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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3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1674(2001)04-0027-10
　　中國話劇的發展歷史已經走過了近百年，作為話劇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者，回顧自己傾注心 力所研究的對象——“中國現代戲劇史學”這門學科的歷史和現狀，這是令人激動而又感慨 良多的事。
　　首先應當指出，在萬多字的有限篇幅里，來盤點“中國話劇史學”研究的成果，無疑是一 件相當困難的事，大概只能做到“清點帳目”而已。但是即便如此，也同樣會令人感受到如 數家珍般的樂趣，同時又有一種回首往事的蒼茫。
　　新時期以來，中國話劇藝術既處于轉型發展時期，也面臨著求索奮進的艱厄，既曾占據過 思想解放的排頭兵位置，也曾出現過門庭冷落的嚴重事實。作為研究者，我們如影隨形般追 索著話劇的盛衰，考察著它所走過的歷史。在這樣一個過程中，被深深卷入“中國現代戲劇 史學”研究之中，從而深嘗其中的苦辣酸甜。雖然跌蕩起伏的話劇史，讓我們的研究在它的 命運軌跡中磨礪前行，但我們仍然為參與其中而欣慰，并為新時期的戲劇史學研究所取得的 成就而驕傲！投入話劇研究的同志們，以其滿腔熱忱和所付出的艱苦勞動，大大推進了“中 國現代戲劇史學”研究的進程。目前，戲劇研究的隊伍正呈現出逐漸擴大的趨勢，對富有代 表性的戲劇成就和戲劇總體面貌的研究正不斷深入，曾經被視為禁區或為人冷落的學術領域 正被不斷開拓，這使得這門漸趨完備的新型學科，呈現出了喜人的可開掘的潛力，對這門學 科 的研究，也躍進到了一個新的水平，新的歷史階段。因此可以說，“中國現代戲劇史學”已 經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學科，并且成為中國現代藝術史、文學史，乃至中國現代文化史構成結 構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一　歷史的回顧
　　如果要正確評估新時期戲劇史學研究的成就，我們就必需檢點在此之前，中國話劇史研究 所取得的進展，明白它是在怎樣的一個基礎上起步的，換句話說，只有知道它過去有怎樣的 家底，才能知道新時期戲劇史學又增添了哪些新的內容。
　　從1907年中國留學生組織的春柳社在日本演出現代戲劇開始，迄今中國現代戲劇已走過了 近百年的歷史。伴隨著中國社會擺脫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壓迫、取得民族自由和解放的歷 程，中國現代戲劇走過了一條關注國計民生，不斷民族化、現代化的歷史。著名現代文學史 專家王瑤先生對此有一個很好的評價，他說：“中國話劇自五四以來的發展中，不僅數量眾 多，而且已經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獨特的戲劇主題、題材、創作方法以及劇作家的個人風格， 創造了既是現代的，又是民族的新型話劇。這在中國戲劇史上也是獨具一格的，理應在中國 現代文學研究中占有自己的地位。”
　　然而，在“文革”前，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中國現代戲劇史學”研究與中國戲劇所取得 的成就是不相適應的，在某種程度上說，史學研究還沒有確立自己的獨立品格，在中國現代 文學藝術研究領域中也沒有取得應有的地位。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文革”結束。
　　1986年7月，田本相先生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組織的講習班上講課時，曾重點介紹了當時“中 國現代戲劇史學”的研究進展，并做出如下總結：“中國話劇史研究有了不少進展，對個別 作家、作品，以及若干問題的研究達到了一定的深度；但作為一門學科來說，至今還沒有一 部比較完備的史著，不僅對許多歷史狀況不清楚，許多話劇史上的問題不清楚，對許多劇作 家還不清楚，而且在若干歷史上的問題、劇作家和劇作的評估上，還有著相當多的深刻的分 歧，史料急待整理和搜集，歷史的狀況急待摸清梳理，重大問題急待深入研究，還不能說中 國話劇史已經成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這可以說是高度概括了這門亟待建立的學科在基 礎研究上的嚴重不足，因此他曾多次呼吁應當重視中國戲劇史學的研究，并認為這是一個大 有可為的研究領域。
　　回溯以往，特別是“文革”前五六十年，“中國現代戲劇史學”的基礎的確是比較薄弱的 。
　　首先，在戲劇史研究中，尚沒有形成一支穩定的專業研究隊伍。在北方，像中央戲劇學院 這樣的話劇人才培養的專門機構，也只有為數甚少的教師在進行有學術價值的話劇史研究。 在南方，只有陳瘦竹先生終其一生都在從事中國話劇研究，這可以說是現代戲劇研究隊伍中 的鳳毛麟角，因此，他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做出的貢獻，對“中國現代戲劇史學”這門學科的 建設來講，可謂非常突出而且難能可貴。在他辭世后，中國話劇文學研究會曾專門召開陳瘦 竹戲劇理論研討會，并出版了專門的紀念集。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張庚先生曾于解放后編 著過《中國話劇運動史》，本來他曾親歷過解放區戲劇的發展過程，并且積累了很多寶貴資 料，應當有能力完成一部比較完備的話劇史，但因一部分征求意見稿剛剛面世，即受到不公 正的批評，致使著者無奈擱筆，遂使《中國話劇運動史》成為一部未完成的著述，真是一件 憾事。
　　1958年，在“大躍進”的熱潮中，中央戲劇學院、上海戲劇學院聯合編著了一本油印本《 中國話劇史》，以做教學之用，但因其在“躍進”的情勢下突擊完成，受到時代政治環境的 限制和影響，因此，此書的立意在于突出革命戲劇運動，而在史料的搜集、立論的公允方面 ，則頗有待商榷處。此《中國話劇史》雖未能正式出版，但確是一部有參考價值的史著，為 后來撰寫中國話劇史奠定了一些基礎。
　　其次，戲劇史研究格局始終缺乏較大的突破。如果從解放后的中國話劇研究，再往前追溯 到建國前的話劇研究情況，我們會吃驚地發現，中國話劇史著的出現較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出 現還要早些。早在1914年，就出版了朱雙云的《新劇史》和秋風的《劇史》，1919年又有陳 大悲的《中國新劇之經過》問世，但此類著述，均系追蹤記敘的話劇發展的階段史，立論的 中心又側重在運動史上。30年代，出現了洪深為《中國新文學大系·戲劇集》所寫的洋洋數 萬言的《導言》，搜集了大量的歷史資料，對五四時期新劇發展作了詳細的記述，但也拘囿 于歷史過程的描述。40年代，又有田禽的《中國戲劇概評》，劍塵的《40年來話劇的演變》 等面世，這些史著，對歷史流程的倚重，遠勝過對藝術思想和美學追求的關注，看來史料價 值更多些，本身仍然缺乏史學建構中的系統性和完整性。
