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怎樣卷入朝鮮戰爭的：過程和依據

簡體傳統

　　朝鮮戰爭的爆發，引起美國對朝政策乃至遠東政策驟然發生轉變。1950年初美國政府曾公開宣布朝鮮半島處于美國遠東戰線的防御圈之外，美國對朝鮮問題的一切計劃都是以從朝鮮脫身為基點的。這一政策的理論依據是杜魯門1月5日的聲明、艾奇遜1月12日的演說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而這一政策的實施方案則是2月初參謀長聯席會議在東京制定的“非橄欖球”作戰計劃。[1] 然而戰爭爆發后，美國在僅僅五天之內，連續做出一系列決策，而且步步升級，終于全面卷入了朝鮮戰爭。
　　朝鮮戰爭的爆發，對于華盛頓來講的確是出乎意料的。然而，美國的反應卻異常迅速而且激烈。從最初獲得戰爭消息感到震驚和慌亂，到做出全面介入戰爭的最后決定，前后不過幾天時間。我們列出一張時間表，通過美國政府決策的不斷升級過程，可以看出美國是怎樣一步步陷入朝鮮戰爭泥淖的端倪。[2]
　　6月24日，星期六。
　　晚上9時稍過，在華盛頓的美聯社總社收到駐南朝鮮記者報道朝鮮發生戰事的第一封急電，稱北朝鮮軍隊發動了進攻，“開城已告失守”。國務院獲悉這一消息后，立即打電報向駐漢城的美國大使館詢問。大約在同一時間，即21時26分，國務院收到穆喬大使的電報：
　　根據朝鮮軍隊的報告(此項報告已部分地為朝鮮軍事顧問團的戰地顧問的報告所證實)，北朝鮮的部隊今天清晨已向大韓民國領域的好幾個據點進犯。開始行動的時候大約在上午4時。甕津遭受北朝鮮炮火的轟擊。6時左右，北朝鮮的步兵開始在甕津、開城和春川等地區越過三八線。據稱水陸兩棲部隊已在東海岸江陵的南部登陸。開城據說已在上午9時陷落，北朝鮮大約有10輛坦克參加了這次戰斗。北朝鮮部隊以坦克為前鋒，據稱已向春川逼近。江陵地區的戰斗詳情不明，但似乎北朝鮮部隊已將公路切斷。我們今天上午正在同朝鮮軍事顧問團的顧問們和朝鮮的官員們進行會商，研究當前的局勢。
　　從進攻的性質和發動這次進攻的方式看來，這似乎是對大韓民國的一場全面攻擊。[3]
　　當時正值周末，美國很多政府官員都在度假或外出。杜魯門總統和家人團聚在密蘇里州的獨立城，國務卿艾奇遜、駐聯合國大使沃倫·奧斯汀則分別住在馬里蘭州和佛蒙特州他們各自的家中。國務院遠東事務顧問杜勒斯尚在東京沒有回國。被電話召到國務院來的只有聯合國事務助理國務卿約翰·希克森、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無所任大使菲利普·杰塞普、聯合國政治與安全事務處副處長溫豪斯和國務院遠東事務處官員培根等人。至于軍方領導人，據杜魯門和艾奇遜的回憶，國防部長約翰遜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雷德利當時正在從東京返回華盛頓的途中。[4] 除陸軍部長弗蘭克·佩斯外，一時無法與其他部長和參謀長取得聯系。
　　22時左右，艾奇遜接到電話通知，希克森報告了有關朝鮮沖突的情況后，建議第二天上午召開一次聯合國安理會，號召停火。艾奇遜表示同意，并授權駐聯合國副大使歐內斯特·格羅斯去找聯合國秘書長特里格夫·賴伊。艾奇遜還要求國務院迅速通過佩斯與五角大樓取得聯系，以便共同研究應付方案。
　　23時20分，艾奇遜與杜魯門通上電話。艾奇遜將穆喬的電報內容和召開安理會的建議報告了總統。杜魯門表示同意，并要立即趕回華盛頓。由于夜間飛行風險較大，而且關于朝鮮的局勢還沒有進一步的消息，艾奇遜勸杜魯門第二天再動身。
　　23時30分，希克森給賴伊掛通了電話。賴伊同意在次日下午2時舉行安理會緊急會議。與此同時，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值日官切斯特·克利夫頓中校也是由于新聞界的詢問才獲悉朝鮮發生戰事的消息。然而，除了等待局勢進一步明朗以外，軍方似乎是無所作為。由于截止到第二天清晨，除了第一封電報，穆喬以及駐漢城的使館再沒有發回更多的消息，午夜過后由陸軍副參謀長托馬斯·廷伯曼準將主持的臨時“指揮所”，只是確保把來自國務院的各種指示和情報轉給太平洋彼岸的麥克阿瑟的司令部，而整個五角大樓所做的僅是準備以克利夫頓中校的名義向新聞界發布一份簡短的聲明，宣布美國政府已獲悉朝鮮爆發了戰爭以及美國軍隊沒有卷入戰爭。
　　6月25日，星期日。
　　午夜剛過2時30分，希克森終于找到了格羅斯，向他口述了由溫豪斯和培根起草的提交安理會的議案，內容確定后，用電報將召開緊急會議的請求和美國的議案通知了安理會其他成員國，并隨后派溫豪斯乘飛機將議案帶往紐約。
　　國務院在早晨收到了來自南朝鮮的進一步消息：以一個坦克縱隊為核心的大規模進攻正指向漢城和金浦機場。南朝鮮的武器裝備顯然遠遠不能抗衡。剛剛從馬里蘭州驅車趕回華盛頓的艾奇遜認定在朝鮮已經發生了全面戰爭，情勢危急，便再次與杜魯門通了電話。杜魯門決定立即趕回華盛頓，并于當日晚在布萊爾大廈召開國務院和國防部有關人員會議。杜魯門還要艾奇遜會同陸海空三軍部長和參謀長立即進行研究，以便在他回來后能提出一個方案。
　　10時35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軍事情報處收到麥克阿瑟司令部發來的一份情況綜述，對形勢的估計比較樂觀。報告對南北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顯然做了十分錯誤的估計。報告說，北朝鮮的進攻部隊只有3個師，而南朝鮮的防御部隊有4個師，另有第5師正在開赴前線。所以報告認為所丟失的一些土地都在應急的防御計劃的意料之中，算不得一回事。麥克阿瑟認為，盡管“從北朝鮮投入的力量和戰略意圖來看”，他們的進攻是“猛烈的”，戰術上也造成了突然性，但無論如何其最終目標尚不明確。麥克阿瑟已下令向南朝鮮運送彈藥，并建議集結在菲律賓的第七艦隊主力開赴朝鮮，以防萬一。軍方本來就認為朝鮮對美國沒有戰略意義，況且在幾個月前也曾擬定了對付入侵的應急計劃：一旦發生戰爭，美國將盡快撤出所有的軍事人員、外交官和平民，必要時動用空軍掩護。這時，參謀長聯席會議對于危機的態度似乎是希望執行這一應急計劃。
