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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程光煒)語：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轉向”，在眼下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我們所說的轉向，不是指歷史的斷裂，而是對歷史的重新敘事，是對研究視角、學科話語和描述方式的重新建構。希望更多的研究者，參與到這一討論中來。
　　如果市場時代可以稱之為“后革命時代”的話，那么，它與“革命時代”則有本質的區別。首先，雖然它仍以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為自己的價值目標，但是它不再把暴力革命及其思想確認為完成這一使命的基本動力，也就是說，主張把“以階級斗爭為中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重心上來。在此情況下，影響社會公眾生活的不再是“傳達文件不過夜”的宏大的國家敘事，而是市場價格、股票行情、社會保險及其人生百態，和以大眾文化和傳媒為主導的日常敘事。其次，一元化價值壓力的消失，為多元化價值觀念的出現準備了思想的溫床，具體地說，“后革命時代”事實上是一個社會階層分化加劇、社會功能多層化與發展的現實“場域”。大城市周圍星羅棋布的小區，農村人口的流動和轉移，信息與世界的聯網，都意味著對大一統敘事的分割、游離和解構，它們各自形成相對獨立的生活和價值“單元”，使“革命時代”與“后革命時代”對未來民族國家的“預設”有了某種天壤之別。因此可以說，“革命時代”強調一元化敘事，而“后革命時代”卻主張多元化敘事，它主張給所有的歷史與文學敘事以絕對平等的地位。最后，由于文化越來越聽從市場邏輯的支配，而不聽從先驗理論邏輯的支配，主流文化在失去對文化市場的掌握權的同時，也在失去對歷史敘事的特殊解釋權。在此背景下，與主流文化關系密切的老一輩知識精英正在隨“革命時代”而遠去，另一批疏于“革命時代”而親近市場時代的中青年知識精英開始登上了歷史舞臺，他們正以自己的文化想象“重繪”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地圖”。
　　那么，“后革命時代”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視角和方法，勢必就會作出以下的調整：第一、在歷史認識論上，它不認為自己的發生與發展是“革命時代”的直接產物，而是認為，“現代性”才是構造中國現當代文學歷史觀和文學觀的主軸，“革命”只是現代性諸多表現之一種。因此，它對文學史敘述不應有某種不容置疑的“裁決權”。近十年來，一些卓越的現代文學史、當代文學史著作，已經超越了上述閾限，并對這一問題做了有意義的探討。二、主張文學史建構應該回到中國現當代文學原生態的文學史圖景之中，走出秩序化的、等級化了的文學史狀態，警惕文學史家非客觀的遮蔽和刪節，尤其應該警惕主流文化對非主流文學的壓抑、對多元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的歧視性處理。我們以為，文學史家應該重新“回到現場”，回到1950年之前那個“被敘事”現代文學史的現場，以寬容的文化襟懷、精細的研究眼光，對中國現代文學資料重新爬梳、清理和發現。而且，應該擴大歷史敘述的視域，不光關注文學史、作家作品的發生史，也應該關注現當代文學的辦刊史、出版史、社團史、作家心態史、大眾文化傳播史等等，也就是說，力爭把影響到現當代文學發展和走向的“綜合因素”與“合力”置于歷史的敘述當中。第三、我們不反對繼續用二元對立的研究模式考察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但不贊成將之建構放大成一種主體性的、處于顯學地位的研究模式。這是因為，它作為“革命時代”的“思想遺留”，已經不足以反映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真實狀態，描述其多元共生的審美形態，即使有些關鍵詞是出于一種大膽的假設，其實它給學術研究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是有目共睹的。實際上，中國現當代文學不單是一部主觀意念中的“對立史”，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圍里，它更是現代民族國家、現代性、民間社會、都市文化、知識精英、政治集團，或者說內憂外患等幾條線索之間的“糾結史”、“矛盾史”；不是緣于一種對立的沖動，而主要是各種因素的互動與沖突而構成文學史復雜多變的圖景的。所以，現代性問題，才是構造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板塊、組織文學敘事、影響作家作品文化心態和審美意識的“焦點”所在。我以為，以“現代性為中心”的文學史研究，而不是以“對立史為中心”的文學史研究，應該是現在需要關注的主要問題。四、在上述情況下，“文化研究”取代(至少是暫時取代)“純文學研究”自然成為當前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主要趨勢。在我看來，所謂文化研究主要考慮的不是策略性的問題，而是有意識地把中國現當代文學與百年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以及挫折聯系起來，把作家作品的生產和傳播置于現代教育、社會體制、現代文化、現代出版、政黨制度以及大眾文化傳播的多重視野之中。也許只有這樣，過去政治史所遮蔽的諸多文學現象和問題，才可能獲得重新被“發掘”、被“發現”的歷史契機。而一些長期爭論不休、但實際上缺乏學術價值的問題，也能由此得以澄清，被合理地懸置起來。當然，文化研究對現當代文學的滲透，并不意味著簡單代替文學史研究，把文學問題“泛文化化”也是應該警惕的。