　　其三，戲劇史研究還被作為分支附屬于中國現代文學史之中。陳炳kun的《最近三十年 之文學史》把話劇作為文學史的構成成分給予關照，但卻只有一個簡要的評述，這雖然不盡 如人意，但卻開啟了對話劇文學進行研究的歷史。全國解放后，王瑤先生的《中國新文學史 稿》，將話劇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發展中的四大體裁之一，分階段給予敘述，基本勾勒了話劇 文學發展史的輪廓。后來的現代文學史著基本上沿襲了這一格局。但是，話劇是一門綜合的 舞臺表演藝術，如果對這種藝術樣式的研究僅僅限于劇本的文學性方面，這雖然是重要的、 必需的，但卻是不夠完備的，因此也就難以全面展示其藝術的獨特品格和極富形式感的美學 價值。
　　其四，戲劇史學研究，缺乏劇作家、劇作研究的有力支撐。“文革”前，除對少數非常有 代表性的劇作家，如曹禺、田漢、郭沫若、丁西林等小有研究，出版了屈指可數的幾部論著 外，對其他在戲劇史上不容忽略的大量的劇作家、劇作是基本上沒有進行研究的。即使是已 有的研究，其認識視角也常常局限于當時左傾的社會意識，因而對一位劇作家或劇作的評價 ，往往僅在于對其政治屬性和作品主題之社會現實意義的簡單判定，而缺乏更全面更具體的 富 有學術見地和美學價值的認識。與戲劇有關的文章雖為數不少，但基本上仍限于劇評范圍， 到了“文革”則只限于批判的模式。劇評固然很重要，但畢竟不能代替系統而全面深入的劇 作家、劇作研究。
　　其五，史料的建設嚴重不足。“中國現代戲劇史學”的研究應當建立在完備的資料搜集和 整理的基礎上，史料不全面的歷史研究，必然難以得出公允、合理、準確的歷史結論，這是 不爭的事實。而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大量的史料散存于各處，沒有整理，沒有編目 ，這無疑對話劇史研究嚴重不利。此外，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即使是對已經占有的歷 史資料的認識，也發生著嚴重的誤讀，甚至形成歧義，故在話劇史研究中很難做到公正、客 觀、冷靜地對待歷史事實。
　　　　　　二　突破和深化
　　如果對中國話劇史研究的“家底”有所了解，那么，也就可以知道，新時期以來“中國現 代戲劇史學”做為一門學科，它所取得的成績是相當輝煌的。對此，我們有一個基本的估計 ：目前，“中國現代戲劇史學”已經有了一支為數雖然不多，但包括老、中、青研究者在內 的相對穩定的研究隊伍，涌現出一批在此研究領域有所建樹的學者，如葛一虹、田本相、孫 慶升、董健、黃會林、楊景輝、胡叔和、陳堅、朱棟霖、丁羅男、陳世雄、莊浩然、李萬鈞 、倪宗武、王文英、胡星亮、胡志毅、陸煒、周寧、張健、鄒紅、宋寶珍、吳戈等。
　　1985年，為使話劇研究的隊伍更趨團結，加強信息交流，促進學術研究，以中國藝術研究 院話劇研究所為主導，成立了“中國話劇文學研究會”（后因故更名為“中國話劇理論與歷 史 研究會”），組織起老中青研究者共計200余人，開過多次學術研討會議，并開展過兩次優秀 戲劇史學論著、論文的評獎活動，可以說為推進“中國現代戲劇史學”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 多努力。自成立以來，本學會和話劇研究所一直致力于把中國的話劇研究引向國際，為此曾 召開過多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引起了國內外特別是海內外學者對中國話劇歷史的研究興趣。
　　新時期以來，“中國現代戲劇史學”已經走過了20多年的發展歷史，可以說，它已經成為 一個比較完備的學科。當然，從學科建設來說，它還處于發展階段，正因此，它仍然是一個 新興的具有前途并亟待深化的研究領域。
　　新時期的中國戲劇史學研究的突破和深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劇作家研究的突破而突破 、通過劇作家研究的深化而深化的，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也是比較集中的。
　　在現代劇作家研究中，80年代以后有三大熱點：一是曹禺熱，二是夏衍熱，三是郭沫若史 劇熱。在這三大劇作家研究中，都涌現了一批研究成果，相當系統，也相當深入。
　　在這些研究中，曹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最集中、最突出、也是至今最有持續發展潛力的 ，而且劇作家研究的突破首先是從曹禺研究開始的。據不完全統計，已經出版的此方面的專 著即有：《[雷雨]人物談》（錢谷融）、《曹禺劇作論》（田本相）、《曹禺的戲劇藝術》（辛 憲錫）、《曹禺年譜》（田本相、張靖）、《論曹禺的戲劇創作》（朱棟霖）、《曹禺劇作藝 術探索》（華忱之）、《曹禺論》（孫慶升）、《[日出]導演計劃》（歐陽山尊）、《曹禺戲劇人 物的美學意義》（柯可）、《金線和衣裳——曹禺與外國戲劇》（焦尚志）、《曹禺：歷史的突 進與回旋》（馬俊山）、《曹禺傳》（田本相）、《曹禺評傳》（田本相、劉一軍）、《大小舞臺 之間》（錢理群）、《曹禺評傳》（胡叔和）、《困惑與求索——論曹禺早期的話劇創作》（宋 劍華）、《曹禺訪談錄》（田本相、劉一軍）等。據悉，還有三、四部專著正在寫作中，至于 論文當以數百篇計。對曹禺的研究，幾乎是全方位的，多角度的，不僅充分展示了曹禺戲劇 創作自身的美學潛力，同時也展現了戲劇研究中所呈現的探索的能量與熱忱。從某種意義上 說，曹禺研究在“中國現代戲劇史學”研究中扮演著前衛的角色。對曹禺戲劇美學思想的重 估，牽掣著對于中國現代戲劇史的再認識的問題，也影響著中國戲劇在整個現代文學史、 文化史中的地位、價值和意義。
　　新時期以來，夏衍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是相當可觀的，已經出版的專著有《夏衍的文學道 路》（陳堅）、《夏衍傳》（黃會林、紹武）、《夏衍戲劇創作論》（王文英）、《夏衍的藝術世 界》（陳堅）、《夏衍傳》（陳堅、陳抗）等。此外還有一批高水平的論文，標志著對夏衍戲劇 成就的認識正越來越深入。
　　80年代以后，在郭沫若史劇研究方面所形成的成果之多是出人意料的，單就專著而言就有 ：《郭沫若史劇研究》（黃侯興）、《郭沫若史劇論》（田本相、楊景輝）、《獻給現實的潘桃 》（高國平）、《沫若史劇論》（吳功正）、《郭沫若史劇論》（王錦厚、伍加倫、鍾德慧）、《 郭沫若史劇創作論》（韓之群）、《郭沫若的史劇藝術》（何益明）等。其它如《郭沫若文學傳 論》（王文英、王爾齡、盧正言）中的專章《抗戰時期六大史劇》、《郭沫若創作得失論》（ 劉元樹）中的《創作》篇等，均反映了郭沫若史劇研究已經取得了深化和拓展。
　　如果說過去人們對郭沫若史劇的研究，多著眼于對其戲劇主題所反映的政治思想進行評價 的話，那么，以上所提到的這些論著，則著重于歷史內涵的挖掘，透過其美學追求的視角， 展示其浪漫主義史劇的獨特價值。此外，對其史劇理論、方法、風格、悲劇特色等各方面的 深入探討，也有助于人們對其藝術成就做出整體的綜合評價。特別是對于《孔雀膽》以及解 放后創作的史劇《武則天》等的研究，在廣泛的爭議之中，多層面地展示了對其劇作的研究 ，已經取得了較為全面的突破性進展。