　　11時30分，艾奇遜根據杜魯門的要求，召集了有軍方人員參加的會議。國務院方面出席會議的都是首腦人物，即艾奇遜、韋伯和臘斯克，而五角大樓方面出席會議的代表只是陸軍參謀長勞頓·柯林斯和副參謀長托馬斯·廷伯曼。顯然軍方對這次會議并不重視。會議通過的行動計劃建議：美國空軍和海軍力量應在漢城、金浦機場和仁川港周圍建立防御圈，以確保美國平民的安全撤離；授權麥克阿瑟根據美國軍事顧問團的建議向南朝鮮提供武器裝備，而不受以前的軍援計劃的限制；只要韓國部隊仍有戰斗力，美國軍事顧問就不應撤離；麥克阿瑟的職權應包括指揮美國在朝鮮的全部軍事行動；一俟聯合國安理會投票通過在朝鮮采取聯合行動，“就授權并指示”麥克阿瑟使用包括第七艦隊在內的一切力量去“穩定局勢，包括在可行的情況下，恢復三八線的原分界線”。盡管這些建議都通過電話征求了參謀長聯席會議其他成員的意見，但參謀長聯席會議后來的文件仍稱這一行動計劃是國務院方面提出的。
　　下午2時，杜魯門的座機獨立號從堪薩斯機場起飛，由于時間倉促，總統的兩名隨員竟未及趕上飛機。杜魯門在飛機上用電報通知艾奇遜，晚7時30分召集國務院和國防部有關官員在布萊爾大廈共進晚餐，并召開緊急會議。就在杜魯門的專機起飛時，在紐約的聯合國安理會緊急會議正式開始。賴伊引用聯合國駐朝鮮委員會的報告，認為北朝鮮已破壞了聯合國憲章，而安理會應采取措施，重建這一地區的和平與安全。接著格羅斯宣讀了美國的決議案，要求安理會命令北朝鮮停止敵對行動，將其軍隊撤回三八線。據艾奇遜的回憶，美國起草的決議原來說的是“北朝鮮對大韓民國的武裝進攻‘構成’無端的侵略行為”。但其他幾個安理會成員國認為，對目前掌握的情況能否作出這個結論表示懷疑。他們認為，說這是“構成對和平的破壞”較為合適。美國照此意見修改了決議案。所以，下午6時以前，經短暫的休會進行考慮后，安理會代表同意接受美國的決議案，只有南斯拉夫棄權。
　　下午5時過后，杜魯門抵達華盛頓，即直接趕往布萊爾大廈。被召集來參加會議的國務院官員有艾奇遜、韋伯、臘斯克、希克森、杰塞普，國防部官員有約翰遜、陸軍部長佩斯、海軍部長弗朗西斯·馬修斯、空軍部長托馬斯·芬勒特、陸軍參謀長勞頓·柯林斯、空軍參謀長霍伊特·范登堡、海軍參謀長福雷斯特·謝爾曼以及布雷德利共13人。會議正式開始前，約翰遜請布雷德利宣讀了一份他從麥克阿瑟那里拿來的關于臺灣戰略重要性的備忘錄。似乎現在要討論的不是朝鮮局勢，而是臺灣的命運問題。艾奇遜感到這是國防部與國務院意見分歧的表現，軍界一直對朝鮮問題不感興趣，而對于國務院的棄蔣政策耿耿于懷。由于杜魯門把話叉開，這個問題沒有進行討論。
　　晚上7時45分，會議在晚餐后正式召開。杜魯門請艾奇遜首先發言。艾奇遜依據國務院情報司提供的關于朝鮮問題的分析報告，講述了南朝鮮的局勢。該報告估計，北朝鮮軍隊將在7天之內攻陷漢城，并在72小時后向南朝鮮提出“和平解決建議”，即要李承晚投降。如果美國不出面，南朝鮮即將崩潰。隨后，艾奇遜宣讀了準備好的建議。據艾奇遜說，當天下午他曾獨自在辦公室思考行動方案。所以，宣讀的建議與上午商討的內容稍有修改，并歸納為三點：(1)麥克阿瑟應將包括軍人眷屬在內的美國公民撤離朝鮮，為此，應當出動美國空軍擊退對金浦、仁川等機場和港口的進攻。但美國的空軍部隊只能在三八線以南活動。(2)應當命令麥克阿瑟以空投和其他辦法向韓國軍隊提供軍火和給養。(3)應當命令第七艦隊立即從菲律賓的海軍基地出發北上，進入臺灣海峽，以防止戰爭擴大到該地區。同時發表一項聲明：第七艦隊將阻止對臺灣的任何進攻，也阻止臺灣進攻大陸。杜魯門插話，可以立即命令第七艦隊北上，但是在該艦隊到達指定地區以前，暫不發表聲明。
　　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每個人都談了不同的具體細節支持這幾項建議，同意采取以上行動。謝爾曼和范登堡宣稱，動用海、空軍即可應付局面，通過美國的空中打擊和海上重炮猛轟，戰爭就可能結束。柯林斯對此表示懷疑，但大部分人都反對使用美國的地面部隊。杜魯門又詳細詢問了一些軍事方面的問題，最后決定采納艾奇遜的三項建議。杜魯門指示三軍參謀長作好必要的準備，以便一旦聯合國號召向北朝鮮采取行動時，立即發出命令，使用美國的部隊。同時，接受柯林斯的建議，授權麥克阿瑟向南朝鮮派出一個調查組，對于援助的方式和怎樣使用遠東的美軍力量做出第一手估計。杜魯門還決定將第七艦隊交給麥克阿瑟指揮，其基地設在日本的佐世保。會議于23時左右結束。
　　從25日的情況看，美國軍方對朝鮮問題的態度并不十分積極，反而是國務院比較主動。由于國務院的建議中已經提出了臺灣問題，因此，關于朝鮮問題的這些建議沒有遭到軍方反對。盡管決定使用空軍部隊介入戰爭，但其目的似乎還是為了達到撤離朝鮮的原定方案。至于是否使用美國軍隊來阻止北朝鮮的進攻，拯救南朝鮮政權，顯然還是個猶豫不決或至少沒有明確的問題。其原因，很大程度在于對戰局發展的情況沒有更清楚的了解。
　　6月26日，星期一。
　　從朝鮮傳來的消息令白宮感到沮喪：南朝鮮部隊節節敗退，北朝鮮部隊則步步進逼。美國軍事顧問團懷疑李承晚的部隊能否堅守住漢江這條三八線與漢城之間唯一的天然屏障。穆喬大使不顧麥克阿瑟的反對——這位將軍認為不必驚慌失措和操之過急，于凌晨2時做出使館撤離漢城的決定，盡管他本人還留在漢城。李承晚的政府則已決定遷至漢城以南240公里的大邱。晚些時候發來的麥克阿瑟的電報令杜魯門感到吃驚：
　　南朝鮮第3師和第5師零零星星地投入漢城附近戰斗的結果，并未能阻止敵人的入侵，這種入侵被認為是過去兩天中敵人行動的主要努力，其目的在于奪取首都漢城。敵人的坦克正進入漢城近郊。……在當前這種迅速惡化的局勢下，遠東司令部派出的前往朝鮮的軍事調查組已下令召回。
　　南朝鮮的部隊抵擋不了北朝鮮的猛攻。敵人的有利因素完全在于擁有坦克和戰斗機。作為戰斗情況的指標來看，南朝鮮的傷亡人數表明缺乏足夠的抵抗力，也缺乏戰斗意志，據我們估計，很快就會全部崩潰。[5]
　　下午3時15分，南朝鮮大使張勉向杜魯門轉遞了李承晚請求提供援助的信。杜魯門回憶說，張勉“顯得很憂郁，幾乎要掉出眼淚來”。顯然，局勢已經異常嚴重。
