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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已經進入一個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的時代。新的科技競爭和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也使教育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道德教育在整個教育體系中的地位日益凸顯，它不僅決定著素質教育的性質及其發展方向，而且也決定著知識經濟時代所需要的創新精神和倫理品質，決定著一代新人的培育和造就。新的時代，道德不僅是一種崇高的目的性價值，而且已成為一種無形資產或資本。通過道德教育提升組織行為，培養團隊精神，鑄造個人的合作品質和工作素質，對組織和個人的成功也許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而這種倫理教育既立根于知識經濟時代和人類道德實踐發展的內在要求，也需要對歷史上的倫理教育思想和實踐作出科學的總結和批判地繼承。儒家是一個十分注重倫理教育的學派，其倫理教育思想在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都具有十分深遠而深刻的影響。弘揚儒家注重倫理教育的思想，對于發展和充實新時代的倫理教育，無疑具有重大的意義和價值。
　　一、儒家關于倫理教育地位和作用的認識視角
　　儒家是十分注重倫理教育并以倫理教育為教育之根本內容和最終目的的學派。儒家對倫理教育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就其大者而言，主要通過以下三個方面表現出來：
　　第一，倫理教育是使人（自然的人）成為真正的名副其實的人（社會的人）的必由之路。儒家主張明人禽之辨，把教育看作是人區別于動物的一個重要方面，認為倫理教育是學習做人和培養人的德性的教育，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需要，“不學禮，無以立”，只有強化道德教育，才能使人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人和健全人。孟子說：“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這里所說的教，即是指的倫理教育。宋明時期的儒家也十分強調倫理教育的極端重要性，認為倫理教育能夠變化和改造人的氣質，使人去掉“氣質之偏”，恢復“天命之性”，成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人。朱熹說：“古者圣王，設為學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庶人，皆以八歲而入小學，十有五而入大學。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以復其性，以盡其倫而后已焉。”（《朱子文集·經筵講義》）在朱熹看來，要想使人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就必需借助和通過道德教育。
　　第二，倫理教育事關社會的安定與治理，是社會實現有序運行的重要條件。在儒家看來，倫理教育不僅事關人之所以為人的內在需要，而且事關治國安民、經邦濟世的大局，事關社會的長治久安和敦風化俗。政治需要道德的教化，為政以德才能治理好天下國家。“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孟子比較了善政與善教的關系，肯定地指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漢儒董仲舒把道德教育視作人君或國家統治者的首要任務，他在《舉賢良對策》中說道：“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罚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在董仲舒看來，道德教化是治國安民的主要手段，它既可以協調統治階級內部的上下左右關系，使其“敬順以禮”；也可以化解百姓之間的矛盾，使其“力其孝弟”，“教化之功”可謂大矣（《春秋繁露·為人者天》）。清代推崇儒家學說的康熙皇帝在《學校論》一文中指出：“治天下者，莫亟于正人心，厚風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教化者為治之本，學校者教化之源。”教化即道德教化。康熙認為，只有道德教化，才能夠“務其本而不求其末”，“尚其實而不務其華”，才能夠移風易俗，匡正人心，使天下達到大治。漢儒賈誼在總結秦亡漢興的經驗教訓中比較了刑法與德教在治理天下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他說：“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治安策》）為此，賈誼把秦代滅亡的原因追溯到商鞅對德教的廢棄。鑒于秦二世而亡的教訓，賈誼在漢初十分強調道德教化的作用，提出“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有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勸之；民勸之，然后國豐富也”（《大政下》）。道德教育對國家的安定和風俗的整頓，都有著非同一般的作用。“故士民率之以道，然后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后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后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后士民信也”（《大政上》）。賈誼還強調，道德教化是一個上行下效的過程，不能把民的不善歸罪于民。一般地說，“君能為善，而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大政下》）。