　　除了劇作家研究中的三大熱點之外，這些年來，對于中國話劇史上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劇 作家——田漢的研究也正逐漸深入。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由于資料占有上的不足和一些 政治問題的牽扯，田漢研究曾一度被視為禁區，僅有的少量的研究成果與田漢在中國話劇史 上應有的地位和作用很不相稱，更談不上對其藝術成就進行全面的整體的把握和有深度的開 掘。
　　新時期伊始，田漢的歷史問題終于得以澄清，作為戲劇家，他的創作成就和歷史地位被重 新肯定，有關田漢的研究成果也逐漸增多，這里特別值得稱道的是陳瘦竹先生的《論田漢的 戲劇創作》的重新修訂出版。此外，其它有關田漢的研究專著還有《田漢評傳》（何寅泰、 李達三）、《田漢劇作淺探》（馬焯榮）、《田漢年譜》（張向華）。其中《田漢年譜》頗顯功 力，它不僅對田漢一生的人生軌跡作了詳實的記述，成為一部富有史料價值的著作，而且起 到了還田漢以歷史的本來面目的作用，為后人撰寫有關田漢的傳記性論著提供了條件。
　　近年來，田漢研究已經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先有董健的《田漢傳》的問世，此書以洋洋5 0萬字的篇幅，對田漢一生的形跡、思想和創作作了深入而準確的描述，并對其藝術創作的 總體價值做出全面評估，糾正了以前對田漢戲劇活動和戲劇創作研究上的偏向，受到專家的 好評。此外還有《論田漢的劇作》（陸煒），對田漢戲劇成就和創作心理的研究更趨深化，對 一些戲劇形象和深層內涵的分析也更為細致、獨到。田本相、吳衛民，宋寶珍的《田漢評傳 》，把田漢的藝術思想和創作成就，放在中國現代社會進程的大背景中，從而給予重新的評 估，通過對其戲劇活動和戲劇創作的全面考察，凸現出其藝術主張的積極意義和藝術思維的 獨特性，并對其藝術成就，包括戲曲創作、詩歌創作，特別是解放后戲曲改編方面的成就進 行了全面、充分研究。劉平的《田漢在日本》通過對田漢在日本留學期間所發表的文字的收 集、整理以及對這些史料的甄別、分析，為人們研究田漢與外國文學、外國戲劇的關系，提 供了較為充分的證據。
　　分別對現代戲劇代表人物進行專門研究的著作，有陳瘦竹的《現代劇作家散論》，這是一 部具有開拓性意義的劇作家研究論文集，書中對于郭沫若、曹禺、丁西林等的戲劇藝術都作 了較為深入的探討。
　　此外，對于其他一些在中國現代戲劇史上不容忽略的劇作家，戲劇研究界也開始了資料的 整理和藝術成就的研討，出現了董健的《陳白塵創作歷程論》、李振潼、冉憶橋的《老舍劇 作研究》、尹騏的《宋之的評傳》、許國榮、張潔的《吳祖光悲歡曲》、陳美英、宋寶珍的 《洪深傳》等，這些研究成果，有些具有填補學術研究中的空白的意義，表明劇作家研究正 孕育著新的突破。
　　劇作家研究之所以成為“中國現代戲劇史學”研究的突破口，首先在于“文革”后撥亂反 正的思想解放運動，清除了極“左”社會思潮對于學術研究思想的禁錮，改革開放的時代風 氣，使得學術研究具有了沖破禁區的能力，這種能力集中表現在研究者對“四人幫”強加于 劇作家、劇作的誣陷之辭的不滿，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的渴望，以及還學術以公正、客觀、嚴 肅的努力。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劇作家命運的關注，對其歷史地位的重估，自然地成為新 時期以來話劇研究的思想動力。因此，涌現出來的一批劇作家研究成果，都帶有巨大的理性 批判的特色。
　　其次，新時期以來的對于存在個體的劇作家及其劇作的研究，體現了“人是歷史的主體” 的思想價值，從而站在新的時代高度，在歷史迷亂的星河中，通過測定每一顆行星的位置和 亮度，來描繪這條星河的完整形貌，概括其基本脈絡，并給它以準確定位。應當指出，淹沒 了 劇作家及其劇作的思想和藝術的獨特價值的戲劇史，其本身的存在也一定是形象模糊的。而 以往從某種政治觀念出發，或只重視藝術的總體流程而忽視創造性的個體的存在價值的戲劇 史研究模式，正為一種新的實事求是的、人文主義的、個體與總體相互關照的歷史研究方法 所代替。在這種思想方法指導下，過去一些劇作家原本模糊不清的歷史面貌得以澄清，對其 劇作的藝術價值認識上的不足得到彌補，對其真實的歷史地位，有了一個相對合理的、公正 的認定。
　　其三，對像曹禺、夏衍、郭沫若、田漢等一批在中國現代戲劇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的歷史 定位和存在價值的認定，成為“中國現代戲劇史學”研究所取得的現有成果的重要支柱，對 這些劇作家的研究的深化，無疑帶動著整體的話劇史研究的升華，也對作為一種藝術門類的 話劇藝術本身的文化價值和意義的確立，形成強有力的支持。任何歷史上典型的有代表性的 人物，都往往是歷史意識和成就的體現者、承担者，不能說話劇史就是劇作家研究的集合， 但劇作家研究確是話劇史學研究的基石，我們不能不說，以前的話劇史研究在這方面頗有欠 缺，因此在新時期的研究工作中，人們設法彌補了這一課。
　　劇作家研究上的突破，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重要成果，那就是，它反轉過來，又不斷地擴 大和豐富著研究者的視野，迫使他們漸漸地將研究視線，擴展到那些曾經被人們遺忘的歷史 人物和歷史的角落，這又從不同的層面，豐富著話劇史的總體面貌。
　　中國現代戲劇的歷史不過剛剛經歷了近百年，而對其進行系統研究的歷史則為其更短，因 此，認定個體歷史現象的真實性，在進行個別鏈接后的序列中，描述其整體的文化意韻，是 目前“中國現代戲劇史學”的主要任務。但在已有的歷史研究中，我們會發現，我們對歷史 資料的開掘和總體認識還遠遠沒有達到一個完備的目標，一些歷史現象特別是歷史人物不是 在價值認定中被自然的淘汰的，而是由于某種歷史的政治的原因而被人為的回避掉了。
　　當人們的思想一旦從禁錮中解放出來，那些在話劇史發展史上有過貢獻的人物就一個又一 個被發現出來。這是一長串名單，每個人物背后就是一段或長或短的熠熠生輝的歷史，或是 不朽的業績。
　　這些被遺忘的人物大體有幾種情形：
　　一種是他們或多或少地同國民黨政府有過瓜葛，做過一些文職或閑職官員，因此以往在人 們看來，其政治傾向是不甚清晰的，如張彭春，余上沅等，因此便在戲劇史上人為地抹去了 他們的名字，或至少不去張揚他們的業績。張彭春是曹禺的導師，南開話劇的創始人，杰出 的早期導演藝術家，他寫的《新村正》較《終身大事》還早，當時的北京大學教授胡適曾經 盛贊此劇對社會現實勇于抨擊的積極意義，但他在話劇史上的地位卻一直不被重視。在新時 期話劇研究中，人們因為發現了張彭春，從而發現了南開話劇運動，而對南開話劇運動的重 新評價，又使人們對中國早期話劇史的形貌有了全新而具體的認識。