　　晚上9時，杜魯門再次在布萊爾大廈召開緊急會議，與昨天的會議相比，這次會議的氣氛顯得凝重。首先由布雷德利匯報了朝鮮戰況，聲稱南朝鮮的軍隊正在全線后撤，幾乎喪失了“有效的抵抗能力和斗志”，漢城“異常危急”，北朝鮮的坦克已“兵臨城下”，李承晚的部隊即將“徹底瓦解”。范登堡報告說，美國空軍已擊落一架蘇式雅克型飛機。在答復杜魯門要求提供建議時，艾奇遜提議：
　　——空軍和海軍應向朝鮮軍隊提供全面支援。在目前可將活動限制在三八線以南。
　　——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對福摩薩的進攻，告訴國民黨人也不要進攻大陸，告訴第七艦隊，如有必要，可阻止他們這樣做。
　　——加強美國在菲律賓的軍隊，并加速援助菲律賓軍隊。
　　——增加對印度支那的援助，并告訴法國人我們要派一個強大的軍事使團去。
　　——如總統同意以上各點，請總統發表按他指示所準備的聲明，其中包括建議所采取的行動。
　　——在明天上午召開的安理會會議上，我們應該提出一個新的決議案，號召聯合國會員國給朝鮮援助，以回擊武裝進攻和恢復這一地區的和平。[6]
　　這些建議得到一致贊同，并得到杜魯門總統的批準。但是，對于美國出動海軍和空軍援助南朝鮮軍隊作戰是否能夠奏效，仍有意見分歧。海、空軍官的看法比較樂觀，但陸軍參謀長對此深表懷疑。杜魯門于是詢問了美國地面部隊的情況，經柯林斯和布雷德利反復估算，認為美國兵力明顯不足。如果出動地面部隊，就需要下令動員國民警衛隊和請求國會撥款。杜魯門命令立刻對此進行研究。
　　會議只進行了一個小時，杜魯門即下達了出動海軍和空軍支援南朝鮮軍隊以及派第七艦隊駛向臺灣海峽的命令。杜魯門還要約翰遜用電話通知麥克阿瑟，動用在遠東的海、空軍力量支援南朝鮮，但只能在三八線以南活動。會后，佩斯立即向麥克阿瑟下達作戰命令：對三八線以南的“所有軍事目標都可以出動空軍”，“海軍對所有海岸水域及港口可以自由采取行動”。
　　這就是說，在朝鮮戰爭爆發的第二天，美國就邁出了卷入戰爭的第一步，同時，也為中美之間的抗爭奠定了第一塊基石。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政府已經有意使用地面部隊介入戰爭，只是由于能力不及和對海、軍力量的出動寄于希望而沒有立即采取行動而已。還有必要指出，在美國總統和陸軍部長的命令下達時，聯合國安理會尚未開會通過所謂支援南朝鮮的決議案，美國國會也還沒有就此問題進行討論。這意味著美國政府采取的軍事行動甚至沒有任何表面的合法化。當然，白宮對此并不是不介意的。麥克阿瑟受命后，要求授權將“援助措施”立即向南朝鮮宣布，以“激勵士氣”。但國務院不同意，韋伯回答說，在總統與國會取得聯系之前，不能公開宣布此項消息，“以免影響國會對政府的支持”。但麥克阿瑟認為，如果不給南朝鮮軍隊注入一針興奮劑，不用幾個小時，戰爭就結束了。這樣，在麥克阿瑟的一再堅持下，韋伯和佩斯同意了他的要求，條件是在杜魯門的公告發表以前，不得使用英語廣播這些決定。
　　6月27日，星期二。
　　上午，杜魯門率國務院和國防部主要成員與國會領袖會談。在艾奇遜概要地介紹了情況后，杜魯門宣讀了國務院為他草擬的準備在會談后發表的聲明，征求國會領袖對此聲明的意見。國會領袖們對杜魯門政府的行動采取了一致支持的態度。參議員維利詢問美國軍隊目前卷入的程度，約翰遜確切地回答，麥克阿瑟一接到命令，就立即派出了空軍和海軍部隊。參議員說，只要知道美國已有軍事力量在朝鮮，并且總統認為這些力量夠用，便行了。泰丁斯參議員報告說，他所領導的兵役委員會已于當天上午早些時候決定延長征兵法的期限，并建議授權總統召集國民警衛隊的力量。問題轉向政治范圍后，杜魯門解釋說，目前所采取的行動是為了支持聯合國為恢復朝鮮地區和平所作的努力。至于臺灣，他的命令是輔助性的，目的是為了防止爆發任何新的戰斗。會談時，還討論了美國向聯合國提交的議案，除提出一些措詞的問題外，該議案也得到這些國會議員的一致同意。當天，共和黨領袖托馬斯·杜威也在電話里向艾奇遜宣讀了他的聲明，保證支持政府在朝鮮的行動。
　　會后，杜魯門向報界發表了聲明，宣布美國已派海軍和空軍部隊為南朝鮮部隊提供掩護和支持，并且已命令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以阻止對臺灣的進攻以及臺灣對大陸的進攻。杜魯門為第二道命令尋找的行動依據是臺灣的未來地位尚未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本和約問題的解決或經聯合國的審議。
　　下午3時左右，聯合國安理會召開會議，討論美國提出的“建議聯合國成員國向大韓民國提供為制止武裝進攻并恢復這一地區的國際和平和安全所必需的援助”的議案。會議辯論達數小時之久，隨后又休會幾小時，以便印度和埃及代表等候各自政府的指示。直到深夜11時50分，在蘇聯代表仍然沒有返回聯合國的情況下，安理會才以7票贊成，1票(南斯拉夫)反對，2票(印度和埃及)棄權，通過了美國提出的“緊急制裁案”。
　　6月28日，星期三。
　　三軍參謀長們通過對朝鮮局勢通宵達旦的研究后得出結論：僅僅依靠海、空軍是無法挽救南朝鮮的危險局勢的。戰斗機的轟炸在白天可以摧毀北朝鮮的坦克縱隊，但卻無法阻擋10余萬人的步兵對僅有其兵力1/4的南朝鮮部隊的進攻。在上午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參謀長聯席會議指示其下屬的聯合戰略委員會研究一下，如果當前在朝鮮采取的行動收效甚微，那么從軍事角度出發，應采取什么對策，并限48小時拿出方案。該委員應該考慮空軍在三八線以北采取行動，以及包括“派遣地面部隊”在內的其他行動。
　　下午5時，杜魯門在白宮召集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研究朝鮮局勢。空軍部長芬特勒要求取消對空軍只能在三八線以南活動的限制，以向南朝鮮軍隊提供“充分的空中支持”。杜魯門拿不定主意，他請空軍參謀長范登堡研究這個問題。美國空軍“可能不得不”轟炸北朝鮮的空軍基地和儲油罐，但他目前還無意作出決定。范登堡感到問題非常敏感，因為北朝鮮的空軍基地位于三八線以北約60公里，美國飛機不可能借口“誤越邊界”對其實行轟炸。艾奇遜和約翰遜也不傾向于這樣做。杜魯門最后說：“我們不會那么干。”盡管杜魯門在不到24小時之后便改變了態度，但在此之前，麥克阿瑟早已口授了一份給遠東空軍副司令帕特里奇的電報，命令他“立刻摧毀北朝鮮的機場”，并不準他聲張。對于麥克阿瑟來說，這是他自朝鮮開戰以來第一次，但決不是最后一次超越了總統授予他的權限。
