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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國出現了長篇敘事詩創作的第一次高潮，這在中國新詩發展史上留下了許多值得后人深入探索的內容。對這一文學現象，以往文學研究者們就曾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從各個具體作家、具體作品入手，深入分析，力求對作家作品做出公正的評價，其中當然也不乏對某些作品的盛譽。時至今日，已有眾多權威性的論點為人們所普遍接受。然而隨著對整個當代文學研究的日益深入，人們的視野越來越開闊，對某些問題的分析也越來越能超越時代的局限。原來存在于這一特定文學現象探討中的不足，也日益暴露出來。本文試圖從其產生的根源（主要是文學自身發展規律的影響），它與同時形成的長篇小說創作高潮的某些相同點的分析，它的民歌體的藝術特色及浪漫主義的藝術風格幾方面，來探討它的成就和不足，從而為這一文學現象的研究提供點新內容。
　　　　　　一
　　長篇敘事詩在不長的一段時間內呈現出十分繁榮的局面，構成當代詩歌發展史上最熱鬧的一景，其規模之大，反響之強烈實為鮮見。且不論其總體藝術價值的高低，僅這一現象就為當代詩歌研究提供了重要內容。導致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首先應為我們所關注，尤其是從詩歌創作的內部去挖掘它的歷史淵源、積累形成的過程就更為重要，以求從中找到它的合理成分，進而說明它在新詩發展史上所應占有的位置，并借此分析當代詩歌發展演變的某些特點。當然，在從詩歌自身規律入手分析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回避它所受到的外力的影響，承認并剖析這種外部影響帶來的積極或消極的作用。
　　現代新詩從其問世到五十年代末，已經走過了四十余年的發展歷程，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經驗，進行了多方面的藝術探索。從藝術自身的發展規律而言，詩歌創作向著更深更廣的領域邁進，這是其必然。詩歌藝術需要有更博大精深的作品問世，需要自身的不斷超越。這種客觀要求是推動詩歌發展的深藏的內在動力，雖然藝術創作外部環境的變化，會以正反面影響它的實現，但無力從根本上動搖這種內在動力。一有適當的時機，或一旦它為自己創造出適當的時機（哪怕是以扭曲的形式出現），它就要顯示出這種能量。這是詩歌發展中任何高潮形成的最深層的動因。在新詩幾十年的發展中，相對抒情詩而言，長篇敘事詩的創作較為遜色。雖然抗戰時期和四十年代解放區文學中出現了一些較優秀的作品，有的甚至成為新文學的代表作品，但從總體上看，其數量偏少，影響也不如抒情詩大。四十年代初，長篇敘事詩的創作，開始趨于活躍，呈上升趨勢，顯示出詩歌發展的一種新動態。然而由于社會政治原因，這一趨勢到四十年代末暫時中止了。歌頌新時代新生活的抒情詩形成強大勢頭，并構成詩歌創作的主潮。在此情況下長篇敘事詩又顯得相對冷落。從詩歌藝術的自身發展規律看，這是一種非正常的現象。原因之一是長篇敘事詩的創作往往需要更長時間的積累，更精心的構思和推敲，需要在藝術表現日益豐富成熟的基礎上來完成。中國新文學從現代進入當代，既延續著自身的發展，又有重大的轉變。詩人們面對新的形勢，必然要有一個創作心態的調整和適應的過程，在與新生活的磨合中來孕育新的創作高潮。無論是著名詩人，還是后起之秀，都在探索中尋找著更高的攀登點，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來完成新的突破。無疑，在共同的追尋中渴望表現更深更廣的社會歷史內容，揭示更具思想深度的詩歌主題的“史詩情結”，構成詩人們的共同創作心態。創作史詩性的作品，對于中國作家永遠是難以拒絕的誘惑。他們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政治使命感和藝術的追求水乳交融，熱切盼望在史詩性的作品中得以展示。這對他們以往的創作來講乃是向往已久的飛躍。史詩性的長篇敘事詩的創作，寄托著他們對新的藝術高度的沖擊欲望。盡管有些詩人如李季、田間等已有過長篇敘事詩問世，但對以往的超越，成為此時創作的更具誘惑力的目標。至于尚未有此類作品問世的詩人們，更希望通過它來證實自己的創作才能。