　　余上沅是國民黨政權下的南京國立劇專校長、劇作家、戲劇理論家、“國劇運動”的倡導 者，國民黨統治時期，他與其政府上層人物張道藩等有些交往和聯系，但他本人畢竟是一位 文化人，沒有明顯錯誤的政治主張，并且對中國戲劇人才的培養做出過很大貢獻，因此，他 之被忽略可能會引起中國戲劇研究在某些方面的欠缺。新時期以來，余上沅和“國劇運動” 得到了新的評價，從而使人們看清了曾經一度被掩蓋、被歪曲了的歷史的真面目，而對其藝 術主張的再認識，則從當今文化發展的視角出發，給話劇發展提供了可貴的經驗和教訓。
　　長期以來，余上沅等倡導的“國劇運動”所標榜的“為藝術而藝術”，一直被視為是對“ 為人生而藝術”的理論主張的反動，而實際上歷史的真實情形卻并非如此。“國劇運動”的 倡導者們的理論主張，體現著中國草創期的戲劇理論的創造性價值，也顯現著最初的成績， 他們對中國戲曲的美學評價，對“問題劇”的批評，對中國戲劇發展道路的思考，不但是對 五四運動之后，寫實主義的極端化——“僅有問題而沒有戲劇”的創作現象的反撥，而且有 著其自身對藝術之學術價值的求索。
　　還有一種歷史人物也是以往戲劇史研究中經常被忽略的對象，他們與國民黨統治集團無關 聯，但多系留學歐美的學者，或是持有“民主個人主義”的主觀傾向，故也被以無產階級的 藝術家自居的人們劃為圈外之人，像宋春舫、王文顯、李健吾、楊絳等。宋春舫是五四時期 最早介紹外國戲劇的學者，他的《世界近代劇目百種》登在《新青年》上，影響頗大。稍后 ，他對在歐洲正發生的現代主義戲劇流派，如表現派、象征派、未來派以及小劇場戲劇運動 都曾作過相當具有識見的介紹和評價，他對中國傳統戲曲的美學特點的揭示，也比那些五四 時期的舊劇否定派要更具學理意義。王文顯、李健吾、楊絳等人的幽默喜劇創作，使得中國 現代戲劇的發展呈現出類別上的豐富性，但是長期以來，他們和他們的喜劇，卻被當成是非 主流的無足輕重的存在，因此被忽視甚至被埋沒。特別是李健吾，他的一些劇作和他的戲劇 批評獨具一格，可惜的是，對這位集戲劇翻譯家、研究家、劇作家、批評家于一身的戲劇家 ，至今的研究成果還無法再現其成就的全部。
　　此外，還有一種戲劇史中的人物，是由于研究的深入而終于把他們發掘出來的，像徐xu、 濮舜卿、陳楚淮、高長虹、向培良、白薇等，當人們把一部話劇史僅僅看成是“運動史”時 ，很可能因為他們常常處于“運動”的邊緣而受到忽視，而一旦將話劇史放在東西文化相互 碰撞與交融的現代社會的大背景中，他們的創作形態就有了個案研究的全新價值。在文學史 上徐xu以寫鬼小說出名，其實他更迷戀戲劇，他所創作的戲劇不僅數量繁多，而且他對 于現代藝術手法如未來主義戲劇的探索與嘗試，也顯示著民族的文化心態對西方的文化思想 在接受過程中的變異性特征。而向培良則是一個在戲劇理論上著譯甚豐的戲劇家。現有資料 表明，一些從前不同程度地被忽略的戲劇人物，現在則在不同層面上引發了人們重新討論、 評價的熱情，如對劇作家陳大悲、侯曜、汪仲賢、姚克、柯靈、師陀、袁牧之、谷劍塵、于 伶、石凌鶴、章泯、姚時曉、馮乃超、胡也頻、徐志摩、沈浮、張俊祥、左明等的研究，正 逐漸展開。這些劇作家被重新提起，重新發現，重新評估，其意義不僅在于增加了戲劇史的 局部章節，而是大大地豐富了話劇史的總體面貌，這使得中國戲劇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思潮、 流派的歷史情形更趨清晰，同時，也對人們總結中國話劇的發展特點和歷史規律，起到了不 可忽視的作用。
　　　　　　三　戲劇史著的興盛
　　當劇作家及其劇作的研究進行到一定程度，為“中國現代戲劇史學”的建構奠定了良好的 基礎之后，一種在一定的理論觀念或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對個別的藝術現象和藝術價值的累 積進行系統化、專業化整合的工作便旋即開始，這就促生了“中國現代戲劇史學”的研究成 果。
　　最能體現新時期話劇史學成就的是一批話劇史著的涌現。應當指出，任何史著的出現，都 建筑在前人和同代人研究的成果上。在這個意義上說，史著的涌現也標志著階段研究的水準 和成就。90年代以來，先有陳白塵、董健主編的《中國現代戲劇史稿》（1990年，中國戲劇 出版社）面世，后有葛一虹主編的《中國話劇通史》（1991年，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此后 又有田本相主編的《中國現代比較戲劇史》（1993年，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現，這幾部史著， 大體可代表新時期話劇史研究的水準。
　　這三部話劇史，準備、醞釀的時期都比較長，也注意充分地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我們 不能把它們同中國現代文學史著相比較，而只能從戲劇史學自身的發展來評估它們的成績。
　　《中國現代戲劇史稿》作為新時期第一部比較系統完備的戲劇史著，起點是比較高的。它 是在大量收集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廣泛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并進行多次討論，集思廣益 、數易其稿之后才完成的。它的主要成就，其一、在于具有明確的指導思想，把中國話劇的 誕生作為中國戲劇的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歷史性轉變來看。這種現代性轉變表現在戲劇價 值觀念、戲劇思想內容、舞臺人物形象體系、藝術表現形態的變化上。這種轉變既有其內部 變革的依據，又有外部影響的推動；其二，在展開這個轉變的歷史敘述中，對分期的處理， 是根據話劇自身的發展來劃分的，如萌芽期、發展期、成熟期、繁榮期，力圖打破革命史分 期的模式；其三、在描述戲劇發展的歷程中，把戲劇文學的發展作為重點，它是第一次從大 量劇作和眾多劇作家中，經過審慎而嚴格的篩選，構筑了劇作家的系列，并按照其地位和貢 獻，給四十位劇作家以專章、專節或節上有名的安排和評述。這個格局雖然是沿襲現代文學 史的體例，但不可忽視這樣一個劇作家系列，賦予了話劇文學發展以更真實更全面更系統的 面貌，而且在這樣的陳述中，揭示著中國現代戲劇文學發展的規律。此書對田漢、曹禺、夏 衍三人給予專章，其論述是相當具體而豐滿的，對于一般的劇作家也有較準確的介紹和適當 的評價；其四，此書注重史實的準確，雖不能說毫無紕漏，但基本上是信史。此書作為高等 院校的教材，也許是更為適宜的，正因此，它獲得國家教委教材編著的一等獎。
　　葛一虹主編的《中國話劇通史》，敘述的上限自話劇發生，下限到1966年，內容涉及戲劇 思潮、戲劇運動，社團活動，戲劇演出，戲劇教育，劇本創作等，顯然側重于戲劇演出史和 活動史的描述，其格局基本上是張庚的《中國話劇運動史》、油印本《中國話劇史》(1958) 、內部教材本《中國話劇史》的一個延伸和發展。其中，《中國話劇史》是由中央戲劇學院 編寫的，作者有王永德、田野、胡寧容等人。它是在打倒“四人幫”之后編著的，雖然仍是 一部未完成稿，但是，無論在史料的收集上，還是在重新認識中國話劇的運動上，都有著新 的發現新的進展。應當說，它也給后來的話劇史提供了借鑒。