　　6月29日，星期四。
　　麥克阿瑟派往朝鮮的以約翰·丘奇準將率領的先遣調查團發來消息，如果美國軍隊不投入戰斗，已不可能恢復戰前的分界線狀態。北朝鮮軍隊已經攻克漢城，并肅清了那里的李承晚軍隊，現正繼續揮師南下，直指南朝鮮政府的臨時所在地水原。在約翰遜的緊急動議下，杜魯門于下午5時再度召開了有副總統巴克利、國務卿、國防部長、三軍部長和參謀長、財政部長及中央情報局局長等人參加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會上，約翰遜首先提出了一項發給麥克阿瑟指示的建議。約翰遜認為，僅僅為了建立一個保證空軍行動安全的基地，就應該動用地面部隊。因為從日本基地起飛的戰斗機，在目標空域行動的時間極為有限，并且無法與它們支援的南朝鮮部隊取得聯系。約翰遜還抱怨把海軍和空軍的行動限制在三八線以南的做法，使北朝鮮的補給品和增援部隊可以順利地向南運送。如果建立一個得到保護的空軍基地，還可以保護那里的美國人員安全撤離。總之，約翰遜認為，美國軍隊至少應在南朝鮮有一個立足點。杜魯門表示，所采取的行動不要含有美國計劃同蘇聯作戰的意思，而只是表明要“迫使北朝鮮人退回到三八線以北”。同時，這一行動還要保證美國“不至于過深地陷在朝鮮，以至我們照顧不了其他地方可能發生的類似情況”。佩斯認為，對于授權在三八線以北進行軍事行動的問題上，應特別慎重，并對這種行動明確地加以限制。艾奇遜概要地向會議匯報了國務院對蘇聯行動所作的估計，國務院的分析認為，“中國人可能干涉，俄國人則不至于”。
　　根據杜魯門的指示，參謀長聯席會議于當日下午6時59分向麥克阿瑟發出第84681號命令，其要點是：(1)授權麥克阿瑟在朝鮮使用地面部隊，但目標是保障遠離戰區的釜山的港口、飛機場和交通設施。(2)準許動員海軍和空軍在遠東的全部力量打擊三八線以北的一切軍事目標，但要“特別注意，在北朝鮮的行動應清楚地止于滿洲和蘇聯邊境”。(3)“如果蘇聯部隊積極攻擊我們在朝鮮的作戰行動，你部可自衛但不能采取使形勢惡化的行動，并應向華盛頓報告情況”。[7]
　　這一天，美國的行動又進了一步。海軍和空軍出動的目的已經不僅是保護美國平民的撤離，而且要打擊北朝鮮的軍事目標，特別是把三八線以北的軍事目標也包括了進去。另外，美國還決定將地面部隊投入朝鮮，盡管只是保護性的，但這距離真正加入戰斗，只有一步之遙。
　　會議后不久，艾奇遜帶著蔣介石的提議回到白宮。蔣介石表示愿意在南朝鮮投入33000人的軍隊，由美國運送和提供給養。杜魯門對此表示贊同，艾奇遜則提出反對，理由是“這些軍隊對保衛福摩薩比保衛朝鮮更有用”。杜魯門指示在次日的會議上再提出這一問題，聽取各方面的意見。
　　6月30日，星期五。
　　麥克阿瑟親自乘飛機對南朝鮮進行視察后，于子夜1時給五角大樓發出一份洋洋2000字的電報。電報說南朝鮮部隊已“完全喪失了反擊的能力”，目前能夠堅守漢城以南戰線的唯一希望“是在朝鮮作戰區域投入美國地面部隊”。麥克阿瑟建議立刻派遣一支約2000人的部隊，隨后再從日本抽調兩個師的兵力，供初期的反攻使用。柯林斯被五角大樓的值日官從床上喚醒后，匆匆趕到辦公室。他立即與麥克阿瑟直接進行了電傳打字會商。麥克阿瑟要求立即對他的建議給予答復，并再次強調前線急需美國軍隊的援助。柯林斯只得又喚醒陸軍部長佩斯。佩斯答應向總統請示，便于凌晨5時向杜魯門請示。佩斯口述了麥克阿瑟的電文后，杜魯門僅問了幾句，就命令佩斯立即通知麥克阿瑟，同意先派一個團的兵力投入戰斗。
　　上午8時30分，杜魯門再次召集布萊爾大廈小組討論在朝鮮投入地面部隊作戰的問題和蔣介石向朝鮮派出軍隊的建議。杜魯門仍傾向于接受蔣介石的建議，因為時間十分緊迫，而蔣介石的部隊在5天之內即可上船出發。但艾奇遜和三軍參謀長都反對讓蔣介石卷入朝鮮戰爭，其中最充分的理由是這種行動可能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對朝鮮進行干涉或進攻臺灣。杜魯門接受了大家的意見，決定婉言拒絕蔣介石的建議。此后，麥克阿瑟關于在朝鮮使用地面部隊投入戰斗的要求，沒有受到任何阻力便順利地通過了。杜魯門批準了將要發布的命令。
　　上午11時，白宮舉行與國會領袖會晤的會議。杜魯門向國會領導人作了簡要介紹，宣布他剛剛命令美國地面部隊介入朝鮮的戰爭。在漫長而緊張的沉默之后，只有一位共和黨參議員對總統未經與國會商議便決定使用地面部隊的做法表示異議。杜魯門以時間緊迫為由回答了這一指責。國會兩院以壓倒的多數對杜魯門的決定表示支持。
　　下午1時22分，參謀長聯席會議向麥克阿瑟下達了84718號命令：“茲取消84681號命令中關于限制使用陸軍的規定”，授權麥克阿瑟可以使用他所指揮的陸軍投入朝鮮的戰斗，只是以“在目前情況下不危及日本的安全為限”。此外，“國務卿奉命通知，目前對蔣介石委員長提供部隊的建議應予謝絕”。[8]
　　至此，杜魯門政府終于非常輕易地邁出了使美國全面卷入戰爭的最后一步。隨著7月5日第24師第1團史密斯特遣隊在烏山投入作戰，美國正式參加了朝鮮戰爭。一般說來，地面部隊投入戰斗就意味進入戰爭狀態，而杜魯門未經事先宣戰——這在美國歷史上是罕見的事例，也未經國會同意——這在以往的情況下會遭受國會的強烈抵制，便決定了美國所面對的戰爭與和平的選擇。然而，美國國會和輿論卻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這一既成事實。美國也就這樣一步步地陷入了朝鮮戰爭的泥淖。
　　朝鮮半島本來是處于美國在遠東的環形防御線之外的，美國軍方幾次制定的關于朝鮮一旦發生戰事的應急方案也是迅速撤離朝鮮半島，退守日本。就是說，從朝鮮脫身是美國的既定國策。但為什么在戰爭爆發僅僅幾天，美國政府就完全改變了它長期精心制定的政策，不顧一切地全面卷入了朝鮮戰爭呢?