　　第三，德教重于并高于文教，德育為智育之目的和方向。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認識到教育包含了德育、智育和體育等方面的內容，主張培養仁智合一德才兼備的優秀人才，但在德育與智育的關系問題上卻十分強調德育的地位和作用，認為：“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德育為智育的根本和統帥，智育為德育的依托和表現，要求以德統才，以德御才。宋代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指出：“才德全盡謂之圣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為謂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最理想的人才應該是德才兼備的優秀人才，其次是德勝才的君子，如果不能得到德才兼備的圣人和德高于才的君子，只能在才德兼亡的愚人和才高于德的小人中進行選擇，儒家總體上的趨向是“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為什么這么說呢？司馬光指出，“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這就清楚地說明沒有德性作基礎和指導的才能只會給人類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儒家主張把德育放在第一位，提出“德教為先”的理論。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這即是把倫理道德放在學習文化知識之上。
　　總之，儒家十分強調德育的地位與作用，把道德教育視為人之所以為人的第一需要，視為治理天下、移風易俗的根本，視為教育的根本宗旨和目的，從人的成長與完善、社會的安定與和諧以及人類文明的化育與推進諸方面肯定了道德教育的無上價值。
　　二、儒家關于倫理教育內容的思想
　　儒家關于倫理教育內容的認識，所涉甚廣，包含著極為豐富的內容，幾乎涵蓋倫理道德的方方面面。我們認為，最能反映儒家倫理教育內容思想實質的當以孔子的“行忠信”、孟子的“明人倫”和荀子的“隆禮貴義”為代表。
　　第一，孔子的“行忠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文”，指的是以詩、書、禮、樂為內容的文化知識教育，而“行、忠、信”則主要是一個道德教育的問題。行，主要指培養一種道德實踐的能力，能夠把學到的道德知識見之于自己的道德行為，在實踐中加深對道德知識的理解與把握。在道德教育的問題上，孔子強調道德踐履、身體力行的重要性。他要求學生“敏于事而慎于言”（《論語·學而》）。孔子的學生子夏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論語·學而》）道德知識一定要體現在道德行為上，而如果有相當優秀的行為表現，雖然沒有正式或嚴格的學習經歷，也不能否認他有學問。忠、信是道德教育的中心環節和內容。忠，上中下心，是中和心的組成，指人心應中正平直，無所偏私。忠的根本要求是真心實意、盡心竭力地積極為人、為事。信，左人右言，系人與言的組成，意指人在與人相處的時候不失言，說話算數。孔子主張以忠信立教，以培育學生的人品和健康的道德心靈為教育的宗旨。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ｎí＠①，小車無ｙｕè＠②，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做人如果不講信譽，那他還有什么可以肯定的呢？他還能在這個世界生活嗎？又說：“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論語·子罕》）“主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論語·衛靈公》）忠信之教，就其實質而言，即是仁道之教。
　　第二，孟子的“明人倫”。孟子發展了孔子的思想，對倫理教育問題非常重視，并提出了以“明人倫”為宗旨的倫理教育論。他說：“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孟子·梁惠王上》）庠序，古代鄉學，原指地方設立的學校。孟子解釋說：“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孟子·滕文公上》）興辦各類學校，對學生實施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倫”，即使人懂得人與人的關系和做人必須遵循的道理，以成為一個名副其實意義上的人。在孟子看來，人倫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內在規定性，它包括五種最基本的倫常關系，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在五倫關系中，父子、君臣二倫最重要，“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孟子·公孫丑下》）。