　　從《中國話劇通史·緒言》中，我們可以看出此書編寫的題旨和特點：“我們認為話劇這 一新的藝術形式在舊中國產生，成長和蓬勃發展，它的強大生命力就在于它一貫即于現實， 即于人民，為人民群眾服務，它與革命運動緊密相連，它是洋溢著強烈的反帝反封建時代精 神的。……它的主流貫串著一條紅線，有著革命的戰斗傳統。”在編寫的體例上，則“著重 在史實的紀錄，是一部記實性的史書，我們是寧愿讓史實來說話的。在體例上，我們采用了 融合編年史和記事本末體，按照年代順序來編寫”。這里，我們想引用一下有關的評價：“ 大型史著《中國話劇通史》（葛一虹主編）以史料豐瞻獲致稱譽，但是該書在體例詳略方面依 編寫者個人熟悉，掌握資料而定，尤其是取舍評價標準較嚴重地受到‘左’的文藝思想影響 ，例如對國統區進步作家、政治傾向不鮮明的作家略而少談、不談，將曹禺置于創作主流之 外；以過于偏狹、單一的政治標準取代藝術標準，影響了全書的學術價值。”（朱棟霖　張 英：《現代戲劇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5年第1期，作家出版 社）
　　田本相主編的《中國現代比較戲劇史》，醞釀于80年代初，成書于90年代，此書從另一角 度 對中國話劇的歷史發展作了描述，田本相認為一部中國話劇史，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部接 受外來戲劇思潮、流派和創作影響的歷史，因此，該書觸及到了其它話劇史著所未曾觸及的 一些方面（將在下一節再討論）。
　　在這期間涌現的史著還有黃會林的《中國現代話劇史略》，這是一部較早出版的話劇文學 史教材，觀點穩妥，詳略得當，史實準確。近年出版的王衛國、宋寶珍和張耀杰合著的《中 國話劇史》，雖然文字簡約，但卻吸收、概括了新時期戲劇史學的研究成果，因此成為一部 歷史線索明晰、內涵比較豐富的史著。由田本相主編，宋寶珍為主要執筆的《中國話劇》， 則對中國百年的話劇發展史作了回顧性總結。
　　這里還應提到，有幾部屬于階段史性質的著作，如左萊、梁化群的《紅色蘇區戲劇史話》 ，對30年代蘇區的戲劇發展狀況，如劇運、劇團、戲劇教育、演劇和創作作了比較詳細的論 述，其中有些資料，如對一些散失的油印本劇本的狀況，提供了難得的資料。廖全京的《大 后方戲劇論稿》，對抗戰時期大后方的劇作進行了論述，其特點在于把戲劇史作為人的精神 存在的歷程，以此來論析大后方劇作家的個性和整體戲劇特征。對郭沫若、夏衍、吳祖光、 老舍、陳白塵、曹禺、宋之的、茅盾等人的戲劇，由內在精神而透視其個性及其風格特征， 而在整體上試圖揭示由戲劇所表現出來的民族文化心理。
　　此外，話劇史研究的范圍則呈現擴大趨勢，特別是過去被忽略的香港、臺灣和澳門地區的 話劇歷史的研究，近年來有了較大的收獲。話劇研究所在這方面作出了努力，已經出版的著 作有：田本相、方梓勛合編的《香港話劇選》、田本相主編的《臺灣現代劇概況》、田本相 、鄭煒明主編的《澳門戲劇史稿》。由田本相主編的《香港話劇史稿》也進入殺青階段，不 久即可問世。同時，也有一些有關臺港澳戲劇的論文不斷涌現。不過，此方面的研究仍處于 一個開創階段。
　　在這里，我們也要看到港臺澳戲劇史學的研究成績。以我們掌握的資料來看，似乎臺灣本 土的戲劇史學研究成果更多一些。如《臺灣電影戲劇史》（呂訴上著）、《日治時期臺灣戲劇 之研究(1895-1945)》（邱坤良著）、《中國話劇史》（吳若、賈亦棣合著）《臺灣戰后初期的 戲劇》（焦桐著）、《臺灣話劇的黃金時代》（黃仁著）、《臺灣小劇場運動史——尋找另類美 學 與政治》（鐘明德著）、《當代社區劇場》（林偉渝著）等。這里，要提到馬森，他不但是一位 劇作家，而且是一位學者、教授，他以對祖國大陸的戲劇和臺灣戲劇的歷史均有深刻而獨到 的研究而著稱。他的《西潮下的——中國現代戲劇》和《東方戲劇·西方戲劇》等都是頗有 影響的史著。香港研究香港話劇史的學者有方梓勛，由他和話劇所合作，并由他編輯的《 香港話劇訪談錄》，是一部香港話劇歷史資料的采訪實錄。陳麗音也是一位對香港話劇歷史 頗有研究的學者。澳門研究澳門戲劇的學者有鄭煒明、穆欣欣，他們不但參加了《澳門戲劇 史稿》的編寫，而且編選了《澳門劇作選》。
　　對于中國戲劇類型史的研究也在取得可喜的成就。胡星亮的《中國現代喜劇論》，是第一 部關于中國現代喜劇史研究的專著，它對中國現代喜劇的發展作了簡要的歷史描述之后，主 要按照不同的喜劇風格流派對中國現代的喜劇作家和劇作展開論述。他把中國現代喜劇創作 劃分為三大流派，現代趣劇流派、現代幽默喜劇流派和現代諷刺喜劇流派。還有張健，他寫 了三本關于中國現代喜劇的專著：《三十年代喜劇文學論稿》、《中國現代喜劇觀念研究》 、《幽默行旅與諷刺之門——中國現代喜劇研究》。他在研究范圍上更擴展了，不但是戲劇 ，也還有文學；它不只研究創作，也研究喜劇理論觀念，在論述上也更為深化了。《中國喜 劇史》也包括中國現當代喜劇的研究。
　　還有李萬鈞主編的《中國古今戲劇史》，三大卷。中卷（莊浩然、倪宗武撰稿）是中國現當 代戲劇史的部分，其特點是以劇作家論為主體，展開史的敘述。而第三卷（李萬鈞、高鴻撰 稿）是中國現當代比較戲劇史，它主要以中國劇作家所受外來影響的論述為主體。這兩卷都 寫得比較扎實，具有學院派考究、縝密的風格。
　　還要提到的是一批富有特色的戲劇史研究著作，它們的出現拓展了話劇史學的新領域。應 當說孫慶升的《中國現代戲劇思潮史》，首開風氣，它以現代戲劇思潮為對象，考察了戲劇 思潮發展的歷史脈絡，特點和問題。繼之，胡星亮的《二十世紀中國戲劇思潮》則把話劇、 戲曲和歌劇一起納入審視研究的范圍，擴展了對中國戲劇思潮的觀察面，它不但重視戲劇思 潮的類型和歷史演變，而且將其研究重點置于對中國戲劇的現代化和民族化的理論思考上， 因此帶有史論的特色。焦尚志的《中國現代戲劇美學思想發展史》，從體例上看似乎比較傳 統，但此書在資料搜尋上頗見功力，提供了一些為人忽略的史料，不僅揭示了中國現代戲劇 審美意識發展演變的理論形態，展現了以現實主義為中國現代戲劇美學思想主體的多元格局 和總體特征，而且梳理出形式主義美學的代表人物和歷史發展脈絡。宋寶珍的《二十世紀中 國話劇回眸》，對一些重要的戲劇歷史現象和歷史人物，做出了較有特色和創意的再評價。
　　在當代戲劇史的研究方面，也涌現出一些史著，如張炯主編的《新中國話劇文學概觀》， 主要以題材的分類對建國后的話劇文學成就作出評估，它的特點在于側重劇本文學性的分析 。高文升主編的《戲劇文學史》，是以專題的形式對當代戲劇文學現象進行概覽性審視，涉 及發展軌跡、劇作家結構、題材演變、現象系列、形式革新、戲劇論爭等。倪宗武的《中國 當代話劇論稿》，也側重于對當代戲劇成就的分析、總結。田本相主編的《新時期戲劇論述 》，主要對1976-1989年的中國話劇的發展作出了歷史描述和論評。在體例上，它打破歷來 的運動史和文學史的模式，全方位地考察新時期話劇的方方面面，所涉獵的研究范圍包括： 戲劇主潮，外來思潮，戲劇論爭，劇本創作，舞臺美術、導演表演、小劇場運動、戲劇小品 的崛起，觀眾透視等。
　　關于戲劇史學研究的研究和資料的收集整理也取得了很大的發展。由陳荒煤主編的一套《 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分甲乙兩種），其中就有關于戲劇期刊目錄的索引，存有劇作家 的研究資料，如曹禺、田漢、夏衍、吳祖光、丁西林等幾十種。另外，還有一套當代文學的 資料匯編，也包括了一些劇作家的研究資料。這里，還應提到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 學術研究指南書》，出版了田本相、焦尚志合著的《中國話劇史研究概述》，潘克明的《曹 禺研究五十年》、田本相、焦尚志等的《田漢研究指南》，黃侯興的《郭沫若研究概述》等 。左萊主編的《中國話劇史大事記》也由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所編訂，并作為內部資料，自 行印制，以供交流。