　　美國做出介入朝鮮戰爭的決策的確是比較復雜的問題，有幾個前提必須搞清楚。
　　(1)朝鮮戰事發生時，美國并沒有弄清北朝鮮發起進攻的意圖究竟是什么，除了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這次進攻得到了蘇聯的認可和支持這一點外，政府各機構研究部門和情報部門看法各異。這次進攻的目標到底只是想占領南朝鮮，還是想以南朝鮮為跳板進攻日本?到底是局限在遠東范圍，比如臺灣、越南、菲律賓，還是聲東擊西，利用美國在遠東集中兵力的時機使蘇聯得以向西歐進攻?到底是北朝鮮的單獨行動，還是蘇聯甚至加上中國蓄謀已久的總戰略的前哨戰?其中有些問題，甚至到仁川登陸時都沒取得完全一致的認識。這種對戰爭意圖的迷惘，必然造成決策的盲目。
　　(2)美國政界和軍界普遍對戰爭的爆發感到突然。盡管如前所述，許多情報機構都有關于發生軍事沖突的跡象的報告送達各主管部門，但鑒于冷戰狀態下緊張局勢的普遍存在，加之朝鮮南北軍事沖突延續已有一年多，所以無論政界和軍界都沒有認真對待這個問題。甚至戰火已經燃起，參謀長聯席會議和麥克阿瑟仍然掉以輕心，認為這不是一次決定性的戰斗。[9] 對于戰爭缺乏心理準備，或者說只做了一旦發生戰爭便撤退到日本的準備，就使得美國在突如奇來的環境中表現出驚慌失措，那么也就很難避免決策的失誤。
　　(3)即使考慮到戰爭爆發的可能性，美國軍方的立足點也建立在南朝鮮軍隊完全可以抵擋住任何進攻這一分析的基礎上。戰爭前夕，美國政府內部關于朝鮮問題的爭論僅僅集中在是否再給南朝鮮援助，究竟給多少援助這樣一個問題上，從來沒想過美國要親自出兵參戰。軍方普遍認為只要再給點軍火，南朝鮮軍隊便可以穩住戰線。進攻開始一天以后，麥克阿瑟還對杜勒斯及其助手打包票說南朝鮮軍隊完全可以應付。[10] 就是說，美國在軍事上也并沒有準備。因此，輕率做出的第一個決定便輕而易舉地引導出第二個決定。從整個戰爭過程看，美國的政治決策多少都有些被軍事形勢牽著鼻子走。
　　(4)從軍事理論上講，由于掌握了原子彈，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以及戰后大量裁軍的現狀，美國的軍事戰略理論片面地集中在建立的空中核打擊力量的基礎上，過分依賴于海、空軍力量。戰后美國的軍事戰略只是準備去對付一場蘇聯對美國或西歐突然發動的全面進攻，而這種進攻將遇到戰略空軍力量的強有力反擊。正如李奇微所說：“在朝鮮戰爭之前，我們的全部軍事計劃都是設想打一場席卷世界的戰爭，并且認為，在這樣的環境中，對一個遙遠而又無法設防的半島進行防御乃是愚蠢之舉。”“有限戰爭對于我們來說還是一個比較生疏的概念。”[11] 其結果是蘇聯按兵不動，美國卻由于判斷失誤而為太平洋彼岸的彈丸之地興師動眾，勞民傷財，卷入了一場災難性的戰爭。
　　正是在這種認識盲目、判斷失誤以及心理和軍事都準備不足的情況下，美國政府倉促做出了進入戰爭狀態的重大決定。這不能不說是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我們還必須看到，在這種偶然性的背后，在各種偶然性的交叉中，仍然存在著某種必然性，存在著美國卷入戰爭的歷史基礎。
　　首先，戰后的世界分裂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存在著兩種互相對立和敵視的意識形態。美國既然自認為是資本主義世界的領袖，也就担負起了保衛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責任和義務。而蘇聯則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在美國眼里，蘇聯正在利用其戰后建立起來的軍事優勢——這種優勢由于掌握了原子武器而更具威脅性，實現其一貫宣傳的目標：解放全人類。況且，雅爾塔體系已經大體上劃分了美蘇兩國或兩大陣營的勢力范圍，而杜魯門主義的提出又確定了美蘇冷戰游戲的規則。所以，美國認為向南朝鮮的進攻就是社會主義陣營向資本主義陣營的公然挑戰。在1950年初美國的一次蓋洛普民意調查中，75%的人認為蘇聯人正在謀取“統治全世界的權力”，正是這種心態的表現。[12]
　　杜魯門主義的出臺早已為美國對外政策定下了這樣的基調：作為西方世界的領袖，美國必須抵制蘇聯發動的任何進攻或制造的緊張局勢。從希臘到柏林，從伊朗到中國，從西亞到遠東，戰后幾年的歷程就是這樣走過來的。盡管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上講，朝鮮半島被劃在美國的遠東防御線之外，但是從政治戰略的角度上講，南朝鮮畢竟屬于美國的勢力范圍，畢竟是受美國保護的西方世界的前沿陣地。為了維持美國在世界范圍內的這種威信，為了不失掉“自由世界領袖”的面子，即使是在軍事和經濟上對美國都不很重要的朝鮮半島，也成為美國決心保衛西方世界免遭“共產主義侵略”的象征。1949年“丟失”中國之后，就使得南朝鮮在遠東的這一象征更具重要性和代表性。
　　杜魯門在回顧朝鮮戰爭時，正是這樣說的：
　　我們當時的心情是：必須堅決制止這種對一個自由國家實行武裝侵略的行動，這對保持和平十分重要。我們向大家宣告，我們認為朝鮮的局勢關系很大，因為從這種局勢中可以看出西方的力量和決心。目前，要想制止世界其他地方的新的行動，唯一的辦法是采取堅決的行動。根據我們的看法，如果我們不能采取行動保護一個在我們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并且由聯合國采取行動來保障它的自由的國家，那末，不但在亞洲，而且在歐洲、中東和其他地方，靠近蘇聯的各國人民對我們的信心都會受到極不好的影響。[13]
　　艾奇遜對這一點說得更加明確：
　　這是一次公開的、赤裸裸的對我們國際公認的南朝鮮保護者的地位的挑戰。南朝鮮是對美國占領下的日本的安全重要的地區。鑒于我們的應戰能力，回避這個挑戰將使美國的權力和威信受到極大損失。我認為威信的意義是權力投下的影子，那是具有巨大的威懾上的重要性的。因此，我們不能讓一個蘇聯傀儡就在我們的防線火力圈內征服這個重要地區，不能僅僅在安理會中說幾句話，表一下態而不作更多的反擊。看來我們必須下定決心使用武力。[14]