在父子、君臣二倫中，做兒子的孝敬父親，做臣子的忠順君主，尤其重要，否則就談不上做人了。正是從這一角度，孟子批判了楊朱和墨翟的思想，指出：“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下》）不講愛父事君，就是違反了最基本的人倫，這樣的人同動物就沒有什么區別。孟子提倡的仁義，同愛父事君密切相關。仁的基本要求就是“親親”，即兒女孝敬父母，“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主要是一種君臣之間的合道義關系，包含著君惠臣忠等內容，要求“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孟子認為，愛親是愛人的起點，愛人是從愛親擴展出來的。君子對于萬物，愛惜它，卻不對它講仁德；對于百姓，用仁德對待他，卻不親愛他。君子親愛親人，進而仁愛百姓；仁愛百姓，進而愛惜萬物。此即“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教育就是要培養人的人倫觀念，使人“察于人倫，由仁義行”，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
　　第三，荀子的“隆禮重義”。在荀子看來，人類群體是靠禮義來維系其生存和發展的，禮義是使人成為人的本質規定性，人“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荀子·王制》）；“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禮義”（《荀子·天論》）。禮義是一種“養人之欲，給人以求”的道德原則和規范，也是人們所應具備的道德品質。“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荀子·大略》）。這是以“禮”為全德之名，諸德之綱，認為禮不僅包含其他德目，而且統率其他德目。“夫義者，內節于人而外節于萬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調于民者也。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荀子·強國》）這是說，人和萬物以及君臣上下的關系都十分得當，或者說使人的行為各有其節度，不超過自己的分位，即是義。禮義是社會的道德秩序和人的道德品質的合一，講求禮義既有助于維護等級制度的社會規范和人類社會生活的完整性，也有助于實現人的本質及其價值。是故“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荀子·議兵》）；“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荀子·致士》）。故禮義不僅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內容，而且也是道德教育所要達到的目的，“故學至乎禮而止矣”（《荀子·勸學》）。
　　此外，《周禮》還主張以三德、三行教育“國子”和人民。所謂三德是指“至德”、“敏德”、“孝德”，“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所謂三行是指“孝行”、“友行”和“順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周禮·師氏》）。三德三行的倫理教育觀強調道德意識與道德行為的合一，是儒家知行合一思想在倫理教育內容上的深刻表現。
　　儒家所提出的倫理教育內容學說同其倫理教育目的的理論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或者說倫理教育目的的理論是其倫理教育內容學說的有機組成部分。儒家主張從社會的道德原則規范和個人的道德品質兩個方面加強倫理教育，使倫理教育真正有助于個人的完善和社會的進步，實現《大學》中所提出的“明明德”、“新民”和“止于至善”的倫理目的。“明明德”即是發揮人自身光明的德性，在自我道德教育和道德修養上下工夫，使自己的內在道德心靈日趨豐富和完善。“新民”即是指不僅要完善自己，實現內圣或自我完善，而且要在幫助和完善他人上下工夫，使他人也能得到完善。“止于至善”是內圣與外王的統一，亦即使“明明德”和“新民”二者臻于完美境地，這是倫理教育的最高目標，也是儒家倫理教育內容所要達到的最高境界。
　　三、儒家關于倫理教育方法的理論
　　在倫理教育的方法問題上，儒家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觀點，并建構起了頗具特色的倫理教育方法論體系。總體上考察儒家的倫理教育方法論體系，我們發現它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各種具體的方法既互相滲透互相融合又互相支持互相促進。