　　在中國現代戲劇研究中，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話劇這種藝術樣式源自西方，在其植根 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后，除了閉關鎖國的時期，它一直與西方現代戲劇有著緊密的聯系，西 方的戲劇觀念、文藝思潮，甚至于理論批評，都對中國的話劇史發展以致戲劇史研究產生著 重要的影響。鑒于此，談到“中國現代戲劇史學”建設，若完全不顧中國戲劇研究者對西方 戲劇史的譯介和評述，那將是有失公允的事。
　　作為外國戲劇史研究的門外漢，我們難以對此方面的成就做出全面評估。下面所列出的一 些著述，只是進入我們研究視界被認為是比較重要的一部分：廖可兌的《西歐戲劇史》，余 秋雨的《西歐戲劇理論史稿》、王愛民、崔亞南的《日本戲劇概要》、吳光耀的《西方演劇 史論稿》、程孟輝的《西方悲劇學說史》、汪義群的《當代美國戲劇》、陳世雄的《現代歐 美戲劇史》、陳世雄、周寧的《20世紀西方戲劇思潮》、周維培的《現代美國戲劇史(1900- 1950)》、李醒的《二十世紀的英國戲劇》、楊敏主編的《東歐戲劇史》、林洪亮的《波蘭 戲劇簡史》、劉彥君的《東西方戲劇進程》等。
　　總的說來，“中國現代戲劇史學”研究的突破是有目共睹的，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成績， 反映在如下的局部研究領域：
　　關于文明戲研究（早期話劇）。“文革”前，此項研究不乏資料，但回憶性的資料較多，“ 文革”后著重討論的問題是文明戲的生成和起源問題。過去多以1907年春柳社演出《黑奴吁 天錄》作為起點標識，而現在則把文明戲的起源推溯到了19世紀末期，文明戲研究有了新進 展，一是對產生話劇的內部條件作了比較充分的揭示，二是對外來影響主要是來自日本的新 派劇的影響作了更清晰的描述。能夠體現這種研究進展的是袁國興的專著《中國話劇的孕育 與生成》，此書從大量的史料中，比較系統地全面地揭示了文明戲發展狀況，興衰原因，孕 育過程及其所受外來影響的諸多方面，并對早期話劇藝術形態的復雜性，轉換形式諸因素作 了深入研究。三是，文明戲的資料，諸如劇目、研究資料都有新的整理和發現，出版了王衛 民的《中國早期話劇選》、顧文勛的《文明戲劇目》等資料集。
　　關于中國的思潮流派問題。過去只肯定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而在新的研究成果中，則 顯示了歷史的某階段中所呈現的戲劇面貌的豐富性以及思潮流派的復雜性，從而以大量史料 為證，肯定了中國歷史上也曾出現過自己的現代派戲劇。同時對三大流派的錯綜交織，共 涌 并進，現實主義成為主流及其演變的軌跡等，做了較深入的探討，對現實主義的傳統作了進 一步的辨析。田本相的論文《論中國現代話劇的現實主義及其流變》，可作為近年思考的一 個成果。這篇文章旨在回應那些片面強調中國戲劇的戰斗傳統的說辭，試圖從歷史演變的概 括中，揭示現代話劇詩化現實主義，乃是其真正的寶貴傳統（既是戰斗的又是藝術的）。
　　如何借鑒外來戲劇的問題。丁羅男的《學習借鑒外國戲劇的歷史經驗》是最早的一部專著 。此論著雖有一些弱點，但其提出的問題有進行理論發掘的價值，它所論及的借鑒外來戲劇 的生吞活剝和拒斥所帶來的歷史教訓，以及話劇民族化的思考，是具有現實意義的。話劇民 族化的問題，始終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戲劇史學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此方面論述也比較多 ，如關于五四戲劇觀念的論爭，即對新文化運動中一些人全盤否定舊劇的主張的再認識，對 “國劇運動”的再認識，對田漢與中國戲曲等問題的研討，都試圖提示人們，話劇民族化是 一個不可忽視的理論和現實課題。一些研究者為宋春舫、余上沅翻案，意在揭示中國話劇發 展史當中，戲劇之民族化這條歷史線索。中國人接受外來戲劇的過程，幾經輸入抵制，吸收 排拒、誤讀消融，模仿創造反復過程，這一歷史進程表現為外來戲劇不斷民族化、現代化的 過程，而民族化又是其中的關鍵，這不單是一個民族對西方藝術形式是否認同、在多大程度 上認同、經過怎樣的吸納、消化才得以認同的問題，而且是一個透過民族的精神需要和民族 的審美意識的自覺選擇的問題。
　　　　　　四　話劇史學研究的新拓展
　　新時期的戲劇史學研究不但在研究視角、研究領域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了新拓展 。
　　首先，是比較戲劇研究的發展。比較文學研究的重振，自然有助于推動中國比較戲劇的研 究。但對比較戲劇來說，不僅是一個研究方法問題，而更重要的是研究對象需要有更寬泛界 定范圍的問題。中國的話劇作為舶來品，同外國戲劇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中國話劇的發展歷 程中，幾乎每一階段，都可以看到外國戲劇思潮和劇作的影響，以及對中國劇作家的影響， 因此比較戲劇研究是中國話劇史學研究的應有之義，是研究對象的相對獨立、單向影響使然 。而在這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是相當突出的。
　　70年代末80年代初，關于西方現代派的討論，以及外國現代派戲劇的再次輸入和演出，喚 起了人們對現代主義的興趣，甚至有人把它看成是最新的思潮；田本相的《試論西方現代派 戲劇對中國話劇發展之影響》一文，較早提出了中國現代主義戲劇的歷史起源與現代發展的 問題，在考察西方現代派戲劇對中國話劇發生影響的歷史過程中，對以中國話劇為主體的接 受史、影響史作出總體的描述，并總結其中的一些經驗教訓，從而對現代派戲劇思潮再度在 中國興起的現實給以回應。
　　其次，在曹禺研究中，對曹禺所受外來影響的研究也有一些論文。研究曹禺必然要碰到比 較研究的課題，不懂易卜生，也就不懂得曹禺，當然還有其它。朱棟霖的《論曹禺的戲劇創 作 》一書，就自覺地把比較戲劇研究引入了曹禺劇作研究，因此揭示了曹禺創作中借鑒外來影 響并消化、吸收，從而形成自己的藝術特色。劉玨的《曹禺與奧尼爾》一文則較深入地探討 了曹禺從奧尼爾戲劇中得到的心靈感應和審美啟示，深化了影響的內在聯系。
　　夏衍研究也是如此，如王文英的《夏衍的戲劇創作論》，陳瘦竹先生就指出她對夏衍所受 契訶夫之戲劇影響所做的藝術分析是相當深入的，而且是一個新的學術發現。陳堅的論文《 論蘇俄文學對夏衍世界觀的影響》、專著《夏衍的藝術世界》，則以較多的篇幅探討夏衍所 受斯蒂文森、狄更斯、左拉、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高爾基及蘇聯文學的啟示，特別是在同 契訶夫戲劇的比較中，揭示出夏衍戲劇的藝術特色。