　　當然，杜魯門和艾奇遜作為美國介入朝鮮戰爭的主要決策人，在事隔多年后采取這種說法，多少有些為美國錯誤地卷入這場戰爭的決定進行辯護的用意。這是因為，戰爭后來的發展完全出乎美國意料，而美國的輿論和民意在戰爭尚未結束之時已經開始轉向，從初期對戰爭的熱情變為抱怨和厭惡這場沒完沒了的戰爭。不過，當時美國的決策確實有很大的意識形態的因素。當國會順利通過杜魯門關于介入戰爭的決定后，俄勒岡州共和黨參議員莫爾斯說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話：“總統的歷史性聲明向世界上愛好自由的人們清楚地表明，我們決不能容忍共產黨侵略自由世界。”[15]
　　其次，美國確定的冷戰原則是遏制政策，從這一政策出發，美國必須阻止蘇聯侵入自己勢力范圍的每一步擴張行動。而朝鮮發生的進攻行為，就被美國認為是蘇聯策劃的全線進攻的第一步，或試探性進攻。因此，美國必須加以遏制。
　　戰爭爆發的第二天，國務院的情報分析人員就做出結論說：北朝鮮事先未得到莫斯科的指示，絕不可能發動這場戰爭。因此，這一行動必須被看作是蘇聯的行動，是過去18個月中支配蘇聯對外政策的軍事力量日益增強的組成部分。但是，唯有這一次，蘇聯顯然是在冒爆發一場全面戰爭的風險。[16] 艾奇遜也認為：“幾乎可以確定，進攻是由蘇聯發動、支援和慫恿的。”[17]
　　正因為美國認定對南朝鮮的進攻是蘇聯戰略進攻的第一步，因此對這一行動的后果設想得十分嚴重。6月25日的布萊爾大廈會議之后，艾奇遜遞交杜魯門一份杜勒斯從東京發來的電報。杜勒斯的分析是：“坐視朝鮮在無緣無故的情況下遭受武裝攻擊的蹂躪，就將產生一連串災難性的后果，從而極可能引起世界大戰。”[18] 第二天，杜魯門接到麥克阿瑟關于南朝鮮軍隊崩潰在即的電報后，對他的顧問們說：“如果共產黨在朝鮮獲得成功，那就會置日本于容易受到紅軍和飛機攻擊的距離之內，而沖繩島和福摩薩就會腹背受敵。”“目前朝鮮局勢的發展，在我看來，就像柏林事件更大規模的重演。共產黨人總是找我們軍事上的弱點進攻；我們必須對付他們的攻擊，以免被卷入世界大戰。”[19] 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美國不僅立即決定使用海、空軍參加朝鮮的戰斗，而且還向臺灣海峽派遣海軍艦隊，向菲律賓和印度支那提供援助，甚至命令空軍著手制定摧毀蘇聯遠東全部空軍基地的計劃。而這些部署，都發生在美國地面部隊投入戰爭之前。
　　美國當局所關注的，與其說是朝鮮戰爭本身，不如說是這場戰爭的后果。很多西方學者都認為，美國政府介入朝鮮戰爭的原因在于，這種干預對于防止蘇聯在其他地區的軍事行動是非常必要的。他們認為美國的決策肯定受到慕尼黑綜合癥的影響，所以要努力避免重復30年代失敗的綏靖政策。這種分析對他們說來是很自然的。布雷德利曾經回憶當時的情況說：“在那些日子里，我們相當單純地認為，世界上所有共產黨的行動都是斯大林從莫斯科親自操縱的。那天晚上我們猜測，斯大林為了讓其衛星國對遠東實現全面進攻，已暫時放棄了他在歐洲和中東的計劃。朝鮮可能僅是這一進攻的第一步，下一步可能是臺灣，再下一步則可能是印度支那，菲律賓也可能是目標之一。”[20]
　　希特勒是怎樣在西方綏靖政策的鼓舞下，一步步蠶食歐洲的情景還深深留在人們的記憶中，這很容易使人們聯想到遠東多米諾骨牌的結局。對于出現這種可怕后果的担心，無疑是美國決定在朝鮮出兵的原因之一。否則，很難理解美國為什么會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勉強對這樣一個本來準備放棄的半島投入兵力。杜魯門在做出美國全面介入朝鮮戰爭的決定后，心情就是這樣。他走到辦公室里一個大型地球儀前，指著朝鮮說：“這是遠東的希臘。如果我們現在態度強硬，那就不會有什么下一步的麻煩事。”[21]
　　再次，美國政府在戰爭爆發幾天之內迅速改變了對朝鮮政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內政治斗爭的結果。美國的兩黨制和議會制以及社會輿論，對于政府的對外政策制訂有著重大影響。
　　盡管與對臺政策相比，國務院在朝鮮問題上態度稍為強硬，但總的來講，美國民主黨政府的對外政策基調是從遠東脫身，把戰略重點放在歐洲，更未曾設想在朝鮮半島采取任何軍事行動。自從美國政府確定了從中國脫身的政策以后，特別是在蘇聯的原子彈爆炸成功和中蘇結成同盟以后，美國共和黨掀起了對政府遠東外交政策普遍不滿的浪潮，他們把美國“丟失”中國的責任歸咎于民主黨的外交政策。麥卡錫借機指控國務院里有大批共產黨，更是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國務院里的中國問題專家幾乎全部被清洗，艾奇遜首當其沖，承受了極大壓力，甚至馬歇爾也難免受到牽連。不僅如此，艾奇遜在臺灣問題上的態度也受到軍方的指責和攻擊。在這種背景下，戰爭爆發前的幾個月中，以艾奇遜為首的國務院不得不時時謹言慎行，注意免遭共和黨強硬派的攻擊。作為總統的杜魯門則更為重視國內，特別是國會的輿論傾向，而且尤其注意國會中各委員會主席的態度，因為他們對國家的立法和法案的通過起著決定性作用。而這些人大多主張對一切共產黨國家都采取強硬立場。共和黨議員對民主黨外交政策的猛烈攻擊，也迫使杜魯門為平息輿論而采取讓步。共和黨外交政策主要發言人杜勒斯進入國務院就是這種妥協的結果。如果說民主黨政府在1950年上半年一直在尋找一個與共和黨妥協，以迎合輿論，穩定國內政治統治的機會的話，那么，朝鮮戰爭爆發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事實上，在朝鮮問題上使用武裝力量的主張，正是共和黨在國務院的代表人物杜勒斯首先提出來的。
　　朝鮮戰爭爆發時，杜勒斯剛剛訪問南朝鮮后留在東京。當他聽到戰爭到消息后，尚未搞清情況，便立即與他的助手艾利森一道，起草了一份給艾奇遜的電報，其中特別提到：“南朝鮮可能自己有力量抵住并擊退進攻。假如是這樣，那是最好了。但是，如果出現了他們力不勝任的情況，我們認為應該使用美國軍隊，那怕這樣做會冒引起蘇聯的對應行動的風險。”[22] 這使杜勒斯成為第一個以文字形式提出美國使用武裝力量介入朝鮮戰爭的人。艾奇遜對杜勒斯的意見十分重視，他認真閱讀過以后，便把電報單獨呈送杜魯門。這封電報的意見無疑反映了共和黨強硬派的立場，也無疑對杜魯門和艾奇遜在第二天的布萊爾大廈會議上決定出動海軍和空軍投入戰斗起到了重要影響。
