，吳佩孚在洛陽召開軍事會議，公開提出“武力統一”的主張，計劃一面準備與關外奉系張作霖開戰，一面聯合陳炯明對抗孫中山的廣州政府，將直系勢力伸向南方，同時派孫傳芳等起兵進攻福建、廣東、四川、湖南等地。地方各省軍閥為了抵制吳佩孚的“武力統一”，保住自己的地盤，紛紛以“省自治”和“聯省自治”相抗衡。

經過連年征戰，直系軍閥的軍事實力迅速擴大，控制了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在鞏固了其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后，曹錕便開始了自己的第二步計劃，發動逼宮政變，脅迫黎元洪去職。

第二步計劃實施所借助的是1923年5月的制憲經費政潮。舊國會恢復后，一些議員認為，過去國會兩度被解散均由憲法問題引發，致使民國成立11年來一直都沒有正式憲法，因此他們主張應抓緊制定憲法，于是便出現了“先選后憲、先憲后選”的問題，制憲問題又與現實政局連在了一起。擁護黎元洪的議員主張加快制憲，而擁護曹錕的議員則想以拖延制憲來幫助曹錕上臺，于是附曹派議員便隨意缺席會議，致使憲法會議多次因不足法定人數而流會，制憲計劃遙遙無期。眼看本屆眾議院到1923年10月就將屆滿，于是有人提出修改憲法會議規則，將法定人數減少，并規定議員每出席一次會議就發20塊錢，缺席則每次扣20塊錢；該提案隨后獲得國會通過，兩院議長和部分議員面見黎元洪，要求撥付，黎元洪見此法于己有利，有助于先憲后選，便積極籌劃。黎元洪與內閣總理張紹曾商議后決定，這筆錢從海關建筑經費里下撥。

曹錕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授意擁護自己的直系內閣成員挑起府院沖突，制造內閣危機。這次危機的制造，就不能用“缺席”的方法了，因為黎元洪在“獎懲費”上做文章，直系議員也都不是和錢有仇的人，于是他們再次全體出席國務會議，但卻在會議上對總統不經國會批準就擅自決定制憲經費一事提出質問，指出這違背了責任內閣的精神，其中必有黑幕，應該取消。在附曹派議員的壓力下，國務總理張紹曾連連推卸責任，說這全是總統一人的主意。后來，黎元洪多次公開解釋說，劃撥制憲經費只是為了盡早完成制憲，絕不是為自己贏得選舉而討好國會，但曹錕一伙已是箭在弦上，哪里會聽這些解釋。在6月6日的國務會議上，附曹派議員拿出了事先就已準備好的辭職通電稿，并聲稱黎元洪近來或者不經國務會議直接處理政務，或者以命令的方式將政務處理結果交到國務院，要求照辦，這已經構成越權，使責任內閣精神遭到破壞，既然總統不信任我們，我們也只好主動讓賢，免得貽誤國事。內閣總理張紹曾在無奈之下只好宣布內閣總辭職，并于當晚離京赴津。

6月7日，黎元洪通電說明府院矛盾的原委及自己的苦衷，對內閣表示挽留，并派人赴天津勸說張紹曾返任。張紹曾雖然不愿下臺，但也明白這一切都是曹錕一派蓄謀已久的，于是就婉言推辭了來人的勸說，不過臨了還是暗中擺了一道，他讓與自己同到天津的秘書長張廷諤帶上國務院的空白命令紙趕回北京，蓋好副署印信后送入總統府，以便黎元洪組織繼任內閣。然而這時的張廷諤早已被曹錕收買，回京后便將空白命令紙深藏于懷，于是附曹派便得以按計劃阻礙黎元洪再次組閣，靜候黎元洪獨力難支時自動下臺。

但是，黎元洪卻沒有主動退縮，在張紹曾內閣總辭職的第二天，他就召集人馬商量繼任總理的問題。于是，附曹派開始安排陸軍軍官以內閣無人負責為由直接向黎元洪索餉，并讓巡警全體罷崗，使北京秩序無人維持；同時，又有唆使市民在總統府請愿，所謂“國民大會”在天安門舉行，紛紛要求黎元洪馬上下臺。此外，這一期間，直系馮玉祥等九個省區的軍閥通電指責黎元洪違法越權，干涉內閣。此后，北京局勢更加混亂，黎元洪雖多方解釋并籌劃重組內閣，但都無濟于事，沒人敢跳內閣這個火坑，最后總統府甚至被斷水斷電。6月13日，黎元洪被迫出走天津，并宣布將政府遷到天津。黎元洪一行剛到天津，就被直系人員扣押，被迫交出了總統府印信并簽署通電稿，宣布辭職，由國務院攝行大總統職務，這才得以脫身。曹錕一伙成功完成了逼黎下臺的“第一次北京政變”，民國進入國務院攝行大總統職務時期。

第一次北京政變后，不滿直系的國會議員紛紛離京，有的去天津投奔黎元洪，有的則南下廣州。這樣一來，急于當總統的曹錕便因留京國會議員不足法定人數而無法召開國會進行選舉，于是，在美國銀行團和各省直系督軍、省長的“資助”下，曹錕以高價收買和脅迫議員出席。當時，曹錕以40 萬元收買了國會議長，并以每張選票五千到一萬元的價格，賄買議員500多人（這批人被稱作“豬仔”議員）；10月5日選舉時，曹錕又派出大批軍警、憲兵在北京街頭、會場內外進行警戒，當天有593名議員出席，曹錕以480票“當選”為大總統。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曹錕賄選。

1923年10月10日，曹錕就職中華民國大總統，并提名由孫寶琦組閣，完成了第三步計劃。接著，“豬仔”議員們趕制了被稱為“曹錕憲法”或“賄選憲法”的《中華民國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