　　郭沫若史劇所受外來影響研究，同樣得到重視，如所受席勒、歌德戲劇影響，陳瘦竹先生 曾有專題論文：《郭沫若的歷史悲劇所受歌德與席勒的影響》，田本相、楊景輝合著的《郭 沫若史劇論》一書，則對郭沫若的史劇受愛爾蘭戲劇、德國表現派戲劇的影響等有比較詳細 的論述。
　　如果說田漢研究較之以往有所深化，也主要表現在比較研究方面，如董健的《田漢與現代 派問題》，劉玨的《新劇之誕》、馬焯榮的《田漢劇作里莎翁之魂》、朱壽桐的《田漢早期 劇作中的唯美主義問題》、劉平的《田漢與日本戲劇》等，這些論文，在劇作研究中都涉及 到田漢同莎士比亞、易卜生、梅特林克、惠特曼、魏爾倫、愛倫坡、波特萊爾等的內在關系 。
　　比較研究拓展了話劇研究的視野，從個別劇作家的影響研究，進入了對重要歷史現象的追 索，對重要的外國劇作家，外國戲劇流派之傳播，影響的探討。如有關“易卜生與中國話劇 ”，“易卜生在中國”這樣的課題研究，揭示了易卜生之影響，對形成中國現實主義話劇主 潮所起的重要作用。英國劇作家王爾德之所以受到中國研究者的注意，也在于他的唯美主義 的戲劇主張和他的一些劇作，對五四之后的中國話劇創作深具影響。其實，就比較戲劇研究 中所涉及到的諸如“果戈理在中國”，“莎士比亞在中國”，“契訶夫在中國”等課題，都 有人進行過專門的探討。通過比較研究人們發現，從英國風俗喜劇、法國古典主義喜劇、直 至19世紀諷刺喜劇、幽默喜劇作家，如王爾德、波奈羅、巴蕾、哥爾多尼、謝立丹、毛姆等 ，對中國現代戲劇作家如丁西林、王文顯、李健吾、徐xu、楊絳的喜劇創作都有過不同程度 的影響，由此揭示了中國幽默喜劇作為一個流派的存在事實。其它如“國劇運動”與愛爾蘭 戲劇，還有外國浪漫派戲劇對早期文明戲的影響，同五四浪漫派形成的關聯，新浪漫戲劇 對五四現代派戲劇的影響，都有研究者寫過為數不少的論文。
　　從個別比較，進入綜合的比較，歷史的比較，這是一個深化的進程。這里要提到兩部論著 ：劉海平、朱棟霖的論著《中美文化在戲劇中交流——奧尼爾與中國》，在寬闊的東西文化 的比較視野中，透過哲學與戲劇，在奧尼爾與中國的雙向影響滲透中，追索文化交融的歷史 內涵。雖然是一個劇作家的影響研究，但卻有著更延展的開掘。其書在三層構架中，探索奧 尼 爾戲劇創作與老莊哲學的關系，奧尼爾劇作對中國的影響，以及中國文化界隨著自身文化價 值審美觀念的嬗變，對奧尼爾戲劇的接受過程。焦尚志的《金錢與衣裳》從曹禺戲劇與古希 臘戲劇、易卜生、奧尼爾、契訶夫、莎士比亞戲劇的聯系與對比中，系統地綜合地考察曹禺 所受外國戲劇的影響。葛聰敏的《五四戲劇與外國文學》一書，則是就一個階段的中國戲劇 與外國文學的聯系展開論述。
　　《中國現代比較戲劇史》于80年代初提出設想，伴隨著比較戲劇研究的深入而于80年代成 書 ，于93年出版。它汲取了當代比較研究思想方法和最新成果。如果說有一點探索，那么就是 ，如何把這些局部的、個案的比較研究，歸納、整合出一部能夠揭示出文化嬗變的進程中， 民族意識向現代化邁進的歷史軌跡和發展趨勢的學術專著。而在方法論上則主要探索把接受 研究與影響研究結合起來，更強調接受主體的作用。這不但是在方法論上的一個探索，更主 要的是一個研究視野的拓展，“以我為主”來研究話劇的外來影響，使研究的意義指向有了 新的內涵。此書面世后，受到學術界特別是現代文學研究界的重視，朱棟霖等對此書給予高 度評價，認為它是“八十年代比較戲劇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展示了中國現代戲劇研究的一個 新的方向。”并且認為該書“對接受主體予以充分重視，并就接受主體在接受過程中對外來 戲劇文化的誤讀”展開了有學術意義的論述。而樂黛云等則認為“這一時間跨越半個世紀， 洋洋五十萬言的巨著解決了這樣幾個問題：1、從中國話劇同外國戲劇運動、理論思潮和創 作的關系出發，闡明了中國話劇誕生形成發展和演變的歷史。2、闡明了外國戲劇理論思潮 和創作對中國話劇理論和創作的影響，并對之做出了歷史的、具體的、科學的分析和估計， 同時還研究了這些影響的呈現形態和轉換方式，進而探討了這些影響得以實現的原因和條件 。3、給中國話劇在世界戲劇上定了位。”（樂黛云　吉令旭：《比較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研 究綜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5年第1期。）
　　“中國現代戲劇史學”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不僅廣泛運用了比較研究的方法，一些研究 者還曾以符號學、闡釋學、接受美學、結構主義、原型學、形式主義批評，女性主義批評等 ，介入中國戲劇史學研究，使研究的思維更加活躍，研究的思路更為開闊。關于中國話劇的 原型研究，如章俊弟的《中國話劇與中國戲曲的精神聯系——中國戲劇中人神戀神話原型研 究》，還有將原型研究用于曹禺劇作的，或對其進行精神分析學的研究，如鄒紅《“家的夢 魘”》、《蠻性的遺留與悲劇的生成》等；文化學的，如宋劍華等對《雷雨》與基督教文化 關系的研究；接受研究，如孔慶東《[雷雨]接受史》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話劇研究 的新局面。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有關演劇史學的研究也正走向立體化、綜合化，從文學劇本到舞臺 美術、表演藝術，從劇作家研究到導、表演藝術家和導、表演藝術團體的研究，也就是說， 對戲劇的研究正依據其綜合特性全方位的展開。譬如對張彭春、黃佐臨、焦菊隱、于是之等 的研究，近年來均有一些著作問世，如蘇民等人的《論焦菊隱導演學派》、鄒紅的《焦菊隱 戲 劇理論研究》，于是之等的《論北京人藝演劇學派》、林克歡編的《林兆華導演藝術》、話 劇研究所編輯的《軍旅戲劇之花——總政話劇團》、《紅火的山莊戲劇——承德話劇團》， 《走出低谷——沈陽話劇團藝術探索之路》，以及林蔭宇編的《徐曉鐘導演藝術》等。還有 關于一批關于文學劇本的舞臺處理的專著問世，如，《＜雷雨＞的舞臺藝術》、《＜茶館＞的 舞臺藝術》、《紅白喜事的舞臺藝術》、《嘩變》、《＜紅鼻子＞的舞臺藝術》等等。
　　　　　　五　余　論
　　在對林林總總的“中國現代戲劇史學”研究進行了粗略回顧之后，再回頭對新時期的話劇 史學研究作一個總體評估是十分必要的。當我們看到成績時，也必須估量這些成績取得的原 因，不可忽視它的缺陷和問題，對此作出分析，才能為今后的發展提供一個參考的路向。
　　中國話劇史學的研究是“重寫文學史”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中國現代文學藝術史的研究中，新時期一個總的指導思想潮流，以及它的內在的發展歷 程，可以用“重寫文學史”這個曾經被批評的口號來概括。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精神鼓舞 下，在思想解放的歷史潮流中，中國現當代文學藝術史的研究，幾乎將一切作家和作品，一 切既成的藝術史，都當成了重新審視的對象，重新估定它們的地位和價值，重新探討一切有 爭議的歷史分歧，雖然不能把所有的作家作品全都翻箱倒柜查一個遍，但可以說是所剩無幾 了。而這一切不但體現著老、中、青三代知識分子的勞績，而且是他們在一個偉大的社會轉 型期的精神歷程的展現，是一個前仆后繼、錯綜交織，互動互補，甚至相互沖突的個人和學 科內部的波譎云詭，思想活躍升騰的過程。