　　第一，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儒家倫理教育一種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方法。進行倫理教育首先要求弄清教育的對象或客體，進行有針對性的教育。孔子認為，“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論語·雍也》），因此，必須仔細地觀察道德教育的對象，“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論語·為政》），以提高道德教育的針對性。孔子本人對學生進行道德教育時非常注重因材施教。子路問：“聞斯行諸？”孔子回答說：有父兄在，你怎么能夠聽到就去做呢？冉求問：“聞斯行諸？”孔子回答說：你聽到了就去做吧！公西華困惑不解，便問孔子：為什么他們兩個人提同樣問題，而夫子你卻給以不同的回答？孔子說：“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論語·先進》）意即冉求為人退縮，所以我鼓勵他進取；子路為人過人，所以我抑制他一下。根據不同的教育對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這就是孔子的因材施教。
　　第二，教養結合。儒家既強調社會的道德教育，又強調自我的道德教育和修養，主張教養結合，使社會的道德教育內化為個人的道德修養，以鞏固道德教育的成果。荀子認為，禮義教化與修身自強是辯證統一的，二者互相聯系互相促進，禮義教化必以修身養性為基礎，修身養性也需以禮義教化為動力。他說：“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辨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于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荀子·性惡》）良師益友對于自己的道德修養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故君子隆師而親友”，通過道德教育和虛心向他人學習來加強自己的道德修養，“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荀子·勸學》）。君子只有不斷地接受社會的道德教育和不斷地學習，并在此基礎上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才能成為真正有道德的人。
　　第三，慎言敏行。在倫理教育中，儒家特別強調知行合一，主張慎言敏行、言行一致。為了防止言行不一或言行脫節的現象，孔子提出了“敏于事而慎于言”的思想，要求學生們行動敏捷而說話謹慎。他說：“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又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論語·里仁》）“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論語·子路》）孔子教育學生特別注意言行一致，強調少說多做，敏事躬行，“言必信，行必果”，并認為對一個人的觀察必須看他的行為，“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冶長》），將行為作為判斷善惡是非的標準。此后的儒家學者繼承了孔子的思想，在道德教育中也十分強調知行合一，注重在事上磨練。
　　第四，寓情于理。儒家認為，培養學生的道德品質，首先要曉之以理，使學生形成道德倫理的概念和信念，形成理性化的道德意識，這是道德教育的起點和重要內容。孔子要求學生“知德”、“知仁”、 “知禮”，并說“不學禮，無以立”。荀子作《勸學》，提出“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并認為要使學生有道德，必先讓他們對道德規范有所認識。同時，儒家也特別強調啟動學生的道德情感，在道德教育中動之以情。儒家認為，任何道德品質都包含道德認識和道德情感兩種因素，只有道德認識而沒有道德情感，或只有道德情感而沒有道德認識，都不能構成某種真正的道德品質。孔子納仁于禮，主張仁禮結合，一方面用仁來充實禮，“禮云禮云，玉帛乎云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認為禮以仁為內容，只有做到仁，才能真正遵守禮樂制度。因此，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另一方面又用禮來規定仁，提出“克己復禮為仁”，強調“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孔子的仁禮結合，表現了道德規范與道德情感的統一。
　　此外，儒家還提出了“身教重于言教”、“學思結合”以及“家教、校教與社教相結合”等方法，重視道德教育的針對性、層次性、連續性和實踐性，認為道德教育應由內而外，由個人而群體，由具體而抽象，由淺而深，并以胎教為起點，以啟蒙德教為基礎，以家庭道德教育為依托，以學校道德教育和社會道德教育為重點和主體，注重養成教育和終身教育，強調營造良善的道德教育環境和道德教育氛圍，并為此設計了一整套具體實現的路徑和方略，使道德教育深入人心，變成了培養人才、治理社會、移風易俗的一種重要手段。
　　四、儒家倫理教育思想及實踐的現代價值
　　總體上看，儒家倫理教育思想及實踐是適應封建專制主義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需要而產生并為其服務的，有它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消極因素，需要我們給以批判。但立足商品經濟高速發展、功利意識日趨泛濫、道德建設面臨著嚴峻形勢的新的世紀，科學而理性地審視儒家倫理教育思想及實踐，仍不難發現其某些可取的因素。