　　我們注意到，除少數一些文革前畢業的出色的研究者仍然在這一領域中耕耘外，目前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研究者陣容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所謂有“77級、78級”背景的人，開始成為這一學科的主力軍，通過他們的研究工作，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正在完成其歷史性的“轉軌”。另外，一批近幾年畢業的博士生也加入到這一行列中來，他們更具銳氣和開拓性的姿態，使這一陣容增色不少。我們知道，“文革的終結”不只是歷史的終結，而是一種精神傳統包括其思想范式(包括思維方式和思維習慣)的終結。文革以最極端的方式預示了“革命時代”的危機，即一種不再是社會生活中心的危機，或者說是走向邊緣——成為一種歷史遺產的危機。正是文革的終結孕育了市場時代，在文革的廢墟上結出了“后革命時代”的花朵。在我看來，77級、78級中的少數知識精英，即在這一歷史過程中開始了新的世界觀、人生觀的重建，開始了不同于上代人的思想的求索。文革后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正是這一思想“求索”的產物。文革后的知識分子，在這個意義上可以稱之為“后革命時代”的知識分子——當前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中青年研究者，正是這一歷史范疇的知識分子群體。不難設想，世界觀、人生觀的變化，必然會直接影響到文化觀和文學觀的變化，影響對學科話語、體系、概念和描述方式的新的形成。因此，“20世紀中國文學”、“重寫文學史”、“民間的還原”等一些問題的提出，文化研究的興起，文學史敘事框架的明顯調整，許多人研究視野和研究方式的改變，實際就發生在我們所說的“文革終結”——“世界觀重建”——“后革命話語”這一學科轉軌之中。當然，由于中國歷史的復雜性，這一轉軌將要付出的思想代價，它本身的艱辛和遙遠，也是可以預計的。
　　但是，值得提出的是，“后革命時代”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并不是市場時代的代言人，而是市場時代的批判者。它利用市場時代的顛覆力量完成了自己的歷史敘事，但不等于是市場的合謀者。因為無論在精神向度，還是在價值趨向上，它與市場時代都有著本質的不同。因此，當前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承担的實際是反思革命和反思市場的雙重歷史任務。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經表示過這個意見，革命和市場是影響百年中國文學發展的兩支主要力量，在二者的干預、滲透和控制下，中國文學所走的是一條既不同于西方各國、也不同于東方的日本、印度的異常艱難的道路。可以說，中國現當代文學是以逐步犧牲自己的歷史主體性來獲得發展的生機的。在這一意義上，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勢必既要重新審視革命的歷史，也要重新審視市場的歷史；它既要研究革命是如何結構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歷史框架、文學敘事和概念范疇的，也要研究市場是如何影響到文學的生產和傳播的。還應看到，作為中國“現代性”的雙刃劍，“革命”和“市場”培育和生產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主要的核心概念和理論術語，組織了它基本的歷史線索。雖然“現代性”研究并不等于是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研究，但是至少它應該是一段時間內的主要任務和工作。
　　2002.5.29
　　
　　
　　
南方文壇南寧19～2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程光煒20022002 作者：南方文壇南寧19～2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程光煒20022002

網載 2013-09-10 20: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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