　　杜魯門關于美國全面介入朝鮮戰爭的決定在國會內和社會輿論中引起的反響，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杜魯門政府的決策受到共和黨和國會壓力的影響。除了塔夫脫認為杜魯門未經國會同意而做出的決定有侵犯國會擁有的宣戰權之嫌外，杜魯門的決定在國會受到一片贊揚。曾經最嚴厲地抨擊政府遠東政策的共和黨參議員惠里說：“總統目前這樣的道路是唯一可采取的光榮道路。”“總統最后終于采納了我們一些人的建議，他劃定了忍耐的限度，在太平洋問題上，他放棄了舉棋不定的作法，這使全國的人都松了一口氣。”[23] 杜魯門的決定也贏得了輿論的支持。《紐約時報》稱杜魯門的決定是“一個重大和無畏的行動”。《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刊登文章說，“從來沒見過華盛頓這么一大部分人幾乎一致滿意政府的決定”。甚至連股票行市也上漲了。[24]
　　決定使用武裝力量直接干預朝鮮戰爭，的確使杜魯門政府度過了1949年底以來形成的政治難關。然而，這只是暫時的。美國軍隊在戰場上的失利很快使杜魯門政府陷入了更大的政治危機。
　　最后，美國決定介入朝鮮戰爭，還與蘇聯對戰爭的態度有最直接、最密切的關系。因為在美國看來，戰事雖然發生在朝鮮半島，而它的真正對手卻在莫斯科。正如前面所講，美國的決策是針對蘇聯的，所以，在整個戰爭過程中，蘇聯的一舉一動都是在給美國傳遞信息。而美國的第一項決定幾乎都要首先研究蘇聯的動向和態度。
　　斯大林本身并不愿意挑起戰爭，更不愿意與美國直接兵戎相見，這也是蘇聯對外策的基本原則。但是，如果北朝鮮能夠迅速取得進攻的勝利，而且又如金日成所說，在美國未及出兵之前就可以實現朝鮮的統一，那又何樂不為呢?畢竟，在斯大林看來，朝鮮半島離蘇聯的軍事基地旅順港有150哩，距蘇聯的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才25哩，而與美國還隔著一個太平洋。所以，斯大林積極支持了北朝鮮的軍事行動。不過，蘇聯決不愿意公開出面干預朝鮮問題，更不允許給美國和世界輿論留下受人指責的口實和證據。因此，蘇聯處處采取小心謹慎的態度，而這一點恰恰在客觀上鼓勵了美國采取軍事行動。
　　戰爭爆發的第二天，國務院便給駐蘇大使館發去一份電報，要艾倫·柯克大使立即約見蘇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正式向他通報北朝鮮發動進攻的消息，并要求蘇聯施加影響讓北朝鮮撤回入侵部隊。然而，下午6時48分美國駐蘇大使館參贊沃爾沃思·巴伯回電說，蘇聯外交部高級官員一個都找不到，據報，重要人物都不在城里。[25] 給人的印象是蘇聯采取回避態度。6月29日中央情報局局長希倫柯特報告：尚無跡象表明蘇聯打算支援北朝鮮，遠東蘇軍也沒有什么動靜。[26] 6月30日美國收到蘇聯的復照，復照說蘇聯認為朝鮮發生的事件是朝鮮內部事務的一部分，并宣稱它反對外國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這種明顯的置身事外的態度顯然使正在決策的美國政府如釋重負。國務卿艾奇遜的看法是，這個照會表明蘇聯將不會干預戰爭。[27] 于是，蘇聯的這種態度無疑為美國地面部隊的參戰敞開了大門。
　　蘇聯對待聯合國的態度是朝鮮戰爭研究中的疑團之一，也是美國分析蘇聯對戰爭態度的依據。
　　很多研究者都認為，蘇聯代表在1950年1月退出聯合國安理會是犯了一個外交上的錯誤，以致使蘇聯無法在聯合國發揮作用，阻撓美國在朝鮮問題上的所作所為。在戰后的聯合國安理會上，蘇聯代表經常使用否決權，甚至在一些瑣碎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所以，如果蘇聯仍在安理會中，就很容易利用否決權來阻止美國在朝鮮采取的行動。此外，如果許多東歐國家不隨著蘇聯退出聯合國組織，在戰爭初期美國也絕不可能在聯合國如此隨意行動。當然，如果說蘇聯在半年前就預見到朝鮮戰爭爆發，從而采取表面上的回避態度，那是言過其實了。但是，在朝鮮戰爭爆發后，蘇聯對于重返聯合國的冷淡態度就頗值得研究者注意了。當然，在重大問題上蘇聯如此反應遲緩，在當時也特別受到美國決策者的注意。
　　這不是沒有道理的。在1950年8月1日蘇聯代表馬立克重返聯合國安理會之前，聯合國關于朝鮮問題一共做出三項決議，即6月25日(美國東部時間，下同)通過的要求立即停止戰爭行為，北朝鮮立即撤回三八線以北的決議；6月27日通過的責成聯合國成員國應向南朝鮮提供可能需要的援助，以擊退武裝進攻并恢復這一地區的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決議；7月7日通過的派遣聯合國軍入朝參戰的決議。
　　第一個決議是程序性的，對于美國出兵沒有什么實際意義，況且因時間倉促，蘇聯也來不及返回聯合國。即使蘇聯回到安理會，也難以對這種呼吁和平的一般性決議使用否決權。[28]
　　第二個決議是非常關鍵的，因為它帶有明顯的傾向性，而且是美國為實行其出動海、空軍向南朝鮮提供援助的政策提供法律依據的。但正是在這個重要決議通過前幾個小時，蘇聯代表放棄了返回安理會行使否決權的有利時機。6月27日中午，賴伊、馬立克和格羅斯共進午餐。吃過甜食后，賴伊告訴馬立克，他馬上要同其他外交官前往安理會就朝鮮問題舉行會議，并問道：“您去嗎?我認為貴國的利益是要求您出席的。”當時格羅斯連連后退，臉色煞白。因為這次會議通過的決議正是美國將采取的行動的合法外衣，而如果馬立克到會，毫無疑問會否決議案，那么美國精心策劃的計劃就會毀于一旦。他想用腳在桌子底下碰碰賴伊，示意別再扯下去了。但這時馬立克搖搖頭說：“不，我不去。”[29] 馬立克顯然是得到了國內的指示。據葛羅米柯回憶，朝鮮戰爭爆發后，他曾向斯大林建議，蘇聯代表應于6月底返回聯合國安理會，以便在那里使用否決權反對聯合國做出不利于北朝鮮的決議，但斯大林拒絕了這個建議。[30]