　　首先，儒家對倫理教育的地位、作用及其重要性的認識值得我們重視。它提醒我們無論是從人之所以為人精神的弘揚、人才的培養上講，抑或是從社會的治理整頓和造就和諧進步的社會秩序上講，都需要也離不開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推動社會道德進步、促進個人道德完善的重要精神力量。忽視道德教育，只會使人之為人的內在規定性受到減損，使人才的培養達不到應有的目標和水平，同時也會使社會的道德狀況日趨惡化，最終給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造成嚴重危害。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孔子的這一思想，同西方近代教育家赫爾巴特所講的“教學如果沒有進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種沒有目的的手段”，同世界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所說的“要是沒有倫理教育，人類就不會得救”等思想，其實質是相通的，一致的。人類發展到今天，需要倫理教育如同人類之需要生活。知識經濟時代呼喚人的素質的全面提高，蘊涵著對倫理教育的肯定與重視。沒有先進合理的倫理教育，不僅人的創造精神難于形成，人的素質也不可能真正得到提高；沒有倫理教育，一系列遵紀守法、公正平等和互助友愛的觀念不僅難于形成，即便是形成了也難于得到真正的貫徹落實。要使社會實現有序和合理的發展，要使人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要培養優秀的全面發展的人才，就一刻也不能沒有倫理教育。科學地發掘儒家關于倫理教育地位、作用和功能的思想，也許有助于我們更清醒更全面地認識當代社會加強倫理教育的重要意義和價值。
　　其次，儒家對倫理教育內容的認識凸顯了道德規范和道德品質的價值，含有將社會道德和個體道德結合起來的因素，值得我們繼承并予以弘揚。道德教育的目的在傳播和推廣道德，而道德總是兼涵原則規范和德性品行兩個方面的內容，因此，道德教育必須也應該在宣傳社會的道德原則規范和個人應有的德性品行上下工夫，力爭使社會的道德原則規范內化為個人的道德品質，使個人的道德品質外化為社會的道德原則規范。美國當代著名倫理學家弗蘭克納在自己的《倫理學》中指出，沒有原則的品質是盲目的，沒有品質的原則是軟弱的。因此，不能把作為原則或規范的道德同作為德性或品格的道德對立起來。儒家在倫理教育問題上總是通過人倫來強化人品，通過人品來踐履人倫。盡管今天的時代同傳統儒家所處的時代相比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倫理教育應始終以社會的道德原則規范和個人的道德品質為內容的基本趨向是各個時代和社會所共有的，無論社會如何發展變化，倫理教育總是應當在宣傳社會的道德原則規范和個人的道德品質上努力并依此為根本性的內容。
　　再次，儒家對倫理教育方法論的探討涉及倫理教育的基本路徑、措施和方法，值得我們給予特殊的關注。儒家倫理教育方法論體系從言行、情理、教養等多個方面運思，強調因材施教，并主張把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有機地結合起來，使倫理教育能夠充分發揮自身的作用，達到預定的目標。教育方法是為教育內容和教育目的服務的，良好的教育方法常常能夠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道德教育方法作為一種工具理性具有較多的普遍性和實用性，因而能夠更多地為不同時代的人們所使用。儒家關于倫理教育方法論的思想與觀點，只要我們運用得當，完全可以為當代的倫理教育服務。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車（繁體）加（倪去亻）
　　 ＠②原字車（繁體）加兀
《齊魯學刊》曲阜91～97B8倫理學王澤應20012001儒家從人的成長與塑造、社會的安頓與治理方面凸顯了倫理教育的地位、作用與價值，并從德教與文教的角度較好地論述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了“行忠信”、“明人倫”、“隆禮貴義”等理論，主張從社會的道德原則規范和個人道德品質德性方面進行培育熏陶，通過“因材施教”、“教養結合”、“慎言敏行”、“寓情于理”等方法，以實現《大學》中所提出的“明明德”、“新民”和“止于至善”的目的。儒家關于倫理教育的理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是可以為當代社會的精神文明和倫理教育服務的。儒家/倫理教育/現代價值王澤應(1956-)，男，湖南祁東人，湖南師范大學倫理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湖南師范大學 倫理學研究所，湖南 長沙 410081 作者：《齊魯學刊》曲阜91～97B8倫理學王澤應20012001儒家從人的成長與塑造、社會的安頓與治理方面凸顯了倫理教育的地位、作用與價值，并從德教與文教的角度較好地論述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了“行忠信”、“明人倫”、“隆禮貴義”等理論，主張從社會的道德原則規范和個人道德品質德性方面進行培育熏陶，通過“因材施教”、“教養結合”、“慎言敏行”、“寓情于理”等方法，以實現《大學》中所提出的“明明德”、“新民”和“止于至善”的目的。儒家關于倫理教育的理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是可以為當代社會的精神文明和倫理教育服務的。儒家/倫理教育/現代價值

網載 2013-09-10 20: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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