　　另外，與此緊密相關的因素還有當代詩歌創作的發展演變。它也從另一個側面促成了長篇敘事詩創作高潮的出現。進入當代后，詩歌創作如同其它體裁的文學創作一樣，從內容到形式都有了重大變化。再加上詩歌和政治風云的聯系更緊密些，所以受到的影響更大。受新時代的鼓舞，最初詩人寫下的多是熱情的頌歌。而后來隨社會形勢的變化又逐漸加重了政治斗爭的色彩。這種從頌歌到戰歌的變化使抒情詩表現的廣闊領域變得越來越狹窄，逐漸流于一種共同的模式，并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很難形成突破。當這種局限自覺或不自覺地被詩人們意識到時，就會構成擺脫束縛的深層心理，就會轉而尋找另外的途徑。例如，由抒情詩轉向敘事詩，雖然未必能完全消除這種制約，但畢竟閃現著新的希望，有可能給詩人提供顯示藝術個性的機會，有可能實現創作上的新收獲，所以，其誘惑力難以令人抗拒。應該注意的是，這種潛在的創作心理長期以來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造成了分析問題時的盲點。
　　當然，此時社會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的因素對這一文學現象的形成影響頗大。鑒于當代文學伊始就形成的文學傳統：與社會政治文化的緊密結合，以及社會對文學的明確要求，強調此方面的影響是十分必要的。否則我們就缺少了一個重要的參照系數。這從此類詩作的思想內容和美學風格上可得到鮮明的印證。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樣，建國十周年這一特殊的歷史背景對某些詩人的創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中國文學中固有的“獻禮”心態也許促使了一些詩作的適時問世，形成這一高潮的一道特有的風景線。然而從根本上說，任何文學外部的因素都必須轉化為文學內部的因素來最終實現自己的作用。所有作品產生時的人文背景都只能部分地而不能全部地決定其命運。這種轉化是復雜的，要通過作家的意識來完成。它要被納入到文學的軌道上運轉，即使有濃重的外力的色彩，也已經是經過了文學化的改造，是文學的政治、文學的意識形態的反應。正是從這一點上，我們強調藝術本身影響力的決定作用，同時，兼顧其它因素的滲透。
　　　　　　二
　　幾乎與長篇敘事詩創作高潮出現同時，當代文學的長篇小說創作也迎來了一個黃金時期，許多有影響的作品紛紛問世。令人注意的是兩種文學體裁的相同之處甚多，從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到藝術表現手法，多有相互映襯之趣。這當然不會是偶然的巧合。結合當時的文藝思想斗爭、文學思潮，結合社會對文學的要求以及被現時政治文化土壤培養起來的讀者的欣賞趣味，只能說是當代文學發展的一種必然，注意到這點，有助于我們從宏觀上去把握分析對象，有助于我們更全面地研究本時期長篇敘事詩創作的諸種特點。
　　本時期的長篇敘事詩，絕大多數都在關注著剛剛結束不久的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斗爭。從不同的側面描繪近半個世紀以來的風云變幻的社會生活，構成其創作的主要內容。這種從重大歷史事件切入的意圖，固然與詩人們的史詩情結一脈相承，是其必然的結果（很長一個時期來，我們一直將是否寫出了重大的政治斗爭和政治事件，作為文學作品是否具有史詩性的評判標準），但同時也是當時文學思潮的集中體現。經歷了若干次對各種“非社會主義”的文學思想的批判后，此時的文學思潮正趨向完全的統一，對文學反映的對象也有了更明確的要求，實事求是地說，可供作家的選擇的創作領域已比較狹窄，能涉及的社會生活也很有限。然而，關系中國社會歷史命運的這段歷史，確已成為各種文學體載表現的對象，并且從中產生了一些優秀的作品。作為藝術的表現對象，它的價值意義已經得到充分的體現。本時期的一些長篇敘事詩藝術地展示了它的歷史進程，描繪出矛盾對立雙方的激烈階級斗爭。成就不容否認。如《楊高傳》、《復仇的火焰》、《將軍三部曲》都以獨特的表現，達到了較高的藝術水準。然而在這中間，確也存在某些創作思想上的誤區。其一是史詩性的追求，并非一定要通過某段重要歷史的描寫來實現，還有更多可表現的生活領域。就是在特定的重大歷史關頭，供藝術創作汲取營養的生活素材也是豐富多彩的，不像我們在創作中表現出來的那么單一。其二是對被限定的表現題材的自覺跟隨，泯滅了一些詩人的藝術創造力，造成其藝術才華的極大浪費。聯系本時期長篇小說創作，這一取材上的相似性就愈加明顯，從中表現出的共同特征更具穿透力，折射出一個時期的文學導向。有的詩人以自己不擅長的表現手法，又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里力不從心地創作，而最終換取的是良好的藝術動機和令人失望的藝術效果不相統一的結局。對此，如果僅從作家個人的角度來分析，顯然是無法說明問題的。詩人無法抗拒本時期文學思潮的引導或誘惑，它甚至成為詩人創作的指導思想。正如有的詩人講的：“我要歌頌這個歷史的轉折點，就是要歌頌這一期間黨和人民的斗爭，就是希望能忠實地敘述這一歷史時期革命英雄的故事。”〔1〕