　　無論如何，蘇聯沒有及時返回安理會使得美國可以隨意利用聯合國這一工具為其決策服務，而蘇聯的舉措則在客觀上使美國可以得心應手實施其出兵朝鮮的計劃。
　　至于第三個決議通過的后果就更為嚴重，由于蘇聯缺席而按美國策劃而順利通過的這個決議，不僅使美國在聯合國軍的名義下介入戰爭，而且為美國越過三八線北進提供了借口：正是因為有聯合國軍這面大旗，美國才能夠以聯合國提出的南北朝鮮統一為理由越過三八線。而這一舉動的更為嚴重的后果是使戰爭打到鴨綠江邊，并迫使中國出兵朝鮮。美國在戰爭的泥淖越陷越深。
　　發表于《世界歷史》，1995年第3期
　　[1]詳見迪安·艾奇遜：《艾奇遜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據1969年英文版譯)，第227—229、233頁；《美國對外關系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年，第1卷，華盛頓特區1977年版，第237、292頁；克萊·布萊爾整理：《將軍百戰歸——布雷德利自傳》，軍事譯文出版社，1985年(據1983年英文版譯)，第679頁；約瑟夫·格登：《朝鮮戰爭——未透露的內情》，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據1982年英文版譯)，第99頁。
　　[2]時間表以美國東部時間為準(引文仍是漢城時間)，華盛頓與漢城的時差約14個小時。對這一過程描述的主要根據參見《美國對外關系文件》，1950年，第7卷，華盛頓1976年版，第125～269頁；哈里·杜魯門：《杜魯門回憶錄：考驗和希望的年代(1946～1953)》，三聯書店，1974年(據1956年英文版譯)，第393～413頁；《艾奇遜回憶錄》，第261～278頁；格萊姆·佩奇：《關于朝鮮的決策：1950年6月24～30日》（The Korean Decision： June 24-30, 1950），紐約1968年版，第90～241頁；約瑟夫·格登前引書，第34～114頁；約翰·托蘭：《漫長的戰斗——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據1991年英文版譯)，第21～56頁。由于對上述材料做了綜合處理，經核查后有所取舍和調整，故除專門引文外不再一一注明出處。
　　[3] 《杜魯門回憶錄》，第395頁；《美國對外關系文件》，1950年，第7卷，第125～126頁。
　　[4]有的著作說這兩位軍界主要領導人這時已回到美國，但由于種種原因他們沒有參與當天晚上的商討和決策。
　　[5] 《杜魯門回憶錄》，第399～400頁。
　　[6] 《艾奇遜回憶錄》，第269～270頁。
　　[7] 《關于朝鮮的決策》，第240～241頁。
　　[8] 《美國對外關系文件》，1950年，第7卷，第263頁。
　　[9] 《美國對外關系文件》，1950年，第7卷，第140頁。
　　[10] 《美國對外關系文件》，1950年，第7卷，第140頁。
　　[11]馬修·邦克·李奇微：《朝鮮戰爭》，軍事科學出版社，1983年(據1967年英文版譯)，第3、20頁。
　　[12]約翰·托蘭前引書，第19頁。
　　[13] 《杜魯門回憶錄》，第403頁。
　　[14] 《艾奇遜回憶錄》，第266頁。
　　[15]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8分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649頁。
　　[16]約瑟夫·格登前引書，第55頁。
　　[17] 《艾奇遜回憶錄》，第265頁。
　　[18] 《杜魯門回憶錄》，第398頁。
　　[19] 《杜魯門回憶錄》，第400頁。
　　[20]克萊·布萊爾前引書，第693頁。
　　[21]約翰·斯帕尼爾：《杜魯門與麥克阿瑟的沖突及朝鮮戰爭》（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紐約1965年版，第31～32頁。
　　[22] 《艾奇遜回憶錄》，第268頁。
　　[23]顧維鈞前引書，第649頁。
　　[24]約翰·托蘭前引書，第39頁。
　　[25]約瑟夫·格登前引書，第55頁。
　　[26] 《美國對外關系文件》，1950年，第1卷，第329頁。
　　[27]斯潘尼爾前引書，第33頁。
　　[28]據美國駐聯合國副大使格羅斯回憶，6月25日晨他曾與聯合國秘書長及助手商議，如果蘇聯代表下午返回安理會并使用否決權，他們一致認為可在48小時內召開聯合國緊急特別會議解決這一問題。見弗蘭希斯·赫爾勒編：《朝鮮戰爭：25年以后的觀察》（The Korean War： A 25-Year Perspective），勞倫斯1977年版，第22頁。
　　[29]約瑟夫·格登前引書，第86頁。
　　[30]羅斯瑪麗·福特：“解開朝鮮戰爭之謎：十年來對朝鮮沖突的政治分析”（Making Known the Unknown War： Policy Anatysi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in the Last Decade），載《外交史》，1991年第15卷，第4期，第416頁。謝爾蓋·岡察洛夫、約翰·劉易斯、薛理泰：《不確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澤東與朝鮮戰爭》（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斯坦福1993年版，第161頁。不清楚斯大林當時是怎么考慮的，或許他認為無需如此，北朝鮮也可以取得戰爭的勝利，或許他想避免蘇聯在聯合國使用否決權，以致引起輿論的猜疑和指責。但無論如何不是葛羅米柯認為的那樣，斯大林的決定是“一時感情激動而做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