　　在“文革”前，我們的思維模式，是在既定的權威語境中，進行小心翼翼的闡釋和轉述。 并且還在被驅動著去批判那些稍有些許不同的學術意見，甚至操起權威批判的武器，在很大 程度上失去了獨立的思考，也不敢或不愿提出大膽的獨創見解。但是在新時期，則是懷疑論 的時起時伏的躁動，是在不斷地懷疑，不斷地拷問歷史，更不斷地拷問自己。這是一個多年 未曾有過的現象。停止懷疑是不可能有科學的；而懷疑卻是科學進步的動力。這樣才形成一 種新的傳統，“重寫文學史”就是滲透著這種懷疑論的精神，在所有科研成果背后都凝聚著 這種精神。當然懷疑是引導到對史料的重新發現，對史實的全新認證，因此才有全新的整合 、排列，“重寫文學史”的過程才有寶貴的科學精神。而“中國現代戲劇史學”研究就是這 “ 重寫文學史”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我們曾經參加多次有關中國話劇史學的研討會，這種精神歷程是相當艱難的。研究成果背 后是許多艱難困苦，一些結論并非輕易取得。至今，在一些問題上，我們仍不能說已經徹底 沖破了思想的牢籠。我們如何深入清理中國話劇中曾經出現的反藝術、非藝術的思想線索？ 我們如何去揭示和評價中國話劇藝術的真正傳統？必須對這樣一種歷史走向給予科學清理？這 仍然是擺在史學家面前的嚴峻問題。這些問題得不到清理，歷史仍會是一片迷霧，而歷史迷 霧又時常會縈繞于現實之中。我們痛感到，由于對歷史教訓認識上的模糊，致使在現實中某 些人總在不斷重復歷史的錯誤。如果我們不認真地正確地清理歷史，也就不能真正地認識“ 現在”，歷史上的惰性遺留就有可能成為我們前進路程上的障礙。
　　我們看到“文革”之后最初的一批研究者，主要是基于一種對極左思潮的憤怒，把這種憤 怒情緒轉化為批判動力，把批判理性同激情融于其研究之中，這是話劇史學研究作出的一種 敏感而大膽的學術反應。它帶著一定的歷史慣性，似乎又必須首先是一種“思想戰”，甚至 是“政治戰”，這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對歷史的清理變成為現實批判的組成部分。
　　隨著開放改革，外界思潮的涌入，幾乎是各種主義、方法席卷而來。猶如五四時期一樣， 十幾年來文藝界已經把各種現代的主義模仿跟隨了一遍；現在，又是后現代主義的搬演。我 們到了應當深刻反思的時候，什么時候，我們才能認真地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以我們厚積 的民族傳統和宏觀的開放視野，去建構自己的理論和方法，而不是亦步亦趨。我們認為，從 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現代戲劇史學研究，還僅僅是一個開始，有人認為這個學科再沒有什么 可研究的了，對此說法我們是不贊成的。以前所做的研究，只不過是清理，掃除歷史積垢， 因此，更沉實的學術攻堅還在后面。譬如我們還可舉出一些沒有涉及的課題如：在國家規劃 的十大集成中，還沒有把中國話劇列入其中，《中國話劇集成》、《中國話劇劇目提要》還 一直是紙上談兵，我們還沒有一部把戲劇作為綜合藝術的中國現代戲劇史，也沒有《中國現 代戲劇舞臺藝術史》、《中國現代戲劇表演藝術史》等；至于中國現代戲劇理論批評史 研究更是一個空白點。應當說，戲劇研究不是沒事可做了，而是沒有人來做。因此，中國戲 劇史學研究，還必須發揚“重寫”的精神。但是，這種“重寫”精神，主要是指建立在完備 歷史資料上的創新性、以科學的態度和現代思想為前提的學理性，以謹言慎思、公正合理為 基點的學術性。如果要把今后的戲劇史學研究推進一步，那就必須在創新性、學理性和學術 性上提高自覺，以扎實的資料、嚴密的學理和嚴肅的學風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在新的世紀到來之際，我們對“中國現代戲劇史學”研究既不悲觀，也不樂觀。從總體來 說，由于九十年代中國文化語境的變化，使得知識分子面臨身份認同的危機；而學術研究態 勢的整體下滑，更加之話劇自身的困境，都給戲劇史學研究帶來困惑，因此，一些研究者流 失是必然的，而一些研究者也會繼續他們的寂寞、貧困但卻不無意義的學術研究，大概，這 就是中國戲劇史學的未來和希望！
　　收稿日期：2001-02-06
邵陽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7～36J5舞臺藝術田本相/宋寶珍20022002對“中國現代戲劇史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并對新時期中國話 劇史學研究作了總體評估：目前，戲劇研究的隊伍正逐漸擴大，對富有代表性的戲劇成就和 戲劇總體面貌的研究正不斷深入，曾經被認為禁區或為人冷落的學術領域正被不斷開拓，中 國現代戲劇史學已經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并且成為了中國現代藝術史、文學史乃至中國 現 代文化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戲劇史學研究/回顧和展望/突破和深化/新拓展田本相(1932-　)男，天津人，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研究所所長，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戲劇研究。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研究所，北京 100000宋寶珍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研究所，北京 100000 作者：邵陽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7～36J5舞臺藝術田本相/宋寶珍20022002對“中國現代戲劇史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并對新時期中國話 劇史學研究作了總體評估：目前，戲劇研究的隊伍正逐漸擴大，對富有代表性的戲劇成就和 戲劇總體面貌的研究正不斷深入，曾經被認為禁區或為人冷落的學術領域正被不斷開拓，中 國現代戲劇史學已經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并且成為了中國現代藝術史、文學史乃至中國 現 代文化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戲劇史學研究/回顧和展望/突破和深化/新拓展

網載 2013-09-10 20: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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