　　作為詩歌藝術重要一翼的長篇敘事詩，無疑要有一定的事件作為創作的基點，圍繞某一事件來創造詩情世界。由此而言，敘事是必然的。本時期的長篇敘事詩都注重于對尖銳激烈、錯綜復雜的矛盾沖突的描繪，把詩歌中主要人物的命運與歷史風云緊密結合，強調歷史事件對人物命運的深刻影響。為突出階級的斗爭對人物的制約作用，全力敘述各種矛盾斗爭的場面，故事情節曲折多變。如李季的《楊高傳》、聞捷的《復仇的火焰》、王致遠的《胡桃坡》、白樺的《鷹群》等都具有這一特點。對此，當時人們給予了較高評價，充分肯定詩人們的這一藝術追求。由于場面宏大，矛盾線索錯綜復雜，沖突此起彼伏，聞捷的《復仇的火焰》被評論家稱贊為“詩體小說”。白樺也自稱自己的《鷹群》是“詩體故事”。的確，這種努力豐富了詩歌的藝術表現，從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詩人們“全景式”描寫的追求，達到了他們所希望的引人入勝的企圖。同時，這一詩風也契合著當時的文化氛圍，迎合了當時讀者的閱讀心理。在把階級斗爭看成是社會發展的唯一動力的年代，文學期待視野的設立不能與此無關。而連接作者與讀者的文本，在彼此召喚中必然伴隨著社會斗爭的轟鳴。作者對血與火交織的斗爭的描寫，滿足了讀者對斗爭的心理渴望。因而，對故事情節的偏愛就不是一兩個詩人的個人表現。然而，敘事詩不同于小說，它首先是詩，它的敘事強調的是詩意的敘述，表達出的應是對生活的詩意的理解和認識。敘事不是它的目的，講述曲折動人的故事，只是服務于詩人對生活的詩意的思考的一種手段。在敘事之上的是詩的哲理，詩的意境，詩的氛圍的創造，詩的情感的渲染，一味沉溺于具體生活事件的敘述、描寫，必然會造成對詩的特征的破壞，違背詩歌這一特殊藝術門類的基本規律，使其混淆于其它藝術體裁。從新詩的發展史來看，崛起于四十年代解放區文學中的民歌體敘事長詩對本時期的敘事長詩創作影響極大，而一些詩人正是從那時聞名于詩壇的。作為文學大眾化的一種嘗試，民歌體敘事長詩的意義應充分肯定。
　　與此同時，詩人們還在自己的詩作中努力追求人物性格的塑造，如，楊高（李季《楊高傳》）、巴哈爾（聞捷《復仇的火焰》）、將軍（郭小川《將軍三部曲》）、李大釗（臧克家《李大釗》）都是詩人刻意塑造的渴望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形象。也許受同時期長篇小說創作的影響，也許它們同是當時文學思潮的產物，兩種文學體裁同在實踐著一種創作追求。把人物形象的塑造作為藝術創作的基點，對于長篇小說來說，它是適合的；但對于敘事詩來講，將人物形象的塑造提到特殊的地位來強調，則不利于自身優勢的顯現，而容易導致向其它文學體裁的靠拢。詩的世界應該是更形而上學的，更具象征性和情感性的。詩人們在精心描繪人物性格的時候，難免要限制他超越具體的人與事，破壞他對創作的藝術世界的詩意的整體性把握。事實證明，這種担心不是多余的。
　　　　　　三
　　在當代詩歌創作中，強調對民歌的學習與借鑒，是前十七年間的一個重要課題。許多理論家高度肯定民歌對新詩發展的重大意義，把它看成是詩歌發展的關鍵。甚至認為在它的影響下，將會出現一個前無古人的詩的黃金時代，“這個時代將使‘風’‘騷’失色，‘建安’低頭，使‘盛唐’諸公不能望其項背，‘五四’光輝不能比美。”〔2 〕種種類似的主張和理論的盛行，使詩人對民歌體有了過分的偏好。再加上四十年代解放區文學傳統的延續，一些著名的民歌體長詩取得的巨大成功的誘惑，在長篇敘事詩創作中，對民歌的學習借鑒吸收利用蔚然成風，有的完全運用民歌的形式，有的是以民歌形式為基礎，適當吸收其它表現手段，完全不受民歌影響的詩作幾乎沒有。應該看到，對民歌的學習借鑒在現代新詩的發展上曾起過積極作用，產生過相當有益的影響。它豐富了新詩的藝術表現，開拓了詩歌創作的領域，一些優秀詩作的成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但如果就此得出民歌方向就是新詩的發展方向，無疑是不正確的，結果只能是，它不僅抵消了民歌對現代詩歌的貢獻，而且將新詩引向了更為狹窄的道路。民歌自身的種種局限，會嚴重抑制詩歌藝術的進一步提高。因而在探討當代長篇敘事詩第一次創作高潮的成就與不足的時候，首先應注意到這一特征，看到它對詩人和詩作的重要影響。李季的《楊高傳》和王致遠的《胡桃坡》都有意使用了“信天游”的表現形式。田間的《趕車傳》追求以六言為基礎的民歌形式，序言就像一首真正的民歌：“貧農石不爛，故事一大串，有人告田間，寫了《趕車傳》”。這里既有對以往探索的繼續，更有受當時文學思潮催促的因素。詩人李季就曾講：“新詩必須在民歌和傳統詩詞的基礎上進行創造，而這二者，民歌，特別是新民歌較之于傳統詩詞，卻是更重要一些的。”〔3〕在這種占統治地位的思潮的影響下， 各民族各地域的民歌，成為表現本民族本地域生活的長篇敘事詩在表現形式方面首要考慮的問題。
　　另外，此時幾乎全部的長篇敘事詩都在藝術風格上追求革命浪漫主義的特色。首先是從思想內容極力突出詩人的政治熱情，展示其作為一個階級的“戰士”的革命胸懷，塑造本階級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并且以對未來的熱情憧憬或直接描繪來表現政治理想。恰似詩人田間所言：“偉大時代的開端，人民正渴望著美好的歌，正要求詩歌歌唱他們的心和希望，歌唱他們的斗爭，并且希望詩歌成為他們心上的陽光。”〔4 〕不容否認，詩人們是真誠的。他們相信自己寫的是生活的本質，相信自己把握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是在和著時代的脈搏跳動，并且他們的詩篇也受到了那個時代的讀者的喜愛，符合流行的文化思潮，構成當代文學的一種特殊景觀，其意義和影響不能抹殺。然而，受社會政治思潮的影響，導致本時期文藝觀念中浪漫主義過度膨脹。詩人們對生活的把握和分析出現偏差，良好的創作意圖未能取得良好的藝術效果，空想和理想混淆在一起，激情淹沒了生活的真實。如田間《趕車傳》對想象中的“人間仙境”的描繪，只不過是詩人激情的外化，是遠不可能達到的空想的產物。再如李季的《楊高傳》為了突出主人公的革命精神，以革命熱情代替科學技術，極力渲染人物不但在戰爭年代，而且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都站在階級的前列。它雖然極具鼓動性，但由于思想認識的偏頗，帶上了某些違背科學規律的空想成分，從而造成讓人遺憾的后果。其次，在表現手法上，作品多注意對尖銳激烈的矛盾斗爭描繪，重視時代風云的展示，強調寫行動中的人，強調對斗爭過程的表現。多追求明快高昂的格調。從故事情節的安排上，強調正義的力量不可戰勝，反動的勢力必然滅亡。考慮到現實社會對文學作品的要求，光明一定戰勝黑暗，往往成了長篇敘事詩固定的結構方式。詩歌中描寫的所有艱難曲折都是為了襯托最后的勝利，都是為了美好信念的實現。像同時期的長篇小說創作一樣，這里缺少悲劇性生活場景的展示，因而它在真實地寫出了歷史的大趨勢的同時，也留下了一些缺陷，即缺少了對對歷史進程的曲折及其中必然伴隨的苦難的揭示。革命浪漫主義精神彌漫在故事情節的描述中；又如，從場景的描繪上，也流露出理想化的色彩，詩中重要場景的設置，是從表現詩歌主人公的高大形象出發，讓其成為人物塑造的重要手段，側重于特定背景下長詩主人公的感人情懷的展示，或追求高亢氣氛的渲染，如《楊高傳》中端陽寧死不勸降的場景的表現。或突出優美詩意的抒發，如《將軍三部曲》中將軍月下散步的描寫，無不鮮明地帶有這一特征，讓人從中感受到高昂向上的情調。然而，此類方法的普遍運用，也導致了藝術表現上的雷同化，缺少了應有的多側面、多層次的描寫，不利于對社會生活豐富復雜性的挖掘。
　　綜上所述，當代長篇敘事詩第一次創作高潮，在中國新詩發展史上有著自己獨特的價值。這一文學現象，蘊含著豐富的思想內容，從中顯示出若干可供后人分析借鑒的資料。它的得與失，無疑都會給我們有益的啟示，使我們從中尋找到當代詩歌發展的某些特點，得出對那個特定時期文學創作的清醒而符合實際的認識。
　　注：
　　〔1〕田間《趕車傳》上卷后記，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2〕賀敬之《關于新民歌和開一代詩風》，《處女地》1958.7 期。
　　〔3〕《蘭州詩話》，《紅旗手》1959年1月號。
　　〔4〕《關于詩的問題》，《文藝報》1994.4期。
江西社會科學南昌49～5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潘曉生19981998濟南大學中文系 作者：江西社會科學南昌49～5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潘曉生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0: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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